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著名经济学家、东南大学教授华生先生的这篇长文。
来源华生教授
2019年12月31日下午1点58分，武汉市卫健委正式发布“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使当地及全国社会公众首次得知了这次武汉肺炎的消息。这标志着这场现代疫情的武汉保卫战正式拉开战幕。不过，这个保卫战之所以打响，却又缘于前一天即12月30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所以，我们的复盘必须从12月30日起。12月30日：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和承上启下的起点历史最奇妙和最诡密之处在于，它往往在长期似乎是停滞的时间流淌之后，却又突然加速运行，把所有改变航程的重大事件全都安排在一天之中。公元2019年12月30日，农历腊月初五，就是这样的一天。前面说到，尽管从去年12月8日，武汉市自己的信息系统已经开始不断有报入不明原因肺炎的记录。此时的武汉官方尽管私下采取了一系列动作，但即便在内部也没有声张和走正常程序。到了12月29日，由于病例越来越多，湖北省、武汉市会同江汉、硚口、东西湖区疾控中心首次大规模赶赴各医院现场，正式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标本采集检测、院感控制等处置工作，并于12月30日完成了“省、市、区疾控中心联合调查组”《关于医院报告华南海鲜市场多例肺炎病例情况的调查处置报告》（该报告后来在“知识分子”公众号上被截屏显示）。该调查报告首先给出“病例定义”，为“2019年12月1日以来，我市医疗机构收治的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以及病例的家庭成员被诊断为肺炎的病例，并未排除其它病原体感染者”。报告说在累计搜集的25例病例中，12月29日晚、30日凌晨先后两批对搜集的17份患者的咽拭子标本开展流行流感病毒、上呼吸道病原（20种）核酸检验，除检出5例肺炎链球菌阳性外，其他病例对各种病原均呈阴性。在下一步处置建议中，报告建议卫生健康部门加强对华南海鲜市场环境综合治理，加强该市场相关人群的不明原因疾病的监测工作，做好感染控制工作。也是30日这一天，应该是基于这个省、市、区的联合调查报告，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内部首次正式给武汉各医疗机构，发出了“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通知开头就称，“根据上级紧急通知，我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云云。但由于这个“上级紧急通知”以及这个上级是谁至今未公布，所以我们还无法再进一步推断。武汉市卫健委的这一紧急通知提出如下三个主要要求：1、加强责任领导。2、规范医疗救治。3、严格信息上报。要求“各医疗机构要及时系统统计救治情况，并按要求及时向辖区疾控部门上报有关信息，并同时报送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重大事项及时报送”。最后强调：“未经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该文由“武汉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盖章印发。因这个医政医管处管着武汉市所有市属医院和医疗机构，所以它应该是卫健委真正的实权部门之一。综观这两个同在30日发出的报告和紧急通知，其关键信息有二，一是将病例锁定在华南海鲜市场。这一点其实是很奇怪的。因为后来1月26日的武汉市委、市政府官方的“武汉发布”回答网友提问，“请问目前已知最早发病的患者情况如何？该患者具体什么时候发病的？是否有过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时，明确答复：“武汉市新冠肺炎指挥部医疗组回复：据查询信息系统，我市登记报告最早的新冠肺炎患者为陈某，发病时间为2019年12月8日，经医院抢救后痊愈出院，患者居住在武昌某小区，否认去过华南海鲜市场”。二是紧急通知强调严格管控信息，即未经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发布相关信息。