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当二哥好多年：一个小镇文学青年的背叛
主播：宋婷婷
县里有一所二流高中，每月有五六个学生因打架被送进派出所。在这么一所凋敝的学校里，却有着一个立志成为韩寒的人，我们管他叫二哥。
二哥让我们尝试写作，给我们联系杂志社，挣稿费。多年以后我们才发现，这背后藏着一个谎言。
醉茗轩
二哥本名叫张海涛，我们是高中同学。
那时候县城有两所高中：第一中学，重点高中，每年要有五六个人上清华北大；实验中学，普通高中，每月要有五六个人进局子。
我和二哥的交汇点是我们都中考失利，去实验中学继续学业。
二哥有情怀，逢人便谈理想。那个时代缓慢，我们没有钱，没有手机，没有移动网络。我们唯一的乐趣，是听二哥讲理想，以及他对理想的见解。二哥的理想是成为作家，其他人的理想是成为二哥，因为女孩喜欢二哥这样的人，有思想，有主见。
作为学生时代里为数不多有思想有主见的人，二哥在高一下学期带领我和超子等一票人，成立了一个叫醉茗轩的文学组织。我不懂为什么会起这么奇怪的名字，但没问，那时年纪小，觉得懂得太多不是什么好事。
超子跟我不一样，他是有话就要问的，他问二哥，醉茗轩为什么要叫醉茗轩。二哥并不遮掩，大方地说：“我喜欢的一个姑娘叫王茗轩。”让二哥沉醉的姑娘，那得有多好看啊？我们都很想见见，不过超子他们没福分，只有我见过。
有一回，二哥撺掇我逃课，要去一中。我不想逃课，但他说是去见王茗轩，我就来了兴致。翻出围墙，二哥先去商店，买零食、水果和牛奶，二哥叫上我是为了多个人帮忙提东西。
我左手提着一箱牛奶，右手提着一袋儿水果，都很沉重。可二哥还嫌少，他一边付钱一边嘀咕着：“操，攒了几个月，才够买这么点东西。”
“这还不够啊，王茗轩是长了个牛胃啊？”我说。
“懂啥啊你。”二哥拍一下我的脑袋，“爱一个人的时候，给她再多东西都觉得少。”
我不懂什么是爱，但没问，还是觉得懂得太多不是好事。
二哥快步走在前头，我走不快，被他嫌弃了。“快点儿啊。”他说。
“一中的门卫真能让咱们进去吗？”我赶上去。
“放心吧，肯定能进去。”二哥说。
尽管二哥一再声称自己是王茗轩的表哥，一中的门卫大爷也没让我们进去。“爹妈来了都进不去，”大爷拿起手边的电话一边拨号一边说，“重点中学，军事化管理。”随即朝高一年级办公室去了个电话，说有人找王茗轩。
十分钟后，王茗轩出来了。一头短发，在那时候短发是好学生的象征。皮肤有点黑，眼神有点呆滞，一点也不像能让人沉醉的样子。
两人隔着一道铁门说话。
王茗轩有点惊讶：“你怎么来了？”
二哥笑了笑，小声说：“想你了。”
王茗轩脸一红，朝保安室看了一眼，说：“你快走吧，我们还上着课呢。”
二哥把手里的东西提高：“给你买的……”
“我不要。”说完，王茗轩转头离开了。
二哥领着我折回学校，途中一句话也没说。下午，二哥喝了一整箱牛奶，以至于吐在了自习课上。在我有限的人生中，只见识过两个人喝牛奶喝到吐，一个是王宝强，一个是二哥。
二哥吐了以后，旁边的女同学大喊起来：“老师，张海涛吐白沫了。”于是，二哥被当做食物中毒患者送往医务室。
合唱团
那天，我意识到王茗轩一点也不喜欢二哥。二哥在医务室把牛奶吐光以后，回到宿舍沉默地躺了一宿，第二天便恢复了精神，继续筹备醉茗轩。
醉铭轩起初没有任何实质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群人在夜里聚到二哥的宿舍聊天。二哥作为主持人，让我们都讲一些故事；而后他又作为评论家，对我们的故事进行评论。
