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云龙 || 重构记忆：论宋元时期韩柳散文典范性的生成

【摘 要】

      宋元知识阶层对韩柳散文典范价值的诠释，是对唐代文学记忆的重构和对文学史的重新认知。在文章学兴起的南宋时期，多部文章选本在理学思想的引领下，将对唐代散文的考察聚焦于韩柳两家。各类选本与“文话”对韩柳文章在语言运用、篇章结构等方面的写作技法做了充分提炼，对其传承自前代文章及影响宋代散文的要素亦有精细探研。在儒学转型的文化语境中，韩愈散文的典范性经反复辨析后得到重估。柳宗元散文的史学价值经北宋古文家发现，并在知识精英的群体中得到普遍认可。韩柳散文的并称，体现了宋元儒学精英并重经史的知识教育思想与兼容多种个性的审美好尚；韩柳与北宋六家散文的整合，完成了“唐宋八大家”体系的建构，也为这个以宋学为基础要素的经典系统明确了内容与风格的本源。

【关键词】

      韩愈  柳宗元  选本  技法

【作者简介】

      裴云龙，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裴云龙助理研究员

目次

一、记忆的聚焦：文章选本对韩柳散文的选录

二、记忆的精细化：韩柳散文表达技法的研析

三、记忆的辨析：韩愈文章典范性的争鸣

四、记忆的重新审视：柳宗元散文史学价值的发现

五、记忆的整合及应用：韩柳并称及其在“唐宋八大家”体系中的意义

      “唐宋八大家”这一称谓虽然出现于明代，但这一文章典范体系的形成肇始于理学思想发展成熟与文章学兴起的宋元时期。在唐宋八家中，北宋六家散文经典属性的确立，体现了南宋、金元知识阶层在理学思想主导下对宋学早期形态、理念的审视性回顾；而韩柳散文的经典化及其与北宋六家的融合，则反映了有宋以来知识精英对唐代文化记忆加以重估，并以新的视角将其确立、整合为文学典范的历史阐释过程。近年来，许多研究者都论及韩柳散文在后世的接受问题，或着眼于对重要篇章的阅读史梳理，或侧重于解析某时期特定的批评思潮，但对韩柳散文经典属性的确立过程和意义鲜有集中的论述。本文将重新审视宋元知识精英对韩柳文章典范性的解读，在经历了分歧、演变后渐趋明确、凝定的历程，深入考察在这一时期里，韩柳散文作为文学经典的属性与含义相较于以往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这一历史认知、观念建构过程的文化内涵。

      文化记忆理论认为，“整个史学传统的发展都表现为对记忆的规范化和自发的深化”以及“对过去的完整无缺的重构”，而历史回忆“永远掺杂着对身份认同的设计，对当下的阐释，以及对有效性的诉求”。宋元士人对韩柳散文的批评与阐释，也属于对文学记忆的重构和对文学史的重新认知，更与其当时的文化诉求有机地连接在一起。

一、记忆的聚焦：文章选本对韩柳散文的选录

      如何评价包括唐代文学在内的前代文学遗产，建设自己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观念，是宋代知识精英面临的重要问题。前代文学作品的选本是编选者从记忆资源中筛选名作、树立经典之思路最直观的展示。宋初，由中央政府组织编纂，旨在接续《文选》，保存、汇总并回顾南北朝及唐代文学成就与精华的文学总集《文苑英华》中收录了大量韩柳散文。不过，《文苑英华》的主要历史意义在于对唐代文学文献的全面汇集与整理，南宋时周必大在为此书所作序文中称：“修书官于宗元、居易、权德舆、李商隐、顾云、罗隐辈或全卷取入。”故尚不能清晰反映编纂者的经典观念与选择意识。

      北宋时期，具有明确编选原则、充分体现编纂者文学经典观念的唐代诗文选本是姚铉主编的《唐文粹》。姚铉在该书序言中提及韩愈在思想维度的贡献，“惟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遂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轜轹，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湜又从而和之，则我先圣孔子之道炳然悬诸日月，故论者以退之之文可继杨孟，斯得之矣”。在《唐文粹》划分的文体中，有古赋、颂、赞、表奏书疏、制策、文、论、议、古文、碑、铭、记、箴诫铭、书、序、传录记事等16个大类，共计1135篇，其中韩愈、柳宗元作品的选录数量分别为62篇和61篇，居前两位。然而南宋后，该书的选录标准受到了一些质疑。张淏在《云谷杂记》中指出，《唐文粹》未收录韩愈的《送穷文》与《平淮西碑》，却选入段文昌、段成式父子的同题之作，这一瑕疵使该书无法承当“得唐文之精粹”的美誉。

