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蕾 || 现代国音的发端与清末学堂的官音传习

【摘要】

      清末十余年，在富强国家、启发民智、挽救民族危机的社会思潮中，官音、合声识字和官话字母（简字）逐渐被纳入新式学堂教育，现代国音由地方的、民间的语音开始向国家的、官方的语音拓展提升，在初步建立的现代学校教育中萌芽，并自此开启了学校教育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基地的世纪历程。

【关键词】

      现代国音   清末学堂   官音传习

【作者简介】

      黄晓蕾，语言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黄晓蕾副研究员

目次

一、官音作为清末各类学堂教学语音的政府规定

（一）《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类学堂授课以官音讲解

（二）官话识字教科书的出现

二、合声识字成为国语教育辅助手段的正式提出

（一）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与吴汝纶的国语教育观念

（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与江谦的国语教育思想

三、直隶、江宁等地官话字母（简字）学堂的兴办

（一）直隶等地的官话字母学堂

（二）江宁等地的简字学堂

（三）其他地方的官话字母（简字）学堂

四、历史经验与学科价值

（一）现代国音在学校语文教育中的普及传播

（二）现代国音与现代教育制度的共生性

      清末十余年，古今交替日剧，中西交通渐深，传统中国不得不在旧时代的余音中吹起新世界的号角，以普及教育、语言统一为目的的语文运动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社会思潮。在民间酝酿多时的新式识字课本、切音字等语言事件，在清政府的教育改革中开始寻求国家层面、官方性质的提升与拓展，传统汉语的蓝青官音以新式学堂教育为基础和阵地，开始了向现代国音转变的历史。

      学界关于现代国音的研究始于民国时期，国语运动的倡导者钱玄同、黎锦熙等开创了现代国音研究的历史语言分析和语言政策文献整理的先河。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延续民国时期研究的基础上，《中国语文》杂志社系列研究强调在历史语音分析的基础上构建现代国音的标准音地位，文字改革出版社系列研究则侧重明清以来现代汉语拼音化资料的搜集整理。20世纪后期，现代国音的研究作为文字改革文献分析和现代语言规划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宏观社会语言学的框架下重新进行分析和讨论，现代国音的交叉学科倾向开始出现。21世纪以来，现代国音研究在语言学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同时，交叉学科研究的倾向进一步凸显。一方面，语言学者延续20世纪末近现代汉语标准音历史源流分析的热潮，出现了一批官音、国音历史源流的研究文献以及明清官音语音系统的相关争论，另一方面，部分语言学者和历史学者将现代国音、国语的确立与现代国家的建立和认同相联系，强调现代国音语言学研究之外的政治学意义。

      笔者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分析清末学堂官音教学的相关文献，试图以现代学校教育的建立为逻辑起点，将现代国音置于清末学堂官音教学这一中国现代教育建立时期的标志性历史事件中进行考察和分析，将语言学分析和现代语文教育研究相结合，从教学语音、教科书和培训途径三个方面揭示现代国音与清末学堂官音乃至现代教育制度之间的共生性，以期为21世纪以来语言学与其他学科尤其是与现代教育制度之间的交叉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一、官音作为清末各类学堂

教学语音的政府规定

      自元代定都大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发展，不同语言、方言交汇使用，一种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通用语言在中国北方地区开始出现。其后明清相继，伴随市民生活的繁荣、白话小说的兴起以及民众识字率的提高等一系列近代社会的社会文化变迁，在政治优势、市民社会、文学传统和识字教育等多重背景下，北方官话日渐发展，逐渐成为近代中国使用范围和使用人口均占优势地位的重要交际语言。然而，作为口头交际语言产生和发展的北方官话，在明清近600年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明确、统一的语音标准，各地的官话音或受各自方言音影响，或以当地读书音为参照，蓝青官话即是该种口头交际语言的传统称谓。至清末，伴随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历经数百年帝国都城积累的北京音在北方官话中优势地位日益突出。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庚子国难之后，新式学堂成为清政府教育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1901年，清政府下诏改书院为学堂。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奉命裁定大中学堂章程，任命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赴日本考察学制，同年《钦定学堂章程》奏准颁布。1904年，张之洞、张百熙和荣庆在《钦定学堂章程》《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的基础上拟定《奏定学堂章程》，上奏获准“著即次第推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将日本的“国语教育”观念引入清末的中国社会，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京城声口”“可使天下语音一律”的现代国音主张，直接影响了《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的官音条款的制定。

