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是市委的，明天就让你下岗”，到底错在哪里？

又一个“李刚儿子”被嘲笑了。但这个嘲笑应适可而止，否则无异于满世界告诉别人，身为嘲笑者，自己确实傻逼得可以。

日前，哈尔滨男子柳某在社区卡点不配合检查，自称“我爸是市委的”“我是松北分局的”，威胁要让社区工作人员下岗。后来警方证实，柳某本人无业，其父也不是市委的，而是某企业退休司机。

“封建时代早就结束了，没想到，今天的‘官二代’们却仍然仗着老子的职务给自己的脸上贴官本位势力的标签，试图以势压人、以势欺人，不过结果只能是自欺。”

某晚报消息中这样说，无疑是想以正能量教育群众，不过因为太堂而皇之，反而让人循着相反的思路去了。

如果没有上面这段话，大可一笑置之，因为，这就是一个草民冒充权贵失手后引发的笑料。可是，看到这段话，我反而觉得笑话倒在其次了。

“封建时代早就结束了”，说这话的记者和他的主编就该被狠踢屁股。知不知道什么叫封建思想？什么是封建意识？只要思想和意识还在，时代结束没结束就无关紧要。清朝的太监多少年前就遣散回家了，可是，今天的生活中，我们不是每天都可以看到各色各样的“太监”吗？

“没想到”，还是早该想到？为什么很多人一遇到事儿，马上就跟人说自己是某某政府官员的家属？因为这确实管用。你不能怨人家俗，俗的东西如果实用，那在大家看来就是最雅的。

“不过结果只能是自欺”，说这么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明明很管用，为什么说人家自欺？到底是人家自欺，还是明明拿人家没有办法，而不得不对自己进行自欺，借助一个意外的胜利来麻痹自己，瞧，假市委干部的儿子被收拾了。

以我观察，柳某身为工人子弟，从未享受过特权待遇，用职场术语说，就是没有足够的岗位培训。所以，当遇到情况后，只能按照自己想象中的“官二代”那样去行事。但是，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学只得皮毛，更因语言动作过于夸张，嚣张有余，跋扈不足，反而很容易让人看出破绽。

或许卡点检查人员心想，你以为我真没见过当官的？人家没一个像你这么吆喝的，一看就是个冒牌货。于是报警。

警察更是见多识广，心想，还冒充市委干部呢？市委领导我哪个不知道，哪有你这棵葱？今天我还非当包公不可了，铡不了你，也得拘了你，叫你看看什么是打假！在警察面前搞特权，门儿都没有。

柳某就这样折了。公安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见报之后，便有了上面那段正能量文字，于是，法治胜利了，“特权”落荒而逃。

看完这条消息，我脑子里只剩下一句话：你爸怎么能是市委的呢？不是我瞧不起柳某，因为他父亲确实不是市委的。

自从十年前“我爸是李刚”为群众喜闻乐见之后，人们似乎时不常会看到“李刚儿子”的笑话，比如，2月在河北深泽县某防疫卡口不服管理，大嚷“我爸是县委的，你打我啊！”的少年，以及几天后在微博上炫耀，在全省封城情况下，老爸动用关系将自己从天门接回荆州的湖北男子何某。

笑话归笑话，但你不得不承认，这些主角的根基并不深，少年的父亲是县委的，但只是一般干部，而何某的父亲虽有些关系，但也只是荆州市商务局市场运行科的一名科长。

这就很让人思考，如果“我爸”的级别再往上越几级，情况又会怎样？吃瓜群众还能看到笑话吗？很大的可能是，人们会无缘同这条消息见面了。

现实中，深藏不露的都是《人民的名义》中赵瑞龙那样的，而柳某连《平凡的世界》中咋咋呼呼的金富都不如。在外闯荡成为暴发户的金富回家后，跟村里人吹牛皮说，他曾到中南海和华国锋下过三盘棋。第一盘他赢了，第二盘华国锋赢了，第三盘他和华国锋下成了和棋。

有人问他：“你坐过火车没？”金富扬起头自负地哈哈一笑说：“火车算个球！我常坐的是飞机！两月前，我坐飞机就从咱们双水村上空飞过。我当时把头探出来一看，我妈正在哭咽河里洗衣裳哩！田万江大叔吆一群牲灵在田家圪崂的土坡上往下走；还听见庙坪山玉米地里锄草的婆姨女子笑得咯呱呱的……”

