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对疫情和病毒溯源问题的最新梳理
不能不知道A ID:bnbzda
华生文章：疫情改变中的世界：历史关口的中国战略选择（下）——武汉保卫战：从错失战机、惨烈退守到逆转反攻（七）
不能不知道A ID:bnbzda
华生文章：疫情改变中的世界：历史关口的中国战略选择（下）——武汉保卫战：从错失战机、惨烈退守到逆转反攻（七）
上篇文章提出，《国际卫生条例》将基层层面、中层层面和国家层面的责任区分定义的非常清楚，因此，实事求是地将湖北和武汉政府及责任人前期应对疫情中的问题与中国中央政府区分开来，国家层面不去承担本来是个别地方中间和基层层面的问题，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家风险，保护来之不易的中国改革开放良好的国际环境。
邓小平同志说过，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的历史也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就发展、就胜利，相反，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困难。
现在国外有人正在找一切材料，来试图说明代表中国的中央政府的疫情处理有不透明，隐瞒或压制真实信息（注意：不是说有认识和判断失策失误，因为失误比我们大的国家多了去了），我们这时闭口不谈前期的问题，帮助下面全承担起来，既违反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还增加了自己的风险。
本篇将通过对疫情和病毒溯源问题的梳理，说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特大型国家，基层所发生的各种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太多了，我们是不应兜也兜不了的，相反，应坚持公开透明和法治去严肃查处。只有勇于坚持实事求是，我们才能够发现和补上真正的漏洞，同时也才能在国际社会建立自己公开透明和光明磊落的形象，争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疫情与病毒起源问题的政治化
最近，随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重复声称“有大量证据显示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以及特朗普总统本人声言，他看到了病毒来自中国武汉实验室的证据，新冠病毒来源问题已经极端政治化，成为美国一部分政客攻击中国的焦点。
其实，像这类极端而又语焉不详的攻击，我们还真不必过虑。
一是因为特朗普等人都是出了名的大嘴巴，经常自己刚说完，过两天又改口往回收，并无定数，这次也是这样。
二是因为除了美国的民主党人一直死死抓住特朗普政府不放，抨击其做法只是为了甩锅和转移矛盾之外，不仅美国的盟国都很谨慎，而且就连特朗普政府身边的机构和要人也不附和。
如美国国家情报总署发表声明，说“情报界也同意广泛的科学共识，即COVID-19病毒不是人为的或转基因的”。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白宫疫情通报会的首席专家福奇博士最近也明确表示，“科学证据非常、非常强烈的指向这一病毒是在非人为操纵下产生的。递进演化理论强有力地表明，这一病毒在自然界中进化并逐步跨越物种传播”。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也在记者会上表示，从迄今为止的情况看，一，冠状病毒自然产生而非人造。二，病毒可能并非故意释放的。三，至于病毒的来源是实验室还是市场还并不知道。
世卫组织也表示，现在证据显示，引发新冠疫情的病毒可能源自野生蝙蝠，再经中间宿主传给人类。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说话的对象主要不是美国那少数政客，而是面对态度相对中立客观的大多数国家和各界人士，通过心平气和、充分说理和有科学依据的材料，来推动共识。这样才能取得疫情舆论战、道义战中的主动权。
