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绝对的例外。所有病毒大流行的国家，全在封锁。瑞典不。那里是净土？不，病毒不会对瑞典客气，那里的高风险性无可争议。但，瑞典照样用自己的方式对抗病毒。这个极寒国家相信，其独特的、高度信任的文化，是他们最有力的武器。不惊慌失措，他们没有一关万事吉。
提起瑞典这个国家，第一个想起葛丽泰-嘉宝的人不少。在希特勒看来，她的脸是人类进化的极限。至于普通观众，黑白片里的嘉宝，就像斯堪迪纳维亚大块风景一般玉洁冰清晶莹剔透，处处流淌着说不尽的美。而今天，全世界风风火火封城封国，全人类快要被那个无形敌人惊吓近乎疯了的时候，瑞典，嘉宝的祖国，再次让世界为之惊颤。
确实够独特，然而又彪悍：祖上维京海盗，横行大半个欧洲；三百年前，冰天雪地的那场战争，要不是一个小小的信息失误，今天的战狼俄罗斯恐怕只能在弹丸之地将就。聪明的有些另类的诺贝尔，拿玩炸药发的财设个奖，让今天全世界最聪明的脑袋都以贴上这个个标签为人生最高荣誉。生活在那里是苦，也是玩，常年天寒地冻，不玩何以慰长夜，看那个中国人总记得老瓦生生玩成乒坛常青树。连宜家都是过家家的产物，搞成世界一流。够另类。另类的瑞典，现在似乎押注于自己的民族文化。足够独特，推行的那套政策，在别国不要说等待结果，连尝试都不可能。看英国，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不就一百八十度急转弯了。瑞典却和前新冠病毒时代差别不大，他们的生活轨道并没有偏离太远。那里现在也已禁止大型集会，但人数上限是慷概的500人。边境、酒店和餐馆照开：瑞典欢迎您！只有高中生和大学生要在线远程，其他孩子日程和课表没变。从国外回来，也不必隔离。要是有人确诊了，他们的家人仍如常人。
1月31日，瑞典宣布第一例确诊病例，那名妇女是从武汉返回的。2月26日，意大利和伊朗大暴发之后，喜欢旅行的瑞典每个地方都出现了确诊病例。
在此期间，案例追踪、隔离、暂停航线、旅行警告……它国做的一切，他们也一样。只是到了3月9日，瑞典首次报告社区传播。而社区传播，再要追踪，其实很难很难。3月12日，瑞典政策从这里开始转向，仅针对老年人、重病患者和医护人员进行检测，劝告非重症患者留家中。
瑞典的想法和当初英国几无二致。瑞典负责疾控的最高官员安德斯-泰格内尔对群体免疫抱有高度信心：重点保护老年人和其他脆弱人群，对于没有健康问题的年轻人来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病毒的蔓延，带来恐慌性抢购卫生纸。最先是香港，风潮很快扩散到全世界。各国当局一直呼吁人们冷静，物资供应是充足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要美国人“放松”：“没有必要囤积。”说话之前，特朗普会见了塔吉特、坎贝尔和好市多公司的高管。“他们让我说，‘你能少买一点吗?’ 我以为，我永远不会从一个零售商那里听到这样的话。”瑞典也不例外。安德烈亚斯-卡尔森同意，危机时期恐慌性购买不是好的办法。在瑞典更不必。
卡尔森是末日经营者。在很多人眼里，这得多激进啊。然而，卡尔森都 “准备”了20年。
自瑞典病例数开始攀升，这位的41岁IT工作者一周接到的电话和邮件比过去20年都多。博客访问量也翻了三倍，瑞典人越来越有“恐慌”的感觉。“毫无准备的人们开始在办公室、在餐桌上讨论应急准备。”他说。每一个人都在购买，囤积卫生纸。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呼吁公众“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国家的努力”。然而，英国面临的挑战是，没人告诉英国民众如何应对突发事件。瑞典公民应急管理局（MSB）两年前就出版了《战争或危机时的准备手册》，指导瑞典人如何为危机做准备，储备“热量充足”的“不易腐坏食品”等重要商品。如果你的日常生活被打乱了，你会怎么做呢? MSB的传单问道。问题清单如下：
有了这些建议，大流行来临，境况会更好得多。他们知道家里应该准备带哪些东西，知道有些东西应该在病毒引起严重关注前就买下。
对于卡尔森来说，他并没有感到恐慌。这次爆发更像是一场糟糕情况的“预演”。也许，瑞典人一直在准备极端的情况，才让今天瑞典的选择成为可能。
也因此，瑞典拥有政治上独立的公共机构，比如，一直处于当前危机的前沿和中心的公共卫生机构。至关重要的是，还有公众对这些机构的高度信任，无可动摇。
