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临校空间｜期待高校与城市相融合的未来
提到临校区域，几乎每一个人，无论哪个学校、哪个年级，是中小学生抑或大学生，记忆中都会有这么一片散发吸引力的地方。无关先进与否、靓丽与否，它都是一个学生对城市、空间与社会形成认知的重要场所。
中国大陆大部分高校以孤岛形式矗立在城市中，围墙内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生活模式，高校学生在毕业后如何逐步适应，或许值得深究。未来针对高校及周边社区的规划设计，需要考虑如何将此互动延伸至高校校园内，使学生以更为切身的角色参与和体验城市社区的变迁，这或许会带来更为有益的、非离地的创造性思维模式。
在中国，1949年之前的高校，如教会大学、协和医学院等，在城市中的发展模式，与国外高校类似：起初是小校园，随着城市发展，校园空间扩张，与城市空间相互穿插。而后，1951年，全国高校重组合并，高校得以在中心区外征得大片土地，与城市并行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诸多城市急速扩张，原来郊区变成城市核心区域，同时扩招也使得高校需要更多城市土地支持。然而，在一些地方，由于围墙存在，高校与城市空间难以融合，从而演变成发展矛盾，给城市诸多方面造成压力。
在早年校长罗征启的校园建设蓝图中，深圳大学是没有绝对空间边界的一座高校，城市居民可能不自知地步入深大校园。当时，深大主要采用学生自治方式，维持校园内部的治安秩序，设立各种学生自主管理的校园“委员会”，一度与学生相关的岗位，全由学生担任，以赋予校园主体——学生一定自主性，调动学生们的活力共同维护校园环境。在那个开放年代成长的众多深大学子，成为如今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
上世纪80年代末后，深大校园围筑起校园边界，开放式校园的实践向现实因素做出退让。尽管校园管理上，深圳大学依旧对城市居民开放，但也为日后城市与高校因发展需求而来的空间矛盾埋下伏笔。
1980年代中旬，一个对外开放的咖啡厅曾短暂出现在深圳大学教室办公室二楼，咖啡厅的顾客除了深圳大学的师生以外，还有来自南头的社会青年。尽管矛盾偶有发生，但基本能迅速平息。
深圳大学一位老教师讲述，上世纪80年代深大围墙建造之前，自己可以在中午的教师宿舍内敞门午休，不需过多担心安全问题，而1990年代围墙造起以后，前后陆续丢失了数辆自行车。这当然有当时外来人口爆发增长的原因，但围墙的存在似乎也在告诉偷盗者，只要穿过这个范围，就算成功了。
位于深南大道与后海大道两条城市高级别道路交界处的深圳大学后海校园，宛如城市交通动脉中的堵塞物，纵深均超过1.2公里的城市片区无法提供哪怕一条支流减轻高峰期的交通压力。
相比而言，湖南大学与湖南师范大学，是国内为数不多尚存的依然实践开放式校园的高校。
湖南大学与湖南师范大学，因其范围内囊括了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岳麓书院这一公共文化资源与城市历史符号，向城市开放是必然的。城市的公共车道进入校园内部，公共交通体系，公交站、地铁站等，也设在校园内部，给高校师生们带来更加方便的出行环境，而不需步行大半个校园或乘坐校园内部校巴到校门再转乘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此外，城市各种业态也同步进入校园。位于湖南大学校园范围之内的麓山南路以及登高路，便是著名的小吃街，除可满足湖南大学师生的各种需求，也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这给了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的师生不同于全国大部分高校的生活体验，使湖南大学的校园街道成为真实的、具有实际城市生活意义的街道。
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到，人行道的用途之一包括“孩子的同化”，城市街道对孩子的城市生活教育，远比教室、家庭或互联网上更加深刻与久远。[1]另外，在“身份认同”这一社会科学理论中，人对“自我身份”的不同认知，会演化出不同的行为和思维模式。不同于深圳大学等其他存在空间硬边界的大学校园，湖南大学与湖南师范大学的师生在校园内部穿梭时，其身份认知频繁在高校师生与城市居民之间转换，这有利于打破身份禁锢，尝试学习以另一种角度去观察、以不同的行为去体验身边的环境。
大部分高校，一边用明确的硬边界厘清校园与城市的空间关系，一边在校园内建立起“学生街”，方便学生的日常生活所需。
而从众多高校学生街的实际运营状况看，由于“学生街”所准许的业态，或因管理问题，或因业态属性，都被设置得相对单一无趣，且拒绝过多的城市居民抵达使用。对在校学生的社会教育而言，这种更像是虚假的、非自然的城市生活区域，不足以替代真实的城市区域。
一份《高校商业街市场调查报告——以天津理工大学转门为例》的调研指出：学生对校内学生街的各个指标评价集中在“一般”水平，约53%的学生主要消费商品选择在校外购买，尽管同类商品也能在校内学生街中获得，约70%的调研对象每月在学生街中的消费低于100元人民币（2013年），大体低于月生活费的1/4。
相比而言，围墙之外的临校区域，独立于高校的管理体系，既受到高校师生在区域中互动的影响，也受到真实的城市社会、空间的影响，更加适合于学生完成其社会教育，也更受到高校师生青睐：在各种节假日以及周末，与高校内部“学生街”稀稀落落的人流量不同，围墙外的临校区域内总是人声鼎沸车水马龙。
毕竟，人的内心对不被围困的渴望与追求，总远大于一成不变地置身于一隅。这刻在每个生命的基因中，也是当代建筑空间一直强调要有流动性的原因。自由与开放意味着无限的可能。
2019年的西班牙电影《饥饿站台》中，描述了对公共资源不合理分配导致的社会问题：对公共资源拥有优先使用权的一部分个体/群体，其地位是绝对的上层，这种状况导致的特权心理以及对资源总量的漠视，让使用次序排后的个体/群体失去了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权。[2]