这第二点，也很快成为武汉查处任何其他信息传播者的依据。引人注目的是，在后来的这个“武汉发布”中，12月30日的省市区联合调查报告和紧急通知中的第一个12月1日的病例(金银潭医院在《柳叶刀》发表的文章也提到这个12月1日案例）不见了，首例变为12月8日，而这个首例又恰恰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后来的多个消息也表明，12月份的首批病例中，有约30%并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我们不知道武汉和湖北方面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咬住这个市场，并在后来把与这个市场有联系与否作为判定是否纳入病例的关键标准，并影响了后来1月份又一个关键20天的信息发布，我们后面还会详细讨论。12月30日的武汉和湖北方面的这些动作之所以重要，除了它直接给后来的发展定了基调，从而形成了后续进展的路径依赖，还因为这是国家卫健委直接介入之前，武汉和湖北方面独自采取的最后行动。时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央视采访中对这两天的行动曾做了详细解释。
1月31日，马国强在接受央视新闻1+1节目采访中表示：“首先我是一种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如果早一点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结果会比现在要好，对全国影响没那么严重，也会让党中央、国务院少操心。”他又说，“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在我脑海里。我们最初大概27号，我们医院发现几名的患者，那么在治疗过程中，普通的抗生素不管用，所以正是由于他们的警觉，使得我们卫计部门开始要求武汉所有的医院来上报，是不是有类似这样的患者。那么到了30号、31号，那么感觉武汉市其他的医院也有类似患者，所以我们上报了国家卫健委，那么才有了国家卫健委派出指导组、专家组来指导我们来做这项工作”。我们来看，与武汉的主事人所有直接对媒体的公开讲话一样，马国强这里说的是实话吗？应当说，说了一点实话。那么，说的都是真话吗？应当不客气的说，恐怕是假话更多。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以及对武汉及湖北人民有歉意吗？似乎有，那是内疚、是认识水平问题。他说如果早点更坚决些，情况或许会好些，或会让中央少些操心。他认错悔过了吗？没有。除了判断水平问题，他什么错也没认，什么真正的自我批评也没有。马国强说了什么实话呢？他们确实是27号以后才开始正式的组织行动的。尽管12月1日就有病例发生，12月10日就到网络直报的临界点，12月20日就知道事情麻烦，但采取的对策却是绕过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系统和近在咫尺的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到外省找关系剖析样本，但他们直至12月29日才真正意识到大事不妙，12月30日知道至少要在内部采取正式行动了。他的假话是什么呢？他说他们27号才发现了几例病例，这当然完全是假话。他说他们30日、 31日报告了国家卫健委，才有了国家卫健委派出的指导组。这也是谎话。因为12月31日上午国家卫健委夜里临时紧急组建的工作组和专家组的先头部队，已于12月31日上午抵达武汉，这还怎么是向上报告，几乎已经是被飞行检查抓了个现行了。况且，哪里会有30日、31日报告国务院主管机构的说法呢？他们到底是哪天报告的呢？马国强拉上31日，无非是为了掩盖30日他们根本没报告，而是被国家卫健委下属的疾控中心主任，当晚在网上看到消息打电话来询问核实，是国家卫健委夜里通知他们明天上午其工作组、专家组就会赶到的通知。难怪武汉市的主事人也不免觉得把这被询问被通知的日子就叫做对上报告，难以启口。故而既然说30号或31号报告都有问题，那就干脆创造个30日、31日上报国家卫健委的模糊说法吧。近来有媒体问我，你怎么知道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有晚上在网上搜消息的习惯？这里我也作个说明，我对此细节还真还不能百分之百肯定。