     （一）《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类学堂授课以官音讲解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这是“癸卯学制”的鸿篇巨制和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建立的早期重要文件，其中《学务纲要》的“各学堂皆学官音”条款文字精简，内容丰富，囊括了新式学堂以官话作为教学语言的重要意义、实现手段、课程设置、使用教材和语音规范等多项内容：（1）提出言语一致的重要意义和实现手段，即一个国家只有言语一致才能国情融洽，而小学堂学习字母拼音是言语一致的基础，“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致，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实由小学堂教字母拼音始”；（2）认为中国方音分歧所以彼此不能通话，阻碍社会生活，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3）规定用官音为标准音统一中国语言，并要求自师范至高等小学堂均在中国文科目中加入官话的教学内容，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4）指定各类学堂教习官话以《圣谕广训直解》为教材，“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应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5）规定各类学堂以官音为教学语音，语音规范参照北京口音，“将来各省学堂教员凡授科学，均以官音讲解，虽不能遽如生长京师者之圆熟，但必须读字清真，音韵朗畅”。《学务纲要》的“各学堂皆学官音”条款，让“言语一致”“字母拼音”“官音”“中国文”“官话”等现代国音的基本概念进入清末学堂教育，不再局限于民间口语和通俗教育的领域，现代国音在各类新式学堂的官音教习中开始萌芽。

      1906年，清政府学部开始议及各省学堂添设国语科，并要求以熟悉官话为标准，官话音在清末学堂拟行的国语教育中正式成为现代国音的最强备选。1909年，清政府立宪在即，学部上《奏分年筹备事宜折》，又上《奏酌量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办法折》，在统一语言之外同时提出普及普通教育的主张，将官话传习作为学堂语文教育的基本科目加以考量，官话传习开始与简易识字、经学等科目同时成为清末学堂国文教育的主要内容。官话传习在清末国文教育中的学科地位逐渐提高、教学空间逐渐拓展，现代国音在教育领域的声望和地位逐渐提升。虽然伴随王朝的迅速覆亡，清政府的国语教育只是初露端倪即为继之而来的民国国语教育所替代，但是以官话音为标准语音的清末国语教育核心思想却为民国时期的国语教育所继承，并在此后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中得到了发展。官音传习与简易识字、读经讲经等科目同时成为民国初期小学堂语文教育的主要内容，现代国音自此开启了以现代学校教育为基地产生、发展和确立的历史进程。

     （二）官话识字教科书的出现

      传统的蒙学识字多由散落民间的私塾家学完成，带有很强的私人性和地域性，在语音层面尤其缺乏统一的标准。清末十余年，在普及教育、学制改革的浪潮之下，原本处于传统经学教育边缘的蒙学识字开始被纳入现代语文教育的体系，并逐渐被赋予现代意义的教学标准和语音规范，新名词、白话体、官话音和拼音识字等现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领域内的基本内容开始在清末学堂教科书中陆续出现。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蒙学堂章程》，规定儿童7岁入蒙学堂，学制4年，科目为字课、习字和读经。1903年，清政府旋又颁布《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儿童7岁入初等小学堂，学制5年，科目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和体操。1904年和1905年之后，清政府逐年审定并编写新学制教科书，《初等小学堂用书•最新官话识字教科书》《初等小学用最新国文教科书》等新式教科书终于踏着新时代的鼓点进入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大门。

     《初等小学堂用书•最新官话识字教科书》由会文学社1906年于上海出版，时值清廷学部“癸卯学制”公布两年之后，得新学制风气之先，不仅将教材冠以“教科书”之名，同时将官话明确置于初等小学堂国文科教学之中，对后世影响颇深。1916年，该书更名为《国民字课图说》重新出版。该书采用白话解说，依据官话音用直音法或反切法注音。如“沙”字，注为“音纱”，“漠”字，注为“末各切，音莫”，在大字之下附一段白话文字。与同一时期采用浅近文言、依据字典注音的识字课本相比，《初等小学堂用书•最新官话识字教科书》采用白话解说，依据官音注音，将平民课本的部分识字模式移植于初等小学堂国文科教材，可谓得风气之先的大胆改革，在清末众多蒙学课本中为先锋之作。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编辑者强调教师依据课本即可纯用官话进行讲解，为尚待传播的官音在南北地方的进一步传习提供了重要的教学手段。