中国高校某种程度而言，也是属于城市的公共资源。但因高校围墙的存在，将拥有优先使用权的高校师生与其他从法理上可使用但优先顺序往后的其他城市居民隔绝，形成某种并不存在的“私有”状态。
这样，一方面容易使高校师生在校园内形成对校园外其他城市居民的一种特殊的对待心理，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高校内公共资源的低效利用。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高校周边城市道路拥堵不堪的某些时段，同为城市空间一部分的高校校园，却不愿接纳社会车辆进入校园以缓解周边城市区域的交通压力。
深圳西丽大学城南边的城市车道曾因地铁施工被围蔽数年，而大学城内部分师生却拒绝社会车辆使用其内部依照城市道路标准建设的校内车道，导致更高的社会运行成本，以及更加孤立的高校校园。
此外，高校其他资源，如报告厅、演艺中心、博物馆等，本可对外开放以达到公共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却因高校围墙存在，以及信息差异，被高校师生与城市居民从心理上默认其为高校的“私有化”财产。更遑论高校课程、图书资料等更加抽象的公共资源了。
有活力、有影响力的高校，应该有着对城市空间，对城市居民，对城市社会开放的校园，而不是圈地为王，与城市隔绝。倘若能将真实的城市街道延至校园内部，高校学生适应城市或许能更容易。甚至会给城市带来更多正面效应。
在与城市居民共享本属公共的高校资源的过程中，高校师生既能更好地与他人分享，与其他不同身份的城市居民友好相处，也能学习合理利用公司/机构、城市、甚至社会的资源。这是在补充目前高校基础教育体系中缺乏的内容，可更有效地帮助高校学生毕业后更好地处理与世界的关系人。另外，不同层次的城市居民也得以更加切身了解高校师生日常，打破认知壁垒，以及享受人人都有的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二十多年来频繁见诸报端的“北大保安”团体，先后有500余名保安考学深造，考取大专以上学历，甚至有人毕业后当上大学老师。现在很多高校课程并未设置旁听门槛，只要能到达课室便能上课。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称，“大学本来应当是开放的，应当引导社会观念、社会潮流。(目前）仅是有保安旁听他们的课，拿文凭。我想未来应该更加走向开放，有更多的市民去旁听他们的课，拿到文凭。”
在许多高校中，偌大的校园面积对应着远低于城市人口密度的高校师生数量，其中必然存在不少监视盲点，需要聘请大量安保力量巡逻，同时还有大量本该用于教育的资金投入购买监控以及安保设备。假如高校与城市的空间相互融合，大量社会监督力量填充原本高校的监视盲点，或能大大减少校园安保投入的必要性。
试想一下，城市的凌晨时分，一条热闹的小吃街与一条幽暗但有保安不定时巡逻的小区步道，哪条能给人带来更多安全感？要知道，行人的社会监督相比不定时的安保巡逻以及天眼系统，能更加实时响应各种突发事件，也更具威胁力。
同时，这也给予了高校学生以及城市居民一定的信任。防止“公地悲剧”的方法不仅是“私有”，一个对公共资源的使用、维护达成共识的群体也能很好地使资源避免浪费与无谓损毁。
此外，由于社会的底层自组织运行模式，一旦高校与城市相互融合，那么，真正满足高校师生需求的各种业态以及社会资源将能更有效辐射到校园内部，替换掉单一无聊的校园”学生街“业态。学生也能更直接地与城市、社会人员发生互动，更快适应真实的城市生活。
同时，高校与城市的融合，必将消灭掉高校校园一些几乎无人使用的空地，重新划分校园功能分区。一方面，多而碎的空间布局，能容纳更多日常活动——同样的面积，类似丽江古城的空间形式，能同时进行的日常活动必然比类似深圳市民中心的空间形式要更为丰富，更能包容多样性。
另一方面，这样能有效提高高校各种资源的利用率，减少城市运行中被动空转部分的成本。
一如马克思所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高校围墙被打破，高校师生与城市居民之间，不同认知、见解的人之间开始建立更加深层的社会连接，不同想法与习惯的冲突，会在融合初期产生阵痛，但最后会有利于每个在连接中的人构成更加立体的自我与社会认知，突破层级偏见，以更宽广的视角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疫情防控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受到了极大限制。而如今，城市社区之间的限制重新放开，临校区域之于高校师生、城市以及社会的正面影响，正是我们需要重视。
我们的城市发展中，需要关注对使用者本身的重视，建筑、城市设计本身是在设计居民们的生活。摒弃精英主义的傲慢，以尊重、平等、以人为本的态度，从城市居民的角度出发去创造，在制定一种自上而下的规划规则的同时，给予城市复杂系统中的每一个构成（居民、组织、社区）以信任，为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涌现提供空间。尤其是在针对高校—临校区域，引导我们的高校学生们——未来社会中的中流砥柱学会思考：“与其问设计应该是什么，我希望我们会提问‘我能为你（社区使用者）做什么’除了设计以外，人们心中还有其他更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3]以言传身教影响未来的希望，相信城市社区会给予我们充满惊喜的反馈。
[1]Jane Jacobs.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M].1961.
[2]El hoyo.Dir.Galder Gaztelu-Urrutia.Netflix,2019.Film<elhoyolapelicula.com>.
[3]Bliss, Laura. "The High Line's Next Balancing Act"[J]. CityLab.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February 21, 2017. Retrieved February 19,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