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带娃的“老漂”们，没有晚年

远离家乡跟随子女来到异地养老的群体，被称为“随迁老人”，但另外一个词似乎更能描述他们的处境——“老漂族”。
南京的一对老夫妻，为了托举女儿，去到澳洲。但饮食习惯、语言障碍、价值认同、文化差异等无处不在的鸿沟，让他们无所适从。
他们盼望回到熟悉的故土，但当真的回来了，他们却陷入另一种孤独、无助的境地。

2020年5月的一天，我正在澳洲的女儿家里，给两个外孙女喂饭，南京的养老院忽然打来电话，说我老伴受不了约束，翻墙逃跑了。我吓得打翻了勺子，半天才缓过神来。

女儿女婿不在家，我哆嗦着赶紧联系南京辖区派出所、街道负责人，请他们帮着养老院一起找人。又给老家对门的邻居打电话，请他们在家守着，万一我老伴回去，可别让他再乱跑了。

几通电话打下来，我手心直冒汗，胡思乱想着：养老院那么高的围墙，老伴81岁的人了，是怎么爬上去的，跳下去会不会骨折？想着就感慨起来，如果当年女儿没有出国，这一切或许不会发生。

我和老伴算是晚来得女。我30岁生下女儿宇飞那年，老伴已经40岁。老伴高兴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说：“女儿好，贴心小棉袄。”

那时，我们住在军工厂宿舍，大院里的同事来贺喜，都说老伴给女儿取的名字好，展翅高飞。不过，也有亲戚开玩笑说：“这飞啊飞的，怕是要远嫁，到时候谁给你们养老啊。”

老伴不以为然，他把襁褓中的女儿高举起来，说：“不怕，咱以后就招上门女婿。”

然而，事情并没有朝我们设想的那样发展。

宇飞学习虽然不好，但干起事情很有冲劲。从中专幼师毕业后，她去通讯公司当过客服，又到专卖店卖过衣服，还做了一段时间房屋中介。一番折腾后，宇飞进了一家500强企业，奋斗成了销售冠军。

2009年，老伴70岁生日，宇飞花大手笔，在酒店大摆宴席，把邻居、同事、领导、亲友都请到了。大家一个个竖起大拇指，都夸宇飞孝顺。

没多久，宇飞拿了雅思的成绩单来找我，说因为学历低，她业务经理的职位被人挤掉了。现在她通过了雅思考试，想去澳洲进修。

虽然女儿已经30岁，看她那么上进，我们自然要支持。但我们老两口也只能给她提供第一年的学费，10万元。

女儿一拍大腿说：“够啦，我这两年也攒了点钱，先去读了再说，以后的我自己去挣。”

女儿到澳洲，攻读护理专业的大专。第二年，为继续支持宇飞读书，我和老伴决定把家里的两居室卖掉，换成单室。宇飞坚决反对，说自己多打几份工，就能渡过难关。

宇飞之后在中餐馆端盘子、做招待，到服装厂做刺绣，到出国中介做接待。我给她打电话，她总是十分疲惫，常说：“妈妈，我真想好好睡一觉。”

那时，同事、朋友像我们这样大年龄的，都忙着带孙儿孙女，享受天伦之乐呢。我们羡慕，也着急，老伴常在电话里催女儿：“毕业后就早点回来吧。”

可我们没能盼到女儿回国，反而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女儿在澳洲谈了个“黄毛老外”，打算结婚，留在澳洲。女儿从小就主意大，做事总是自己做决定。我年纪也大了，都不知怎么劝她。

2013年，宇飞生下女儿，邀请我们夫妻俩去澳洲照顾她坐月子，带娃。

临走时，邻居羡慕地说：“宇飞这是接你们到国外去享福了，宇飞真有出息啊。”

