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再搁置的矛盾：中美关系的过去与现实

来源：王陶陶

这几天，我想把自己对中美关系的看法简单厘清一下。在这些文章中，我将尽量用中立的视野看待中美关系，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避免情感和立场影响对局势评估的准确性。

从2016年中美南海冲突至今，我对中美关系观察了差不多五年，这五年来，我目睹中美关系逐步发展到了现在的阶段。当前，中美双方似乎正在进行和解的认真协调，历史走向了十字路口，所以，努力评估中美关系的现实和未来无疑将非常重要。

自1840年被英国人用坚船利炮强行拉入现代国际世界中以来，习惯天朝秩序的中国人实际上是一直非常被动理解并融入现代国际地缘秩序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缺乏经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928年，蒋介石和张学良利用苏联的孤立，发动了中东铁路事变，试图借助西方和日本的支持，以武力逼迫苏联在北满铁路的特殊利益上让步，但实际上，事变发生后，英美日法等国都坚定支持苏联，严厉抨击中国的“革命外交”，进而使得中国遭遇惨败，当时原本自认为西方和日本会支持自己的中国朝野政学界对此深感震惊。事后来看，民国时代，中国精英严重缺乏对现代国际关系的理解，不然绝不及此。）

今天，中国崛起为世界最强国之一，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角色，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长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所面临的局势空前复杂，迫切需要以更准确的视角来把握现实，并评估未来。

无解的矛盾与脆弱的搁置

尽管冷战后相当长时间里中美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被视为合作的典范，但实际上，在微笑的表面下，双方的和平是非常脆弱的，这主要是因为中美双方存在着无法调和的根本性矛盾。

①中美不可调和的地缘政治矛盾：

中方对冷战后的远东地缘秩序是极为不满的，与之相应的美国却对此心满意足。台湾作为中国眼里的一部分与大陆分离，南海作为中国眼里的领海却遭到越南、菲律宾等国的瓜分，钓鱼岛作为中国眼里的领土却被日本实际占领，这些是中国民族主义者从感情上无法接受的。

从现实政治上讲，中国对于冷战后的远东地缘秩序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仅仅只是勉强忍受，这也意味着随着中国实力的逐渐增强，中国必然会越来越无法忍受美国安排下的远东格局。

这一点其实是相当明显的。

②中美难以回避的意识形态矛盾：

自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其实从未放弃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中方也从未放弃对美国的意识形态防备，这一点是心知肚明的，不用本人累述。

不过，虽然说中美之间的矛盾如此的难以调和，但中美两国的政治家却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同一种策略，并使得这种关系正常维系了二十五年。这种策略就是“搁置”。

因为这些矛盾从根本上就无法解决，所以双方从未试图去真正解决这些矛盾，而是采取了模糊化的搁置策略。

多年以来，无论是对南海的争议归属，还是对台湾地位的定义，以及对香港政治的组织形式，面对这些隐含着巨大冲突的危险议题，中美双方都以不求精细、各自解释的方法予以模糊化处理，这其实是一种大智慧，颇有梅特涅和俾斯麦面对欧洲大国尖锐矛盾时那般的机敏，以难得糊涂的心态搁置各自难以回避的危险矛盾，最终谨小慎微地维系了一代人的友谊，并使后人误以为这就是永恒。

实际上，这种搁置是非常脆弱的，它不仅仅得益于超脱舆论的智慧，更离不开基于长期信任的心照不宣。就像卡斯尔雷与梅特涅之间的相互协调，这是绝无仅有的。

2014年：中美关系的关键一年

若后人书写中美关系的历史，就会发现，2012年和2014年其实是中美关系的重大节点，尤其是2014年，这一年发生的诸多事态，实际上昭示了中美之间的友谊，随着现实环境的变化早已无法维持，即双方的矛盾再也难以搁置——尽管当时中美之间还很融洽。

2012年5月，中菲之间发生黄岩岛对峙危机，6月，中日之间围绕着钓鱼岛发生严重外交冲突，在这两场事件中，美国都尽力保持了一种相对中立的态度，不过，美国就在该年宣布亚太再平衡，重启了在菲律宾苏比克湾的军事基地，首次公开声明一旦中日因钓鱼岛开战，美方将支持日本。美国的这一步骤，不论其动机如何（可能是安抚日本和菲律宾），都使得中美之间的信任出现了裂痕。从这个角度看，这一年是值得回顾的。

不过，2014年显然是更加重要的一年。

①、南海问题：2014年5月-7月，中国与越南在南海发生了严重的对峙，在这场事件中，美国国务卿克里首次公开站在了反对中国的立场上，用“挑衅性和侵略性”形容中国的行为。