我们懵懵懂懂参与进来，讲故事是虚的，觊觎二哥橱柜里的两箱罐啤才是真。
这年冬天的时候，他告诉我，著名作家韩寒出了一本杂志叫做《独唱团》。二哥喜欢韩寒，他成为作家的理想，变得更加具象——成为韩寒那样的作家。
在那个闭塞时代里，二哥看到《独唱团》那本杂志时，《独唱团》已经解散很久。可这并不耽误二哥要朝着韩寒使劲儿。“我们也得做这种改变世界的事。”他说。
于是，二哥把醉茗轩更名为合唱团，他任团长，超子任书记，还有组织委员、劳动委员。更名之后就开始写作，我们几个一人一周写两个文章。那时所写的都是感情事，不敢直指姑娘名号，就写某某或者ABC。那些短小浅薄的文稿，由二哥批改润色，汇总。
两个月后，二哥攒了一些看得过去的手稿，召集我们开会。他决定把文稿全部投给西北一家颇有名气的杂志社。
“一共二十篇，估计可以过十篇以上。等到时候稿费打回来，我们就自己印刷《合唱团》这本杂志。”二哥说得很激动，我们听着也很激动。
我们激动地将文稿装进信封，爬过围墙，跑了三条街才找到一个中国邮政的绿色大邮筒。
随后就是焦急等待。二哥淡定自若，他拍着胸脯告诉我们，等着未来到来就行。
一个月后，未来没有来，稿件应该是石沉大海了。二哥把我拉到厕所门口，他从家偷了一部手机出来，现在就要给杂志社打电话，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你怎么和他们说？”我问他。
“当然是问收没收到稿件。”
“他们说没收到呢？”
“那我就去找邮局，让邮局负责。”
“负责什么？”
“让邮局赔钱，然后用赔款办杂志。”
“当时不是说用稿费吗？”
“一样，也是因为稿子挣的钱。”
“杂志社要是说收到了不录用呢？”
二哥沉默了一阵。“不可能，我觉得你的那篇《落夏》肯定可以。”他望着输好号码的手机愣下来，怎么也不肯按下拨号键，随后把手机递过来，“你来打吧。”
“你打吧，你是团长。”我说。
二哥拍拍我：“对，我是团长，我是咱们最后的牌面，所以你先打。”
我觉得有道理，就摁下拨号键，电话响了几声后被对方挂断。反复试了几次，同样的结果。
二哥点了支烟，坐在厕所的台阶上，沉默地抽了起来。
“哪里来的烟？”我问道。
“小卖部买的，专门为这时候准备的。”二哥吸了一口，呛了。
“你也别太难过了，说不定人家正在开会。”我安慰他。
“嗯。”二哥又吸了一口，又呛了，直咳嗽。
我们默契地不再提及稿件和稿费，合唱团的深夜聚会仍旧会举行，但二哥越来越沉默。从前，他喜欢站在台灯散射出的光束中心。现在他和我们一样的，坐在阴影里。
有一天，超子站到二哥以往站的位置，挥手说道：“我们总不能因为没人欣赏就不再写了吧？”台灯被超子挥起的手意外扇落在地。
二哥起身，把台灯捡起放回桌上，他说：“我们接着写，我们接着写，总会有结果的，相信我。”
我们又写了很多文章，但都没有回响。我曾背着大家用公共电话打给杂志社，拒接，仍旧是拒接。我感到好像又一种高高在上的东西，我们永远也摸不到。
第二年的夏天，二哥突然休学了，甚至没人知道他何时离开。找班主任问二哥的情况，班主任说那是他的私事。
一个月后，二哥给宿管打来电话，找我和超子。
“合唱团一定别倒下，你们接着写，我认识了一个主编，刚刚一起吃完饭。他看了咱们之前的文章，他告诉我只要咱们给他投稿就能过。”
“西北那家杂志社吗？”我很兴奋。
“不是，咱不给他们。”二哥说。
“对，就不给他们，别便宜他们。”超子愤恨地说。