二、合声识字成为国语教育

辅助手段的正式提出

      清末十余年，日本现代学制影响清政府教育改革颇深，其中日本国语读本中假名注音汉字的语文教学模式尤其刺激了急于普及教育、提高识字率的中国文化精英和教育领袖。与此同时，中国民间用字母拼切当地方音的切音字运动于南北地方已酝酿了将近20年，至20世纪初，以直隶等地的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和江宁等地的劳乃宣合声简字为影响最著。来自日本的国语教育观念与南北地方的切音字运动相碰撞，直接催生了清末基于合声识字的国语教育观念和思想，官话字母（省笔字）、合声简字（拼音字）成为辅助识字的重要教学手段。官音以此为形式和媒介逐渐深入中国的现代语文教育，口语的、地方的官音以学校语文教育为起点，开始了向书面语的、全国的现代国音迈进的历史进程。

     （一）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与吴汝纶的国语教育观念

      1900年至1903年，直隶宁河人王照创制“音母五十”“喉音十二”“上平、下平、上、去”的官话合声字母，利用两拼法拼切白话京音。王照以为“言文合一、字母简便”是各国政教兴盛的“至要之原”，因此用一套简易字母给一种“公用之话”注音成为其识字课本的基本内容。王照的官话字母系列课本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传统蒙学识字教材中的汉字内容，将围绕汉字教学的反切注音和意义解说基本排除在课本之外，以简易字母注音“公用之话”作为课本的主要内容，成为清末切音字运动中新式平民识字课本的重要代表。王照认为传统的反切法方法过于繁杂，新兴的西文、日文字母相对于官话来说则语音不全，因此自创了一套汉字偏旁形式并使用两拼法拼切京音的官话字母方案，将当时通行的一些白话教材逐一标注，用来教习平民妇孺。王照自称其官话合声字母“仿于国书合声之法”，“基于北人俗话”，实则是传统反切法和新兴东西文字母在清末切音字运动中的碰撞和再生，反映了现代国音在清末民间语文生活中最直接的社会基础。

      帝国时代的主流教育是以经学为主体、以科举为导向的精英教育，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作为一种以普及教育为目的、流通于民间的平民识字课本，即使在“癸卯学制”的改革风潮中亦很难获得清廷学部的认可。礼失而求诸野，关注社会底层教育、接受现代教育思想的一些当世大儒、地方大员，先于清廷官方意识到官话合声字母对于现代国语教育的重要意义，于清廷将倾之际将民间官话合声字母与现代国语教育思想相结合，催生了合声识字作为国语教育辅助手段的第一波浪潮。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赴日本考察学制，回国后著《东游丛录》一书，对清政府1904年前后的学制改革产生了直接影响。该书在介绍日本普通教育的同时，将“国语教育”“国语读本”“省笔字”等概念推向国内教育界和知识界。吴汝纶认为“一国之民”最重要的是语言相通，因此日本学校设国语科，采用国语读本、省笔字。吴汝纶在与日本教育家的往来信函以及上管学大臣书中均提及王照的省笔字（官话合声字母），认为该种省笔字如同日本假名，简单易学，而且语音完全是北京口音，可以统一语言。1903年，直隶大学堂学生上书直隶总督袁世凯，恳请“颁行官话字母，设普通国语学科，以开民智而救大局”，认为“以语言代文字，以字母记语言”的多数人教育是当今开放民智的首要任务，提出专以京音为主的官话合声字母是当前识字教育的首选工具。同一时期的民间白话报刊则更加明确地讨论国语教育的定义和目的，指出国语教育与经学教育的矛盾。

     （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与江谦的国语教育思想

      1906—1907年，浙江桐乡人劳乃宣在官话合声字母的基础上增加“音母”“喉音”若干，编订“宁音谱”“吴音谱”“闽广音谱”，用以拼切江苏、安徽、浙江、广东等地的方音，并更名为“合声简字”。王照“我手写我口”的官话合声字母用自创字母直接拼切北地方音，且该种方音恰好是国音的最有力备选，因此官话合声字母基本不需要面对方音与国音不一致的问题。而且王照强调官话合声字母只用于失学的平民妇孺，因此官话合声字母与汉字的关系也不需要特别提及。劳乃宣的合声简字则不然，他采用官话合声字母拼切南方诸省的方音，又试图将合声简字推向小学堂的国文教学，因此合声简字需要处理方音与国音、拼音方案与汉字这两对现代国音发端时期的基本矛盾。首先，劳乃宣的合声简字在承认官音国语地位的前提下强调方音学习对于普及教育的现实意义，确立了先习方音、后学官（国）音的顺序。劳乃宣认为，由于南北方音存在明显差异，南方诸省的国语教育第一步是识字教育，即利用合声简字学习方音，第二步是语言划一，即利用合声简字学习官音，因此南人要经历由方音到官音、由文字简易到语言划一的“两级阶墄”“两次办法”。其次，劳乃宣的合声简字在承认古学汉字正统地位的前提下强调字母拼音的简单易学和辅助功能，明确了汉字与拼音的正辅关系。劳乃宣认为合声简字是反切三十六字母的简易版，合声简字不是“湮没”而是“昌明”古学汉字。