      宋室南渡后，出现了更多以较明确的编选原则择录前代经典散文的文章选本，成为文章学确立并发展成熟取得的硕果。这些选本收录的唐代散文中，韩愈、柳宗元作品都入选颇多。对于其具体数量，本文在此列表展示（见表1)。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第一，这些选本的7位编选者，除王霆震外，其余6人均属于南宋理学家的范畴，且多人之间都结有学缘。《观澜文集》的编者林之奇既是吕祖谦的宗师，也是其伯祖吕本中的弟子。《崇古文诀》的编纂者楼昉师从于吕祖谦，从属于《东莱学案》。汤汉与编纂《文章正宗》的真德秀亦有学术交往，《宋史》本传称“真德秀在潭，致汉为宾客”，且与谢枋得一起被归入《存斋晦静息庵学案》。第二，《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中包含了已佚的另一部南宋文章选本《古文标准》的部分内容，由相关篇目可考知《古文标准》中至少收录了15篇唐代散文，包括韩愈、柳宗元作品各7篇。第三，这7部选本或其续编中均收录了较多数量的宋代散文，在《古文关键》《崇古文诀》《续文章正宗》《妙绝古今》等选本中，欧阳修、苏洵、苏轼、王安石、曾巩等人的作品入选较多，北宋六家散文作为经典体系的雏形也在这些书目所呈现的选文格局中基本形成。

      通过表1所呈现的选文数量，可发现在这些南宋选家的视野中，韩柳两家的作品大体被视作唐代散文全部经典篇章和历史成就的代表。其中，《古文关键》选录的唐代散文唯有韩、柳之作。在韩柳作品之外，只有李翱《答皇甫湜书》《复性书》《去佛斋》《平赋书》《国马说》，李汉《集昌黎文序》，杜牧《守论》《阿房宫赋》，元结《大唐中兴颂序》等极为有限的唐代散文被编入上述选本。其中，李翱、李汉亦属韩愈弟子，《集昌黎文序》亦针对韩文而作。由此可知，南宋士人对唐代文章的审视标准相较于北宋已发生了明显变化。在理学思想的引领下，他们对唐代文章的关注与批评聚焦于韩愈、柳宗元两家，具体篇目则大都包含《原道》《师说》《封建论》《天说》等阐释学术思想与道德行为观念的论说文。并且，这些选本对韩柳文与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等北宋古文家的作品均予以重视，由此形成了将唐、宋散文经典连接、贯通的纽带，也构成了“唐宋八大家”这一文章典范体系的最初轮廓。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韩柳散文的典范属性逐渐在“唐宋八大家”这一范畴内的生成和重新诠释，体现了文章学与理学思想共同发展之合力的作用。文章学的发生旨在为各类文章的写作技法提供明确、清晰的指导，韩柳散文在表达维度的示范性上得到了明晰、深入的梳理和呈现。理学思想则从知识与文化维度，对思考、诠释韩柳散文的典范意义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记忆的精细化：韩柳散文表达技法的研析

      作为文章典范，韩柳散文在写作思路、技法方面有哪些值得后人效法、借鉴的具体经验？这一全新的问题，在文章学萌芽、滥觞的两宋之际才开始得到持续且深入的关注与考察。作为文章学的重要载体，南宋诸多文章选本都附有相应的评点，对所选作品的内容要旨加以概括后，试图对其驾驭语言、结构篇章的理路加以提炼，并引导阅读者锁定解读的关钮与重点。在前文所列举的选本中，《古文关键》《妙绝古今》《文章轨范》都对所选韩柳散文做了相当多的评点。另外，《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中也辑录了《古文标准》对一些韩柳散文的评析，例如对柳宗元《送薛存义序》评论道：

      敩斋《古文标准》评曰：此篇文势转圆，如珠走盘中，略无凝滞，加之论为吏者乃民之役，非以役民，议论过人远甚。中间以庸夫受直怠事为譬，且云势不同而理同，此识见最高。至于结句，用赏以酒肉而重之以辞，亦与发端数语相应，学者宜玩味。

可知《古文标准》也在择录经典散文的基础上注重对文章理路、结构、体势的深度解析。与之类似的，还有元人程端礼为真德秀所编《昌黎文式》所做的批点。

      除选本外，自北宋后期开始，这类对前代经典文章写作技法加以提炼的“文话”亦多见于各类文献中。例如吕本中在《童蒙诗训》中写道：“韩退之文浑大广远难窥测；柳子厚文分明见规模次第，[初]学者当先学柳文，后熟读韩文，则工夫自见。”黄震在《黄氏日抄》中对部分韩柳散文文法、特色或亮点做了总结与褒扬，例如评《进学解》为“类赋体，逐段布置，各有韵评《非国语》组文为“驳难多造理，文亦奇峭这些“文话”与文章选本中的评点一道，通过探研、提炼韩柳文章在梳理语言逻辑、结构篇章布局等方面的经验和规律，在更精细的层面将其树立为提升写作技能与文学涵养的文章典范。

      文章学的逐步成熟，也促使宋元知识精英从文学史传承与沿革的视角评价韩柳散文。北宋后期，“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黄庭坚以“夺胎换骨”之法审视诗歌创作，而这一思路也渗透在他对前代散文的解读中。在《跋韩退之〈送穷文〉》中，黄庭坚认为：

     《送穷文》盖出于扬子云《逐贫赋》，制度始终极相似，而《逐贫赋》文类俳，至退之亦谐戏，而语稍庄，文采过《逐贫》矣。大概拟前人文章，如子云《解嘲》拟宋玉《答客难》，退之《进学解》拟子云《解嘲》，柳子厚《晋问》拟枚乘《七发》，皆文章之美也。