只是从几个不同渠道听到，一个国家卫健委下属单位的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在网上发现了消息，然后觉得事情重大，电话与武汉方面核实后，连夜报告国家卫健委诸位领导。卫健委领导也觉得如此事关重大的事件以这种形式知道，实在匪夷所思，感到极大震惊，故打破常规连夜部署。从而这件事在内部广泛议论，这样我才得以从各种渠道获悉。至于究竟是该主任确有夜间上网查看传染病的良习，还是他如其他部分网友一样，只是偶然晚上在网上浏览所见，我还真不确定。好在据各位媒体朋友说，他们在去努力尝试采访这位主任时，虽然其本人拒绝回答任何细节，但实际上也未否认此事的真实性。故而我之前文章在这一细节上的可能未精确或偏差，并不影响整个事件的真实性。同时应当指出，通过12月30日主要时间节点上的事件回顾，湖北特别是武汉当时的主事人责任人的这种避重就轻，不能诚恳地面对公众和坦承自己的过错过失，实际上对自己并无帮助，也得不到人们的些许谅解。我也愿意善意的相信，这些官员原本也想把事情搞好，只是由于错误的政绩观和私心作祟，在面对复杂的疫情面前，误入歧途，又放不下身段，以致一错再错，铸成大祸。这时如果能够迷途知返，还能多少将功补过。平时眼睛向上盯着自己的乌纱帽，搞点假大空也就罢了，到了真与现代善于伪装和狡猾的新型病毒作战，这一套就实在是腐朽的不堪一击，害得基层广大干部疲于奔命而无功，特别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和在前线作战的医护人员和多方保障与支援人员陷于极大的困境和危险之中。这时他们还不幡然悔悟，相反却还为自己设法辩解、推诿责任。这就无论如何也让人也无法接受了。回看倒叙，武汉保卫战在这样的先锋主将率领下打响，怎不叫人悲从心来！12月30日发生了这么多令人目不暇接的大事件后，我们的吹哨人，也恰好在这同一天全部陆续登场。首先是张继先医生。她从27日开始的认真负责和坚持执着，最后唤醒了武汉及湖北方面的相关领导，没有她的努力，事情也许还会后拖。其次是李文亮等八位医生。他们或从自身经历，或从医院同事交流，得知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发生，于是他们如同我们这些芸芸众生一样，赶不及地在自己的主要也同为医护人员的微信群转发，给朋友们发出善意无害的提醒。从这八位医生在这同一天不约而同的行动，我们猜想，他们的信息和警觉，可能是来自这两天省市区内部组织的大规模现场调查产生的影响和余波。如果真是如此，那也难怪湖北特别是武汉方面，从12月初以来，内部信息系统虽然早有病例不断积累，不仅不上报，而且还迟迟不愿采取哪怕是内部的有组织调查的原因。因为即便是内部的组织调查，也会走漏风声，产生影响。最后，是那位中国疾控中心的院士主任。无论如何，他也算是打破常规、郑重其事的连夜紧急汇报，才使国家卫健委这架庞大的机器，以不同寻常的高效率连夜启动运转，下面的环节，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各种重要角色出现。但，这就是全部吗？这个环环紧扣的传导链是否因太完美而显得令人难以相信其真实性呢？我们是否丢掉了其中某个关键的一环？这时，是该这场与瘟疫抗衡的武汉保卫战另一个关键的神秘吹哨人，“深喉”出场了。因为上述三个层次的吹哨人，看起来逻辑缜密、环环相扣，但仔细推敲，这里有一个显然的漏洞和破绽。就是张继先医生的汇报推动了当地省市区的联合调查，这一点得到官方确认，看来没有问题。或许由于这个调查的影响所及，李文亮等八名医生均在这一天觉得这是个问题，都在这一天自己的小范围微信群发了消息。这个逻辑应该也能成立。但是，这种在微信群说的几句话本来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通常不可能引发后续的反馈连锁。然而问题在于，这种微信群的聊天信息，专业机构若有意去捕获尚可，怎么可能被中疾控的主任乃至若干深夜上网的网友所发现呢？如真能发现，那微信群的信息就太不私密了。正如后来被那晚同时上网的若干网友以及被中囯疾控中心主任自己的汇报而证实，他们看到的并非微信群的私人信息（试想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如果只是看到某个私下传闻不会也不敢小题大作），他们30日晚上真正看到的是被人上传至网络的武汉市卫健委上述的紧急通知，也许是那个截屏的鲜红大公章击中了这个主任的敏感神经。 那么，是谁能够在当天就拿到这份内部紧急通知，而且胆敢将这份要求信息保密的通知干脆连锅端上网然后又竟然完全遁形，让人无从循其踪迹？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这位神秘的吹哨人“深喉”也会浮出水面。 上文说到2019年12月31日下午1:38分，武汉市卫健委向社会发布疫情通报，是抗疫战役的正式开始。但人们很少知道，为开始这场战役，有关方面的调兵遣将，却是从31日零点已经开始。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所有的这些战前部署，不是为了对付已在悄然攻城掠地、队伍迅速扩张的新冠病毒，而是为了首先解决我们人类社会自己的体制机制内耗。