      将“合声简字”与“国语”相结合，进一步深化基于合声识字的“国语教育”观念的是近代教育家江谦。1910年，江谦在《小学教育改良刍议》一文中提出“合声简字国语”的概念，认为“初等小学前三年”教学“合声简字国语”是普及教育的必由之路，并从拼音方式、使用领域、社会声望和发展前景四个层面对“国语教育”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同年，江谦联合清政府资政院32位议员共同签署《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该说帖进一步提出“语体”“标准语”“国语辞典”“国语编查委员会”等国语相关问题，再次强调合声简字拼合国语的必要性，同时明确京音标准和国语称谓，以修正此前京音、方音并存的语言观念，并正式提出用“国语”替代“官话”以普及教育、统一语言的思想。《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在江谦的国语教育思想乃至清末国语概念中具有标志性意义。1911年，江谦发表《敬告讨论国语教育诸君》一文，将“简字国语”改为“拼音字国语”，明确界定“拼音字”与“国文”“汉字”的不同语言功能、各自的使用空间以及拼音字国语的定义。

江谦

三、直隶、江宁等地官话字母

（简字）学堂的兴办

      清末十余年，中央政府虽日渐提倡官音并最终议及国语，但对于流通民间以官话字母（合声简字）为代表的各种切音字方案始终持不奏不议的态度，从卢戆章的切音新字至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再至劳乃宣合声简字，无不如此。相对清廷对于切音字方案的搁置和鄙薄，南北地方政府对于官话字母（合声简字）的态度反而更为务实和积极，各地封疆大吏兴办的官话字母（简字）学堂为现代国音提供了最初的师资力量和传播途径。

     （一）直隶等地的官话字母学堂

      王照创立官话合声字母后，在直隶等地出版读物，创办义塾，教习平民妇孺，因此官音传习在当地有较好的社会基础，民间呼声尤高。1903年，直隶大学堂学生何凤华、王用舟等上书直隶总督袁世凯，奏明颁行官话字母，设普通国语学科，以开民智而救大局，经直隶学校司具袁世凯批饬，保定蒙养、半日各学堂并驻保定各军营试办。1904年，直隶学务处复文丰润县廪生王金绶等，认为“官话字母拼音虽仅为下等人急就之法，而用意亦隐暗合，且能解此法于习官话者尤为捷便，吴京卿所谓此音尽是京城声口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亦非虚语也”，“官话字母关系紧要请实力推行勿任延宕”，故令“各蒙学试习，以期逐渐推广”。1905年，大名县严以盛上书直隶总督袁世凯，“请通饬各属设立官话拼音学堂”，提出“拼音学堂之设，经费无多，开化最易，北京、保定、天津等处均已盛行，可否通饬各属，一律照办”，后直隶学务处奉批通饬各属遵照办理。同年，京师大学堂肄业生何师富、省城武备学堂肄业生桂成、省城师范学堂肄业生李志侗等暑期回籍，于沧州高等小学堂以10日为期招学生数班课授字母。此时，直隶等地的官话字母传习已由王照个人的民间传习逐渐扩展为政府督办的官方传习，并向北方其他省份输出师资，“所以省城里官话字母学堂近来开得很多，有半月学成的，有十天学成的，前几时有两位半月学成的学生被人请到济南府去做教习”。1906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札饬提学司，认为“天津近畿巨埠，易于学习京音，亟宜仿照设立简字学堂，俾辗转传习”，要求“提学司转饬学务总董林绅兆翰、卞绅禹昌妥议筹办，其师范暨小学堂应如何附入课程，一律学习，由该司通饬遵行”。