黄庭坚从扬雄《逐贫赋》《解嘲》及枚乘《七发》等汉代名作中寻求韩柳散文的行文理路与语言风格来源。南宋时，吴子良亦在《荆溪林下偶谈》中认为“韩柳文法祖《史记》”，且提及韩愈《获麟解》中“角者吾知其为牛，鬣者吾知其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也。惟麟也不可知”的句法来自《史记•老子列传》，而柳宗元《游黄溪记》中“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环永之治百里……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的句式模拟了《史记•西南夷列传》。此外，更有一些论者认为韩柳从先秦经史文本中提炼行文方法，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气质与风格，如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中提到“韩退之之文自经中来，柳子厚之文自史中来”。然而刘埙在《隐居通议》中则指出这一看法的疏漏：

      韩文世谓其本于经，或谓出于孟子。然其碑铭妙处，实本太史公也。第此老稍能自秘，示人以高，故未尝尊称迁、固。至其平生受用，则实得于此。此亦文章士之私意小智也……然则世之工作文者，固不得舍《史》《汉》而他求也。流俗无特见，随声附和，以韩文为一出于经，误矣。

刘埙的此段表述既纠正了将韩愈文法单纯归因于经部典籍的偏颇之处，同时将考察的焦点重新凝聚于《史记》与《汉书》，认为这两部汉代史籍的叙述手法、议论笔调与韩愈散文风格的形成具有更加直接、密切的联系。也有一些论者从更加宏观、全面的历史视野看待这一问题，能够针对各篇文章的特色提出各自的观点。例如杨万里亦在《诚斋诗话》中针对韩愈的不同文章，指出其对《尚书•舜典》《左传》《晋书》及东方朔谏书等多部文献中言辞与文法的化用，同时认为柳宗元《答韦中立书》中也包含了对《周礼•考工记》部分句法的模拟。总之，摸索前代经典与韩柳散文文法的相似因素并加以提炼的解读策略，可视为“江西诗派”理念对文章学的影响，也体现了北宋后期以来知识精英以“转向内在”的理路，从既有知识体系和文化资源中寻求经验并予以总结、归纳的学术倾向。这一解读思路既是对韩柳散文写作策略的细致揣摩，也尝试从文章构思、布局、笔法的角度建构更为精细的文学史脉络。同时，他们亦从行文法则方面强化了韩柳散文与先秦两汉文这一终极典范之间的连接，从而在精细、微观的层面丰富了“古文”的学术内涵。这种解读与批评的视角，也为明代关于“秦汉文”与“唐宋文”何者为尊的经典观念论争奠定了学理与话语基础。

      同样，宋元知识精英还关注韩柳散文表达风格对宋代散文的影响，特别是欧阳修、苏轼对韩柳文的借鉴。例如陈善在《扪虱新话》中写道：“公《祭吴长文》似《祭薛中丞文》，《书梅圣俞诗稿》似《送孟东野序》，《吊石曼卿文》似《祭田横墓文》，盖其步骤驰骋，亦无不似，非但效其句语而已。”南宋末期的史绳祖剖析过苏轼《表忠观碑》对柳宗元《寿州安曹掾孝门铭》的踵武之处：

      东坡《表忠观碑》，先列奏状以为序，至制曰可，而系之以铭，其格甚新，乃仿柳柳州所作《寿州安丰县孝门铭》。盖以忠比孝，全用其体制耳。柳宗元《孝门铭》，史臣既全载于唐《孝友传》，文甚典雅。苏轼《表忠观碑》，视柳有加。宜乎金陵王氏以太史公所作年表许之。二文旨意，其允合于史法矣。

在这些解读者看来，韩愈写作论说文、序体文的理路与风格对欧阳修颇有启发，而苏轼评述历史的文章较多取法于柳宗元。这就在韩柳文与欧苏文的写作经验及表达方法之间找到了历史的有机联系，由此揭示韩柳散文对于宋代文章典范的形成所发挥的具体影响。

      宋元知识精英在文学史的线索、谱系中考察韩柳散文技法、文风的历史来源与后续影响，将其对前代经典的承袭、拓展、开创等因素做了辨析。他们一方面强化了韩柳文与先秦汉代文章这一更为悠远的文化记忆之间的细微联结，另一方面也从相对微观的层面揭示了韩柳文本身作为记忆资源的当下影响，从而引导学习者在更加精细的历史坐标系中，以前后关联的文章史视角审视韩柳散文的文法价值，也由此成为后世文学批评和观念论争的起源。

      在这一学术文化语境中，韩柳散文的表达技法也得到了理性、多元的审视与讨论。有些论者也从一些角度对韩柳文章写作中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例如：朱熹指出，“柳文局促。有许多物事，却要就些子处安排，简而不古”；王若虚亦对《原道》《师说》《圬者王承福传》等文的措辞、句法疏漏有所指摘。由此可知，宋金元时期的知识阶层对韩柳散文的成就和不足都能做出较为理性的总结和思索。这种多元、理性的审视和解读，在他们从思想文化维度对韩柳散文的典范性的重构中有更为突出的体现。