“你们写好了就把文章统一邮寄到这个地址。”二哥说了一串省外的地址。
我们认真记下地址，他就匆忙跟我们道了别。
一个月后，我们收到第一笔稿费，四百元，过了四篇稿子。
又过了几天，二哥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只管每个月投稿就成，其余的交给他。从那以后，二哥再也没来过电话，我们当时忘了记下那个号码，没法联系上他。
我们也不知道二哥家住在哪里。从班主任那里打听到二哥家的地址，去了发现是租的房子，这家人已经退了。
“二哥出息了，家里人都去享福了。”大家都这么想的。
我们按月写稿，按月领着稿费，不舍得把钱花掉，由我攒了起来。
总是不免怀念二哥，一谈起二哥，超子就说：“别想二哥了，他有文采有人脉，肯定比我们过得好，咱们还是看清现实，好好学习考大学吧。”
我想也是，因为二哥没再回来过，但凡在外过得好的人，都不会回到这个小县城，这个破学校。
高中毕业，我们打算用攒下的几千块，组织一次旅行，但不知道去哪里。
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我提出实在不知去哪儿，可以去找二哥，咱们有二哥的地址。没人采纳这个建议，因为二哥的地址在南方，实在远得很，钱不够。他们便继续争论是去北京，还是去秦皇岛。
最后是去的秦皇岛，我们看了海。大家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我站在海边，想到二哥可能已经成了韩寒，至少在“不上学”这一点上，他和韩寒一样。
上大学以后，我好几次想循着那个地址去找找二哥，又怕二哥已经搬走，去了扑空。于是先往那个地址寄些信件，结果都无人签收，退回。
我很想见见二哥，想告诉二哥，我远远比不上他，所以只能去上大学了。
烤玉米
再次见到二哥，是在我大四结束时。
超子打来电话说：“我在县里看到二哥了，但没敢认。”
“为啥？”我笑了笑，“二哥的排场太大，吓到你了？”
超子迟疑了一下，说：“谁敢认啊，我带着女朋友，他推着三轮车烤玉米。”
“啥？烤玉米？”我不敢相信，“二哥不干文学了？”
超子叹了口气，说：“落魄了吧，都啥年代了，文学还有啥用啊？还得是公务员……”这几年，超子越来越市侩了。
“二哥在哪儿摆摊？”我问他。
“商业街旁的小胡同里，你要找他去啊？”
“嗯，我明天就回承德，你去吗？”
“我去不了，明天要陪一个大人物吃饭，为以后铺铺路。”超子停了一下，“对了，别跟二哥说是我说的啊。”
“嗯，我不会跟他说你忘恩负义，也不说你见着他都没打个招呼，”我笑了笑。
超子来了气，立即挂掉电话。
第二天晚上六点十分，我坐汽车回到县城，找了辆出租车奔去商业街。
我在胡同口看到了二哥，他头发蓬松凌乱，戴着一副手心乌黑、手背发白的手套，正低着头往炉子里倒木炭。脸型和以前一样瘦削，才二十出头的人，皱纹已经无端爬了上去。
“二……”
“两个？”二哥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愣了下来，“操，这他妈不是梦吧。”说着，他狠狠地扇了自己一耳光，满是煤灰的手套击中右脸，右脸立即沾满煤灰，腾起一团黑色烟雾。
“二哥，我……”
“饿了吧，先给你烤个玉米。”二哥手上烤玉米，眼睛看着我，“晚上可得好好喝点啊。”
“行。”
烤好一根玉米，二哥将之递给我，开始熄炉子，收拾东西。“今天就到这里，等我收拾收拾，咱们喝酒去。”他笑着说，“怎么找到的？”
