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失踪20年后，他们想当网红
主播：宋婷婷
湖北省仙桃市西流河镇某村，有一条窄小的单车道水泥路。平日里，这条路并不拥挤，但今天站满眺望的村民，他们正在等待当地最大的新闻——32年前被拐卖的一家四口寻亲回家，孩子们即将见到老家的父亲陈贤才。
程晓阳站在这里，想办法捕捉合适的拍摄素材。
2024年1月29日上午，认亲车队和媒体尚未抵达，程晓阳已经在抖音发布了两条相关视频。
为了留出充足的准备时间，他提前一天抵达，带好礼品登门拜访当事人陈贤才。
他将镜头对准陈贤才，尝试模仿记者的采访口吻，询问对方此刻的心情。
76岁的陈贤才声音很小，说话时几乎看不见双唇翕动，一串含糊发音后，才发出清晰的三个音节：“高兴啊。”
也是这条视频，让程晓阳收获了1.4万赞，是他半年内赞数最高的作品。程晓阳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蹭流量行动，他陆续发布9条相关视频，每一条的点赞都突破了三位数。
程晓阳看着不断刷新上涨的数据，产生一种安全感，他确信自己被人看到了。
上一次试图博取流量，是在仙桃市一次福利彩票直播抽奖活动上。
活动地点在本地体育广场，程晓阳看中彩票抽奖时的人群聚集，在广场附近组织了一场直播。
虽然一度吸引了不少前来看热闹的群众，但彩票抽奖开始后，人们全散了——没有什么比中奖更具有吸引力。
程晓阳起初还期待产出一些精致画面，邀请了当地自媒体网红，“他们有航拍器，搞出来效果不一样的。”
但邀请都没有回应，他认为人们对他的故事不感兴趣。
直到这一次，单条视频赞数过万。
他很想红，可成为网红不是他的最终目的。陈贤才被拐一家四口的9条相关视频里，穿插出现的寻人启事，才是他为之奔走呼号的真正目的。
2001年，他21岁的弟弟程晓明失踪，程晓阳想过很多方法寻找线索。
弟弟失踪时，程家尚未用上电话，他只能按照弟弟同学录里留下的地址，坐汽车或火车挨家挨户询问。就连弟弟失踪的消息，也是他和父亲一个个写信、借打电话，才散播出去。
23年过去，寻弟的过程无异于拿着一张渔网，撒入汪洋大海，他的行动最终凝练成“博取流量”，让流量不断扩织他的渔网。
短视频时代来临后，程晓阳通过网络结识了许多寻亲家长，其中就有失踪女孩宋冰洁的母亲胡女士，失踪男孩徐显迪的父亲徐赐明。他们不约而同抵达陈贤才的认亲现场，认亲仪式集结了全国范围内的主流媒体，是绝佳的曝光机会。
时过午后，认亲的孩子们抵达现场，媒体镜头聚焦的时刻，寻亲家长们拿起红色的寻人启事，尽力举到直播镜头里。
镜头只装得下新闻主角完整的脸，其余家长需要用力伸直胳膊，才有机会暴露在观众的视野。绝佳的中心位置只有一两个，但大家都不会争抢，一旦有人占据主角身后的C位，他会尽自己所能，拿上好几个孩子的寻亲启事，在新闻主角身后连成一片红色的海。
胡女士记得女儿宋冰洁失踪前的场景——她和女儿吃完早饭，在早餐店分开，走向相反的方向。
那是2009年端午节假期，小学六年级的宋冰洁刚拍完毕业照，正要迎来小学的最后一个暑假。当天早晨天气晴朗，胡女士吃完早饭赶往工作单位，宋冰洁端着一碗热干面往回家的方向走。
二人的距离逐渐拉开，胡女士走了几步，忽然回头看了一眼，女儿正边吃边走，往桥的方向去。
这是她生活几十年的小镇，位于湖北省洪湖市，居民互相熟悉，小学六年级的女儿独自回家，是很正常的事情。
胡女士没有多想，她把头转回来，继续往前走。
这一幕成为女儿在她人生里，至今为止的最后一面。
中午回家时，胡女士发现女儿不在，以为她去了同学家里。她走过桥，在熟悉的几个小孩家里转了一圈，没寻到女儿的踪迹。
桥的另一头有车站和菜市场，人口流动性很大，但胡女士此时还没有特别担心，一个心智成熟的本地女孩，不至于在家门口出什么意外。