三、记忆的辨析：韩愈文章典范性的争鸣

      韩愈以其对“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的立论与阐释，以及对“信道笃而自知明”之文化人格的坚守和弘扬垂范于中唐士林。然而，时人对于韩愈的尊崇却未普遍上升至儒学道统的高度。直至韩愈逝世数十年后，方有皮日休从儒学思想史的维度标举韩愈的意义，“文公之文，蹴杨、墨于不毛之地，蹂释、老于无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并以此请旨将韩愈配享太学。不过，中晚唐及五代趋于动荡、萎靡的政风和士风，并未将韩愈的示范性提升至更为卓越的位置。五代时成书的《旧唐书》对韩愈及其文章的评述也局限在文学的维度

      北宋初期，在政治局势稳定的前提下，整合、阐释前代文化记忆资源，强化并维护儒学道统，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诉求。柳开、孙复、石介等许多士人都在对思想史的回顾与阐释中高扬韩愈散文作为文化典范的价值，尤其推重《原道》《原性》《师说》等阐发儒学思想与道德理念的文章，从而将韩愈文章的经典属性确立在儒学道统的谱系中。其后，欧阳修将韩愈文章受到广泛推崇的局面描述为“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由此可印证，北宋前期的知识阶层已普遍将韩愈文章标举为道统记忆中的经典文本。

      与此同时，针对韩愈文章的非议也开始出现。与欧阳修同龄且具有相当名望的僧人契嵩基于反对儒家士大夫辟佛的立场写下了《非韩》组文三十篇，每篇均指向韩愈的一篇代表文章。开首且最具纲领性的上篇指向《原道》，认为该文对佛老的抨击既忽视了儒释道知识体系的相通性，又脱离了历史发展的具体语境而“不知其时”，且与韩愈在其他文章中的态度也无法自洽，“此不唯自惑，亦乃误累后世学者矣”，甚至认为该文为儒学勾勒的道统谱系也缺乏文献的支撑，称“韩子不顾典籍，徒尊其所传，欲其说之胜强，而不悟其文之无实，得不谓谩乱之也”。对于韩愈《原性》中所谓“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的观点，契嵩认为这一说法是对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误读，混淆了性、情的概念区别，“彼徒见五常者出于性，而遂以为性殊，不知性之所出者皆情也”，从本体论的角度批评了韩愈的哲学思想。在《非韩》中篇、下篇针对韩愈《与冯宿书》《赠绛州刺史马府君行状》《与孟简尚书书》《读墨》《送高闲序》《论佛骨表》等文的批评中，上述论点亦以多种角度被重提。契嵩的组文，构成了对韩愈散文史无前例的激烈批评，他试图采用被儒学精英普遍接受的知识与理念，通过对韩愈的抨击为佛家思想正名，扭转“学者不复考之道理中否，乃斐然徒效其文，而讥沮佛教圣人太酷”的局面。

      契嵩的《非韩》组文在儒学士大夫中虽并未引来直接的对话或回应，但他的诸多观点却可在不少人的文章中找到相近或相同的主张。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中对欧阳修《谷城县夫子庙记》一文评道：“‘甚者乃谓生虽不得位，而没有所享，以为夫子荣，谓有德之报，虽尧、舜莫若，何其谬论者欤！’是欧阳公以退之为谬论矣。”此观点与《非韩》针对《处州孔子庙碑》的批评十分接近。苏轼虽高扬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历史贡献，但在学理层面却多有讥议。他在《扬雄论》中辩驳了韩愈“离性以为情，而合才以为性”的说法，“愈之说，以为性之无与乎情，而喜怒哀乐皆非性者，是愈流入于佛、老而不自知也”；又在《韩愈论》中批评其“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因而尽管平生“为论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杨、墨、佛、老甚严”，但“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两篇文章的批驳主要指向《原性》《原人》等文章的基本立论，也与《非韩》的相关篇目持近似的论点。在苏门弟子中，张耒针对《原道》批评“韩退之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秦观虽未对韩愈有所质疑，但将其对韩愈的讨论、揄扬局限在较单纯的文学范围中，称许其与杜甫“集诗、文之大成”，亦实质上将韩愈从儒学史的经典谱系中剥离。

      不过，韩愈作为“道统”记忆元素的资源和功能价值，并不可能因为质疑声音的出现而被完全抹杀。在新的儒学理念成熟之前，由帝王和士大夫共同引导的主流文化观念仍需要维护韩愈文章对于儒学思想史的积极意义，否则将在一定程度上面临“道统”虚无或真空的危险。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以“荀况、扬雄、韩愈皆发明先圣之道，有益学者，久未配食，诚阙典也”为由，而奏请将其从祀孔庙并获得批准。宋室南渡后，高宗、孝宗两代帝王都对韩愈文章中蕴含的知识与思想表达过重视。绍兴八年（1138年）五月，高宗下诏准许将韩愈文集作为科举命题的资源，“韩愈《昌黎集》中，有佐佑六经，不抵牾圣人之道者，许依《白虎通》《说文》例，出题以取士”。在宋代帝王与士大夫“共定国是”的历史语境中，帝王的诏令亦是精英士大夫主流意志的体现，可知当时主导性的批评话语仍然认可韩愈散文具有“佐佑六经”的功用。此后，孝宗于淳熙八年（1181年）撰《原道辨》一文质疑《原道》的说法，认为释、道的思想与儒学并非矛盾，其立意原则、方向均与契嵩相似；但曾任宰相的史浩建议孝宗将其改名为《三教论》，并指出原因在于《原道》“唐人无不敬服，本朝言道者亦莫之贬，盖其所主在帝王传道之宗，乃万世不易之论。原其意在于扶世立教，所以人不敢议若批评此文不当则会动摇意识形态的根基。这也是韩文尽管遭受质疑，但其基本纲领与立意仍被承认和维护的原因。

