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影像｜扎根于城市的孤注一掷，左右手互搏的猫鼠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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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梦》延续了导演陈为军对农村人的观察，尤其是农民家庭在城市化背景下的贫穷、流动、挣扎、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着》里，马深义一家因卖血感染艾滋病，《出路》里，农村学生王盼只能进入非正规高校，《生门》里，李双双的丈夫面对积蓄和先天缺陷的新生儿时选择了前者，都是因为贫穷。而贫穷背后是社会和城市的发展。

这一次，对贫穷的思考，在城市街头空间治理的视角下展开，体现为城管和摊贩的正面交锋。王天成一家从萧条的河南农村来到武汉谋生，作为剩余劳动力，成为据守街头的摊贩和城市的隐性就业人口。通过非正规的生计，他们养活了自己，也为附近居民提供了便利，但却构成了城市公共秩序的障碍。

“城管来了”和“钉子户”的故事我们听过不少，《城市梦》让这两种视角交汇于鲁磨路：人流车流经过这条路，汇入武汉市枢纽地带的光谷广场——这个被视为武汉经济腾飞引擎的地方。基于各自的生存压力和身份位置，进城农民和城管的斗争开始了。

监制陈梁在一场分享会上说，《城市梦》属于陈为军团队的“中国三部曲”第二部；他们计划分别从医院、城管、公安的角度讲述真实故事，展现身体治理、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具体过程。也许源于一种类似平衡报道的观念，《城市梦》在描述治理时，并非以某个视角作为绝对的道德判断框架。纪录片的双视角，让我们看到城市治理中的抵抗、计算和对话。整治与被整治的双方所争夺的，不仅是街头空间中的权力，也是心理空间和图像空间的主动权。

猫鼠大战反转剧

故事的第一幕，是符合惯常印象的图景：城管来了，流动摊贩纷纷仓皇撤退。猫抓鼠窜，印证的是社会对有序的一般要求以及我们的一般认知。城管是“猫”，摊贩是“鼠”。“猫”和“鼠”在此意味着两种位置：强与弱、主动与被动、治与被治。

大喇叭不仅向摊贩广播，也向周围市民和观看这一幕的我们确认：流动摊贩和占道经营商贩，都属于违法者、城市空间的侵犯者。正义与非正义的边界，似乎一目了然。然而很快，第一幕的图景就被嘲讽了。《城市梦》用它精巧的结构方式，将“猫”“鼠”力量的消长变成我们所关注的重心，我们被猫弱鼠强的戏谑翻转所牵动，正义与否已经不是重点，是非判断也没那么容易了。

城管队员李忠于神气自信地来到鲁磨路执法，摄影机在他的侧面“开路”加持，让他的身份产生一种嵌入街头空间的锋利感。然而很快，摄影机又不得不目睹他颜面扫地的尴尬：鲁磨路上有三个占道经营摊贩，其中之一是傍居书报亭的王天成一家，王家的简易大棚隔出三个“店面”：两间杂货铺，一间水果摊。接下来的猫鼠大战，是争夺王家大棚这个城市空间主权的战争。

王家大棚  本文图片均为纪录片《城市梦》截图

第一次正面交锋：在街头众人面前，王天成巧妙地强调自己作为老者和弱者的身份，翻转被“整治”的被动位置，用围观者（包括摄影机以及我们）的视线，对李忠于五花大绑。老王如孙悟空一般混不吝地搅动“东海”，“猫”的权威，随之被嘲弄和抑制了。

第二次正面交锋：“猫”暗中收集违法经营证据，却被“鼠”发现。老王如鲁智深般袒胸露乳、怒发冲冠，杀奔城管局二中队。被逼无奈，城管只能“卧底潜伏”在水果摊附近，伪装观察、估算流水。

第三次正面交锋：老王故伎重现，证明自己是凌驾于城市的强者，延续猫弱鼠强的期待。李忠于惊魂未定，如果不是路人断后，甚至无法仓皇逃走。

猫弱鼠强

表面上的“猫弱鼠强”违背一般认知，造成诙谐效果，但实际上“鼠”仍处于被动位置。猫鼠故事再次转折：城管施展“突袭”计划，强硬执法，扭转局面。第五次交锋：城管全副武装，开赴水果摊。执法摄像和隔离盾牌，将老王封印在“五指山”下。

