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仙子 || 清末民初乡土知识教育兴起的时代之影

【摘  要】

      制度的变革源于思想的更新。清末民初乡土知识教育的兴起不仅是教育制度改革的结果，前期新思想、新观念的准备和铺垫也是关键条件。它既与近代以来儒学沦为一种“地方性知识”有关，也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留日学界掀起的省界讨论及地域文化认同思潮相联，儒学自身面临的危机和来自域外的新声正是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兴起的时代背景。同时，还应看到这一时期国家在教育制度设计和规划层面的努力，因为在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下，这是乡土知识教育走向规划化、有序化和维持长期有效性的根本保障。

【关键词】

      乡土知识教育   地方性知识   省界   教育制度

【作者简介】

      王仙子，文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王仙子讲师

目次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二、儒学普遍主义危机及其回应中的“地方”意识萌芽

三、留曰学生乡土知识讨论的域外之声

四、方志编纂活动下乡土知识教育的制度化进展

五、结语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兴起于清末教育制度的改革，这已是当前比较公认的看法。当我们讨论这一起源的时候，还必须进一步追问这一变革背后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它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语境下发生的等问题。从理论上思考这些问题显然是必要的，因为任何现象层面的制度变革都离不开与其相适应的思想支撑。不过，当前学术界的兴趣似乎更集中于具体历史细节的展现，这可能与乡土知识教育溯源的历史性质有关。一般来说，乡土知识教育的历史溯源会较多涉及历史地理学和乡土志，因而目前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

      一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邹振环的《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以“中外地理学交流史与历史文化地理学的边缘”为切入点，着重探讨了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其所依据的资料和先行成果相当驳杂与广泛，涉及中国近代地理学史、中外地理学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明清文献学等范畴，看得出作者奋力建构晚清地理学知识体系的努力。然而书中提到的“晚清地理学共同体”究竟存不存在？“地理学共同体”与“看世界的群体”有多大程度的重合？两者间是什么关系？或许是受地理学科的特点影响所致，书中在解答这些问题方面似乎有些模糊。因此，该书在知识史的深度上，相较于西方同类型研究仍有一定差距。郭双林的《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虽然按照嘉庆、道光一同治、光绪一光绪、宣统这样一个历时性顺序，展示出西方地理学知识在晚清的传播和接受史，但其本意还是在考察中国传统地理学在“西学东渐”浪潮冲击下的延续不坠，从而认为“晚清地理学正是作为西学的一部分传入中国的，并很快与中国传统地理学发生碰撞、融合，最后形成了近代科学的民族地理学”。诚然，中国传统地理学在西学冲击下开始从传统的沿革地理向近代地理转型，但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传统地理学是否完成了向近代学科的转变，近代“科学的民族地理学”是否就此形成等问题，可能依旧存疑。除这两部专著外，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也涉及西方地理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书中的一些新史料不乏参考价值。但它主要聚焦于“近代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社会和教育活动与中国现代化”问题，因而有关西方地理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史论述有限。潘光哲的《中国近代“转型时代”的“地理想象”(1895—1925)》亦论及这一时期西方地理知识的中国社会影响史，认为“由于地理知识的成长和变迁，既对源远流长的‘知识世界’的内部结构提出了挑战，那些外在于中国的世界与国家，也成为知识的对象，各式各样的探索述说，应运而生”。还有一些论述则以地理教科书为对象，梳理了地理学知识及其近代学科教育的历史发展图景。

      二是乡土志研究。由于中国有着极为深厚的方志研究传统，因此有关晚清以降近代乡土志的学术研究成果颇为可观。据粗略统计，仅21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公开发表的关于晚清至民国乡土志研究的专著就有四十多部、论文百余篇，研究范围覆盖了乡土志的界定、编撰体例、写作特点、内容、功能、目录整理以及区域乡土志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体系性特征。在这些庞杂繁复的研究中，近代乡土知识的起源虽然不是其问题的中心，但从中仍可看到它作为论述的背景性知识而存在这一特征。在这些著述当中，程美宝的《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以丰富的史料和大量的田野调查，厘清了清末广东乡土教材产生的历史背景，发现了近代乡土知识教育的日本与德国两个域外来源，并洞察到了近代乡土教材中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思路不可谓不开阔，论述不可谓不严谨，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受此启发颇多。只不过限于史料，本文关于中国近代乡土知识教育的德国来源问题所论不深，是比较遗憾的方面。