“路过，看着像你。”我说。
“走。”二哥推着车拐进胡同，“还在写吗？”
“不怎么写了。”我说。
我跟着二哥拐来拐去，走了很远走进一个破旧院子。二哥把车停好，拉住手刹，玉米一一收拾规整到屋子里。里面很乱，想必一个人住，厨房、卧室，混乱不堪，随便一间都可作为杂货间来理解。
“毕业出去玩了吗？”二哥一边忙活一边问。
“去了，北戴河，吃了顿海鲜，但有点过敏。”
二哥收拾完毕，站起身来：“走，喝酒去。”
我们出了院子，二哥关上那扇破败的木门，又带着我在胡同里穿行。这是县城边缘，没有路灯，入夜以后眼前是一片黑暗。
“真远啊。”我肚子有点饿了。
二哥说：“本来就是村子，前几年划成了商业区，这里的人要价太高了，而且一点儿也不让步，结果上面改了图，绕开了这里，对于大人物来说，轻而易举。”
我们转入主路，向南走了几百米，到一个摊上。
“就这。”二哥找了张空桌坐下来，朝店里喊道，“点菜。”
一个扎着马尾的姑娘走了出来。
“吃啥直接点。”二哥把菜单递给了我。
“都行。”
“那随便做吧。”二哥把菜单递了回去，“对了，不要海鲜。”
“嗯，酒呢？”姑娘问。
“一件燕京，冰镇的。”二哥转头看着我，“这里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选，不想选就不必选。”
“不想选就不必选，”我想了想，“所有的事儿都这样就好了。”
酒上来了，二哥打开一瓶酒。“瘦了，我说你。”他倒了两杯酒，一杯推过来，“怎么不写了？看得少，没素材？”
“不是，准备找工作了。”我端起杯子，“你呢？还写吗？”
二哥拿杯子跟我碰了一下：“也不写了。”
“有思路，有想法，还有个当主编的朋友，可惜了。”我说。
二哥没回复，一个劲儿地喝酒。一辆货车从路边呼啸而过，热烈的灯光打在二哥的身上。我看着他，仿佛又回到了五年前。五年前有合唱团，还有王茗轩。
“你跟王茗轩后来咋样了，她上北大了吗？”我问他。
“没上北大，上的是天大。”二哥笑着说。
我说：“天津也不远，坐汽车才几个小时，回头咱们看她去。”
二哥摇摇头，说：“咱们跟天津的距离不远，退一步说就算远了，走路都能到。但这人和人一旦有了距离，哪怕只有一擦肩一指节，我们就算坐上飞机火箭也是到不了的。”
我心下知道他跟王茗轩没成，就岔开话题：“你现在的工作还行？”
二哥先是一愣，然后说：“一天能挣一百块钱，一个玉米卖五块，成本嘛，自己种的。”
“嗯，一直干？”
“冬天不干，冬天去烧烤店打工。说真的，我烤东西有一手。”二哥把手掌抬起来，模仿着烧烤时的动作。
这天晚上，我再次见识到二哥呕吐，上一次是喝奶，这次是喝酒。
手写稿
我扶着二哥，二哥扶着墙，他走几步就吐一回。尽管是这样的状况，他还能想起回程的路，指挥着我往哪里去。
二哥应该经常买醉，所以才能这样顺利地在醉中回家。回到二哥家的时候已然凌晨一点，二哥嘟嘟囔囔说着什么。我把他扶到床上，脱了鞋，盖了毛巾被。随后找个马扎，我坐了下来，点着烟。
二哥安静睡了一会儿，忽然醒了，他说：“难受。”
“喝点水？”我起身找暖壶。
“想吐。”说着，他再次吐了出来。
我赶忙找了个盆子放在下面：“吐吧，吐出来就舒服了。”我坐在床边，拍打着他的后背，然后把水递了过去。
“喝不下，找点纸，橱子，黄色的那个。”
昏黄的灯光，把屋内的每个物件都映照成黄色。我放下杯子，转头拉开了橱柜门，一大堆纸张和杂物纷纷坠了下来，还有卷纸滚到地上散落开来。
