上班第一天，我被讨薪民工拉上25层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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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宋婷婷
上班第一天，我接待的第一组访客，就是讨债的民工。他们要不到钱，把我带到25层天台。他们站在边缘，大喊道：“不还钱，俺们现在就跳下去。”
01
今年5月，我先前就职的广告公司倒闭了，大家都没能如愿要到赔偿，我重新编辑了简历开始投递。
几经波折后，朋友介绍我到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据说在业内排名前三十，但是由于编制受限，我被签到了外包公司名下，说是待遇相同。
岗位是行政专员，还包括了前台的职能，那就是负责接待陌生来访的客人。工位在公司一楼大厅的正中央，大理石桌子台子后面。原本以为工作清闲点，但直到第一组访客到来，我才意识到这份工作并不轻松。
第一组访客是债主。
三个中年人，两男一女，领头的穿蓝色上衣，另一个男人穿的黑色，女人穿灰色上衣。他们的上衣早已被汗渍浸透，裤子上净是灰，鞋底沾满泥巴，像是刚出工地的工人，一嘴淮北地区方言，张口就是：“俺是来要钱的，把欠俺们的钱都还了。”
我打电话给部门主管陈经理，叫他过来处理。随即指了指沙发，叫大哥大姐坐到那里等待：“领导马上过来，请坐在那里稍候。”
不知是不是担忧弄脏沙发，他们并不落座。我给他们倒了三杯茶水。
大姐接过茶水，说：“小姑娘，你不要在这干了，这公司连几十万都付不出来，肯定要倒闭了。”
我不好反驳，便微笑着说：“大姐，我领导马上来了。”
陈经理到了门口，看到这三个人，神色也紧张了些，拉他们进了临近的小会议室。谈了些什么，我不知道。
不久之后，陈经理送走他们，出来跟我说：“下次他们再来，你就说明天公司财务会给他们付钱。”
我心想，这陈经理人品还挺好，一个行政部主管能帮农民工要到欠薪。
不料一转头，陈经理又交代我：“看住他们，别叫他们往里去就行。不是咱们公司欠钱，是中间的转包人欠了钱，找我们要钱是没道理的。我找人催他们给钱了……唉，现在这房地产行业，真不好干啊。”
到底还是踢皮球，料想咱们国家男子足球队有这脚下功夫，也不至于进不了世界杯。
午后，那三位大哥大姐又找了过来，他们比上午更加愤懑，为首的蓝衣大哥吼着问我：“说好的中午打钱，为什么没打？叫你领导出来。”
“领导说明天一定打钱，你们放心，先回去吧。”我心里有点同情他们。
“明天要是不打呢？”大姐问我，“俺们都快活不下去了。”
“领导说了明天打钱。”我重复说，“你们就放心吧。”
他们怒火更盛，声音声调比先前更大，试图闯入里面的办公区，我急忙叫来保安，拦住他们。同时又找陈经理出面。可他不愿意再露面，叫我继续拦住他们即可。
“可他们要是一直在这儿闹呢？”
“你就说明天给他们打钱，不信就让他们闹，累了就都走了。”听陈经理的口气，像是给我传授哄骗孩子的办法。
孩子会撒泼打滚，他们也会。
在我车轱辘话一遍遍敷衍之后，三个大哥大姐已无耐心，给我撂了狠话：“等着，今天要不到钱，俺们就死在这里。”
我一哆嗦，身子退了退，生怕他们抽出什么刀棍，与我同归于尽。
他们却没理会我，转身径直走进安全通道，去了天台。
02
这栋写字楼有二十五层，一百多米高，天台风很大。
天台因为暴晒而滚滚发烫，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我万不可能上到这里。三人站在天台边缘，我和保安在不远处站着。
我给陈经理打了电话，他这下也急了：“你和保安先安抚住他们，我报警了，警察马上来。”
“你们领导咋说的？”
挂了电话，我向他们喊道：“我领导马上来，他肯定有解决方案，你们先过来，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急得像热锅蚂蚁，心脏突突乱跳，双腿不停颤抖。