瑞典公共机构的职责范围虽由瑞典政府界定，但政治权力不能直接干预公共机构的运作。公共卫生机构是权威机构，应对病毒，首相和政府也将听取并采纳他们的建议。一位流行病学教授和一位数理统计学教授在《瑞典日报》联名发表文章道：“公共卫生机构必须迅速明确向所有人推荐社交距离，而不仅仅是那些70岁以上的人。”
这家报纸同时还刊登了瑞典国家流行病学家泰格内尔的简介。就是那位最高卫生官员，现在已是瑞典抗击冠状病毒的代言人。
面对媒体施加的压力，泰格内尔说:“一切都变得如此政治化。关闭边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09年猪流感大流行，当时全球专家一致认为，关闭边境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奏效。“这一次，邻国挪威和丹麦关闭边界时，泰格内尔说，这些措施没有科学依据。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激烈批评主要集中在缺乏指导建议。然而，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公共卫生机构的信任日益增强。而最新调查也显示，所有媒体的排名都较低。瑞典民众并不信任媒体。赋予公共机构强大信心的，还有更强大的力量：瑞典的社会信任度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瑞典人非常信任公共机构，相信他们的行为符合公共利益。当局相信公民会听取他们的建议。瑞典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很高，他们相信彼此会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这是一个信任的铁三角。
就疫情而言，它意味普遍的期望，即公民承担个人责任，避开人群，在家工作，保持社交距离，而非被迫。但坊间证据至少表明，虽没有国家强制，瑞典人正在适应这种社会距离。事实上，瑞典限制集会人数不超过500人的法案通过时，一些影院表示，他们将允许499名进入影院。结果，遭到了广泛批评，他们很快做出了改变。周日晚上，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总理发表电视讲话，他说:“应对这场危机的唯一方法是，每个人都要为自己、为他人、为我们的国家承担责任。”
唯一的变化，可能就是疫情的突变，一旦意大利的情形在瑞典再现，公共卫生机构能否保持既有的政策，也许是个问号。
公民对当局的信任，其实也是个悖论，越高的期望，绝望的可能越大。如果人类最终面临的是一场重大的、毁灭性的流行病，这样的话，那个铁三角将出现动摇，高信任社会的基础就会崩溃。也许，瑞典人心中是有着一副过于美好的画面。他们相信，应对公共卫生威胁和保护基本自由方面，他们相信，他们很有可能毫发无损地走出这一局面。这还因为，他们确实有一些结构性优势。这是一个人口非常稀少的国家。那里有很多单身家庭。社会疏远，基本上是这个国家的特征。
就像女神葛丽泰-嘉宝在每部影片都会说的那样:“请让我一个人待着!”
始终在“准备”未知的世界末日的卡尔森突然变得很抢手，是拜病毒所赐。瑞典人对大多数事情的态度都比较温和。一些瑞典人谨慎地接受了他的建议。卡尔森的做法，也是上一时代延续，当时的北欧国家更近于自给自足的经济。冷战历史也给这个地方留下了基础。几十年来，这个国家一直生活在苏联随时可能毁灭的威胁之下。
在他看来，灾难或危机不一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更大的可能性是离家近的事情，比如失业、长期疾病、事故或当地的自然灾害。这次是病毒。“你不应该等到危机来临时才做好准备。这就像在你的房子已经着火了，才想到买保险。”“这样会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有了新的认识，那就是这个世界充满了舒适和奇迹。”边境正在关闭，城市正在关闭，政府正在实施出口禁令。在关掉最后一盏灯之前，卡尔森，还有瑞典的那盏灯依然在亮着。当初我们封城时，如何谴责别国“反应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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