“突袭”计划

老王威风被杀。儿子王兆阳、儿媳瑞华、老伴李书香，代表着农民工家庭新的主心骨，改变了与城管交锋的策略：以退为进。他们试图与城管“交易”，争取在城市中的合法空间。于是老王与李忠于的交锋，变成了小王与胡队长、赵局长的交锋，他们的交锋更“文明”，为了达成共识而计算。如同在钢丝上跳着华尔兹，王家获得了在城市中的合法根基，二中队则完成了任务、撬除了一处“钉子户”。

猫和鼠各自拿回了自己对空间的主权，关于孰强孰弱，令人获得微妙的领悟：强硬是弱者的策略，而脆弱与强势共生。如果猫强鼠弱意味着秩序的建立，那么猫弱鼠强作为失序和矛盾，恰恰说明了秩序是一个交互和循环的过程：猫鼠不断拔河，翻转位置，秩序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重新建构出来，它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过程。至少纪录片在末尾告诉我们，新的交锋再次开启：街头，再次的遭遇，再次的反击，我们眼前即将再次展开另一场空间主权争夺战。

两架摄影机互搏：人性和“整治”的复杂性

《城市梦》呈现了两个故事。首先，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城管来了”的故事：典型的中国城市和城市化进程，以及典型的城管形象。他们遭遇到一个整治障碍，于是开始收集证据、对违法行为定性、统计违法数据，最终不仅成功执法，而且妥善安置。尽管新的违法者会出现，但是经历了困难和蜕变的主角，将坚持原则、施展策略，继续面对和解决问题。

同时，你也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底层视角的故事：典型的中国城市和城市化进程，以及一个极端的农民工家庭。老王祖孙三代是进城农民工的最坏状况之一：在农村没有足够的耕地，在城市务工也没有合格的劳力。老弱病残，守护着农民工第三代——孙女王展萍。祖父和父亲坚守大棚、硬着头皮与城管周旋的原因，就是想为女孩争取更好的教育，以便通过教育翻身、有尊严地扎根于城市。女孩代表了老王和小王的这个“城市梦”，她的单纯文明、安全安稳，是祖辈父辈的奋斗的重点。老王一家人背后，也许是所有城乡变迁中被拔根而起的流动人口，他们被迫丢掉农业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试图在城市中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半推半就地搭上拆违安置的列车，将自身接合到大城市的制度和心态之中。

孙女王展萍即王家的“城市梦”

从单一视角陈述的故事，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个透视法主导的故事：一个道德边界分明的故事。然而《城市梦》的拍摄和叙事方式，构建出一个左右手互搏式的总体结构，两个故事彼此限制，这就破坏了单个视角的说服力。

《城市梦》展现出互搏一样的难解难分：城管叙事言说的，正是进城农民工家庭所经验的城市化过程；而农民工向城市人的转型，首先是服从城市空间的规训。猫鼠是这个城市化进程中咬合紧密的一体两面。谁是正义的、谁是脆弱的，是天真的判断。重点被转换为矛盾性和不确定性——谋生与管理、流动人口与城市整治者，都难。“整治”所涉及的双方，都是被动的，因为他们各自的社会位置；但他们也都是主动的，都在积极施展策略。

这个互搏叙事，是借由两架摄影机的两个视角交叉轮替而实现的：一台摄影机由摄影师程春霖操作，他穿着城管的制服，化身并提供城管的视角；另一台摄影机由摄影师赵骅操作，他穿着便服，逐渐成为老王一家的“自己人”。

于是故事也成为两架摄影机的对话：他们在分开时“各表一枝”，在交汇时助推两个“阵营”的交锋，也同时揭示整治与被整治双方的相互投射：彼此并非不了解、不理解对方的处境。我们甚至可以在一方的镜头中发现另一方摄影机的身影。于是，两架摄影机（两方人物）的“独白”和“对白”、分开和汇合，创造出一种离心的效果，不仅带来了线性序列中的情感褶皱甚至道德张力，也构建了一个新的故事：争夺观众认同空间的大戏。