说话间，领头的蓝衣大哥，往边缘持续靠近，一两步就能跳下楼去。
“你们别走了，”我急得快哭出来，“有什么事情好好商量，想想你们家里人啊。”
“才多少钱啊就闹自杀，不值当啊。”保安也在旁边喊道。
“多少钱？几十万啊，干几年也干不出这么多钱，你们这些坐办公室的，就知道说风凉话。”蓝衣大哥说。
保安只好闭嘴。
“叫你们领导还钱，不然俺们现在就跳下去。”蓝衣大哥继续威胁，又挪了挪脚步。
等了也挺久，陈经理也没出面，兴许是在催转包人付款。我等不及了，再次拨通陈经理的电话，按下免提键说：“陈经理，大哥大姐马上就要跳楼了，你跟他们说两句吧。”
“再不还钱，俺们就跳了。”灰衣服的女人喊道。
陈经理可能没想到我会这样逼他，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们先下来，我们今天一定把这事儿解决了。”
“你别说空话，你能做主就给俺们打钱，你不能做主就换人。过十分钟还没个准话，俺们就跳下去，我活不下去了，你们也别想好好活。”蓝衣大哥喊道。
陈经理又沉默了。
我忽然心生一计，我说：“要不这样，今天先给他们打一半儿吧？先给他们点儿盼头。”
蓝衣大哥想了想，说：“就是就是，至少给俺们一点盼头。”
等了一会儿，陈经理开口说：“行吧，今天打一半儿，你叫他们先下来。”
“俺们不下去，收到钱俺们再下去。”蓝衣大哥说。
我们继续僵持了一个多小时，蓝衣大哥打电话找人确认，他打开免提，喊道：“说是钱打过去了，收到了吗？收到了吗？啊？”
“收到了，但是不对啊。”电话那头说。
“哪里不对？”蓝衣大哥问。
“怎么只有一半？”电话那头问。
蓝衣大哥眉头松了：“一半就不错了，今天先付一半，明天给剩下的，这可是俺们用命要到的。”
一行人下了天台，遇到陈经理，蓝衣大哥说：“陈总，说好的明天剩下一半，一定要给啊，不然俺们还来。”
“说实在的，兄弟，”陈经理交了底，“这一半是公司顶着压力给你付的，你们施工那边的钱是转包人欠的，和俺们没啥关系。”
“那边的王总说，他有一百多万质量保证金在你们这里。”蓝衣大哥说。
“一码是一码，不是这样算的。”陈经理继续道，“剩下的钱你们真得找王总。”
“那你们帮俺们催催王总，俺们都是小人物，咋催都没用。”对方撂下这句话，扬长而去。
陈经理交代保安，给天台上几重锁，不要再让人轻易上来了。回头把我叫到会议室，训斥我怎么乱出主意。
“那好歹是三条人命啊，真要死了，就不是十几万能解决的事儿了。”我想了想，又说，“也不能怪我呀，都怪项目部和财务部那帮人，是他们把锅甩过来给我们……”
“唉，是啊，到底还得我们行政部背锅。”陈经理说。
03
几天之后，转包方的王总没有付剩下的一半款项。
这天早上，那三个熟悉的面孔，讨债小分队又来了。他们似乎知道天台上了锁，这回换了一种方式。
蓝衣大哥拿着唢呐，灰衣大姐拿着铜锣，黑衣大哥拿着卖菜的扩音器，一场别开生面的三重奏音乐会就在公司大厅上演了。
出于对上次事件的感谢，他们演奏前特此告知我：“小妹，坐好，把耳朵捂上，等会儿可就吵了。”
我默默地点点头，心想，已经来不及通知其他人。
一声超级大的敲锣声开场后，扩音器就开始吱吱地放：“还钱，农民工的血汗钱，还钱，农民工的血汗钱。”随之佐以唢呐的尖锐高音。
同事们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了一跳，纷纷跑到门口看。还有其他楼层的人跑到我们大门口围观，被保安一一赶走。
陈经理早已跑了出来，看到这番场景，上前交涉：“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俺们等了好几天了，为什么还不还钱。”蓝衣大哥说。
“再等几天，再等几天，就快了。”陈经理还是原先的一套话术，“我在催王总了，你们再等等。”
料想王总是赖定了，他们才瞄准我们公司。
陈经理也不再受威胁：“这样垫钱那就没底了。况且本就和我们公司无关的。你们闹吧，能给一半都不错了，还不知足。”说完甩手走了。
