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个人挤一间房、靠胡萝卜充饥、去菜市场捡剩菜”：今天，我被这群人刷屏了

最近，一群历史上最伟大的“90后”，出现在了大银幕上：

其中，有106岁的《让子弹飞》原著作者、作家马识途；

101岁的《呼啸山庄》译者、翻译家杨苡；

100岁的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获得者许渊冲；

99岁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

98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

这些学术界泰斗，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西南联大的学子。

早在2018年，央视就推出过9.4分纪录片《西南联大》，讲述了这所学校的传奇经历。

西南联大仅存8年，却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174名两院院士，以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群星璀璨，人才济济，流芳百世，它被称为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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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的传奇历史

1937年7月6日，清华大学教授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偕陈寅恪散步，坐体育馆后球场，观晚霞，至美。”

然而，几个小时后，日军的枪炮声就摧毁了这番岁月静好。

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迅速沦陷，清华和北大被日军占领。

天津的南开大学，也被日军炸为废墟。

泱泱中华，何处能放得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为保住文化血脉，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先迁至长沙，后定址云南，组建成了西南联合大学。

为顾全大局，学校的管理权给了清华校长梅贻琦。

满腹经纶的名教授们，也义无反顾地追随学校。

历史学家陈寅恪，刚经历丧父之痛，又遭遇右眼视网膜脱落，急需入院治疗。

此时，日本宪兵队递来邀请函，拉拢他去日伪大学任教。

在保全右眼和民族气节之间，他毅然选择了后者。

不等父亲的丧事办完，他就带着妻女奔向了云南。

同样面临选择的，还有学者闻一多。

闻一多回湖北老家探亲，老友劝说他到教育部任职。

一旦留下来，厨师、车夫、保姆、助手一应俱全，保证生活体面又舒适。

他却毫不犹豫地婉拒，理由是：“联大太困难了。”

他拿着几本书，和十多位教授、284名男生组成了徒步团，开启三千里“联大长征”。

徒步团翻山越岭时，清华物理系教授赵忠尧也踏上了天涯孤旅。

他心系中国高能物理的发展，趁夜色潜入清华大学，偷走了50毫克的镭。

为躲避日军追捕，他乔装打扮成乞丐，把装镭的铅筒塞进咸菜坛子。

一路上，他紧紧将坛子抱在怀里，在火车上都不敢合眼。

抵达新校址时，放射性极强的镭已灼伤了他的胸膛。

这些饱学之士，一心救亡图存，用脚步丈量了每寸国土。

莘莘学子们也背井离乡，踏上了求学之旅。

北大教授邓一哲的儿子邓稼先，在日本人组织的集会上，当众撕掉了日本国旗。

随后，日本人到处搜查他，父亲连夜把他送出北平。

临别时，父亲叮嘱道：“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为国家。”

于是，他辗转跋涉至昆明，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后来成为翻译家的杨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现为中科院院士的潘际銮也都历经大半个中国的颠簸，最终抵达昆明。

就这样，各地爱国师生不远千里，齐聚云南。

路途劳顿，他们却目光灼灼。

一场中国教育史上的冒险，也就此拉开序幕。

西南联大一点也不大，120亩左右的校园里，铺满了一间间铁皮屋。

但在梅贻琦校长看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据统计，1941年在西南联大任教的179名教授中，留过学的有156位。

陈寅恪、闻一多、沈从文、冯友兰、钱钟书、吴晗、费孝通、吴大猷......都是现代史上鼎鼎有名的人物。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能用13种文字阅读，被傅斯年赞为“三百年来第一人”。

闻一多学富五车，开了十多门课程，包括《诗经》、《楚辞》、《古代神话》等。

只读到小学毕业的沈从文，也凭借写作才华，在联大占据一席之地。

知名作家汪曾祺，就是为追随沈从文而考入联大。

有一次，他将一篇对话很多的小说，交给沈从文批阅。

沈从文说：“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

言简意赅，一针见血，足见其写作造诣之深。

师资之雄厚，是教学的优势；自由之思想，则是育人的根基。

不认同某位教授的观点，学生可以当堂反驳。

数理逻辑学家王浩曾说：

“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

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学生也可以任意转系。

诗人郑敏回忆：“我从外语系转到哲学系就填了一张表格，其他什么要求都没有。”

汪曾祺的《人间草木》里也有写，闻一多先生的课上，甚至允许大家抽烟。

学风之开放自由，可见一斑。

但自由不意味着散漫，在教学上，联大一点都不马虎。

王希季对一次机械学考试记忆犹新。

当时，老师要求结果准确到小数点后三位。

但他的计算尺不够精确，便没在意老师的话，草草写上了粗略的数字。

没想到，老师直接给他打了零分。

如今，功成名就的他感慨道：

“可以说没有昨天的零蛋，便没有今天的导弹。”