我把那些卷纸重新归拢起来，偶然看到地上有一张方格信纸上写着“落夏”字样。底下还有更多方格纸，我摊开了看，全是我和超子他们高中时写的手稿。
“二哥，给你纸。”我给二哥递去一卷卫生纸，“那些稿子你没寄出去？”
“啥稿子？”二哥清醒了，撕下一点纸擦擦嘴，“哦，稿子，寄了寄了，橱子里那些是原稿，我寄的都是手抄版，幸好我把原稿留出来了，不然就石沉大海啥都没有了。”
“你那时候说你认识了个主编，没这事儿？”我给二哥递去一根烟。
二哥接了烟，说：“嗯。”
“稿费呢？”
二哥点上那根烟，才说：“以前的事儿，还说这个干啥。”
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我又问他：“你哪儿来的钱？”
二哥笑了笑，说：“嗐，上哪儿不能一个月挣个千八百的。”
“你干这些事儿图什么呢？”
“哪些事儿？”二哥抽了一口烟。
“醉茗轩，合唱团，给我们发稿费，就这些事儿。”我说。
二哥笑了笑，说：“我那时候不是以为王茗轩肯定能上北大吗？我想配得上人家，那不也得上个名校吗？可是我学习不好啊。学习不好不要紧，咱不是会写作吗，那就试试呗，有人靠写作保送北大，凭什么咱们不行呢？”
“所以你模仿韩寒不上学？可是人韩寒也没保送北大啊。”我说。
二哥说：“休学跟这个没关系，那是我爹得肝癌了，做手术把家里掏得底儿掉，我得挣钱养家。”
我赶紧问他：“咱叔现在咋样？”
“2017年的时候没了，”二哥想了想，顺着往下讲，“那年我还去了一趟天大，跟王茗轩见过一面。”
“她挺好的？”
二哥笑了笑，说：“挺好的，她跟她男朋友请我吃饭，说我是她表哥。”
“那你给我们发稿费是干啥？”
“觉得你们条件比我好呗，说不定你们坚持下去，能出来一两个，那不也是好事儿吗？”二哥看着我，“我以为你能写出名堂。”
“二哥，对不起你，我没写出名堂。”我鼻子有点泛酸。
“说这干啥，睡觉睡觉。”二哥把烟头捻灭，“旁边那个房里还有床，你去那儿睡吧。”
二哥很快打起鼾来。我被一地的烟头包围住，隔着纱窗，看见天际线有些发白。我走进里屋，躺了下来，沉沉睡去。
“喂，吃饭，十二点了。”
我睁开眼，看见二哥笑着，手里拎着牛奶和油条。
“耽误你出摊了吗？”我问他。
“不耽误。”二哥回头瞟了我一眼，“下午带你去实验中学那边摆摊。”
“城管不查？”
“城管？没事，我认识的，随便摆。”二哥站起身。
下午五点，我们准时出摊，二哥推着车，我拿着马扎，往实验中学走去。
到了学校附近，二哥停下车子，点燃炉子，边扇扇子边叫卖：“来，卖玉米喽。”
我看看二哥的背影，又朝学校校园里面看看，里面孩子跟我们几年前一样很有活力。我有点失神，想着这些孩子里能不能出一两个作家。
“跑。”二哥突然喊了起来，推着车子跑了起来，装满炭火的烤架冒出浓重的烟。
我不明情况，抱着马扎紧随其后：“跑什么？”
“城管。”二哥喊着回复我。
“你不是说都认识吗？”
“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啊。”
夕阳渐渐隐没，炉子的烟呛得我直流眼泪。而二哥，为了保护自己并不多的坚持和财产，正在奋力奔跑着。
后来与二哥分别，我打电话把真相告诉了超子。
超子刚从饭局离开，喝了点酒，他说：“你也别太当回事儿，回头请他吃个饭就成了，哎，跟你说啊，刚才大人物看了我以前写的文章，说我是个人才。”
我想了想，说：“不管啥年代，文学还是有用啊。”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