胡女士又出门上班了。
下班后女儿仍然不在家，胡女士再度出门寻找。即将天黑时，胡女士开始感到恐慌，找到老师获取全班同学联系方式，逐一打过去询问，并发动亲戚朋友一起寻找。
他们找了周边废弃的小屋，也沿着河流搜寻，当天半夜突然下起小雨，此后的两三天连续大雨，寻找无功而返。
胡女士开始怀疑，宋冰洁已经不在本地，她听闻最近有外省房屋补漏的车在镇上游走，可能是外来人口带走了孩子，可她没有任何方法追踪。
彼时没有天网系统，家庭摄像头更是闻所未闻。她打听到一家私人企业安装了监控，赶忙跑过去查看，然而监控早已损坏。
她没有任何有效线索。
当天胡女士便报了警，第二天又去洪湖市里的公安局再次报警，同时在宝贝回家网站上登记了信息，编号是19292，这意味着算上她的女儿，至少有19292名失踪儿童。
武汉市失踪儿童徐显迪的编号为4365，失踪于2008年3月11日，他的父亲徐赐明行动很及时，意识到儿子不见后立即出门寻找。
他喊上亲戚朋友，从武昌区一路找到长江大桥，再沿长江仔细搜寻，同样一无所获。
报警后，他开始印制寻人启事，贴在路灯杆、电线杆、公交站台等地方。同时他还选择登报，在武汉市媒体上发布寻人启事，“不带头像的两三百元，带头像的八百元一天，一个礼拜起登。”
钱扔进去就像打水漂，偶尔带起一点儿水花。
3月14日晚，他去到汉口某个商场鞋店，将徐显迪的照片给老板看。老板辨认过后，觉得很像自己见过的小男孩。
男孩曾在鞋店附近徘徊，但不回应老板的问话，也不吃老板给的东西，尔后独自离开了。
线索到此戛然而止。徐赐明很茫然，没有寻找的方向，但无法停止寻找。他拿着厚厚一叠寻人启事，在武汉市内四处张贴，专往人多的地方去。
听闻轻轨高架下的夜宵区深夜会有小孩卖花，他沿路寻过去，不分昼夜用双眼努力辨认。
石头下沉，打不起水漂，他没有儿子的有效消息，也没看到与儿子相似的侧影。
一个多月后，中部六省在武汉举行博览会，香港特首也出席了，现场十分隆重，是个热闹的好去处。徐赐明拎着购物袋，正反两面印有儿子的脸，在附近散布儿子的失踪信息。
随后他被请上一辆大巴车，警察确认他没有寻衅滋事的意图，建议他可以寻求电视台的帮助，并且愿意从中牵线搭桥。
徐赐明又一次获得希望，并在5月登上了电视台。这次并非一无所获，他结识了孙海洋、彭高峰等同样寻找孩子的家长，只是他的儿子仍然杳无音讯。
武汉市内不再有突破，徐赐明决定向外寻找。
3G时代来临前，除去传统媒体，最有效的传播平台是微博，徐赐明开始关注微博上的流浪、乞讨儿童。
2011年，一张卖花男孩的照片引起他的注意，小男孩的眉眼与他的儿子十分相似，出现于广东省惠州市。
徐赐明在微博看到的照片
这是他寻子三年来，最接近真相的线索，但线索却和他捉迷藏，像固定在他额前的一根红绳，看得到摸不着。
徐赐明紧急抵达惠州市，在照片地点附近寻找未果，又看到网友发帖称，小男孩最后一次出现地点是珠海市。徐赐明被这条线索牵着，向惠州市公安局报案后，启程赶往珠海市。
路程辗转，他每天的睡眠不足三小时，全靠一口气撑着。珠海的寻找之旅也是一片茫然，当地电视台对他进行了采访，节目播出后，新消息再度从惠州传来——小男孩出现了。
与此同时，他接到惠州公安的电话，小男孩找到了。
武汉-惠州-珠海，再度返回惠州，他无限接近于寻子成功的时刻——也是最失望的时刻，小男孩不是他的儿子徐显迪。
寻女的胡女士则从未有过这样的时刻，女儿失踪至今，“一个有效的线索都没有。”
她甚至没见过和女儿相似的脸。
媒体手段都不奏效后，家长们弄来一辆寻子车，铺开中国地图，天南海北地寻找。
胡女士第一次搭乘的寻子车，是一辆大货车。冬天的风呼呼往里灌，家长们往货车厢扔了几床棉被挤在一起，需要洗澡时才去小宾馆开一间房，几十元一天换点热水用。