那么，大多数人关切的是什么呢？这场百年一遇的大疫情造成了全球范围的巨大生命财产损失，大家自然关切疫情发生的原因和病毒来源，研究防范之道，以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由于这些年来如2009年的H1N1流感，此后的中东呼吸综合症以及几次禽流感，一般都是来自家禽或家畜（猪、骆驼等），而这次疫情被认为与2003年的SARS类似, 来自蝙蝠类的野生动物, 被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命名为SARS-CoV-2。因此，搞清其起因和来源，就更容易有针对性的预防解决方案。
中国是首先报告此次疫情暴发的国家，可以也应当在搞清疫情和病毒的来源问题上走在前面，利用我们掌握的前期病例样本资源优势和中国在这个领域具有世界前沿水平的科研力量，发挥客观公正进行科学溯源的主动作用，从而取得自己的话语权。
如果我们自己除了严词厉色的还击以外，在这个问题上不深入直面问题去积极投入、推动和影响，这样就容易丧失话语权，陷入被动。
2003年SARS的时候，我们的应对经验和国家科研水平，都与今天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当年我们调整应对方式后，公开透明，与国际科学界携手合作，结果虽然病毒来源被倾向认为是我国境内的蝙蝠，而中介宿主可能是果子狸，但是并没有给中国的国家利益带来什么损害，更没再成为广泛的政治议题。
相反我们努力把坏事变成好事，大大加强了向国际科学界同行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借鉴国际经验，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大力加强机制机构建设，显著提升了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科研能力和水平，有助于我们后来成功地应对多次国际流行传染病的侵袭。
今天的国际环境虽然空前复杂，但我们的有利条件也更多得多，所以我们应当有信心更好地应对挑战，而不被美国的少数政客扰乱我们的战略，落入他们的叙事套路，影响我们与国际社会中大多数正常关切疫情的人的对话与交流。这样面对和分析问题，也有助于我们以科学态度，提前做好应对各种可能的准备和预案。
国内在疫情与病毒起源问题上的舆情演变
这次不明原因肺炎在武汉暴发之初，由于当时多数病例来自华南海鲜市场，当地政府的有关责任人首先是将其锁定在这个市场，排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的意见（绿皮书），搞出自己的诊断认定标准（白皮书），其中将是否去过华南海鲜市场作为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的必备条件之一，下发医院执行。
当时有人推测，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尽可能地减少病人数量，以免造成社会影响。当然这样做就会将没有去过海鲜市场，但被传染的病人排除在外了。我国人大常委会于2月25日“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应当说还是沿着这个方向所采取的措施。
不过，由于我国科研人员发表的多篇论文中介绍，第一批确诊的新冠病毒肺炎的病人中，有四分之一左右并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因此有人怀疑华南海鲜市场并非唯一或最早的病毒来源地。
各种阴谋论的猜测开始在网上流行。最初的一个目标是关于武汉市疾控中心的年轻技师田俊华，由于之前我们官方媒体上介绍了他如何捉蝙蝠、研究蝙蝠的相关事迹，而市疾控中心又正好与华南海鲜市场相隔很近，所以他还一度被怀疑为零号病人即第一个受感染但未发病的人。
但很快随着网上一篇印度科研人员怀疑新冠病毒是由科学家在实验室人工处理制造的论文出现（该论文很快遭同行质疑而撤稿），网上舆论就把目光转移聚焦到更权威的科研人员及机构，即有“蝙蝠女侠”之称的科学家石正丽及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头上。
石正丽是我国研究蝙蝠及新冠病毒的顶级科学家。
她领衔的研究团队，在2013年、2017年先后从中华菊头蝠中分离出与SARS病毒高度同源的SARS样冠状病毒，论文发表在国际权威的《自然》等期刊上。
但印度学者文章发表后，国内有人找出石正丽于2015年与国际研究者合作的一篇发表在权威《自然医学》杂志上的文章，文中提到为了研究循环蝙蝠冠状病毒出现的可能性（即感染人类的可能性），构建了一种嵌合病毒，用以评估引起相关疾病的能力和测试免疫疗法的疗效。