      然而，在与佛、道思想的共存与竞争中，宋代儒学士大夫必须对来自佛学精英的非难、争鸣有充分的重视与积极的吸收。这就促使他们以新的学术视角，对自身学术体系中的记忆元素和既有价值观念加以辨析与更新，重新阐释韩愈文章的历史意义。理学思想家程颢、程颐在其语录中曾较多提及《原道》《读墨》等文，在肯定之余亦指摘其偏颇之处，例如：

      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病，然自孟子而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才见此人。

      退之晚年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

从维护儒学思想的角度出发，二程认可韩愈《原道》等主要文章的基本立意与格局框架，但对其中的具体观点则不尽认同；他们认为韩愈未能合理措置文字修习与道德实践的关系，是以理学家的视角对古文家治学策略与文化贡献的重新审视。二程之弟子杨时亦从类似立场出发，评价韩愈“及观其所学，则不过乎欲雕章镂句，取名誉而止耳”。理学思想的产生标志着宋代儒学的转型，对韩愈散文典范属性和儒学史价值的思辨与重估也是这一转型过程中的重要表现。

      南宋后，更多理学型士大夫深入辨析了韩愈文章与理学思想的异同，但在具体方法与路径上存在区别。有些批评者主要着眼于总结韩愈思想与理学的相通因素，从而将韩文继续树立为儒学思想的典范。杨万里师从于张浚，且尊崇二程“以仁为觉，以敬为守，以中为居，以诚为归，以致知为入，以明道不计功为用”的思想理念，但他对韩愈在儒学道统谱系中的作用仍然予以肯定与维护。他的两篇《韩子论》就一些论者针对《原道》“不合于圣人之意”的非议做了回应，对于《原道》中“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的含义，杨万里将其解读为“异端乘之，韩子塞之。异端入之，韩子出之”，即韩愈通过对“仁与义”的倡导和坚守捍卫了儒学对“道与德”的解释权，并且，他认为《原道》有关“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主张也充分考虑到了辟佛之后在现实层面的善后问题，称赞“韩子之意，真先王之意也”。杨万里认为韩愈、欧阳修因其在历史上对儒佛之辨的澄清而无愧于“圣人之徒”的名号，并在讨论中回应了其他理学学者针对二人历史意义的疑问，从而维护其在道统记忆中的典范地位。杨万里在接续二程学说的基础上强调理学与古文家思想的一致性，他曾在对二程之学做高度评价后提及，“而韩子曰：‘轲死不得其传。’其真不得其传耶？其真不见其传耶”，即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认为韩愈、二程的思想都属于孟子学说的延续，由此维系韩愈在道统记忆体系中的权威性。

      与杨万里主要着眼于韩愈与理学的共通性相比，朱熹较多侧重于辨析唐宋古文家思想的局限。他指出韩愈专务于文章的写作而忽视了对道德的内心体认与行为实践，并在《读唐志》中阐发道：

      然今读其书，则其出于谄谀、戏豫、放浪而无实者，自不为少。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而未见其有探讨服行之效，使其言之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大振颓风，教人自为，为韩之功。则其师生之间，传授之际，盖未免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而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

由此可知，朱熹对韩愈的批判并非主要立足于其文章的知识内容，而是指向其在政治、文化行为上的局限性，也包括其性格与心态中的可议之处，这也类似于契嵩所质疑的焦点。对此类问题，朱熹将其归因于诸多历史文化要素的客观约束，“东京以降，讫于隋唐，数百年间，愈下愈衰，则其去道益远，而无实之文亦无足论”。然而，朱熹亦据此认可在唐代的文化语境中，韩愈文章的见解深度已远超前贤的水平，例如他评价《原道》等篇道：

      至于退之《原道》诸篇，则于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扬、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乡之所在，终不免于文士浮华放浪之习、时俗富贵利达之求。

在历史的有限维度内肯定韩愈的贡献，既是朱熹与二程、杨万里的共识，也在实质上重新认可了宋初士大夫对此问题的基本立论。同时，朱熹在《玉山讲义》中曾言：“韩文公云：人之所以为性者五，其说最为得之。”认为这与他所推崇的性善论形成实质的呼应。综合来看，朱熹承袭了二程对韩愈思想局限性的批判视角，将其归因于时代因素的限定与古文家难以超越的认知畛域。

      这一视角亦表现于他对欧阳修等北宋古文家的批判中，“是则疑若几于道矣，然考其终身之言，与其行事之实，则恐其亦未免于韩氏之病也”。概而言之，朱熹承认韩愈散文对儒学思想的阐发具有超越时代与历史的深度，但仍难以摆脱认知思维与文化身份的局限，为经典的价值属性与研习意义也被限定在知识阅读的范围中。朱熹自称“余自少喜读韩文，常病世无善本，每欲借校一通，以广流布而未暇也”，且主编《韩文考异》，为韩文整理、校勘出力甚多。在儒学发展史和知识阐发、文章研读的框架内，朱熹仍肯定韩愈散文足以达到经典的高度，只是认为韩愈对“道”的认知与实践模式在当下并不具有进一步传承、推广与践行的现实价值，这也在实质上回应、汲取了“非韩”思想与论说中的合理成分。在儒学向心性之学转型的背景下，朱熹仍肯定韩愈文章对传承儒学文化记忆的作用和历史贡献，同时强调以理学的视角做思辨性的审视。

