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在时代的洪流中，随着大潮走这没有错
人物专访
本次访谈的嘉宾是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环境政策硕士项目主任张俊杰教授。张教授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并于美国杜克大学获得资源经济学博士学位。加入昆山杜克大学之前，张教授执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访谈中，张教授分享了自己的科研经历和对教育的理解，并畅谈了有关青年人成长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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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研
“科研就是做有趣有用的工作”
您的研究主要关注哪些领域？有哪些亮点？
我的研究兴趣比较广泛，涉及环境问题的很多方面，但都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个体与环境相关的行为。环境经济学归根结底是在研究个体的行为，研究个体的行为为什么会引发污染，以及污染管制对个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之前主要做资源经济学方向的研究。博士论文关注的是美国的墨西哥湾海洋资源保护问题，主要是推断海里有多少鱼。这个问题是海洋管理的基础。如果不知道海里有多少鱼，我们就不知道可以允许渔民捕多少鱼，也就很难进行管理。近些年我侧重研究与中国有关的问题，重点是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对空气污染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的防护行为，另一方面是对空气质量数据造假的行为。
对空气污染的防护行为研究
由空气污染引发的防护行为有长期和短期之分。长期的防护行为包括迁移，比如从京津冀搬出来，甚至从中国搬去美国。短期的防护行为有买口罩或者买空气净化器等等。
最近我们团队发表的一篇文章研究的就是“空气污染对口罩购买行为的影响”。我们发现重度空气污染每增加一天，中国人就要多购买大概两亿美元的口罩，这是很大的数字。这里使用的是淘宝的数据，现在网购的大数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的视角，我觉得这是一个新颖之处。大家每天网购买口罩，让我们能把空气污染跟口罩购买的行为联系起来。也可以说，这是大家每天剁手给我们提供的研究机会（笑）。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空气污染的数据质量有很大的问题。于是开始猜测，政府报的数据是不是不准？这后来成了我们衍生的课题：“数据造假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数据造假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我们研究了本世纪初的十年内公布的空气污染数据，希望找出造假的城市。在113个上报空气污染数据的城市中，我们确实发现了非常强烈的证据。以计量经济学为基础，我们开发了两套方法来识别数据中的异常现象，发现这些城市里大概有50%表现出了数据造假的迹象。我们进而想知道是谁在造假以及为什么造假，于是开发了一套更新更好的造假识别方法，并做了后续的研究。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地方官员是要对这些数据负责的，于是就收集了全国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的简历信息，并把这些信息和数据造假的信息匹配起来，然后就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市长的个人信息对造假行为没有影响，但市委书记是有影响的。在市委书记的所有特征里，我们发现，如果他（她）的本科学历是在国内重点大学获得的，那么他（她）更倾向于在数据上动手脚。中国能够上升到高层的政府官员基本上都是这些重点大学毕业的。我们认为可能这些市委书记的升迁几率更大，所以他们更倾向于美化自己的简历。这是一个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也是为造假行为提供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解释。