     （二）江宁等地的简字学堂

      1905年之后，由于等韵大家劳乃宣的提倡和地方大员周馥、端方等的支持，江宁等地的官音传习一改直隶等地由民间至官府的轨迹而直接进入文人倡导、官方承办的模式。同时，由于清政府学制改革的颁行，北地所谓“官音传习”的提法逐渐为南方的“国语科教习”替代。1905年，在劳乃宣的主持下，两江总督周馥在南京开办简字半日学堂，采用合声简字，先教宁音（南京音）、后学京音（北京音），教授“国文已达之人”，培养传习合声简字的师资；后又于扬州等地陆续开办，“建德周尚书秉节两江，深维民族合一之理、国群进步之方，乃延聘劳慰初主政、程鼎臣大令，更复礼罗北京石吉云上舍，岁掷数千金之巨款，于江宁省垣毗卢古寺，创设简字半日学堂”。1908年，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开办江宁简字学堂高等小学，将简字学堂与高等小学同设一地。由于劳乃宣的合声简字于官话合声字母外又增加了南音字母若干，因此在南方诸省传习的同时也引起了推行简字与同文同治相悖的争议，“中国方言不能划一，识者久以为忧，今改用拼音简字乃随地增撰字母，是深虑语文之不分裂而极力制造之，俾愈远同文之治也”。

劳乃宣

     （三）其他地方的官话字母（简字）学堂

      1906—1907年，各地地方官办官话字母（简字）学堂纷纷出现，成一时之势。“上年赵次帅创办于东三省，袁慰帅通行于直隶，周玉帅推广于三江，王京卿近又遍设蒙古省城官话简字学堂，现已大著成效。各属接连开办者不少，其成效及奏案章章见诸各报。”1906年，江苏高淳倡导开办简字学堂，由于高淳方音与江宁等地的南音官话已难沟通，与直隶等地的北音官话更是差异巨大，而清廷立宪在即，各地民情涌动，因此相对于中部南音官话区，南方方言区的官音传习、国语科设立在辅助识字之外的沟通交流需求更加急迫：“我国学堂甫创未半，尚未能处处设国语一科，则又因普通科学之未兴，而亟需浚其智识，然后乃能洽其性情也。金陵为我国行省之冠，建德尚书独见其大，故先创简字学堂，为南畿各省倡。而目前所有学堂之省会，南京而外，若武昌、若安庆，言语皆近官音，通国皆晓，所以不汲汲于国语一科。然自江南行，则需于官话之乡，举足而是。”1906年，山西国语普及义塾开办。1907年，浙江宁波拟设国语研究会，川东官话字母学堂招生，奉天提学使则于官话字母学堂之外复设官话字母馆和研究社。

      从王照在北方民间创办官话字母义塾，至南北地方政府兴办官话字母（简字）学堂，再至将官话字母（简字）学堂与初初建立的师范教育、小学教育相结合，官音传习作为普及教育的利器，成为清末学制改革乃至中国现代教育建立初期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国音的发端与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创立具有很大程度的共生性。虽然伴随清廷覆亡，这些由地方政府兴办的官话字母(简字）学堂多数亦随之夭折，但是这种官话字母（简字）学堂与学校教育相伴而行的传播模式在其后的民国时期依旧获得了继承和发展。民国初期，王璞在“北京主理注音字母传习所”，为民国政府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各高等师范学校“国语讲习所“输送了最重要的师资力量，是清末南北地方兴办官话字母（简字）学堂传习官音的模式在民国时期继承发展的重要线索。

四、历史经验与学科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现代国音的发端、发展和确立，是近代以来富强国家、普及教育的民族思潮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领域的折射和体现。20世纪中国国家通用语言经历了由官话至国语再至普通话的百年历程，现代国音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样经历了官话音、老（新）国音和标准音三个发展阶段。清末十余年，在富强国家、启发民智的社会思潮中，在废除科举、改革学制的教育革新中，官音、合声识字和官话字母（简字）逐渐被纳入学堂教育，现代国音由地方的、民间的语音开始向国家的、官方的语音提升和拓展，现代国音在初步建立的现代学校教育中萌芽，并自此开启了学校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基地的世纪历程。21世纪以来，语言学研究的交叉学科倾向日益凸显，语言学研究的人文性、社会性和技术性在与不同学科的不断交叉碰撞中产生新的亮点和火花，作为现代语言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语音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在传统语音研究的基础上，现代中国国音研究与现代中国政治状况、教育制度研究的交叉研究，揭示了现代国音的语言学之外的政治性和社会性，丰富了当代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一）现代国音在学校语文教育中的普及传播