      朱熹对韩愈文章经典属性的理解和判断，在南宋及金元时期的理学知识场域中形成了广泛影响。《文章精义》的作者李涂曾对韩愈与司马迁以及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宋代理学家的文章作如下比较：

      濂溪先生《太极图说》《通书》、明道先生《定性书》、伊川先生《易传序》《春秋传序》、横渠先生《西铭》，是圣贤之文，与《四书》诸经相表里。司马子长是史官之文，间有纰缪处。退之是文人之文，间有弱处，然亦宇宙间不可无之文也。

李涂将韩愈的散文定位为“文人之文”，尤其注重其与周、程、张等“与《四书》诸经相表里”的“圣贤之文”相区别，这就为其在儒学维度的经典属性做了明确的限定。韩愈与宋代理学家对儒学做出的不同贡献，黄震将其归因于时代变迁产生的不同参照视角和儒学发展转型的更高要求，“功有相因，理日以明，譬之事业，文公则拨乱世而反之正者也。我朝诸儒则于反正之后，究极治要，制礼作乐，跻世太平者也”。在对韩文的总评中，黄震亦对朱熹的主张有自己的理解：

      愚观晦庵平日于昌黎实敬其人，实爱其文，独以其未免诗酒浮华，志在利禄，而微有叹息之辞。瑕瑜不相掩，已极议论之公矣。

可知黄震着意对韩愈文章与宋代理学思想予以并重与统合，这又与杨万里的思路存在相当的默契。自宋、金入元的儒学精英也以类似的视角考察韩愈散文的意义。郝经在《与汉上赵先生论性书》中称赞韩愈“其《原性》一篇，高出荀、扬之上”，但随后指出“周子、邵子、程子、张子、朱子之书”于“论道论理、论才论气、论质论情，又备于韩子之书，皆先儒所未道者”，又以“韩李端绪开，伊洛本根揭”的诗句概括韩愈与宋儒的不同贡献，既褒扬了韩愈散文对于心性之学的开端意义，也指出其相对于宋代理学在深度上有逊色之处。在儒学转型的历史语境下，南宋金元时期的知识阶层普遍从理学思想角度，对如何重新评估、界定韩愈散文的思想价值形成了基本的共识。

      综上，在宋元时期，韩愈散文的文化记忆内涵在争鸣中被反复辨析。契嵩的《非韩》组文从学理、心态等角度对韩愈的地位发起的激烈挑战，促使儒学精英重新评估韩愈散文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作用。经由杨万里、朱熹等理学家的思辨，韩愈文章的典范性被限定在思想史、学理研讨与文章写作的框架内，其相对于宋学的疏失与局限也得到了客观揭示。这一儒学转型语境和视角下的思辨与重构，对韩愈乃至唐宋古文批评史具有深远影响。清代中期，沈德潜将以韩愈为代表的唐宋八家散文与“宋五子”代表的理学家著作之差异描述为“春华”与“秋实”的区别，体现了这一共识的持续影响。

四、记忆的重新审视：柳宗元散文史学价值的发现

      柳宗元创作了许多散文名篇，但其作品的思想意义在中晚唐及五代时期并未受到广泛认可与深度阐释。皇甫湜在祭文中称许其“肆意文章，秋涛瑞锦”，《旧唐书》本传评述“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都是从修辞效果角度给予的感性评价。北宋前期，柳宗元文章受到认可的力度仍然较为有限，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柳宗元散文长期未得到广泛的传播。穆修在《唐柳先生集后序》中谈道：“常病《柳》不全见于世，出人间者残落才百余篇。”他同时认为柳宗元生前的政治遭际也影响了其文章在后世受到尊崇的程度，感叹“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于时，何故伏真文而不大耀也”。欧阳修甚至否认韩、柳并称的合理性，认为“子厚与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时，而后世称为韩、柳者，盖流俗之相传也”，二人“其为道不同犹夷、夏也”，进而贬斥柳宗元“真韩门之罪人也”。由此可知，柳宗元散文的典范意义仍有待于阅读者的重新审视。

      柳宗元文章典范性的发现，与欧阳修、苏轼等北宋古文家对史学的深入探研有较密切的关系。欧阳修在《新唐书•宗室列传》的赞语中肯定了杜佑、柳宗元关于封建制度成因、作用的反思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据古验今，而反复焉”。苏轼在《论封建》中推崇并阐发了柳宗元的相关论点，“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也”。可见，欧阳修等人对柳宗元部分言行的批评，并未影响他们对《封建论》等文所具价值的认知。经由他们的重新审视，柳宗元散文对历史知识、规律进行梳理、辨析与阐述的理路和识见，成为构成其典范性的主要因素，也成为其区别于韩愈散文的典型特征。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十一月，朝奉郎曹辅在柳宗元的祭文中褒扬其史识的渊博与文风的宏肆，“其学也囊括今古而该百氏兮，或参之驳杂而取之粹纯”，“其文也，若秋涛之鼓雷风兮，汹涌澎湃而无垠；若八骏之骋通衢兮，王良执策而造父挟轮”。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七月，柳宗元被敕封为文惠侯，中书舍人薛昂在所拟告辞中称许其“厉志精专，记览浩博，贯穿经史，溢为词华”。可知至北宋中后期，知识阶层认为柳宗元散文的典范价值与其丰富、贯通经史的知识含量有关。