第一次去澳大利亚那年，我64岁

宇飞居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那里没有华人会所，也看不见跳“广场舞”的大妈。

第一次看到女儿家五室两厅两卫、还有前后院子的房子，我们老两口傻了眼。房子这么大，打扫起来吃得消？

女儿家外的街区

还没进门，从里面蹿出来一条大狗，直冲我们叫唤，要不是女婿拉扯住，那狗简直要扑上来。

宇飞激动地搂着我们哭了好几场，可洋女婿威廉的中文只限于“爸妈”两个字。

住在一个屋檐下，大家碰面最多的，是上下楼梯。我们像表演哑剧一样，各自点头示意“你上”“你先上”，客套生疏得厉害。

女儿坐月子，不知从哪里看来的月子手册，要求每天的菜品、主食、汤品都不一样，算下来她每天要进食十来种不同的食物。第二天又不一样，这么多品种再排列组合，就是金牌月嫂也未必能适应。

我用记号笔一条条做记号，吃完一种划掉一条。老伴几乎是整天站在厨房里，不停地洗洗切切。

有一天，74岁的老伴忙累了，把刀“啪”地剁在刀板上，吼道：“要吃什么叫你老公弄，我不伺候了。”

我赶紧上来灭火，骂他：“老祖宗啊，女儿坐月子情绪不正常可以理解，你都能宠着她三十年，还差这几个月？”

事实上，老伴的这把火不是冲女儿，是冲自己实在没法适应国外的生活。

老伴素来喜欢热闹，在南京时每天都要去公园，和老头们一起跟着大广播耍太极。平时在家看电视，因为耳背，声音总要开到很大。

可在这澳大利亚，老伴没有朋友，我还每天忙着哄孩子，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想看电视吧，实在看不懂。女婿跟我们交流又少，一点也没有拿我们当一家人的样子。

再者，饮食上，女儿女婿都是吃西餐。我们吃不惯，想自己去超市买菜做中餐，却都不会开车，语言也不通，离了女儿连大门都走不出去。平日里，只好烧点土豆肉丝或者肉汤。

好不容易熬出女儿的月子，终于可以回国了。那天刚好女儿生日，女婿买了蛋糕和我们爱吃的烤鸭。

女婿为我们斟上红酒，毕恭毕敬地喊了声爸妈。女婿说了很长一段话，女儿给我们翻译，大概意思以前听闻中国父母是全世界最善良、最有奉献精神的，现在总算有切实的体会了，还说这是他一生中享受到的最大福利。

我和老伴起初没听出话里的意思，直到女婿说帮我们延期了6个月的签证，才知道他还想继续享受所谓的“福利”。

听了这话，我就感觉一阵腿软，我适应能力比老伴强一些，但心里也是想回国的。老伴反应更大，他把酒杯“砰”一声按到桌子上，拉下脸说：“说延期就延期，问过我的意见？”

女婿愣住了，女儿身子微微一震，哭诉起来：“大家好不容易渡过磨合期，孩子也适应了，我在这里一个亲人都没有，舍不得你们回去……”

女儿这一哭，我的心也跟着发酸。老伴也不忍心，他仰起脖子，把酒一口喝掉，回了房间。

我心想，女婿打小就不和父母生活在一块，他们西方人习惯各过各的，而且亲家年纪比我还大，根本指望不上。孩子出生头几年最受罪，要想女儿不那么受罪，我们只能多帮忙。

接下来的日子，老伴的情绪越来越狂躁，他时不时问我：“到底什么时候回国？”

我不耐烦了：“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再过半年，怎么总问？”

老伴在客厅踱来踱去，摇着头自言自语：“不行，待不下去了。”

我一边哄宝宝，一边小声说：“女儿在国外不容易，再忍忍吧。”

有天，老伴突然问我：“你没觉得女婿跟狗都比跟我们有话聊？”