文中还说在这个基础上，合成了一株具有感染性的重组病毒，证明了其在体内外的复制能力。这被人怀疑为是造成此次疫情病毒泄露的源头。
由于参与这项研究的美国合作方也牵头研发治疗病毒的药物，更有极端的阴谋论者质疑石正丽和美国一起制造了病毒。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所长等人也遭人肉搜索和污名化。
还有人质问，为何独独石正丽与高福成为美国微生物科学院的院士？紧接着，王辰院士、高福院士等在1月24日权威期刊《柳叶刀》发表的论文，以及中国科学家团队1月30日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均被人蓄意歪曲后，成为网上不同政治倾向人们的共同攻击目标。
当时，无论是科学家石正丽被迫站出来说，愿意用生命打赌，病毒不是她们所泄露，还是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的沉默，都反而激起人们更多的怀疑和愤怒。
一时间，一大批中国科学家们成为众矢之的，面临巨大的压力。现在回过来看，如果说有什么东西真是给外人递刀子，这些才是真的刀子，会把中国往死里整。那些当时不问事实一定要给中国科学家定罪，今天又变成义愤填膺的民族主义者、反对任何实事求是查因问责的人，恐怕真应当好好反省了。
进入3月份，随着疫情在欧美国家迅速蔓延，国外有人开始就病毒起源问题抨击中国。国内的阴谋论迅速从民粹主义的反智转为民族主义的排外。从军运会美国军人带来病毒，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制造了病毒，美国去年秋天的大流感就有很多新冠病人，到欧洲意大利等地早已发生新冠病毒感染病人等各种消息纷至沓来。
现在更是几乎每天都有证实病毒更早起源于国外的新证据在中文媒体上涌现。类似“中国终于被证清白”，“这下还了中国一个公道”的标题也经常跳入眼帘。
其实，这些当中只要有一个能被科学证实，当然可以给中国以话语权的极大主动。但是应当客观地说，这些消息至今大体还属于猜想与传言或缺乏科学论证的个例，尚未得到科学界和国际社会的采信。同时很显然，如果我们只是消极等待国外传来的消息来为我们正名，那就太幼稚太被动，也太危险了。
疫情和病毒的查因溯源问题
现在，国际科学界普遍认为，新冠病毒是自然界的产物，不是人工合成或经过人工改造。世卫组织食品安全与人畜共患病专家彼得·恩巴雷克表示，新冠病毒及所属的冠状族群来源于自然界的蝙蝠，偶尔通过其他不同种类的动物传播到人类，适应人体后导致疾病发生。这种情况都是源于人与动物的密切接触。应当说，这个看法也反映了世界上多数科学家的共识，与我国科学家迄今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的多篇论文的分析也是一致的。
正如中国政府多次表达的，新冠病毒的来源是个科学问题，应当由科学界应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因此，我们不应当跟着美国少数政客，将这个问题政治化，这样反而会陷入别人设定的议题。
相反，我们应当利用中国较早暴发大规模疫情的样本优势和中国强大的科研力量，积极参与科学溯源工作，搞清真实情况，得出科学结论。
现在国内不少人既欢迎病毒来源自然界的判断，又强调其极可能来自国外发达国家的试验室，在逻辑上并不自洽。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发言站位，还是一个需要慎重权衡和有科学家参与研究的严肃问题。
世卫组织驻中国代表高力声称，世卫认为病毒来源于自然界，暴发在武汉。这应当反映了国际社会上不少人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积极主动推进科学溯源，即便最后发现病毒源头来自国内的野生动物，同样可以反击美国少数政客的阴谋论指控。
如同当年SARS，我们也仍然可以坦然面对，并采取针对性的堵漏洞、补短板的办法，展现我们的坦诚和透明度；如果发现病毒来源短期内并不能定论，我们也能拿出有说服力的科学依据；如果发现源头在国外，当然就更可以赢得主动，还可以进一步追踪病毒如何被带入国内，那样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也会大不相同。
现在，世卫组织提出派专家到首先报告疫情的武汉做溯源工作，我国已经表示只要不带偏见和预设立场，我们愿意接受科学家的调查和交流。当然，这并不排斥我们在有一定的证据或线索的基础上，向世卫组织提出建议，同时对其他可能的源头地，如美国有市长提出，他在去年秋天所得的流感，很可能就是新冠病毒感染，以及其他国家报道的更早的可疑病例，也展开调查。