      南宋后，高宗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十一月下诏加封柳宗元为文惠昭灵侯，时任中书舍人的王刚中在所拟告词中称许柳宗元“生传道学，文章百世之师”，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与韩愈相比，柳宗元的散文不以对儒家道德哲学议题的阐发为主要特色，其学理性内容较多集中于对文献、制度等领域历史问题的探研。柳文被帝王拔擢至“道学”的高度，既说明其知识含量与学识水平已得到文化精英阶层的广泛认同，亦足见史学对帝王和士大夫知识体系的建构有强大影响。起草此告词的王刚中以“博览强记”见称于《宋史》本传，且在孝宗身为普安郡王时出任王府教授，史称“每侍讲，极陈古今治乱之故，君子小人忠佞之辨”，亦以史学见长。孝宗的知识体系颇为多元，他也曾对《原道》的思想与立场颇有微词，这或许亦可归因于其早年所受的博学教育。

      南宋理学家亦对柳宗元的《封建论》等史论类文章予以相当多的关注。虽然部分理学家固守“夫封建与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的道德主张，指斥柳宗元的说法“是蔽于理之言也”，但更多的理学家在对制度史的研讨中能够摆脱道德思维的约束，对柳文阐释历史的思路与论点予以理解和褒扬。浙东士人范浚认同柳宗元的观点，认为封建的策略“三代不可去，后世不可行”，一味地“泥古”必然忽略现实的发展变化。他在此基础上强调正视当下、因时而变的必要性，“人君将以应变济务，如高祖之机权，诚所宜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以应对现实问题，是宋代浙东儒学的基本治学特色。范浚对柳宗元《封建论》的解读思路及其扩展方向，也体现了浙东学术思想与柳宗元文章的契合因素。针对封建制度的存废，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封建自古便有，圣人但因自然之理势而封之，乃见圣人之公心”，虽不同于柳宗元所表述的“不得已之势”，但对柳文之立意仍予实质的肯定。此外，朱熹亦赞扬柳宗元《辩鹖冠子》《辩列子》《非国语》等文展现了敏锐、精准的考辨眼光和卓识，认为这些文史考辨类文章的“精密”与“刻深”是柳文优于韩文之处。由此可知，柳宗元散文在史学论析、考辨层面的价值和典范意义，也得到了南宋理学家的承认和推崇。

      金元士人也对柳宗元散文的品评表达了类似的见解。王若虚认为柳宗元《断刑论》《时令论》《四维论》《贞符》等篇的论述“皆核实中理，足以破千古之惑”，《非国语》“虽不尽佳，亦大有是处”。受教于朱熹后学曹泾、归属于《介轩学案》的元代文献学家马端临，亦曾撰文辨析封建与郡县制的问题。他认同柳宗元、苏轼的说法，认为“柳、苏二子之论，其剖析利害，指陈得失，莫不切当，不可废也”，并将封建制不再适宜的原因做了道德性的解释，“然必有公天下之心，然后能行封建，否则莫如郡县。无公天下之心，而欲行封建，是授之以作乱之具也”，从而将史学论析融入道德立场。欧阳修、苏轼等北宋士人对柳宗元散文史学价值的发现，在经过不同学术主张、地域的士大夫的审视后得到了相对一致的认可。

      作为唐代文化记忆的重要部分，柳宗元散文由此获得并承载了新的典范意义。两宋时期，史学在士人知识结构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宋人不仅创作多部史籍，包括理学家在内的众多士人亦以历史典故、人物、制度为论题写作大量史论文章，科举策论试题也多以史学知识的辨析设问。以《封建论》《非国语》等篇章为主要代表的柳宗元散文，考辨、评述历史的思维和论点启发了宋代帝王与士大夫的探索思路。同时，柳宗元对《列子》《晏子春秋》《鹖冠子》等古代文献真伪与价值的考辨，本身亦属于对古代文化记忆的整理与探研，这一知识属性也能够契合宋元部分理学家与文献学家的治学趣味。此外，柳宗元所撰《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三戒》等寓言文章亦得到多部宋代选本的青睐，而这类文章从日常人事中发现处世、为政的道理和规律，在行文理路上展现的典范性，也和史论类文章颇有相通之处。明代中期，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强调说：“昌黎之文得诸古六艺及孟轲、扬雄者为多，而柳州则间出乎《国语》及《左氏春秋》诸家矣。”这一比较性的评述认定了柳宗元散文的知识渊源与经典属性，亦因袭了宋元知识精英对柳文经典属性的普遍认知。