狗又不会说人话，我骂他神经病。可想想，还真是，女婿每天都要搂着狗唠嗑，跟亲兄弟一样。

从那时候，憋屈极了的老伴没处撒气，只能和狗较劲儿。

宇飞明明提醒老伴，狗被鸭骨头卡过喉咙，不要给狗吃鸭骨头。但老伴不管不顾，只要有骨头就扔给狗吃。

宇飞又告诉老伴，要把狗屎用塑料袋扎好，丢到指定的垃圾桶里。老伴用铲子把狗屎埋进花坛，结果一下雨，泥土被冲走了，花坛上全是狗屎，院子臭气熏天。

澳洲家里庭院的一角

又熬了6个月，我和老伴终于回了国，一下飞机感觉国内的空气都是甜的。

老伴脚下生风，去超市采购都一溜小跑，把在国外想吃却吃不到的菜，红烧大肠、皮蛋拌豆腐、香菜鸡杂等等都做了一遍，还天天呼朋唤友来吃。

那些老伙伴们都笑他：“像是从国外逃荒逃回来的。”

老伴猛喝了一口酒，呛出眼泪，他说：“就是想着这味儿。”

我们在家才消停半年，突然得知宇飞在澳洲家里办了个早教班，既可以带自己孩子，又可以挣钱，要我们过去帮忙。

老伴和我都不愿意去，我就推辞说刚回来半年，身体还没缓过来。

宇飞急了：“不行啊，我的招生广告都印发出去了，你们再帮我一年吧。”

女儿不想依靠女婿，觉得那样会失去尊严。我有点心软了。

老伴还是不愿意，他觉着在国外没人说话，看病又不方便，老都老了，不想再去国外受那份罪。

这使我想起来，有一次牙齿出血不止的事儿。宇飞忙着带孩子，女婿带我去的医院，由于语言不通，医生误以为我并不严重，让我一直等着。轮到我看病时，血已经止住了。

如果有的选，没有哪个老人愿意背井离乡。但是想到女儿在那边没人帮忙，外孙女也跟着受苦，我放心不下。

我对老伴说：“你看看我们周围，哪个老人不帮衬着孩子的？他们去北京、去深圳、去上海，给孩子做饭，带孙子，和我们去国外没什么区别。真要我们学着老外那样，对女儿不管不顾，老实说我做不到。”

老伴也长长叹了口气，不再说话。

很快，我和老伴一咬牙，又去了澳洲。

有了前面的经验，出国前，我们做了详细的身体检查，把牙齿都修理一遍，还带了很多内服的、外用的、慢性病的药。

也因为这些药，后来我们每次出关就特别慢，必须走另一个专用通道，让穿着马甲的狗狗全身嗅一遍，安全了才能放行。

过关的时候，老伴特别窝火，觉得被人当成罪犯了。

宇飞在家里开的早教班，白天要招待八九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在琴房上完文化课，又转到客厅来上手工课。

一天下来，光卫生就够我们打扫的了，到了晚上，女儿要备课、做道具，我们就要带孩子。

我问女儿：“你这样忙，会不会把自己累死啊？”

女儿爽朗地一笑，说：“不会，人只会越干越有劲的。”

女儿是越干越有劲，我们老两口可经不起这么造。

一年后，我们再次回国，老伴查出糖尿病和双下肢静脉曲张。

我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一开始是心里闷，后来一走路就上颌骨疼，一个人行道60秒的绿灯，我都走不过去。

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我心脏的三根主血管，一根堵100%、一根堵了95%、一根堵了85%，一口气装了三根支架。

手术住院期间，我全靠同学照顾，他们不让老伴到医院里来探视，就怕他万一在路上磕着碰着，我这个家就连个全乎人都没有了。

2017年，宇飞生了二胎。一天，女儿跟我们视频，我看到她在校园里手捧鲜花，她兴奋地告诉我，考上了医科大学。

我不停跟女儿说着“恭喜”。眼瞅着她从一个中专生，到出国读大专，再攻读本科，我明白她的艰难，看到她学有所成，心里自然也很骄傲。

“不过，妈妈，你别恭喜得太早，”宇飞话锋一转，“我本科毕业后要有一年的工作经历才能和医院签约，你们不帮我带老二，我怎么出去工作啊？”