实际上，世卫组织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已经提出，各国有必要对近半年来的新冠病毒肺炎疑似病人的病例重新展开调查。对此我们也应当积极参与和推动。当然，我们更要做好自己的准备工作，因此下面着重就世卫组织驻中国代表明确提出要调查武汉两个实验室的情况，对已公开的资料作一个梳理，看看我们应该先行做好哪些必要的功课。
世卫组织所说的武汉两个实验室，首先是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P4实验室。这是国内唯一一家安全等级最高的P4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最初是法国帮助中国建立的。该实验室2015年1月建成，标志着我国正式拥有了研究和处理烈性病原体的硬件条件。2018年1月该室通过国家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活体现场评估。
这个所石正丽领衔的对蝙蝠与冠状病毒的研究，过去与美国的很多科学家也有长期的合作，并曾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对这种类型的研究，国际科学界长期以来也有不同意见，有一部分人认为过于危险，万一泄露或被恶意利用，将是对人类的威胁。
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在有严密安全保障环境下做此类研究，有助于人类应对这类病毒对我们的侵袭，利大于弊，应当支持。实际上，国际上拥有P4实验室从事这类前沿研究的机构中，中国还是后来者。
我们的文章曾经介绍，虽然武汉市卫健委方面很早就将此次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样本送多地不同公司、单位检测，但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则是在去年12月30日才拿到样本。
最近，石正丽接受知名杂志《科学美国人》（2020年4月27号）采访中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她在采访中介绍，2019年12月30日晚上7时，武汉病毒所收到了几份神秘的病人样本。随即所长给正在上海开会的她打来电话，说武汉市疾控中心发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希望帮助研究确定一下，要她把手头的事放一放，立即处理此事。
石正丽说她当时想有没有搞错啊，“我从未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中国的中部武汉”。她说她的研究表明，冠状病毒从动物直接传染人类风险最大的是广东、广西和云南这样的亚热带地。她说她记得当时在想，“如果说冠状病毒是罪魁祸首，它们会有可能来自我们的实验室吗”？
石正丽在当晚回武汉的动车上就与同事们讨论开始检测的方法。
回去后检查了实验室过去几年的记录，以及检查实验材料是否有不当处理，特别是在废料处置过程中是否有失当。当最后发现病人样本中没有一个序列与她们团队从蝙蝠洞取样的病毒序列相匹配，她说，“这真的让我放下了心头的一块大石，我好几天都没合眼”。
2月份，她们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报告，这种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病原体有关，后来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被国际上正式定义为SARS-CoV-2。参与了她们这项研究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病毒专家拉尔夫·巴里克（Ralph Baric)分析，在第一例严重病例引起警觉之前，病原体就可能已经存在数周甚至数月。“之前可能就发生了小型疫情，但病毒在造成严重破坏之前便衰竭了”。“武汉的暴发绝非偶然”。
他说，因为在石正丽取样的许多蝙蝠栖息处，不同病毒不断混杂在一起的状态，为危险的新病原体的出现创造了绝佳的机会。如果人们长期身处这类病毒熔炉的邻接地带，按照石正丽的说法，“你不需要成为野生动物贩子就会被感染”。