除了空气污染之外，气候变化也是我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之一。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评估气候变化和气候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例如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极端高温对中国农业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国的碳市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等。
总结起来，我现在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三个。在资源经济学方向我们现在在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项目，研究气候变化对渔业的影响。与中国相关的研究包括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在空气污染方面主要是对防护行为的研究和对数据造假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气候变化方面主要评估气候变化和气候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听您介绍研究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您的研究中贯穿着一根线，从一个问题引到另一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什么是最令您感兴趣的？
有一家国内媒体报道过我们的研究，说我们是环境数据界的福尔摩斯，这种说法很有意思。有时候我们研究一个问题有既定的路线，然而后来可能会发现问题走偏了，这是比较令我兴奋的。因为它能够让我们发现或是证明一些猜想，反证一些猜想，或是发现跟直觉相反的情况。
例如，在渔业保护区内设立禁渔期，这是一个大家熟悉的资源管理政策。我们在针对某保护区的研究中发现，在禁渔期政策的影响下，该地区全年总体的捕捞量不降反升，原因是渔民在禁渔期前后增加了捕捞量。这个政策引发了渔民的过度补偿行为，导致了没有预料到的结果。政策制定者往往会忽视人的反应， 而我们做应用经济学的人，关注的恰恰是人的行为反应。对我来说，发现这种意想不到的结果或是反效果是最令人着迷的。
您刚才谈到，一些政策的效果离它的初衷很远，甚至相反。为什么会这样？
人们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使用的通常是工程师思维，认为人的反应是机械的，忽视了人行为的变化。政策作用的对象都是个体——人和企业，而人和企业会对一项政策作出反应。如果忽视了个体的反应，政策就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造成反效果，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以节能问题为例，如果能源效率提高50%，是不是对能源的消耗量就会减少50%？实际上不是。能源效率提高了50%，人们会发现使用能源的成本变低了，可能反而会增加使用量。如果开车更便宜了，那人们可能会更倾向于开车，这都是人的反应。人不是一台机器，在制定政策时应该考虑到人的这些行为反应。我觉得社会科学、经济学对政策研究的一个贡献，就是把人变成一个活人，纳入政策制定的考量中来。
您的研究对政策有哪些影响？
应该这么说，我现在的研究有两大块，一块是纯学术的研究，之前提到的空气污染、气候变化基本上都是纯学术的研究。另一块是智库型的研究，这部分基本上每一项工作都是和政策相关的，也是为决策提供支持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政策的制定都是一个综合了多种因素的过程，因此每个人的贡献可能是隐含在政策考量过程中的。
比如我们的团队和能源基金会、发改委气候战略中心的同事一起，刚刚完成的对中国碳市场顶层设计的经济学分析。我们希望从经济学的视角，在碳市场的设计方面，给政策制定者提出建议。我们还在与发改委气候战略中心、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合作，研究特郎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引发的问题：美国退出的路径是怎样的？政治风险是怎样的？对全球的影响是怎样的？中国应该怎么应对？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研究，形成政策建议性的报告，为决策提供支撑。
您现在如何理解科研？
现在我寻找科研题目的时候主要看重两点。首先题目要有趣，这是支持我继续探究的动力。第二，我希望它有用。很多问题很有趣，但不一定有用。有用指的是和政策相关，有政策含义在其中。
比如对空气污染防护行为的研究，首先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淘宝购物买口罩这个行为大家都知道，也觉得很有趣。其次，这也是一个有用的话题，口罩的成本是空气污染带来的损失之一，所以这个研究本质上是在给空气污染定价。我对科研的理解就是做有趣有用的工作。有趣，让你有前行的动力；有用，让你的成果对社会有所裨益。