显然，在卡点检查的大嫂不是玉米地锄草的婆姨，而警察也不是在田家圪崂里赶牲口的田大叔。于是，他们识破了他，让他承认了冒充市委干部家属的错误行为。

柳某被处罚的看点，不在于他将老爸的工人身份调换成干部身份，而在于，如果他真的是市委领导的儿子，又会怎样？

上海作家沙叶新1979年曾写过一部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写的是一个小青年冒充大干部儿子，引来很多人围着他转，帮他做事，以求将来能和首长搭上关系。不料最后事发，在法庭上，小青年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错就错在我是个假的。假如我是真的，我真的是张老或者其他首长的儿子，那我所做的一切就将会是完全合法的。”

这样的话不啻石破天惊，有人听了倍感痛快，有人听了则感芒刺在背。虽然试演获得极大成功，但是因为内容涉及体制问题，最终该剧还是被禁演出。沙叶新本人遭到严厉批评，但由于受到胡耀邦的保护，事后并未被秋后算账。

1981年，该剧被台湾电影王童搬上银幕，谭咏麟和胡冠珍主演，影片获得第18届金马奖最佳故事片奖。

2008年8月，北京学者解玺璋在回忆《假如我是真的》时有一段评论：“它并不是当时流行的控诉文革的作品，而是直指社会阴暗面……改革开放30年一路走到今天，站在当下回望历史，我们发现《假如我是真的》所提出的质问并不过时。”

柳某固然成为晚报读者的笑料，也被卡点大嫂拦阻，后被公安给予行政处罚，但是，他为什么要嚷嚷着“我爸是市委的”？因为，他内心确信有些人是有特权的，就像解玺璋所说，“社会对于特权的崇拜仍然存在，而且也早已不局限于话剧里所批判的上学、参军、回城、住房这些事。”

崔永元也说，这个社会中到处都存在对权威的崇拜。这里的权威显然不是外科手术权威，而是特指掌握重要权力的各级领导。你都对权力崇拜到五体投地了，在体制内混的群众拍领导、小官拍大官、大官拍更大的官，早已蔚然成风，那么，我们又怎么会对柳某的那几声喊感到奇怪呢？

其实，何止30年后不过时，如今，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年，冒牌大干部儿子在法庭陈述中的那句话过时了吗？完全没有。如果套用沙叶新话剧里的台词，柳某的错也就在于他是个赝品，也就是警情通报里说的那句，“谎称自己和父亲身份”。

这又让人想起《阿Q正传》里，赵太爷扇阿Q耳光时说的那句话，“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因为在赵太爷眼里，阿Q根本就没这个资格，确切地说，是没有资本和赵老爷共享这个姓。

然而，阿Q也有有“资本”的时候。当革命的消息传来，阿Q也嚷嚷着自己与革命有关后，平日里不允许阿Q姓赵的赵太爷居然也能这样了：“‘老Q，’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声的叫”，“‘老Q，……现在……’赵太爷却又没有话，‘现在……发财么？’”。

当然，阿Q终究与革命并攀不上关系，因为假洋鬼子不让他革命，所以他也就不可能真正在赵太爷面前抖起来。最终，他只能是被押往法场的命，真的像小尼姑所说，断子绝孙了。

我们当然是反对特权的，也坚决同意晚报“封建时代早就结束了”的说法，也当然不希望看到有人“试图以势压人、以势欺人”。可是，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场一场地打，处罚一个柳某就得出“结果只能是自欺”的结论，是不是为时太早了？太过于乐观了？

虽然过去了一百多年，阿Q在未庄街上嚷着“革命”了，和柳某的“我爸是市委的”，有多大区别？他们二人都觉得，这声嚷能让自己获得点儿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人家“革命的”和“市委的”确实和自己很不一样。前两天，不是有人专门算过，赵正永受贿的7亿多元相当于多少草民全年的收入吗？

前两天，有人因为鸟屎落到自己车上，便让小区物业把树上的鸟窝全部强拆。这事儿后来被制止了。于是，很多人在表达气愤的同时，也不时流露出欣喜，因为他们好像看到了某种庶民的胜利。

其实，大可不必去玩味胜利，不就是发现及时而保住了几个鸟窝吗？谁知道，在那些远远望着你笑的人中，有没有曾经把别人住的窝都强拆了去的？如是，那些庆祝鸟屎战胜特权的笑脸，又同我们望着柳某的牛皮泡泡被戳穿后，一边读正能量语句，一边嘿嘿傻笑，有多少区别？

舍人家一顿饺子吃，千万别找到大款的感觉，那顶多叫穷帮穷。

拘留一个未得着机会和华国锋下棋的柳某，实质上连限制特权的一根毛都没够着，因此，也就自然与那段正能量的话相去甚远。

真正姓赵的人，比如赵瑞龙，那才叫真有两下子：“得赶紧把他踢巴走了，京州不允许有这么牛逼的人存在！”

这种霸气，你们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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