12月31日凌晨：北京与武汉的不眠之夜
上文提到，武汉“深喉”把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要求严格保密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上传到网上，当夜在京汉两地均引发轩然大波。
需要补充的是，《中国新闻周刊》在次日即12月31日出版的那期中还报道，“30日晚流传的另一份名为《市卫生健康委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称（注意，一份是“做好”，一份是“报送”），根据上级紧急通知，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肺炎病人”。如果《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时的现场报道是准确的，那么，武汉“深喉”那晚传的或是同日武汉卫健委发出的两份文件。但无论是一份还是两份，这上传网上的盖着红色公章的文件，总之恰好也被身在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看到，于是就开启了两千多里之外的蝴蝶效应。
自我首篇文章发表后，更多越来越清晰的细节流传出来。30日深夜这位院士主任在网上看到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后，电话确认中心其他相关领导均不知情后，这位院士主任在凌晨直接去电武汉市疾控中心负责人。在网上传的文件得到对方确认后，这位主任立即向国家卫健委这几位主要领导分别做了电话紧急汇报。
不知是因为这个消息过于令人震惊，还是因为近17年前，当时的卫生部长因SARS被免职的教训在卫健委系统的深刻记忆，国家卫健委主要领导们彻夜研究决定，尽管第二天就是元旦假日，还是应当立即派遣工作组和专家赶赴武汉。故连夜决策并确定人员，为赶早晨头班飞机，由机关内部立即组建工作组前行，另外抽调卫健委下属的中国疾控中心的流行病学专家同机飞往武汉，以后参加待组建的专家组。同时决定，天亮后就通知国家卫健委直属重点医院，选派传染病临床专家随即赶到武汉。这样，首批派出人员也都刚睡不久就被唤起，要求在凌晨5点前务必出发去机场，赶上武汉6:45的头班飞机。大多数专家在次日上午接到紧急通知后，也均放下手中的工作，在31日下午陆续抵达武汉。
应当说，无论人们对国家卫健委在介入后的对策处理，后来存多少批评质疑（我们到时还会评述），他们的第一反应，还是无可指责的。
再说蝴蝶效应的北京反馈，又在第一时间震撼了身在武汉的当事人与责任人。我们可以想见，在武汉方面接到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的电话，告之在网上看到了他们的保密文件之后，此事引起的一片惊愕和慌乱。省、市卫健委系统迅速报告当地党政主要领导，以便部署有关部门立即在网上删去文件、追查乃至捉拿泄露者应是必选动作。卫健委系统本身肯定也要排查线索。据媒体报道，李文亮就是在12月31日凌晨1:30接到电话，让他立即去武汉市卫健委，他在那里看到，武汉市卫健委召集了一些医院领导，正在连夜开会。
但是，在隐瞒了半个多月信息和罔顾法纪的自行其是之后，原本想按住的小事越闹越大，武汉和湖北方面怎样应对在上午9点多就会抵达机场的国家卫健委工作组和中国疾控中心的几位专家，如何面对实质上的突击现场检查，如何向中央解释交待以及下一步怎样面对社会公众，肯定是他们更头疼的问题。从下节介绍的31日上午他们已经显得从容周全的应对安排来看，湖北特别是武汉及其各相关部门的主事人、责任人，应当也是彻夜未眠。不过，令人万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在这最后的关头选择坦承错误、悬崖勒马，而是为掩饰错误不惜冒更大风险，从而拖累太多相连特别是无辜的人开始走向深渊之旅。
精心设计的连环陷阱？