      总的来说，当前国内学界在历史地理学与乡土志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显著。然而在文化传播和接受研究中，倘若我们不能将文化传递的时空、路径及人物关系的脉络清晰地展现出来，则很难发现文化交流中的新史料；即使发现了，也很难意识到这一新史料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一种知识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传播，其传播的途径、形式及回应又如何，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另外，综观这些研究成果，蔚为大观的表象是以牺牲理论上的深入思考为代价的，所以常可见极为具体的史料细节，却鲜少（或不在意）理论上的建树。这些研究固然史料翔实、论证充分，可以为我们还原一些历史现场，提供可感的历史温度，但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我们或许很难发现这些史料赖以存在的思想前提是什么。另外，也容易因某些新史料的出现及研究的热络，而忽略了其他就在我们眼前却没有进行深度阐释的史料，以致在无穷无尽的史料海洋中趋新求异等。这些问题都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本文即是笔者对这些问题进行的不太成熟的集中思考，旨在探索清末民初之际乡土知识教育兴起的思想基础，并以史带论，呈现这种起源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语境。因笔者能力所限，论述必有不周之处，尚祈同行高明指教为盼。

二、儒学普遍主义危机及其

回应中的“地方”意识萌芽

      一般认为，传统儒学就其原生结构而言是普遍主义的。从儒家心性论看，它主张仁者爱人，认为人皆有四端之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儒家所说的“人”，不是某个具体的、特殊历史处境中的人，而是超越历史、社会而存在的人。从儒家伦理观看，它主张“修、齐、治、平”这样一种由个体内部推及家族，再扩延至社会，最后达到与天下人人沟通的群己关系，从而提供了一条从类同的家庭伦理到普遍的社会伦理的道德进阶路线。从儒家的政治哲学看，它主张“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天下主义”，明确将具体的地方和个体纳入象征集体意志的中央和王权之中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儒学的普遍主义知识体系并不满足于对个体的、地方的有效性追求，而是更倾向于追求一种集体的、天下共取的普遍有效性。在集体/个人、整体/局部、中央/地方的二元关系之间，更加侧重于前者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前者对后者具有绝对的优势。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儒家视野中的乡土和地方只是一姓之国的某个部分，不具备自我确证的能力。因此，在儒学普遍主义知识体系下，它们基本上不构成言说的对象。

      乡土、地方发展成为独立的知识主体是近代以来的事，与儒家的普遍主义信仰遭遇到的危机有关。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的帝国体系渐趋崩解，儒学的正统地位和普遍意义因“列国并立”时代的到来、中国内外关系的深刻变化而受到普遍质疑，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如何解释英国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物质创造的速度和成就？如何解释法国大革命以后西方政治制度的创新？如何解释中国在军事上的失利和技术上的落后？以及如何解释“欧风美雨”影响下越来越科学、精确的知识体系？很显然，上述问题均已超出传统儒学的解释能力和范畴。“天下”这一普遍的、至大的视野不再是一种“无外的”视野，以中国为中心和边界建立起来的一套知识已经无法提供一种关于世界总体的知识。随着中国成为现代世界的一员，而且是被置于“边缘”地位的一员，儒学的普遍主义知识实际已沦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地方性知识”。这种知识在西方近代知识的强势冲击下，不断地被边缘化、地方化，其自身的地位、意义、合法性必须要在全球性知识面前重新加以说明。

      康有为是晚清今文经学的殿军，也是较早意识到儒学在全球化时代遭遇普遍性危机的重要人物。这位试图以复制西方富强逻辑的方式来应对海洋时代挑战的晚清儒者，看到了西方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冲击下帝制中国的岌岌可危。在他1888年的《上清帝第一书》中，康有为对中国地缘政治图景作出如下判断：“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緬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这一急切语调的背后，是晚清中国的孱弱以及民族的存亡危机这一时代背景。更为严峻的是，19世纪末东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关系，不仅表现为前者对于后者赤裸裸的军事征服和扩张，而且还表现为前者“也是一种新型国家体系的扩张，一种调节和控制这一新型国家体系的规范的扩张，一种有关这一体系的合法性知识的扩张”。20世纪初，“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康有为言之切切：“吾中国为列国竞争之世，而非一统闭关之时矣。列国竞争者，政治、工艺、文学、知识，一切相通相比，始能并立；稍有不若，即在淘汰败亡之列。”中国不再是“天下”，而是“列国”之一员。康有为意识到的是，晚清以来中国的危机，不仅是列国竞争之下中西军事、经济实力对比中的危机，而且是一种道德体系的危机和知识体系的危机。