在考试上，联大也一分都不妥协。

曾有学生考了59.5分，愤愤地找教务长理论：“59.5分跟60分有什么区别？”

教务长回答：

“如果没有区别，59.5分和59分也就没有区别，以此类推，60分和0分又有什么区别？”

如此高标准、严要求下，8000余名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中，拿到毕业证的只有3882人。

这些毕业生们，也不负众望地成为了新中国之栋梁。

正是有学问、没架子的老师，自由平等、治学严谨的风气，才能滋养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精神无比丰盈的师生们，在物质上却捉襟见肘。

西南联大的校舍极其简陋，铁皮房顶、竹纸窗户，冬冷夏热。

下雨时，房顶不仅漏水，还会一直叮当作响，吵得课都没法上。

宿舍更是“小、脏、乱、挤”，40个人窝在一间茅草房里。

两张上下铺一对，就是一个小隔间，连转个身都吃力。

晚上谁要是发出一点声响，整个宿舍的人都会被吵醒。

一年四季基本洗不了澡，还要夜夜忍受臭虫的侵扰。

住宿条件差，饮食水平更低。

学校食堂里只有“八宝饭”，里面是红米、稗子、谷子，甚至夹杂着石头子和耗子屎。

即使是这样的伙食，学生们也要抢着才能吃饱。

男生们往往先盛半碗，迅速吃完后立马再盛一碗，保证短时间内吃到更多的饭。

女生们争抢不过，又经济拮据，只好选择啃胡萝卜。

一到饭点，校园里随处可见边吃胡萝卜边聊诗词的学生。

拖家带口的教授们，遇上战时高涨的物价，更是囊中羞涩。

连当地的乞丐都调侃：“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闻一多靠刻章赚钱，维持一家人正常的伙食，并以此换来学生办印刷厂的钱。

冯友兰在院子里支起油锅，以炸麻花赚取买件御寒棉衣的费用。

校长梅贻琦为了补贴教师们，变卖了所有值钱的家当，天天和妻子去大街上卖糕点。

教出杨振宁、李政道的吴大猷，不仅靠养猪贴补家用，还每天化妆成乞丐到菜市场捡剩骨头，熬汤为生病的妻子补身体。

与此同时，不定期袭来的轰炸也威胁着每个人的生命。

安全警报一响，所有人只能以最快的速度跑到附近的乡村躲避。

但贫困和战乱，都没折损联大师生对生活的希望、对学术的热情。

没有足够的教材经费，学生每读完一年课程，就把课本转让给学弟学妹，再跟学长学姐借要用的书。

没有合适的地方学习，学生就到昆明的各个茶馆里，喝着白开水，一学就是一整天。

没有专业的器材，化学系师生就用做饭的炭炉子来加热做实验；气象学师生则用手指蘸水，以感应风向。

每个月，联大还会举行一次全校大会，无数名人来此演讲，师生群情激昂地合唱《西南联大校歌》。

哪怕住宅、校舍屡屡被夷为平地，教授们也从不怠慢自己的工作。

数学大师华罗庚家被炸毁后，就在郊区租下了一个堆草料的棚子，下面是猪圈和牛圈。

他每天步行十几里路去联大上课，回家后又伏案潜心研究学术。

棚里蚊虱成群，老牛常借柱子擦痒，楼棚也跟着地动山摇，猪叫、牛叫乱作一团。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华罗庚完成了第一部学术专著《堆垒素数论》，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

除此之外，吴宓出版全英文的《世界文学史大纲》、冯友兰写出《贞元六书》、钱穆完成《国史大纲》......

无数优秀专著学术诞生于此，成为中国各个学科的奠基大作。

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

刚毅坚卓的信念、求知若渴的追求，支撑他们在黑暗中熠熠生辉。

当时的欧美学者有一个说法：

“世界的教育中心有三个——美国，英国，还有中国昆明。”

落后的西南地区，以教育的火种，点亮了衰败贫瘠的国家。

西南联大解散之际，以华罗庚、杨振宁为代表的师生，前往美国留学。

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些经历过苦难的师生，纷纷放弃国外的优越生活，以所学报效祖国。

正如西南联大的校歌，那句铿锵有力的歌词：“中兴业，须人杰”。

联大犹如耀眼灯塔，指引学子们于乱世中觅得从容，凭做学问救己救国。

90年代，毕业生关英为纪念母校，在云南建起了希望小学，将联大文化传承了下去。

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西南联大校友，也陆续回到当年的旧址寻根。

而所谓的“根”，是刻苦求学的精神，是自由独立的品格，更是宁折不弯的风骨。

历世道扭转，从心底里给出的无畏、真心和担当，却永远不会褪色。

为这座仅存在8年的学校点个【在看】，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值得国人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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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许朝暮，匍匐前进，步履不停。本文由十点视频原创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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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值得国人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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