2015年10月，石正丽团队从一个山区石头洞附近的200多名居民那里采集了血液样本，研究发现有6人（近3%）携带来自蝙蝠的对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的抗体，尽管他们中没有人处理过野生动物或报告过类似SARS或类似肺炎的症状。
石正丽还介绍，2017年她们团队被派去调查云南山区一个矿井的病毒情况，当时有6名矿工患有类似肺炎的疾病（其中两人死亡）。最后研究人员在进行了一年的取样后，在六种蝙蝠中发现一组不同的冠状病毒。在下矿井后发现，矿井中蝙蝠的粪便覆盖着一层霉菌，而这些霉菌原来就是使矿工生病的病原体。石正丽团队研究的结论是，如果矿井不马上关闭，更多的矿工感染只是时间问题。可见，随着人类日益侵占野生动物栖息地，以及商业化全球化发展，人类面临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还在剧增，需要我们警觉和预防。所以石正丽强调新型冠状病毒是大自然对人类不文明生活方式的惩罚。
因此，我们应当珍惜和感谢中国科学家们不为人知的长期辛勤奋斗与守护，也应当相信在武汉病毒所这样最高等级的安全条件下，如石正丽这样国际一流的科学家所得出的严谨结论，也经得起国际调查论证。当然，中国政府和科学界自己立即组织全面、严密的自查，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武汉另一个实验室，现在也是国外关注的焦点，一般人并不太熟悉，这应当是国外有媒体点出的武汉市疾控中心下属的“病原生物检验所”的P2实验室。
我国各省市卫健委下属的疾控中心，一般都设有一些研究所或实验室，主要从事一般传染病的防治与研究工作。疾控中心的病媒防治工作更是常常要与蝗虫、跳蚤、螨虫、老鼠等打交道，工作环境相当辛苦，也有一定的感染风险。
武汉市疾控中心在这次疫情中受到关注，除了他们一直坚持“人不传人”的说法外，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个实验室，而主要是前面提到的该中心下属“消毒与病媒生物防制所”的一名年轻的副主任技师，即获得过“湖北省向上向善好青年”称号和“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的田俊华。从国内的有关介绍文章看，田俊华团队的研究主要是和外部合作，似乎与疾控中心的P2实验室也并无太多的联系。
因此，从国外披露的各种资料及一些人或明或暗的指向来看，拿疾控中心的实验室说事，有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警觉。
据《湖北时报》荆楚网2014年9月4日，在“青春似火，奉献如歌”一文中对田俊华先进事迹的介绍， 这位市疾控中心病媒生物防治科80后公卫医生，当时已是干了10年的专业骨干。田俊华2012年开始对蝙蝠的研究，曾多次在抓夹蝙蝠时被喷血到他的皮肤上，手腕上也留下了长短的抓伤疤痕。他被各种毒虫咬伤更是常事，受伤后只能自行隔离观察。近2013年全年他就成功抓获了一万来只蝙蝠做样本。
从2013年起他的研究团队就开始与上海的张永振教授团队合作，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2016年田俊华作为并列第一作者的论文上了国际最权威的《自然》杂志，消息还上了2016年11月24日的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标题为“我国科学家发现1445种新RNA病毒”（新冠病毒即属此类RNA病毒）。而据称，“在此之前，人类数百年发现的病毒仅2284种”。
2017年5月3日新华网转载了《武汉晚报》的报道，其中介绍“蝙蝠携带大量病毒，一不小心就有被感染的风险。除了在书本上了解过蝙蝠外，田俊华对蝙蝠的认知，可以说几乎为零。但他毫不畏惧，携妻赴山捕蝙”。他后来发现可用冲天炮惊起蝙蝠再大量捕获。“但在操作中，田俊华忘了做防护措施，蝙蝠尿液像雨点从头顶滴到他身上，如果被感染了，连药都找不到。田俊华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只要14天的潜伏期不发病，就能幸运的躲过’。”
今年3月13号，《健康时报》在题为“蝙蝠猎手田俊华”的报道中介绍，张永振、田俊华等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该研究共在我国多省市的陆地及江湖海洋中“采集了九个动物门超过220种无脊椎动物，共发现1445种全新的病毒”。“在此项研究中，田俊华非常满意自己的工作，他超额找到了13个目，提供的动物样本量超过了100万只，约占研究总样本量的57%”。