三个人如入无人之地，将乐器的吵闹声放到最大，同事们被折磨得厉害。
陈经理叫来警察，对方才收手，但是不肯走。对于这种经济纠纷，警察并无太多的办法，只是要对方保持克制，走法律途径。
等警察一走，三人又卷土重来。
往后几天，他们每天都会来，每次的交响乐不尽相同，有时带着横幅，写着“还钱”“无良公司”之类的话。
陈经理和同事们逐渐麻木，我也渐渐习惯了吵闹。保安要动手赶人，他们就躺地上撒泼，怎么赶也赶不走。慢慢地，所有人都默许他们在大厅待着。
按照眼下的局势下，公司的首要任务是保交楼，谁还有空管这十几万的一笔小债务。
而那三位大哥大姐，在6月份后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一改原来讨债行径。他们依旧每天来，但不吵不闹，偶尔在门前的沙发上刷刷手机，要些公司的茶水。
更叫我目瞪口呆的是，几天后他们带来了锅碗瓢盆，还带着菜，一副要定居于此的模样。
蓝衣大哥手里端着锈迹斑斑的电煮锅，一脸严肃地放在了沙发边上，地上立马落了几道沙砾，看起来多半是从工地拿来的生活用品。
他们连接墙上的电源，然后去茶水间洗菜，在里面做午餐。
大姐洗好菜端出来，见我正站在那里看，热情地走过来说：“小妹，中午别点外卖了，一起吃吧。”我摆了摆手。
等我中午拿外卖回来，桌上扣着一个瓷碗，掀开是另一个瓷碗，里面装着他们做好的菜，香扑扑的。
我朝沙发方向望过去，他们三个正歪着休息，似乎很累，手里还扶着讨债的招牌。
往后，他们每天都会做一些菜，荤的少，素的多。每到中午饭点，大姐就趁没人的时候，放一碗在我桌上。
他们做的饭菜很可口，那时候我经济不富裕，老公刚刚失业，这样一顿午饭能替我省下十多二十块钱。他们也是为了省钱吧。
有一回，我给他们添茶水，问大姐：“大姐，你们最近怎么消停了？”
大姐苦笑两声，说：“别提了，俺们工资还没发。”
“工资？”我问。
“人家请俺们来讨债，但还没给俺们钱。他们说要全款到账，才给发工资。”大姐说。
“你们是讨债公司的？”
“是啊。”
原来他们并非债主，而是债主雇佣的人，负责讨债，按底薪加提成的形式计算收入。可上个月的讨债工资，还没有发下来，所以他们也没有积极性了。
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农民工，不料他们是讨债公司的“打手”。如此想来，那天在天台以命威胁，只是他们的表演，他们并不会跳楼，而是在利用我和陈经理的同情心。
知道真相后，我不再跟他们一起吃饭，转而是和陈经理商量着，怎么尽快驱散他们。
陈经理提议，在他们常坐的沙发上动些手脚，然后以他们损坏了公司财产为由叫来警察，再在协商下要求对方不再进入公司。我觉得可行。
这天下班后，陈经理在沙发上动了手脚，第二天只要他们来了坐上去，沙发就会坏掉。这个方法简单，但是十分奏效。
第二天，沙发果然坏了，蹲守的陈经理箭步上去要求赔偿。双方争吵在一起，叫来了警察协调。
他们三人自知理亏，面对警察是有点心虚。陈经理说，可以不追究赔偿，他们稍微松了口气。陈经理马上提出要求：“你们以后不能再进我们公司，不然再弄坏啥就必须赔了。”
三人看起来没什么心眼儿，果然服了软，离开了公司。
他们还是每天都来，但阵地退到了公司门外。
大姐有时站在门口喊我：“小妹，能不能给俺们倒杯水喝？”手里晃着两个油光发亮的大瓶子。
我假装听不到，专心盯着电脑。
又过了些天，两位大哥不来了。我想是这家讨债没有结果，去讨别家了。
只剩下大姐守着。她带了一个凉席，常常躺在地板上，旁边竖着一个牌子，写的还是：“无良公司，欠债不还，民工的血汗钱。”
当月月底，公司迎来债务危机，境外的美元债亟待归还，账上杯水车薪，更无还债给他们的可能。
无妄之灾也落在了我头上。
04
公司裁人减员，还停发了外包单位员工的工资，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老公还在失业状态，我们每月动辄一万多的房贷根本无处着落，我试图跟公司争取自己的权益，以维持生活。