一听这话，我脑壳就嗡嗡作响。

见我们没有应承下来，女儿后来多次给我打电话，向我倾诉：“妈，尽管我老公很民主，也十分尊重我，但家里的事情，最后拍板的还是他。所以我跟自己说，一定要有自己的工作。”

纠结了一番后，我和老伴互相安慰着：“再忍忍，帮一帮吧，把两个外孙女拉扯到上学的年纪就好了。”

前后7年，我和老伴就这样，时刻处于临战状态，只要女儿一句话，我们就像候鸟，在中国和澳洲之间不停往返……

后来，女婿要给我们办移民手续，老伴说什么都不同意，坚决不再去了。

我还得去帮忙，就想着先把老伴安顿好。我跟他商量：“不去澳洲也可以，但你一个人在家,万一摔跤怎么办？”

“摔跤？你就不盼我个好啊？”老伴气呼呼地说。

我是想劝老伴去养老院，但他耍起性子，说养老院跟坐牢似的，不愿意去。

我好言好语地劝他：“我知道你委屈，但我这样的身体去澳洲，不也是拿命去拼？谁叫咱们就只有这一个女儿呢。再说，眼看她就可以进医院当医生了，我得再帮帮她。”

这么一说，老伴总算不闹了。

宇飞得知他爸要独自住进养老院，十分自责。视频的时候，大妞、二妞冲着老伴喊“外公”，宇飞躲到旁边哭了。

养老院在南京郊外，环境条件都很好，只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住进去的老人不能随便外出。

2020年5月，老伴竟然从养老院爬墙逃了出去。老伴一时不知去向，我也联系不上他。

从养老院监控调出的录像看，老伴是头一天晚上十二点多钟爬的墙。

老伴把凉亭里的桌子拖到墙根，往桌上放一张凳子，再颤颤巍巍地爬上凳子，顺着墙壁慢慢滑到墙外。

警方查看了沿途监控，发现老伴出了养老院，摸黑走到地铁站，等到早上坐五点的第一班地铁到了市里。老伴出了地铁，先吃过早点，再去了理发店。

养老院紧急派出十余人的追堵队伍，最后在福建路逮住了他。

我得知消息后，悬着的一颗心才算稍稍落地。

打通老伴的电话，我劈头盖脸发泄一顿，骂他既然跑出去了，为什么不回家。

老伴显得很迟钝，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我好像找不到家在哪里了。”

老伴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去养老院，独自在家里生活，说等着我回去。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也想着赶紧回去。

我麻烦邻居帮忙照料老伴，并且每天打电话安抚老伴。

四个多月后，我终于回国了。

飞机落地杭州机场，我必须在杭州的宾馆隔离14天。隔离还剩两天时，邻居突然来电说，老伴股骨骨折进了医院，要做手术。

原来，老伴接到我回国的消息，兴奋得不得了。他知道我在国外就惦记盐水鸭和盐焗鸡，还知道我想吃排骨萝卜汤，所有的食材都买好，塞进了冰箱。

老伴又记起我想吃酒糟凤爪，又下楼买了。即便冰箱里塞满了，他每天还是想出去买点什么。

出事那天，是因为他太累了，回家走到楼下，想坐下来休息的时候，一屁股没坐稳，跌倒在地。

幸好邻居路过，赶紧帮忙叫了救护车。

做手术期间，老伴无人陪伴。手术结束后，医生叮嘱他，手术的部位是用长钉固定好的，为了避免移位，一定要卧床休息。

老伴不肯听，偏要扶着助步器到处走。一会儿，到护士站，要护士拆掉绑带；一会儿，到医生办公室闹着要回家，不停告诉大家说：“我老婆回来了，我要给她做饭。”