国家卫健委的工作组及随行的中国疾控中心的应急处理与流行病专家，搭乘的确实是北京飞武汉的首班飞机。这一细节，首先被湖北和武汉方面提供的官方消息所证实。现在能查到的最早报道这一独家消息的是央视13套新闻频道，其新闻客户端于12月31日10:52发出消息，称“12月30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的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通知称，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要及时追踪统计救治情况，并要求及时上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31日上午已抵达武汉，正展开相关检测核实工作。(央视记者王涵、倪晶依、李炜）”。其它媒体迅速跟进。这时，北京飞武汉的第二班飞机尚未落地，首班6:45的飞机在9点多抵达后，国家卫健委的人此时也应当在途中或尚未安顿下来，可见消息之快。不到一小时之后，即11:33 分，央视新闻频道在其“新闻直播间”栏目又迅速播出此则消息，但口播内容加上了“据湖北省卫健委和武汉市委宣传部的消息”一句，说明此消息是湖北卫健委与武汉市委宣传部门直接提供的。由此也可见，央视13套新闻频道对湖北和武汉工作支持的力度还是很大的，相互关系看来也不同一般。
这则消息包含了两个重要内容。一是为30日晚在网上泄露的内部文件打补丁，干脆将此消息公布，给人以信息公开和此事肯定也已向中央政府主管部门汇报过的假象。二是扯上国家卫健委，给人以国家卫健委接报后派专家来协助，做技术性检验核查工作的印象。
为此目的，这则提供给央视新闻稿巧妙和不动声色地做了一个大手脚，即不顾专家组大多数人尚未到达（如中日友好医院曹彬教授自己向媒体介绍，他是接到通知后，当天下午才赶到），从国家卫健委派来的工作组、专家组（这是迟至1月22日国家卫健委李斌副主任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中，去掉有检查意味的工作组，改为起咨询作用的专家组。这样，“国家卫健委专家组”一词就先入为主的在第一时间进入了全国公众的视野和脑海，成为湖北与武汉方面一箭双雕最理想的背锅侠。可怜的是，尚在途中的国家卫健委邀请的专家们，虽然他们都是突然受命，放下手中的工作，牺牲第二天的元旦假期，一脸懵懂的匆忙赶来，但东道主预先精心设计的“陷阱”，已经注定了他们以后灰头土脸的悲剧命运。
人们事后不能不承认，武汉与湖北方面抢先于国家卫健委之前，用其名义使地方新闻变为与全国性新闻的混搭，挤进央视节目，这一变被动为主动、抢占先机的做法，确实可谓高招。
应当指出，国家卫健委的工作组，固然是由其行政执法机关如卫生应急办公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与疾病预防控制局等核心部门的中坚领导骨干组成，但其功能只能指导湖北及武汉的卫健委，不用说其工作组，即便是国家卫健委本身，在传染病防治以地方为主的法律框架下，在东道主的地盘上也只能与省市两级党委政府协商办事。真能指挥督导武汉与湖北党政的中央指导组，还要在很久以后才会到来。雪藏和避开不太好惹更不能轻易羞辱的国家卫健委的工作组，去与临时从各基层单位抽调来、人来人往的咨询专家们打交道，对他们来说早已是轻车熟路。关于这方面，我们后面还将有专题细说。
紧接着，2个多小时后，也就是国家卫健委工作组与随行的中国疾控中心的几位流行病学家午饭刚完，还尚未正式开展工作之际，武汉方面就又发布了第二份消息。
这次是当日下午1:38分在武汉市卫健委自己官网上挂出的，《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通报第一句话就是沿袭其前一天即30日发出的紧急通知口径，说“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市卫健委接到报告后，立即在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的病例搜索和回顾性调查，目前已发现27例病例”。通报中又说，武汉市组织市域内多家医院、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省市疾控中心等进行会诊，分析认为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文中当时未敢提及已达到的国家卫健委相关人员参与分析或意见。