      如果说康有为还只是儒学普遍主义危机的“吹哨人”，那么其弟子梁启超则运用西方地理学知识，探讨了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儒家面临强势的、被包裹在普遍主义表象内的西方知识冲击时，其合法性何以可能这一问题。

      18—19世纪，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欧洲学者尝试将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运用到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观察，并通过论证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哲学、文学、语言以及地理环境方面的诸种区别而获得自我确证的机会。比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和政制与其“气候的性质”密切相关，气候性质的差异直接导致社会和政治专制与否——“炎热的气候使人的力量和勇气萎顿”，“热带民族的怯葸常常使这些民族成为奴隶“；因此，接近赤道的国家，通常为专制主义笼罩；“而在寒冷的气候下，人的身体和精神有一定的力量使人能够从事长久的、艰苦的、宏伟的、勇敢的活动”，“寒冷气候的民族的勇敢使他们能够维护自己的自由”，因此欧洲多民主政体。正是在这种西方与东方的地理环境比对中，孟德斯鸠建立起了西方相对于东方的道德优势。孟德斯鸠这套“地理环境决定论”所内含的“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同样也存在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认为人的精神的发展主要出现在东方、希腊、罗马及代表世界精神最高阶段的“日耳曼世界”，东方世界虽然是精神的创世之地，但其本质结构却是专制主义的，只有到了第四个世界即“日耳曼世界”，人的精神才真正复归，才是“绝对的精神”。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无论是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还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都是在西方与非西方二元框架中建立起西方主体性。非西方尤其是亚洲，作为他者，代表的是封建专制、落后保守，其全部价值和意义要通过西方的观照才能呈现出来，作为地方的亚洲只能等待西方的言说。

      只有了解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一特定历史语境，我们才能理解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刊载的《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文章的意涵。表面上看，这些文章只是梁启超介绍西方及日本与文化地理学相关的理论与著述，以及他本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对中国文化的现代阐释。但如果考虑到儒学在晚清以来沦为“地方性知识”这一历史处境，就不难发现这是梁启超在西方所谓的“普遍性知识”面前论证作为地方的中国知识的合法性问题。换句话说，与其把这些文章看作是梁启超对于地理与文明关系的探讨，毋宁将其看作是他为各类文明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所提出的地理学证据。如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中，他从气候的角度分析了人类文明起源于温带，这是因为“极寒极热之地，其人穷日之力，以应付天然界之涫迫，犹且不给，以故文明之历史，独起于温带”。他又从地形、地势上指出，相对于高原、海滨两种地形，文明最易起源之地是平原。在他看来，平原地区以农业为主，有农业就有定居，而定居就会有家族，进而封建居国，文明始立。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大文明古国的出现，同平原这一地形密切相关：“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皆在数千年以前庞然成一大国，文明烂然，盖平原之地势使然也。”显然，这与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人对于东方的论述迥然有别，是对西方知识所谓“科学性”的回应和修改。

      梁启超的这些论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重建现代中国民族自尊的努力。在现代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建构起了一条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谱系。其文明演进的路径从古希腊开始，然后是古罗马、基督教神权统治下的欧洲，再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按照他们的勾勒，西方文明传承有序，是独立发展出来的一条人类文明之路，其优越性要远超东方文明。这套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很显然只是西方为建构主体性而虚构的神话。在梁启超看来，无论是从气候还是从地形、地势上看，在非西方世界，文明依然有它多元的发展形态及高峰。从这一视角出发，也就不难理解梁启超何以对中国地理及文明极尽褒扬。他赞美中国地理：“我中国之版图，包有温、寒、热之三带。有绝高之山，有绝长之河，有绝广之平原，有绝多之海岸，有绝大之沙漠。宜于耕，宜于牧，宜于虞，宜于渔，宜于工，宜于商。凡地理上之要件与特质，我中国无不有之。”他推重以罗盘针、火器、印刷术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彼（欧洲人——笔者注）实学之于阿剌伯，而阿剌伯人又学之于我中国者也。”梁启超认为，包括中国及中国文明在内的亚洲及亚洲文明虽然进步甚缓，但这只是暂时的，亚洲及亚洲文明仍可“尽人力则足以制天然也。……亚细亚亦将为文明竞争之舞台矣”。在梁启超那里，以血缘、地缘、种族而区分高下优劣的“文明等级论”，明显不足以支撑起其价值的“普世性”。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指出：“梁启超经由明治日本获得的地理环境论，使其得以把整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人们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精妙的框架。通过这个理论框架，梁氏得以建立起一套共同言论，正是这种共同言论，使得中国和现代西方之间的知识流通成为可能。”这样的说法虽然看到了梁启超地理环境论思想的日本来源，却并未看到梁启超援引域外思想资源的批判性视野，即对西方霸权性知识的超越和克服。