我得知这件事后，怀疑这是老年痴呆的先兆。

两天后，我回了南京，又要隔离14天。老伴出院时，我不能去接他，他只能转到护理院。

在护理院，老伴疯得更厉害，拿着助步器到处走，经常会忘记自己的房间。

14天隔离结束后，但护理院是严控单位，还需隔离，不让进。

老伴在里面，一刻都不消停，他总说自己的股骨像开岔一样疼，一直摁着病床头的呼叫铃不放，吵得大家都没法休息。

护理院的领导拿老伴没有一点办法，这才让我穿着防护服，进去照顾他。

见了我，老伴显得更加狂躁，打了镇定剂也不行。

只要躺在床上，老伴就不停用腿蹬踏衣柜，搅得左右房间的老人不得安宁。为了不影响别人，我只好整夜守在衣柜边，不让他蹬腿。

女儿打来视频通话，我早已没力气说话，我让她自己看她爸的样子，女儿痛苦地捂住了脸。

次日早上，我去打开水，回来看见老伴居然站在阳台上撒尿。我情绪崩溃了，冲上去扬起手，却又不知道该打谁。

五个月后，我带老伴到医院复查，这时才知道老伴股骨里的钢钉发生了移位，他才会那么痛苦。

医生说，需要进行第二次的置换手术。

女儿根据自己在精神科当医生的经验，坚决不同意给老伴做全麻。

她跟主治医生说：“我爸有老年痴呆，如果这次再全麻，很有可能会失智。那样的话，我妈肯定也撑不住了，我也会后悔一辈子。”

女儿说着哽咽了，医生最终答应给老伴实施半麻手术。

第二次置换后，老伴的腿不疼了，拿着助步器能走路，脾气好转很多。

哪知在置换后的第二十天，老伴走路时突然转身，又摔倒了。这次是另一条腿髋关节的粉碎性骨折，比第一次摔得还要严重。

医生告诉我，短短二十天，81岁的高龄的痴呆老人要再做一次髋关节手术，对他们是个极大的挑战，有可能做完手术，就要直接送去重症监护了。

老伴的生命力很顽强。第三次手术，依旧是半麻，很成功。只是，老伴好像更痴傻了。

晚上，老伴非要跟我睡同一张病床。我们交钱请了护工，但他就是不肯让护工服务，端尿、擦身都要我来，有时还会尿到我身上。

老伴是害怕离开我，可我独自一人，连搭把手或是轮换下的人都没有，身子快吃不消了，精神压力也很大。

老伴出院后，送回了护理院。

我瘦了一圈，而且后背一直疼，起初以为是累的，歇一歇就好，后来疼得只能趴着不能躺。

去看医生，医生指着心电图，对我说：“你现在频发室性早搏，比你的背疼要严重多了，必须住院。”

我收拾了东西，弯着背，拖着拖车，里面装满换洗衣服、吃饭碗筷、脸盆毛巾、衣架、手纸拖鞋，艰难地往医院走。

我一路上在想：如果我垮了，谁来照顾我？我们年轻时候为了孩子，老了又操心孙子，我们什么时候眼里才能有自己。

我站在街边，看着几片孤零零的树叶，挂在树上。一阵狂风过后，哪片叶子先掉下来，真是半点由不得自己。

病房里，其他人床前人来人往，有嘘寒问暖的亲戚，从外地赶回的儿女，他们嘴上嗔怪老人，互相拌嘴，可总比我这边的冷清氛围好多了。

后来，医生又诊断我得了“带状疱疹”。

带状疱疹的疼痛，加上每天近2万次的频发室早，女儿远在国外指望不上，我只能默默受着，自己照顾自己。

……

经过多年努力，宇飞终于获得了一份医院的工作。从中专到出国读大专、本科、研究生，她实属不易。

我出院后把老伴接回了家，他身体越来越退化，连饭都要我喂，但日子总算安稳下来了。

在冬日的暖阳下，我推着老伴，用筷子夹着一块蒸熟的茄子，蘸了蘸自己做的牛肉酱，送入他的口中。

老伴吃完了，还吧嗒了下嘴，眼睛眯着，脸上满是安逸。

- End -

作者 | 静航

编辑 | 妖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