大额开销主要是油费和印制传单，寻人启事需要不停分发，每次起印上万张。为了省钱，家长们将孩子的信息缩小，码在一张传单上，最多的一次，一张传单印了几十名孩子的信息，需要贴近去看，才能看清密密麻麻的小字。
胡女士倾向于去偏远贫困山区，她猜测人贩子拐卖女孩的意图，极有可能是卖到贫困地区当童养媳。
“但是那些地方的人，说实话，真的很冷漠。”胡女士说。
徐赐明曾描述过这类地方，“借钱买房子没人借，但借钱买孩子一定会借”，当地人对人口拐卖见怪不怪，家长们派发的寻人启事要么被拒收，要么被扔到地上。
当地人一边扔，家长们一边追在身后捡，将灰掸干净重新放回手里。
徐赐明听闻其他寻子车队曾在偏僻山区遭遇冲突，因此他参与寻子车行程时，都会喊上目标省份本地的寻子家长。
每到一个地方先报警是固定流程。不过警察陪同前往，有时会适得其反。
“你一报警，小孩连学都不去上了。”徐赐明有些无奈地说。
一旦当地人知晓家长们的真实意图，那些被买来的、来路不明的小孩，会被养家捂得严严实实。
胡女士和其他家长们逐渐学会隐藏身份，抵达一处村落后，会提前分配好各自的去处，一男一女搭配行动，保护女性家长的安全。
询问时不能提到“买”“拐卖”，需要拐弯抹角问：“你们这边谁家里有没有外来孩子？”
大多数时候无法问出有效信息，当地老年人口音重无法沟通，年轻人对寻亲家长高度警惕，找到最后只能靠眼睛看，经常没有任何收获。
每天早上出发前，胡女士都觉得充满希望，可晚上回来时大家都死气沉沉，彼此一句多余的话也不想说。
寻子旅程的终点遥遥无期，给家长们的心理带来强烈折磨，经济压力反而成了最不值一提的苦恼。
“我孩子都没了，留着钱有什么用呢？”徐赐明问道。
程晓阳的寻找路径和他们截然不同，从警方和媒体得到的帮助也十分有限，因为他的弟弟程晓明失踪时是成年人，而成年男性失踪一般不会被怀疑为拐卖，更倾向于刑事案件。
最初报警时，民警话里话外透露，弟弟可能已经去世，程晓阳和父亲听了十分生气，决定自己寻找。
一开始是人找线索，他按照弟弟大专同学录的地址，跨省去到同学家里询问弟弟的下落。
这种方法效率极低，他常常花费好几天时间，坐绿皮火车转乘乡镇客运汽车，风尘仆仆抵达同学家里，只得到一句“没见过”。
程晓阳意识到这样的模式不行，得让线索来找他，无论消息真假。
通过网络，他进入一个一百多人的大群，群成员是全国各地程姓后代。程晓阳将弟弟的信息发在群内，很快有线索主动找来称，他的弟弟可能在山东省青岛市。
想判断线索的真假，只有亲自跑一趟。他先后去了青岛区级、市级电视台，传来的线索五花八门，筛选过后几乎没有真的。带的7000元现金即将见底，程晓阳不得已去当地劳务市场打短工。他站在市场里，看见人头攒动，忽然想到一个办法。
程晓阳将弟弟的寻人启事打印出来，走进劳务市场将海报高高举起。路过的求职工人，也许今天还在青岛，明天就会辗转至另一个城市，寻找程晓明的消息，也会跟随他们的脚步传播出去。
人们很快发现这个异常的男人，围过去细细读海报上的文字，询问他各种问题，“像一场记者会。”
程晓阳乐于见到人们拍摄照片和视频，这些素材进入短视频平台后，更多线索朝他涌来。
辨析线索是件繁琐的事情，但程晓阳每天睁眼，还是想看到手机上的新消息，这代表一种模糊的希望。
体会到短视频平台的好处后，他立即向徐赐明和胡女士推荐，建议他们将抖音、快手等作为一个重要的寻亲手段。
胡女士起初半信半疑，她不太熟悉这类新媒体平台，不过发布女儿的信息后，却实实在在看到了一定的效果。
这和以往派发传单不同。传单到了路人手里，胡女士无从知晓传单最终的命运，是被人仔细阅读，还是在转角处被塞进垃圾桶。但每次视频的转发，都是一次真实的有效阅读。
为了强化传播效果，胡女士开始尝试直播。
第一次直播是孙海洋寻回孙卓当天，她赶到湖北省监利市，直播认亲现场的情况。