      从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现代学校语文教育作为现代国音推广普及的基础阵地，经历了语音规范逐步明确、辅助识字逐步完善和师资培训日渐专门化、系统化的过程。

      首先，从清末至民国时期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现代学校的教学用语经历了官话、国语和普通话的数次规定，现代国音在学校教育实践中不断明确语音规范、完善教学方法。清末的《奏定学堂章程》要求各类学堂用官音教习，民国时期《国音字典》《国音常用字汇》所代表的老、新国音先后成为学校国语文教学的语音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则要求全国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逐步实现普通话教学。

      其次，现代学校的注音识字教育经历了清末官话字母（简字）合声识字、民国时期注音字母注音识字和新中国汉语拼音拼音识字三种主要形式。清末的国语教育思想提出了合声简字应用于国语教学的主张，民国时期的注音字母成为小学校国语科的重要教学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汉语拼音更是成为小学语文辅助识字的重要教学手段。

      再次，现代学校的国音培训经历了清末南北地方的官话字母（简字）学堂、民国时期的高等师范学校国语传习所和新中国的各级师范学校普通话培训班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清末封疆大吏兴办的官话字母（简字）学堂是现代国音师资培训的雏形，民国时期高等师范学校国语讲习科则将官方和散落民间的各类国音培训机构逐渐统一于师范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高等、中等师范学校则在担负培养中小学师资的任务的同时，协同教育行政部门逐级逐步开办北京语音训练班，现代国音的师资培训在现代学校教育中日渐专门化、系统化。

      总之，从官话至国语再至普通话，从官话字母（简字）合声至注音字母再至汉语拼音，从各地官话字母（简字）学堂到师范学校国语传习所再到各级各类普通话培训班，在现代学校语文教育中，现代国音的普及推广虽几经更迭却一脉相承，在学校语文教育中始终保持了在教学用语、辅助识字和师资培训三个重要环节上的历史延续和时代发展。

     （二）  现代国音与现代教育制度的共生性

      兴办学堂、建立现代教育制度是清末新政的“大端”。伴随“癸卯学制”的推行和科举制度的废除，清政府规划了初、中、高三等和普通、师范、实业三类学堂体系，确立了学部、学务公所、劝学所三级行政管理体系，倡导了义务、实业、女子三种教育模式，在清末短短十余年间破除了绵延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启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较于注重经学、八股取士的科举精英教育，现代教育制度更加强调教育受众的普及性和教育内容的实用性，让包括平民妇孺在内的更广大人口接受基本的谋生应世的知识成为清末教育改革的迫切要求。面对科举时代汉字繁难、言文分离的语文状况，语言文字作为教育工具的功能在清末现代教育制度建立过程中不断被凸显和实践，使用一种简单易学的语文工具、尽快提高民众识字能力和知识水平成为清末的社会需求和时代思潮。在民间酝酿多时的切音字、识字课本等以口语音为标志的语文潮流终于在清末各地兴办的新式学堂中获得生存空间，以口语音为基础的官话解说和合声识字逐渐成为与初级教育、义务教育和女子教育等现代教育模式相伴而行的教育利器，清末中国社会口语音的最强力代表一官话音，在“癸卯学制”改革中获得中央政府的明确承认并被要求使用于各类新式学堂。由于现代国音与现代教育制度在普及教育、富强国家的社会运动中具有很大程度的共生性，因此在清末教育制度改革的过程中，用于口语、行于地方的官话音在学堂教育中开始被赋予更多书面语的、官方的性质和特征，中国语言文字的使用由传统社会的同文之治开始走向现代社会的文音并治，现代国音于此处发端并开启了国家通用语普及传播的现代历程。

      西方历史语言学兴起的动因之一是语言教学，语言学作为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自来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进入21世纪以来，语言学跨学科研究的呼声再次在学界响起，“语言学是一个学科群”，“横跨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伴随现代社会的形成、国家的建立，现代国音作为现代国家语言的核心组成部分成为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以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为逻辑支点，将语音学的具体分析与现代学校语文教育的教学模式、教学手段和学校设置等因素相结合，揭示现代国音发端与清末学堂官音传习的内在联系，或将成为现代语言学与现代教育制度之间的交叉研究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责任编辑：王华  张梦晗）

（网络编辑：曹谆谆）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1年第6期，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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