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悲哀：坏人日益飞扬跋扈，好人越加谨小慎微
最近几年来，有个非常明显的趋势，那就是，坏人越来越明目张胆，蠢人越来越好为人师。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普通人越来越谨言慎行，至于为人耿直、敢于说话、勇于任事的好人则会明显感觉到无所不在的巨大压力。
如果一个人说话做事不断收到家人、朋友、同事的提醒，说“千万别惹麻烦啊”，绝对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说了什么造谣生事的话，而很可能是因为他喜欢说真话。
相反，一个人如果放肆宣传“因牟论”，对别人“人肉搜索”，宣讲早就被证明虚假的各种洗脑材料，甚至鼓励对美国日本宣战，绝对不会有任何身边的人觉得他有现实的风险。
同样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无论是什么方面的公共人物，都动不动面临不期而至的“爱锅考题”，譬如：你怎么看待“芳芳日记”，你怎么评价纹格，你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吗？这些考题永远只有唯一的答案，如果你不符合标准答案，或者拒绝回答，立马就会迎来暴风骤雨般的大批判。
这样的社会风气其实是由网络世界而进入日常生活当中的。
虽然在网络上，“坏人”和“蠢人”的名称往往被加诸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同一个人的同一种言行，在甲方看来是“坏人”，在乙方看来倒可能是大大的“好人”，反之亦然。
譬如有八十多岁的老人对游行标语有异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某教授上去就给了老人两个耳光。你认为这是违法犯罪、侵犯人权，可有人认为这是爱国行为，不仅无罪，而且还应该大力表扬。如果你再坚持自己的看法，那些人就要围攻你，指斥你是“狗汉奸”，甚至对你进行“人肉搜索”。
在网络世界里，一群人的抱团，就可以挑战公序良俗。而拉大旗作虎皮，顶着“爱郭”的名义，就可以对任何人、任何专业领域扣帽子、打棍子。从这个角度出发，说“红WB”复活并无什么不当。唯一的不同，是将“格命”换成了“爱郭”。之前的“格命小将”化身“爱郭志士”，干的是同样的活：深挖黑材料，实行打咂抢。
回顾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诸多群体性的罪恶都是以神圣的名义进行的，既不由道德出发，也无需法律赋权。譬如拳民，他们对“洋毛子”“二毛子”乃至于“十毛子”的大开杀戒，并不符合现行法律，更有违圣贤教诲。他们唯一的道德底气来自自我赋权：替天行道。
他们当然并无“天”给予的授权书，甚至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要行的是什么“道”。所以归根结底，群体性的“坏”是基于骨子里的“蠢”。
最近的案例是关于方方和张文宏的。仅仅因为方方日记“不够光明”，就有人不惜造谣、泼污水，极尽恶语中伤之能事；仅仅因为张文宏的看法不符合他们预设的立场，就有人动脑筋从个人隐私上下功夫。
那么一个人的“蠢”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很多人以为是无知造成的。其实并不对，真正无知的人也许野蛮，但绝对不“坏”。相反，我们见过诸多闭塞地区的人，甚至完全的文盲，他们对待外部世界恰恰是内敛的，绝无进攻性的“恶”。
所以，“坏”其实是不恰当甚至带毒素的教育结下的恶果。当然，“教育”不仅仅是指学校教育，更包括社会示范。
在所有的教育中，最坏的就是仇恨教育。人类经历了野蛮的原始社会和刀光剑影的帝国分合时代，各种概念上的国家、民族、地域、信仰、家族，肯定有难以数计的矛盾乃至于恩仇，如果死抱着不放，甚至于刻意渲染，则完全不可能有任何“共同利益”可言。
如果黑人念念不忘白人的入侵，弱国总想着强国的凌辱，女人牢记着男人的欺压，则世界永无宁日，人类断无进步。
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大踏步地前进，根本原因在于逐渐学会了求同存异、扩大共识。“落后就要挨打，领先就该打人”，是典型的中世纪思维。邻居富裕不影响我富裕，我喜欢种花邻居也可以种草，这才是正常的相处之道。
二战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全世界公认的两大主题，这个本身就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共同呼声。
所以，那些借历史旧事挑动新的仇恨的人，才是真正的“别有用心”。譬如，我们揭批纳粹德国犯下的罪行，绝对不是为了反对、仇视、攻击现在的德国。“以史为鉴”的真正的意义在于，既防止别国“纳粹复辟”，也警惕本国冒出“军国主义”。