当天人潮拥挤，胡女士的直播间涌入四五百名观众，她举着手机对孙卓扫了一下，没有拍太久就发现了问题：一旦镜头离开新闻当事人，她的直播间就没有人气了。
她不擅长在镜头前表演，也不擅长靠聊天留住观众，只是在镜头里举着寻人启事，介绍孩子的相关信息。
互联网平台对她这样年纪的人来说，不是一个容易融入的圈子。她试着自己剪视频，学习配乐，但不懂高级的视频技巧，因为内容不够精彩，审美风格不够年轻，很少得到官方推流。
“我没琢磨到那个点，他们（其他家长）也是琢磨不到。”胡女士弄不明白，究竟什么样的内容具有吸引力。
唯一切实有效的方法，就是蹭流量。同样寻子的王磊妈妈，在抖音是粉丝百万的网红。去年在深圳的海边，胡女士打开她的直播间，镜头带到了王磊妈妈，直播间观众很快上涨至几百名。
胡女士不是自带话题的寻子家长，想要流量，最简便的方法是和其他网红直播连线，但这个方法规矩很多。她想要直接连线大博主，被系统提示没有权限，只有对方主动邀请，才能挤入大博主直播屏幕右下角的小框。
因此，她主要是和一些比较有名气的寻子家长进行直播连线，比如郭刚堂、陈昊妈妈等。
进入直播间后，还需注意说话用词。胡女士在摸索中逐渐领悟到，有些词不能直接提，比如“钱”要说成“米”，“警察”要说成“帽子叔叔”。
有次直播连线，她毫无征兆被系统下播，胡女士不明就里，询问其他人后，得出一个模糊的结论：地名也是违禁词。
偶尔有好心的网红愿意主动和她连线，她在小框里举着寻人启事的画面，反而会给大主播带来伤害。
“他的粉丝不喜欢你的话，他会走。”
兜兜转转之后，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回到媒体的镜头之下。刑侦手段进步后，越来越多被拐儿童寻亲成功，认亲仪式上会聚集全国各地的主流媒体。
一旦有新的认亲仪式，寻子群内会更新消息，组织寻子家长前往参加。家长们大多提前半天或一天抵达现场，带着满包的寻子材料，手持寻人启事泡沫海报，跟在认亲家庭身后，将泡沫板高高举起。
徐赐明清楚什么样的镜头有流量。
他和孙海洋结识很早，经常跟着孙海洋活动，他知道孙海洋是寻子家长的符号象征，意味着媒体曝光。在许多孙海洋的采访视频里，都能看见徐赐明的身影，他有意识地占据孙海洋身旁的位置。
寻回孙卓后，人贩子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孙海洋面对媒体愤怒呐喊时，徐赐明也在他身旁嘶声呐喊：“死刑！”
其余时候他不说话，只是站在孙海洋身边，默默举着牌子。媒体镜头里是他日渐苍老的脸，面容憔悴，所有五官往下走，他已经不再是儿子记忆里的青壮年父亲。
终于有条网友留言注意到他：“旁边这个大叔看起来好可怜。”
在媒体的镜头里，新闻当事人是绝对主角，他们身后的寻人启事，因手持和走动而颤抖，需要特意去看，才能读清上面的文字。
网友们开始往主角身后看，才发现屏幕里拥挤着的，是一片参差不齐的红黄色，那代表着无数个流浪在外的孩子。
他们终于被人看到了。
寻人启事进入短视频平台后，家长们确实收到更多线索，尽管这些线索大多是无用的，他们仍然受到鼓舞。
所有被采访的家长，都接到过大量诈骗电话，他们对这些电话的态度出奇一致：不生气，甚至庆幸。
徐赐明的想法很具有代表性，“他肯定会看你孩子的照片，关注你孩子的详细信息，才能打电话诈骗。”
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多了一个人留意孩子的下落，是一针强有力的心灵安慰剂。
徐赐明和程晓阳没有被骗子骗到钱，他们的原则是不见兔子不撒鹰，胡女士则是一次次给钱，直到警察介入，当面为她戳穿骗局。
那是女儿失踪后的头两年，胡女士身心承受巨大折磨，基本丧失工作能力，连续失眠的日子里，每天晚上都想出门去找女儿。
她吃不下饭，暴瘦几十斤，天天累得头疼，一点儿微弱的声音，都会让她一惊一乍。