关于教育
“有了这些技能，即使他们将来不在环境领域工作，
仍然可以在任何领域工作”
您如何理解中美两国大学的教育？这里的教育有哪些特点？
首先，我觉得这几年中国的高等教育进步非常快。我是2003年出国的，我当年接受的教育和现在的教育有天壤之别。我的观察是，中美在自然和工程领域教育的差别在快速缩小。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开始得很早，现在差距其实也很小。但在其它社会科学方面仍然存在着一条鸿沟。很多学科的教学没有一个体系，学生出来也缺乏一个理论体系。看到这些学生的写作、表达和作为，很多时候你会有疑问，教育对他的增值是什么？学生读了研究生，但为什么没有长进？我看到美国的社会科学教育更讲究有一个好的逻辑体系，会把一套分析方法给学生，这非常重要。
以环境政策专业为例，您觉得学生需要的逻辑体系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环境政策硕士项目(iMEP)的课程体系，这些课把环境管理和公共政策结合起来，是非常典型的社会科学在环境政策方向上的集中体现。这些课程的设计有着明确的技能导向，这里的技能可以分成三类：学术技能、专业技能和职业技能。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他们将来不会从事学术性的工作，所以更重要的是专业技能和职业技能。专业技能又包括定性和定量分析两部分。定性分析主要是建立政策分析的逻辑框架和思维体系。这方面的课程包括环境政策分析、环境政策管制和环境政策实践等。有关定量分析的课程包括经济学这种理论分析，也包括统计学、GIS这种数据分析。
在职业技能方面，我们非常侧重两点：第一是读写能力，第二是表达能力。有的学生觉得课程压力大，主要是阅读和写作压力大。读不快，写不好，这是很大的问题。在iMEP项目里，对于阅读和写作能力的训练是贯穿始终的。同时，我们也通过培训帮助学生提高表达能力。有的同学有内秀，却讲不出来，没法推销自己，这是沟通能力的问题。如果有好的想法却讲不出来，是很大的损失。我们做社会科学研究，归根结底是和人打交道，因为环境管理其实是管理人，而不是去管理环境。
昆山杜克大学环境政策硕士项目（iMEP）的教学是以培养学生的多种技能为核心，以环境问题为应用这些技能的对象。对我们的学生来说，有了这些技能，即使他们将来不在环境领域工作，仍然可以在任何领域工作。这些课程本质上是一套训练方法。如果挖掉专业的名称来看，你会发现社会科学领域的训练，核心内容就是这些。大家对环境问题感兴趣，环境问题就成了应用的话题，但对技能的训练是这个学位的核心。你刚才问中美教育的区别在哪里？区别就在于教育是否覆盖了这些技能。
您刚才讲的内容让我很受启发。很多人要求教育能够产出一个确定的结果。比如说，如果社会现在需要方形的人，很多人就希望学生毕业之后可以是方形的。但像您刚才谈到的，培养人的核心素质，更像是赋予一个人变形的能力。学生毕业之后可以适应方形的环境，也可以适应圆形的环境，因为他有灵活性。
对，是这样。我们培养的不是一模一样的人，同学们的志趣能力各有特点。 我们的学生人数比较少，允许我们帮助学生实现自己的预期。这是iMEP项目和很多规模院系的区别。我们可以做到对学生的需求及时反应与处理，无论是课业压力还是就业压力，我们都会尽力去帮助他们。前段时间有同学需要推荐实习，告诉我之后我马上就去帮他们联系，所以说我们是服务业 （笑）。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学生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而不是我们想让他们成为的人。
这真的非常重要。具体到您个人的教学，比如上学期的环境经济课，您最希望学生掌握什么？
因为大部分学生都不是经济学背景，所以我最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这门课，发展出一个看问题的经济学视角。这非常重要。虽然在课上我们会讲很多定量分析，但我一直强调，经济学并不只是做模型，更重要的是一套逻辑思维体系，是分析问题的角度。
如何理解这种分析问题的角度？这和学习高中物理类似。学高中物理的时候，要解题不能用猜，要先做受力分析。做受力分析的时候可能发现事实和直觉不一样。用猜的话很可能猜错。经济学也是这样，把现象回归到最基本，然后对个体做经济学方面的“受力分析”：分析对个体的激励（incentive）是什么，在激励下他会有怎样的行为，这些行为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完成这一套分析之后，你就对环境政策现象有一套逻辑解释。我最希望学生掌握的，不是某个问题的答案，而是分析问题的思路。
关于昆山杜克
“昆山杜克大学的根在中国”
您如何理解昆山杜克大学的教育？这里的教育有哪些特点？
昆山杜克大学的教学是以美国杜克大学的教学为标准的，课程也是按照杜克大学的体系设计的。同时，我们也一直努力发展自己的特色，其中几个特色已经慢慢开始呈现出来。