因为，人类真正的敌人不是具体的某国人，而是那些推崇暴力、导致撕裂的理论和主义。
梳理至此，我们就明白了真正的“坏人”是谁。就是那些企图通过鼓吹仇恨来获取现实利益的人。现实利益如何兑现？其实就是通过“蠢人”来实现。放眼当下，那些满嘴爱锅高调的知名人物，哪个不赚得盆满钵满。最讽刺的是，往往这些人最早拿绿卡、办移民。
譬如某个爱国大V，要不是在美国过春节夹头被曝光，人家都以为他一定是在红色延安呢，至少也应该是在朝鲜考察学习。
而另一个热衷策划“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之类畅销书的出版人，全家老少更是因为吃这些书而成了“爱国侨胞”。
那么“蠢人”何以会心甘情愿被割九菜呢？一是因为“因牟论”最容易转移他们对于现实的挫败感。譬如说有人告诉阿Q，说你之所以头上长癞疮疤，都是邻村的孙太爷给害的，本来长期为癞疮疤深为苦恼、自卑不已的阿Q，没想到这羞于见人的癞疮疤居然与整个未庄的兴衰荣辱捆绑在一起了，这样的宏大主题怎不令他豪情大增。
二是树立一个现实的“卖郭贼”，有利于他们在进攻中找到制高点和优越感。鲁迅在《阿Q正传》中描写挨了假洋鬼子痛打之后的阿Q，急于找平衡。恰好静修庵的小尼姑走了过来，他于是便要上去欺负一下，但理由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了你！”明明自己挨打在先，见小尼姑在后，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找个理由就好。随后阿Q又进一步补充了自己行动的合理性，“和尚动得，我动不动？”
换在当下，受到一系列“爱锅教育家”影响的阿Q就会有更多的理论武器和现实依据：谁不知道你小尼姑与隔壁村的老和尚眉来眼去！你一个不爱未庄的小尼姑人人得而欺之！这就是你这个小贱人应有的下场！
一个社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观点是再正常不过的。但，如果明显恶劣的言行得到事实上的纵容乃至于鼓励，那就要格外小心了。那既是某种大背景使然，也是每一个“好人”的退缩造成的。
“好人”为什么会看上去节节败退，乃至于溃不成军？譬如各种群里面，一旦开撕，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那个试图摆事实、讲道理的人最先败退。因为他很快就会发现，第一对方和自己讲的不是一个“理”，第二，即便事实已经一清二楚，对方也可以凭借“爱锅无罪”的必杀神器压倒一切。
我已经听无数人说自己多年都不与人理论了。对此，我深表理解。但提出两点主张：
第一，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讲道理。而且越是艰难的环境，越需要坚持“言说常识”。可以不与人争论，不搭理恶意攻击，但却不能放弃言说的权利。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任何观点都需要经得起反省与逆推。无论我们多么反感“坏人”与“蠢人”，都不能否定他们作为人类的一部分必然有自己的诉求，不能因为无法理解他们的诉求就简单以“畜牲”、“傻逼”和“神经病”一语了之。必须承认的是，一些网络上或者群体活动中的“蠢人”“恶人”在现实生活中，很可能也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好人”。
第二，坚持影响身边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要摆出扎实的数据和事例，他们还是愿意接受，至少是能够面对的。其实也无需什么高深的道理，只要有人之为人的正常喜怒哀乐，有尊重事实的真诚与勇气，一个人就不会“蠢”到哪里去，也就不会受到“坏”与“恶”的鼓动，成为等待被收割的九菜。
笔者（右）参加阳明山“和文化”节，与台湾学者傅佩荣（左）、作家黄晓阳等共论“和文化”。
回到方方和张文宏这个话题上来说，一个正常人该有的思维和判断其实非常简单：一，无论“芳芳日记”写作水平怎么样，她都有写的权利；二，揭露黑暗还是讴歌光明，这是人家的表现手法问题；三、不喜欢方方是个人的价值选择，喜欢方方也是如此；四、法律范围内的事务自有国家机关在监管，由讨论文章上升到症治攻击和人身构陷，永远是最卑劣的手法；五、张文宏的观点属于专业判断，越是不讨好、不迎合的专业判断，越有价值；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有一定的容错度。没有人是上帝，只要不是成心的欺骗和愚弄，无论是钟南山还是张文宏，都可能出错。真理从来不是笔直而来，而总是曲曲折折显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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