“眼睛睁着就是闭不上。”胡女士描述自己的状态。
她知道自己已经走到崩溃的悬崖边，任何不辨真伪的希望都会让自己全力以赴。
朋友向她介绍一个社会青年，常年在外不务正业，兴许会有歪门邪道探寻到女儿的消息。胡女士主动找到他，希望他能通过人脉帮忙寻找。
对方满口答应，没过多久就来索要几百元路费，称在广东省有点消息，要替她去查看。
胡女士并不完全信他，但她迫切需要这种消息，因此每一次对方以各种匪夷所思的理由索要钱财时，胡女士都选择付款。
这样荒唐的状况持续一两年，当地警察不忍再看，带着胡女士找对方对峙。
“你什么时候去的广州？你那天就在家里打牌！”警察戳破了她虚无缥缈的希望。
那一刻，胡女士并不意外，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对方是个骗子，但她丧失了发怒的权利。
直播的时候，会有充满恶意的网友涌入，在弹幕里留言称：“孩子不在了，不要找了。”
其他网友会愤怒，志愿者会愤怒，家长本人却不敢愤怒，他们怕得罪网友，从而不再享有互联网传播渠道。
胡女士低声感慨：“原来什么都不欠别人的，现在觉得什么都欠别人。”
网络会影响她的心情，可她无法放弃这个渠道。除去工作，她每天花大量时间查看抖音、回复点赞和留言。
玩转流量需要快速的反应能力，这几年来，她感觉身体越来越吃力。她已经快五十岁，眼睛经受不住电子屏幕的刺激，用手机时间太长会头疼。即使她想好好运营个人账号，身体已经不允许。
出门参加寻子活动，她会腰疼胃疼，这和她年轻时食欲低下、经常饿一整天有关。女儿刚失踪时的痛苦情绪，变成生理病痛重新压回她身上。
拐卖人口是极其残忍的罪恶，失去亲人的家长穷尽一生，都会被心魔牵引着，无法回归正常生活。
弟弟失踪后，程晓阳的父亲拿着小儿子的生辰八字，找村里的巫师算命，一次又一次，算他去了哪个方向，算他是否还活着。
程晓阳年轻时对此嗤之以鼻，他不相信迷信手段，可近几年他也开始拿着弟弟的八字，学父亲的模样找人算命。
2024年1月份，胡女士也拿着女儿的八字，去拜访一位据说很灵的师傅。
这位师傅有一本厚厚的书，对照孩子的生辰八字，逐一拆解成有指向的信息。
我问胡女士：“他很肯定地跟你说，这个孩子还在吗？”
“对。”胡女士加重发音的力气，“他说这个孩子还在。”
有了这些希望，他们才有力气奔赴下一个认亲直播现场。
现场总是喜庆的，程晓阳会帮忙放鞭炮、拉横幅，认亲成功的喜悦会蔓延，所有寻子家长都能受到鼓舞，沾一沾认亲家庭的喜气，期盼下一个成功认亲的是自己。
等到仪式结束，媒体和群众散去，到场的家长们聚在一起喊“宝贝回家”的口号。
仙桃认亲仪式结束后，寻子家长们一起合照
口号喊完，队伍解散，寻子家长们各回各家。程晓阳听着耳边消散的声音，突然感到一片空白。
今年他五十周岁，人生从壮年到中年，父母已经步入老年。因为担心家里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他不敢再随意出远门。
寻亲的过程，像划一条船，前往难以抵达的彼岸。他们不知道这条河有多宽，不知道要划多久，眼前只有一望无际的河水，从未见过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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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这件事，什么时候是尽头？”我问程晓阳。
“如果没有结果，那就到我死亡为止。”
- End -
作者 | 阿芙；编辑 | 文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