田俊华介绍，“蝙蝠身上可以找到大部分人类致病病毒”。“发现病毒的过程也是最容易感染病毒的过程”。但此次疫情发生后，“在诸多媒体报导留下的‘蛛丝马迹’中，一些怀疑的声音出现了。‘武汉疾控中心距离华南海鲜市场约590米’、‘田俊华在湖北地区抓蝙蝠近万只’、‘田俊华应该被检查血液是否有病毒’、‘田俊华会不会是零号患者’、‘蝙蝠研究是否出现科学家溢出事件’、‘武汉疾控与华南海鲜市场地下水道是否有蝙蝠’”。“最近一段时间，这些质疑声让田俊华的情绪很不好”。
以上我们简略介绍部分现在网上都有的公开文章，意在说明，真正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不能光喊几句貌似激进的口号，沉浸在相互传一些自己爱听的顺耳消息，而是要知己知彼，清楚别人正在试图抓我们哪些问题，相应采取正确的内外对策，才能应对各种复杂情况，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我们不能在上述所有这些资料早已被国外关注我们的对手以及众多媒体截存分析的时候，自己还浑然不觉。
美国《华盛顿时报》的记者比尔·格茨正是援引相关文章和国内的宣传记录片，强调武汉市疾控中心的田俊华已经进行了多年对蝙蝠的研究，而这个位于华南海鲜市场旁的疾控中心及其实验室根本不具备研究此类病毒的安全等级，而专家们认为病毒很容易在这种不规范的采集、携带或处理过程中感染人。
特朗普总统的原首席战略顾问、反华死硬派班农更是在其《美国之声》节目中，对这些信息感到震惊和极度兴奋，认为田俊华在搜集病毒过程中疑被感染，然后自行隔离14天的做法等等，都是中国人早已知道这个病毒传染的铁证。
可见，国外反华人士感兴趣的“刀子”并非我们这里很多人气愤的什么武汉疫情悲剧的传闻记录，因为这种悲情他们自己那里就到处都是，而是我国这类有官方或权威背景依据的资料，以拿来作为攻击我们的靶子和影响国际舆论的证据，对此我们不能自己蒙在鼓里，给别人提供炮弹而不自知。
应当指出，其实田俊华的研究经历并不能说明就与新冠病毒的来源有关。
它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即便是我们基层一般工作人员的工作漏洞，也有可能成为被别人利用的缺口。实际上，从上述公开文章以及我们没有引用的更多的材料和宣传记录片看，田俊华越出工作范围的研究，最初也是基于个人兴趣与工作热情，正好得到当时单位也许开明但是缺乏法规意识的领导的赏识，并不是上级的任务或组织的行为。随着他与别人合作的项目在学术上得到认可，也在单位得到了较多的支持。
但这确实暴露了一些我们工作的盲点和风险点。据了解，国家卫健委之前赴武汉的专家对这些情况也毫不知情。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还并不知道，武汉市疾控中心及其上级卫健委最初对疫情的关起门来处理，先前报道的去年12月26号上海张永振教授团队“用自己的渠道”拿到的病人样本，武汉最初严格把病例限制在华南海鲜市场，以及多名权威专家批评的华南海鲜市场取样不足就被过早关闭等等，是否与他们自己的下属有这方面的研究和顾忌有关。
因此，我们不能再寄希望于当地那些一再误事的责任人，他们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麻烦已经够多够大了。建议有必要结合国家监察委对湖北和武汉前期防疫工作的调查，立即组织专家和科学家，对相关情况进行彻底调查了解，这样才能够真正如所要求的那样，真正发现和补上短板，查出和堵上漏洞。
综上所述，即便不考虑国际上的因素，在现代化城市化社会与我国复杂的地理生态环境下，我们无时不面临新的病毒和疫情的威胁。因此，我国除了要真正禁止野生动物的非法售卖和食用以外，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考虑适当的邻近人群和社区的间离，特别是对采集、运输、处理和研究野生动物样本工作的全面补充立法立规，真正坚决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惩，是太紧迫太必要了。（待续）
延伸阅读
一个“深喉”引发的冤案……武汉疫战从错失战机惨烈退守到逆转反攻
华生：怎样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武汉保卫战从错失战机惨烈退守到逆转反攻 |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