却被陈经理一句话堵回去：“你的工资不是我们管，你去找外包公司商量吧。”
“你们不给外包公司打钱，他们怎么给我发工资，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问题呀。”我说。
“一码归一码，我们欠他们钱，跟他们欠你们的钱，那是两码事。”陈经理说。
我看着他面无表情的脸，顿时哑口无言。这天没有要到钱，下班还遇到大雨。
我没带伞，正在门前发愁如何回家，讨债的大姐叫住了我：“小妹，你是不是没带伞？俺送你一把。”
我愣了一会儿，没好意思接拿把伞：“不用了大姐，我等等吧，这雨下不久。”
大姐卷起席子，背上包，说：“你也去地铁站吧？咱一起走。”
“我再等等吧。”我感到浑身不自在，后来想想是因为愧疚在作祟。
“走哇。”大姐打开雨伞，招呼我。
我只好走到大姐的伞下。
“这雨真大。”大姐说。
“是啊。”我想了想，“最近怎么没见那两个大哥啊？”
“他们回工地干活了。”大姐笑了笑。
“我以为你们是专门讨债的。”我说。
“去年俺们三个合伙包了一点活儿，包工包料的，算下来干完了能挣十来万，谁知道人家不给钱。这条线上的人都找遍了，什么转包方、开发商啥的，一圈一圈都转晕了。”
“后来咋帮人家讨债了？”
“后来有个张总说叫俺们直接帮他讨债，讨回来了，不但给俺们结账，还给俺们发工资和提成。”她说完，又叹了口气，“现在啥也没要回来……”
我的脸一下就红了，原先以为他们是讨债公司找的演员呢。
“唉，现在的钱太难要了，找谁都是给你踢皮球。”大姐忽然感慨道。
我决定帮助他们把自己应有的钱讨要回来，而不是被当作施工方、转包方的利用工具。况且我深知，我们公司现在绝不可能给他们垫付剩下的钱了。就连我的工资，大概也只能通过劳动仲裁的形式硬来讨要，至于能不能执行都是两说。
所以他们首要的目标应该是锚定施工单位，逼迫施工方付款。我查了很多资料，发现大姐她们的主要问题就是身份问题，如果是以民工的身份讨要工资，会比直接讨要小承包款容易很多。
于是第二天我找到大姐，说明来意，她很惊讶我突如其来的帮助，但就像那天在天台对峙一样，她还是选择了相信我。
我要到了她们工作时期的一部分资料，虽说大部分没什么用，而且很多东西都是口头约定或者微信截图，并没有材料佐证。但是对于民工维权的角度来说，只要证明两件事就行：第一是干了活，第二是没收到钱。
我通过维权网站提交了资料来投诉，两天就得到回应，并且是直接冻结了施工方的资金账户。
这下施工单位确实紧张了，不再甩锅给分包方和开发商，而是直接将拖欠的钱还给了他们，打了电话要求撤销投诉。但是先前许诺的讨债工资和提成没有讨要的可能了，只能当大姐她们吃了这方面的亏。
事成后，大姐找我道谢那天，正是我正式离开公司的日子。他们一个劲地想请我吃饭，但是我都婉言拒绝了。
我挥了挥手，跟他们告别：“那我先走了。”
“小妹，”大姐忽然叫住我，“要不大姐帮你讨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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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柴柴
编辑 | 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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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柴
一个记录生活的人，一个讲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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