第一，昆山杜克大学的根在中国。刘经南校长说我们的学生要做有根的世界公民，他讲得非常好。就环境领域而言，很多机遇的确是在中国。在美国高校读书的中国学生大部分还是会回到中国找工作，但他们接受的教育却缺乏中国的背景。因此，植根于中国是昆山杜克大学的一个巨大的竞争优势。这里的课程更多的采用中美比较的观点，也更加贴近中国实际。美国高校的课程通常采用以美国为中心的观点，然而世界的中心是移动的。过去的世界以大西洋为中心，现在慢慢转到以太平洋为中心。我们以一种国际的角度做比较，学生的眼界会更加开阔。在研究方面，学生从第一学期就能参与实际的研究项目。经过两年杜克水准的严格训练，加上对中国问题的认知，我相信他们毕业之后在中国的就业市场上会非常有竞争力。这是我们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特色。
第二，在就业培训方面，我们也强调适应中国就业市场的特点。中文简历怎么写？美国的学校不会教。但是在昆山杜克大学我们会指导学生准备中文简历和中国的单位面试，甚至会帮他们推荐一些机会。
第三个特色是我们的师生比，每个学生都能得到极其充分的资源。无论是老师的关注还是奖学金资助都是如此。在美国从事研究的老师极少会和硕士生一起工作。但在昆山杜克，师生之间有很多互动和接触。硕士生有机会深入参与研究，成为科研工作的主力，师生交流不仅局限在课堂上。
您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理念，哪些是一直在坚持的，哪些是有变化的？
教学的内容是会与时俱进的。在教学理念方面我有一个变化。博士刚毕业的时候，我认为很多专业上的知识学生都必须要掌握，所以应该多教一些技术性的内容。后来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体会到技术只是能力的一种，很多其他的能力也非常重要。我现在认为教给学生的内容不一定越难越好。能够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学生能够掌握的难度才是好的。
说到坚持，我始终认为一门学科要有自己的逻辑框架。我的研究和教学都一直注重个体的激励，注重回到现象背后，分析出现这个现象的个体原因是什么，再分析个体的激励是什么。这个逻辑链条的建立，是我一直坚持的。
您希望昆山杜克大学环境学科的教学和科研给大家留下怎样的印象？
首先，我们希望昆山杜克的环境项目成为中国和亚太地区环境问题研究的一个高地。第二，我们项目的规模不大，在这里各学科可以高度交叉融合。无论是跨学科研究，还是师生之间的交流合作，我们都非常鼓励。第三，昆山杜克的环境研究是独立的研究，能够保持独立性，才能保持学术生命的长久性。总之，因为我们是“大杜克”概念下的研究和学位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成为这个领域最好的机构之一。
关于青年
“没关系，
我们都在时代的洪流中，随着大潮走这没有错”
这里的学生大多处在20-25岁，或25-30岁这两个阶段之一。现在您是如何看待这两个人生阶段的？
这也是一个好问题。我觉得20到25岁是一个人学本领开眼界的阶段。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是读本科和研究生的时期。这个时期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适合干什么，能做的就是多尝试。我在这个阶段什么都尝试，我是学生干部，同时准备出国，还加入老师的课题组，也去打工。这些尝试非常宝贵，只有尝试过，你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爱一件事，是不是擅长这件事。在这个阶段尽量找到自己喜爱和擅长的事，虽然有时免不了会随波逐流。没关系，我们都在时代的洪流中，随着大潮走这没有错。
我觉得25到30岁是一个人的垂直深入期，这时要明确地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你可以什么都感兴趣，但不可能什么都专长。所以这时如果能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你就能够上升。在30岁的时候，你就可以小露头角了，最好能够做到当大家讲到某个小领域的时候，有人能够提起你。
很多人和我们iMEP的学生一样，很优秀，有很多路摆在他们面前。大家可能想哪条路是最好的，就会选择困难。我相信，不管选择哪条路，只要有一定的坚持，成就是均衡的。关键是你是否能够在这条路上深入下去，成为一个领域的专业人士，这样才不会泯然众人。我读博士的时候，无论是学科还是技能，都有非常强烈的个人特色。深入且突出的个人技能在就业市场上非常重要。
您给人的印象是精力特别充沛，力量感非常强。您觉得自己的力量来自什么地方？
主要还是兴趣驱使。我现在有一个奢侈，就是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也是在学术界的好处。其实就是两点：有趣，有用。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环境政策硕士项目（iMEP）培养人的目标：做有趣有用的事，成为有趣有用的人。
采访撰稿：刘紫微
微信编辑：张楚楚
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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