五、记忆的整合及应用：韩柳并称及其

在“唐宋八大家”体系中的意义

      在“唐宋八大家”的经典体系中，韩柳散文的典范性不仅关乎知识内容与行文技法，也体现于韩柳并称及其与北宋六家共同承载的学理意义。

      首先，韩柳并称体现了南宋及金元士大夫并重经史的知识教育思想。在当时的儒学文化背景下，文学经典的标举与解读，既是对文学史的建构与评价过程，也是由士大夫主导，旨在实现知识培养与人格塑造的教育活动所要求的任务。散文经典对于传授儒学思想与经史知识的教育意义则更加明确突出。在古代士大夫的知识体系构建中，经学教育为其树立哲学观念与基本价值取向，史学教育培养其针对现实事务的关联与思辨能力。师从于张浚的浙东理学家王十朋在其所拟的系列策问试题中即表现了对经学、史学问题的共同关注，体现了对应试者知识储备的贯通性要求。这些试题中就包含与韩柳文章密切关联的内容，例如由韩愈《原道》引出“道”在韩愈前后时代的流传、延续问题；在对封建、郡县制得失加以梳理后提出“欲使罢诸侯置守而无嬴秦之危，封建侯藩而无汉、唐之乱，果何术而可”的问题，则涉及对《封建论》的解读；亦有直接针对韩愈、柳宗元多篇文章观点的综合辨析，“夫韩、柳邪正，士君子固能言之，至于议论，则未可因人而轻重，愿与诸君辩其当否”。王十朋表达了高度的推崇，并直言“学文而不韩、柳、欧、苏是观，诵读虽博，著述虽多，未有不陋者也”。由此可知，将韩愈、柳宗元散文共同标举为散文经典，有助于引导、促进儒学精英并重经学与史学，形成综合、完善的学识体系。

      其次，韩柳并称体现了宋元知识精英在“古文”原则下兼容多种个性的审美好尚。王十朋既抒发过对韩愈“以忠犯逆鳞、勇叱三军之气，而发为日光玉洁、表里六经之文”的由衷激赏，也指出韩愈的“雄健”“纯粹”和柳宗元的“温雅”“奇”各有千秋，且韩、柳、欧、苏的行文特色也均有各自的借鉴价值，故应“法古于韩，法奇于柳，法纯粹于欧阳，法汗漫于东坡”。陈造亦认为同属于古文的韩、柳作品存在“粹而古”与“辨而古”的差别，但“皆可仰可师”。宋元知识精英以此标示，所有承载道德精神且蕴含鲜明个性的散文都足以成为经典，力图以相对开放的姿态实现对文章写作风气的正面引领。

      最后，韩柳与北宋六家体系的衔接，为“唐宋八大家”这个以宋学为基础的散文经典系统明确了知识内容与表达风格的本源。作为“唐宋八大家”的主体，北宋六家是由“欧学”与“苏学”整合而成的经典体系，具有相当的自足性，其建构过程亦体现了南宋金元时期知识精英以理学视角对宋代早期儒学形态的回顾与审视。元明之际，“八家”形态最早的推出者朱右亦出自“北山四先生学案”的浙东儒学脉络，他曾指出“濂洛以来，圣学未明，文愈难治，工辞章者或昧于理，务直述者或少文致，二者胥失之也”，故提倡“辞严而理阐，气状而文腴”的文章范式，由此将韩柳欧苏“六先生之文”（合“三苏”为一家）确立为“足为世准绳而不可尚矣”的至高典范。可见，“八家”系统的确立也包含了将古文传统融入理学领域的追求，是北宋六家散文体系建构思路的延展。并且，南宋儒学精英认为欧苏等北宋古文家的贡献在于使韩愈的儒学追求和行文传统终获彻底践行。周必大认为，“庐陵郡自欧阳文忠公以文章续韩文公正传，遂为本朝儒宗”，“韩退之晚出于唐，颇以师道自任，终亦莫能救也。天启圣朝，世与道兴，上而元臣大老信此道以觉斯民，下而老师宿儒进此道以觉后觉，然后人知圣贤事业本非空言”；类书《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更指明欧、苏、曾、王等人为韩愈事业赋予了真正的生机：

      呜呼！昌黎之文，龙翔凤跃，日光玉洁，出入周孔，凌驾卿云，千态万状，道德仁义之言炳如也。然《毛颖》一传，旧史讥之，则公之文在唐而未著；伯长所鬻经年不售，则公之文在国初而未显。不有欧阳氏，其孰为古文之倡欤？其孰继昌黎之躅欤？自是而后，如苏、如曾、如王、如宋，诸君子继唱迭和，追逐前修，盛矣哉！

因此，为使北宋六家散文系统的学理意义得到完整的诠释，则必须追溯至韩愈的著述与影响。同时，他们对韩柳散文典范属性的解读，着重把握、梳理其与北宋六家关联、贯通的学理要素，既包括共同探研和阐释的经史问题，也包含文章技法的传承和影响。在六家内部，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文章均以对儒学思想与道德的阐发为主要内容，承接自韩愈的要素尤为明显；而“三苏”偏重于史学的知识结构和擅长于史论文的创作特色，则与柳宗元的散文具有更多的相通之处。王十朋关于“韩欧之文粹然一出于正，柳与苏好奇而失之驳”的表述即是对这一现象的感性概括。“唐宋八大家”这一经典散文系统的建构，可被理解为韩柳与北宋六家体系的接合。

（责任编辑：李俊   陈华积）

（网络编辑：曹谆谆）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1年第6期，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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