我们看到，这个与12月30日一脉相承的定调，后来被武汉与湖北官方维持了20天，直到1月20日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在京举行的记者见面会。通报中也只字未提武汉方面私自将样本送至外地科技公司检测，已得到反馈，此次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属于SARS或某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各类信息。
前文说到，武汉“深喉”上传的市卫健委保密文件，恰好被北京中疾控人士截获，从而引发北京和武汉两地的一系列异动。这种深夜的网上获悉，当然具有极大的偶然性。那么，如果我们假设，万一这一上网发布并未恰巧被发现，或未被直接汇报到国家卫健委的最高层，历史是否会改变其发展轨迹呢？现在回过来看，答案是其发生改变或推迟，不会超过10多个小时，最后结果还是会大同小异。这是因为“深喉”深夜上传的文件，不管其在网上存在的时间有多短，它都会迅速为众多熬夜冲浪的网友所发现，这就是有那么多个人或媒体都在次日提及或想起的原因。现在回溯起来，无需依赖湖北省卫健委和武汉市委宣传部的专线提供，最早和最完整独立获悉与披露这一消息的是上海的《第一财经》。 12月31日上午10:16分，第一财经App与其官网同步推出“独家｜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已做好隔离 检测结果将第一时间对外公布”的新闻。文章开头便是，“30日晚间，一份名为《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落款为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的红头文件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第一财经记者31日早间拨打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热线12320得悉，该文件内容是真实的”。12320热线工作人员表示，“本次在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为何种类型肺炎，还有待查明”。12320热线工作人员回应说，“武汉市疾控部门第一时间前往救治采集患者标本，具体是何种病毒仍在等待最终的检测结果。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已做好隔离治疗的工作，不影响其他患者到医疗机构正常就医。武汉有着全国一流的病毒研究机构，病毒检测结果一经查出将第一时间向公众对外公布”。报道还分别提及了上网的另一份文件的主要内容。这证实了武汉“深喉”前一天晚上上传网络的是“救治”与“报送”的两份“紧急通知”，而不是其中的一份文件，可谓和盘托出。这说明，《第一财经》在12月31日早上已经得到自己或网民截屏的这两份文件。他们所不知的是，武汉卫健委的热线工作人员这么爽快和胸有成竹地回答他们的问题，是因为文件上传网络后已经引起了京、汉两地彻夜不眠的工作，以至武汉卫健委接听热线的工作人员，早上就已经拿到了上面发下来的标准口径应答文本。由此可见，不是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的发现与汇报，而是“深喉”的网上发布，才是改变历史轨迹的关键！感谢伟大的互联网！它不仅创造和改变了人类历史，也给我们留下了精确到分秒的即时历史记录！由此也再一次证实了我们之前的判断，即武汉和湖北方面根本不是如他们一直公开声称的，他们是29日或者最早是27日才第一次接到关于非不明原因肺炎的报告，而实际上是在更早之前。他们不仅早在“第一时间”，即12月10日左右，就应该知道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已经达到国家网络直报的门槛，知道12月15日之前就应该进一步申报病例，提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们前来进行现场查核。特别是12月20日之后，他们“第一时间”决定让各相关医院，避开整个国家卫健委的系统，不约而同地向不同的省市和不同的公司，递送不明原因肺炎患者标本去检测，根本不是有人为他们狡辩的所谓医院的“常规行为”——对于武汉这样医疗资源极其雄厚、医疗水平居全国先进行列的大都市来说，他们会“常规”地遇到自己识别和诊断不了的“不明原因肺炎”吗？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武汉乃至湖北疾控和卫健委指挥下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行为。