对于中国来说，越南、菲律宾多年来利用中国的低调，日趋明显在南海的造岛行为已经越来越难以让人容忍，深受震撼的中国舆论开始施压政府做出强硬反击，再加上西方的不理解，这种最终促成了中国改变原来在南海的行事方式，推动了南海造岛的大规模行动——这逐渐演变为中美之间就南海航道问题的争夺战，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再也无法搁置；

2016年，中美围绕着南海仲裁之间的对抗，其实即是中美分歧走向失控的第一步。笔者在2016年文章《南海耀兵的背后 走向对抗的中美关系》中阐述的即是这种历史走向。

②、香港问题：2014年香港爆发占中危机，围绕着香港政治的组织形式，香港反对派与建制派之间的矛盾最终失控，这代表着双方背后的西方和大陆之间在香港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分歧将越来越难以回避和搁置，历史从这里指向了2019年的香港动荡和2020年的国安法以及由此引发的中西方对抗。

实际上，中美关系最脆弱的地方之一其实恰恰集中体现在香港冷战后的安排问题上，说起来，如果抛开民族情感，1984年英美与中国就冷战后的香港地位的安排，往往让人想起英国与沙俄作为打败拿破仑的盟友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达成的关于波兰问题的折衷协议，以及1945年苏联与英美在打败希特勒过程中于雅尔塔就东欧问题的共识：

1815年，英国承认波兰王国是沙皇统治下的一部分，但沙皇则向英国保证波兰人享有自己的政府组织形式；

1945年，罗斯福和丘吉尔承认东欧是斯大林势力范围下的一部分，但斯大林则向西方保证东欧各国享有自己的政府组织自由；

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协议，往往适用于意识形态极为对立的盟友安排战争的胜利果实，尽管达成协议时双方都认为这是最恰当的安排，满足了各自对形式和实质的需要，但实际上这种秩序恰恰是最脆弱的——因为双方都不满意。

1815年维也纳会议对波兰会议王国的安排，仅仅维持了15年就宣告破产，1830年，波兰爆发反俄起义，沙皇被迫镇压，这使得沙皇与西方关系急剧恶化，进而引发了后来的英俄克里米亚战争；

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的东欧秩序安排则仅仅维持了不到两年，到了1947年，斯大林扫荡了东欧地区的反对派，这也使得美苏走向冷战。

香港同样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在2019年10月文章《历史的借鉴：沙俄式“两制”的失败、灾变及其后果》和2020年5月4日《东欧的分歧与世界的决裂：大政治家们的无奈抉择》，笔者分别讲述了这个问题的相似性。

③、台湾问题：2014年3月18日，台湾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三一八学运，该事件之后，台湾亲大陆势力逐渐式微，台独力量日趋壮大，实际上意味着和平统一的希望开始凋零，大陆不得不采取日趋强硬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但这必然使得中美之间再也难以回避彼此的地缘政治矛盾，不得不陷入更加激烈的对抗和不信任之中。

从上面我们看出，2014年是一个中美关系的里程碑，在该年发生的诸多事态，使得中美之间搁置矛盾、模糊分歧的政治空间荡然无存，从此之后，中美不得不直面他们的矛盾和分歧，也使得中美关系陷入急剧恶化之中。

从国际关系角度看，这是非常正常的，也是合情合理的。

中美关系的三个阶段

根据中美之间矛盾的演化，我对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认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91-2015，这是中美矛盾的搁置阶段，这个阶段的中美关系特点是中美之间的深层次矛盾虽然无法调和，但是现实使得双方能够搁置和模糊这些矛盾，这让中美关系飞速发展，形成了强大的贸易全球化利益共同体。

犹如1911年之前的英德上流社会、1940年之前的美日上流社会般，打开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回忆录，常常让人感受到相同的熟悉感。

第二个阶段：2016-2019，这是中美矛盾的凸显阶段，这个阶段的中美关系特点是中美之间一系列深层次矛盾逐渐难以回避（南海、HK和贸易问题），随着南海、香港、台湾等问题日益严峻，双方的分歧不可避免地成为彼此交涉的主要议题，日趋激烈和外溢的矛盾逐渐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特点；

个人的看法

个人认为中美关系在目前阶段是很难挽救的，这是一项人力无法胜任的任务，在2019年，我会仔细聆听双方的讲话以判断谈判的推进情况，但现在笔者对这些不再看重，因为这不是人的意愿所能改变的现实。

记得2019年，我曾经用弓满回抽来说服那些对谈判悲观的怀疑人士（链接：《弓满急速回抽：转折并不遥远》），原因是双方协调的根基还在，贸易谈判的推进本身就意味着一定信任的存在。

但现在则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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