两架摄影机的互相投射

在他们的争夺中，我们无法停留在一个固定的立场，我们获得一种复杂的认知：人性和“整治”，都是无法一言以蔽之的矛盾体。这边厢惧怕老王追上门来的二中队城管惊慌失措，那边厢强势的老王却无力地躺在马路边喘着粗气。这边厢小王夫妻回河南老家，确认“已经回不去了”、只有在城里扎根和孤注一掷的现实，那边厢局长为队长明确“整治”的原则：要让农民工发自本能地遵守城市空间制度规则。两边之所见的呼应和张力，有时也产生悬念、紧张，或反讽、幽默，带来复杂的情感。这个离心、反讽的叙事装置，留下了开放的感知和诠释空间。

摄影机前的“舆论战”

主导图像：农村父权的收复失地

也许纪录片还包含一个潜在的故事：主干家庭的分解。在空间争夺战中，也许真正败下阵来的，是农民工主干家庭系统中的父权。这个故事的线索，是王天成一次次的强硬，以心理上被“摧垮”收场。

纪录片直陈家庭内部的城市化过程：就在城管的“突袭”计划成功后，老王在家里面对摄影机坦言：“给我摧垮了”；这边老王从楼梯上摔下来，那边小王与城管的交易进入日程。在妻子、母亲的推动下，新的一家之主做出了改变的策略，而这不可避免地带来父子冲突的升级。

在纪录片中，王家大棚如同寄居蟹，驮着书报亭，在流动之中抓紧一个暂时的领地，既施展也象征着“谋生难”的农民工对城市罅隙的“殖民”——通过日常的、不被注意的活动，形成一种特殊的空间诗学。嘈杂的街头和提心吊胆的流动大棚，是属于进城农民工家庭中父辈、祖辈的空间。属于下一代的空间，则是城市出租房的私人居所：安静、安全。这两种空间的关系，就是主干家庭中的父子关系、父女关系，一种年长者护佑年幼者的依存关系。

然而，大棚是脆弱的，这种脆弱来自它暂时、被动的位置，来自自上而下的功能化区分。兴建“珠宝一条街”的商业规划方案，要求撕裂大棚的寄居空间，同时也危及传统家长的权威。对于老王而言，权威是他需要争取和维护的东西，强悍实际上透露了困兽犹斗的脆弱。反抗的无畏态度和使得上蛮力的身体，是他与土地打交道时积累的首要资源。

孤注一掷的硬碰硬，也许是失去土地的农民所特有的战术，王天成借此收复被城市化撕裂的心理失地。这样的人物，也许是被农民工叙事所忽略的地带：老年男性农民，除了自尊以外，从各方面都不符合城市所要求的劳动力标准。儿子、儿媳、老伴在家庭中地位的上升，实际上是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选择。

于是“整治”浮现出双重涵义：既是对城市空间的主权收复，也是对农民工主干家庭的改造。改造的终点，经由局长之口重申：要让回不去农村的人，用城里人的思路来谋生，过真正城里人的生活。“整治”的对象，不仅是存在于规划理性之外的空间，更是农民的心理空间。

属于老王的大棚空间和家庭认同，最终被动摇和撬除；新的合法棚子，象征农民工家庭的蜕变。小王的三口之家，已经是一个城市核心家庭，“整治”大棚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自然而然地转变为城市人、与主干家庭剥离的过程。被挑战的老王，则敏锐地抓住了主动靠近他的资源：摄影机，或者说，图像权力，做出最后的反击。

在街头空间，老王积极地调度己方摄影机、攻击“敌方”摄影机。因为掌握了摄影机的视线，也就聚拢了围观市民的视线，获得了摄影机所聚集的观众的注意力，既捆住了“敌人”，也试图推动道德天平向自己倾斜。图像成为一个被争夺的空间，老王借此短暂收复失地：作为对偷袭的反击，他在硬纸板上疾书“真相”，挡在马路中间默默喊冤。作为一名典型的中国农民，老王熟知乡土社会的无奈和拦街告状的效力：借助道德和舆论力量获得“胜利”。他体现出的对城管的不信任，实际上是对人治而非法治系统的不信任。 

（作者徐亚萍系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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