他们在连夜的慌乱之后，给热线工作人员提供的回答样本（在短短的30多分钟后，官方的正式新闻开始发布，所以这个可谓孤本的信息和证据显得更加珍贵），只不过是最后由自己提供了这一点的铁证。况且，直到这时，他们还在谎话连篇试图掩盖。因为与这个回答相反，他们很多天前就“第一时间前往救治和采集患者样本”，然后送去检测的单位，根本不是什么武汉全国一流的病毒研究机构，而是舍近求远，找了外省大多不具资质的检测公司和机构。检测结果也不必等待，因为这些机构中不少已经反馈了结果，只是武汉方面不愿公布(须知各家检测反馈结果尽管各不相同，但基本上都倾向于是高致病性的病毒。有的说是SARS或类SARS，有的说是新型未知冠状病毒），也不敢公布（不仅因这些出来的结果均不具有权威性，而且因公布出来更会暴露他们严重违法违规操作的事实）。位于武汉全国一流的病毒研究所即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是他们最后无奈之下，在12月30日，才刚刚给送去，检测工作则从31日才正式开始。至于隶属于国家卫健委的唯一授权单位中国疾控中心的病毒所，还要等1月1日才会由武汉、湖北方面提交样本，1月2日才能开始检测工作。这段全歼病毒于萌芽状况的黄金时间就是这样一天天，乃至一周周，被武汉和湖北方面耽误浪费掉了！这才是当国家卫健委的工作组抵达后的第二天即1月1日，湖北和武汉卫健委的官员们急急忙忙通知各相关科技公司，停止检测、销毁样本、严格保密以毁灭违法违规证据（见《财新》等媒体报道）的真正原因。武汉“深喉”30日晚上传到网上的两份文件， 使武汉与湖北方面去年12月份一手遮天的操作消息泄露，尽管被迅速删除，但已经被中疾控中心主任截获，最终导致国家卫健委的一干大员进驻武汉，一点也没有短期撤走的意思。可以想见，武汉及湖北方面主事人与责任人沮丧与震怒到达何等程度！但麻烦的是，这位“深喉”具备了经典吹哨人的全部定义要素：1. 他手握盖了大红公章的文件，应为较高层级的内部人士或其亲近者。2. 他既不是像张继先医生那样向领导报告，或是像李文亮、艾芬医生那样只是在医护人员微信群内互通信息，而是直接上网向公众发布，性质极其恶劣，后果非常严重。因此，追查和严惩此人，在当时绝对可谓师出有名、名正言顺。 3. 此吹哨人是真正的“深喉”，隐蔽的极好，没有留下任何可追踪的痕迹，因此在网上一时搜寻无果。尽管有地方卫健委的全力配合，对“深喉”的搜寻仍无功而返，但网上搜寻发现浮在面上的线索，如部分医务人员在同行微信群内传递的相关信息则很容易被发现。因此，短短一、二个小时后，正在连夜开会的武汉市卫健委就接到通知，几小时前医疗机构有人在微信群里传播关于不明原因肺炎消息，其中李文亮发转提到某医院发现了7例SARS病人的消息，尤为突出。这样，据媒体报道，李文亮在31日凌晨1:30分就接到电话被要求立即去市卫健委。在那里，李文亮被相关官员及已在那里开会的中心医院的相关领导反复询问盘查，直到凌晨4点多才被也在那里的自己科室主任送回。天亮以后，李文亮又多次被院方监察科叫去进一步排查其消息来源和相关线索，并被要求写了一份对不实消息外传的反思。还是在31日，据媒体报道，同样在微信群里发消息的武汉红会医院刘文医生也被医院相关管理部门约谈。其后，武汉中心医院的急诊科主任艾芬、协和医院的谢琳卡医生都被约谈或询问。尽管市卫健委之前已多次下达命令，让各家医院严控疫情消息外传，但看来随着病例增多，医生们私下议论和传播难以控制。现在国家卫健委的工作组和专家组又在陆续抵达，并着手调查了解情况，如果不堵住医务人员的嘴，在北京派人来的新情况下，更不知道这些人会说些什么。如果没有更强硬的办法封住武汉当地医务人员的嘴，局面必然无法控制。显然，这绝非仅靠武汉市卫健委的行政权力就能奏效的。于是，从12月31日到1月1日，在接待并与国家卫健委来人的周旋过程中，武汉与湖北方面策划了一步更大的棋。 1月1日即元旦假日的17:38分，“平安武汉”发布【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的消息，称“近期，我市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了多例肺炎病例，市卫健委就此发布了情况通报。但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已传唤8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警方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发布信息、言论应遵守法律法规，对于编造、传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警方将依法查处，绝不姑息。