涌金策 | 李实：缩小收入差距，浙江如何走在前列
缩小收入差距，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下称《实施方案》）提出，率先基本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努力成为地区、城乡和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的省域范例。浙江如何在缩小收入差距上走在前列？涌金君采访了一直从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权威专家、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
”
李实
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一直致力于收入分配和扶贫领域的研究。
共同富裕两大挑战
“在不平衡方面，中国需要解决更多的问题。”李实表示，除去疫情导致的全球收入贫富差距拉大等外部因素，近年来中国收入差距虽没有出现明显的扩大，但仍处于高位水平。
他认为，相关部门估计出来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0.47上下浮动。更为重要的是，受到收入水平不高和收入差距过大的影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且中等收入群体分布存在着严重的城乡不平衡问题，农村中不足10％。
“收入差距过大和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较小，是我们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两大挑战。”李实说，浙江亦如此。
浙江的收入差距相对稳定，整体好于全国。从城乡收入差距看，2020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56，浙江这一比值为1.96。再从区域收入差距看，过去几年，浙江收入最高与最低地区的差距，缩小得比较明显。
缩小差距三步走
李实认为，推进共同富裕要分阶段进行，每一阶段在缩小收入差距上有不同的目标。
按照中央基本精神，李实认为推进共同富裕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现在到2035年，人均国民收入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收入差距明显缩小；
第二阶段从2036年至2050年，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人均国民收入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收入分配、财产分配处于更加合理的状态；
第三阶段从2051年至2121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要处于全球前10%国家行列，实现社会全面共享。
李实认为浙江在第一阶段，居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要有一个较大增加，居民收入从现在的5.2万元提高到7万元，人均GDP从现在的超过10万元提高到13万元。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以及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都要有明显缩小。
浙江在《实施方案》和“十四五”规划中，已设定到2025年，“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9以内，设区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最低倍差缩小到1.55以内，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内部高低收入人群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的目标。李实认为，按照这一发展计划，浙江在第一阶段，即到203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望进一步缩小至1.8以内。
抓住关键的关键
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方面，可以看出浙江在自我加压。
三个环节浙江可为
“缩小收入差距，还要从分配环节入手。”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了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李实认为，在收入初次分配中，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分配过程，完善的要素市场建设变得非常重要。
“然而，在现实中，市场的垄断、分割、扭曲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不同要素平等地参与分配，导致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劳动力市场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受户籍制度影响，外地劳动力在就业机会、行业选择、职业晋升、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都不能享有同等的权利和机遇。”
他表示，在初次分配领域，浙江首当其冲要做的，就是要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让市场在要素配置和收入分配上起到主导作用。
在收入再分配方面，政府也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解决收入分配不合理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他表示，税收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过去，我国的税收主要靠间接税（如消费税、增值税等），在减小收入差距上的作用，不如个人所得税这样的直接税明显。
但目前，我国的直接税不多，个税主要是“工薪税”。所以，为了加大直接税的力度，就需要引进新的直接税，一个是房产税、另一个是遗产税。
“我国的税收制度需要作出改革和调整，不断提高直接税比重。”他说，增加直接税，也意味着要降低间接税。
“同时，浙江要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对民生支出的比重，特别是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的比重。”
在收入三次分配方面，李实认为浙江基础扎实，尤其是企业家、富裕人群对做慈善热情很高，慈善事业走在全国前列。
“这就是三次分配。目前，我国慈善事业还缺乏好的环境和政策条件，浙江可以率先实践建立相关制度和政策鼓励，补齐制度短板，让三次分配在缩小收入差距中发挥更大作用。”李实认为，这就需要更加鼓励社会组织、慈善组织的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让慈善事业发挥更大的调节作用，让人们高高兴兴主动自愿地从事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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