希望广大网民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建和谐清朗的网络空间。@武汉发布。”该消息后来被从“平安武汉”上删除。那么，这份以武汉市公安名义的发布就一定是武汉市公安局自己的作品吗？这似乎远远不是刚刚荣立集体一等功的武汉市公安局的水平。从内容上看，则存在多处差错和误导：一、这些人不是一般的“网民”，而是医生，不是在网上“发布”，而是在私密的同事同学微信群中告知。二、这些医生发消息不是在武汉卫健委31日发通报之后，而是在这之前。即武汉医院里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不断增多，而又没有官方消息的情况下，医生们才内部发消息提醒的。三、这些医生不是“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消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相反，他们的消息很确实，即便是李文亮先发的SARS一说略偏差（现在看过去，新冠病毒比SARS更危险，造成的损失、代价、范围都大得多）。李文亮本人也在同样的微信群中迅速更正为“是冠状病毒，具体还在分型”，可谓十分准确。真正不经核实和故意隐瞒、歪曲事实的是武汉市卫健委。他们先是在内部发出隐瞒事实的“紧急通知”，31日又发出扭曲事实的通报，其中竟还混搭关于国家卫健委的失实消息（如隐去其工作组，将明明是刚抵达还尚未安顿下来的部分专家，说成是“正在展开相关检测核实工作”）。前者被人泄露在网上发布，后者更是向全国媒体公开发布。可见，如果真让公安部门秉公“调查核实”，应当被“传唤”和“依法处理”的恐怕是他们及其指使者。因此，在疫情失控发展、舆论转向，社会普遍同情这8名被指称造谣传谣的医生，乃至到了1月29日，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分别通过官方公众号或微博发声，为这8人恢复名誉。这时，武汉广大公安干警也已在疫情迅速发展后，承担了前所未有的武汉封城的艰巨任务。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连续疲惫作战，为维持武汉社会稳定和秩序，支援一线救护工作付出了极大努力乃至自身人员伤亡，此时自然更不愿背这个黑锅。于是1月29日当天下午14:13，《平安武汉》再发消息：“【情况通报】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部门发布关于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随后，多名网民举报有人在网上传发不实信息。为查明情况，公安机关先后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调查、核实。根据调查情况，8人分别传发了‘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确诊了7例SARS’、‘Y医院接收了一家三口从某洲回来的，然后就疑似非典’等未经核实的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这个【情况通报】对武汉公安进行了安抚，说明他们是依法办事，且因上述8人情况特别轻微，当时只进行了教育批评，并未给予任何处罚。显然，如果这个通报的拟定人知道李文亮手中还有一张训诫书，上面写着“警示和训诫”、“严重扰乱”、“违法行为”、“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等等字眼，特别是如果知道两天后的1月 31日，李文亮在接受采访引起广泛关注后，躺在病床上带着呼吸机，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把这张训诫书全文的照片公开的话，这里的措词内容恐怕还得重新修改措词。那么，这样明确标示的官方信息还可能另有隐情？这几则已被央地太多新闻媒体反复报道的消息背后，还会隐藏着什么不能也不敢想象的秘密呢？（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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