      因此，严格来说，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的兴起是一个现代事件。正是在儒学普遍主义危机的历史语境下，以及儒家自身面对挑战的回应之中，边疆、乡土、区域才开始进入中国现代知识讨论的视野。在此之后，晚清边疆史地研究勃兴且成为一时的显学，并非偶然。乡土地理教育观念及实践的呼声也日高一日，从上到下全面铺开。而在文学研究领域，诸如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汪辟疆的《近代诗坛与地域》等探讨地理区域与文学、文化关系的学术研究也方兴未艾，成为一时之盛。换句话说，乡土、地方和区域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现代知识学科，是在近代以来儒学普遍主义意识形态走向衰落的过程中同步发生的。

三、留曰学生乡土知识讨论的域外之声

      在儒学普遍主义意识形态遭遇危机的时代背景下，留日学界热衷于省界讨论，加速了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的兴起。

      中国疆域辽阔，省界观念由来已久，上可推至元朝行省制度，然而基于地域经济、文化认同和自身利益的现代省界观念，却是晚清以来才出现的。晚清以降，随着湘军、淮军等地方军事势力的兴起，地方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地域、省籍观念一时盛行。清末新政后，现代省界观念在留日风潮的推动下进一步发展，达至极盛。据舒新城研究，晚清中国官派及自费留日学生人数激增，官方民间皆以先游日本为急务，“自二十七年（1901年）至三十二年（1906年）五六年间，留日学生达万余，实为任何时期与任何留学国所未有者”。大量留日学生因留学异邦而造成空间的区隔和参照系的变化，不仅激发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也促使他们的省界意识得以升华，成为留日学界相当显著的一个现象，这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留日学生以省为单位的组织基础。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注意到，清末留学生是以省为单位被派遣、并由各省在日本设立留日学监进行监督管理；当时专门吸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如弘文学院也按地域来编排班级，设有南京普通班、湖北普通班、四川速成师范班、北京警务班等；各省留学生均在日本创办了同乡会，成为本省留学生到达日本后所去的第一个公共场所。在以省为单位的基础上，留日学生创办了大量刊物，试图以此对国内施加影响。据国民党元老邹鲁回忆，“在日本各省留学生，均有留学生会，会中必办一报”。有人统计，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创办的社团报纸就有50种之多，这些刊物大都附于同乡会之下，并发行于其所在的同乡会馆，预设的读者也为国内同省乡亲。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河南等留学生较多的省份都有自己的刊物，且大多以各自所属省籍作为刊名。自1903年湖北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湖北学生界》至辛亥革命爆发，先后有十多个省区的留学生以同乡会名义创办了各自所属的刊物。这些刊物包括1903年浙江同乡会创办的《浙江潮》、1903年江苏留日学生创办的《江苏》、1903直隶籍学生创办的《直说》、1904年湖南留日同乡会创办的《湖南学生》、1905年山西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晋话报》、1906年云南留日学生创办的《云南》、1907年川籍学生吴玉章等创办的《四川》、1908年分别由甘籍和陕籍学生创办的《关陇》和《夏声》、1908年赣籍学生创办的《江西》等。

      第二，就这些刊物所刊载内容来看，留日学生基于地缘情结，大多集中讨论本省的地理区位、物产资源和人文历史，揭橥本省之于全国的重要意义，一言一表尽显对乡土的高度认同。湖南留日同乡会机关报《洞庭波》第一期的“论著”，在介绍了湖南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后，更将湖南人文向上溯至邈远难闻的蛮荒时代，向下则延及清末各界的要人名流，并认为湖南“系十七省人心之希望”，用心不可谓不良苦！江苏留学生也说：“江苏者，全中国之枢轴，实全世界之枢轴也。江苏之固有力不发，故我全中国之力无所始而发。江苏之志事不成，故我全中国凌夷衰微、暗汶芒昧。”其余如湖北、浙江、河南、云南等省的同乡会机关报论及本省，大体也不离这一思路，形成了集束式的表达阐发。事实上，彰显本省区位、文化优势及在全国的地位与意义，是为了强化本省在未来中国变革与发展中的责任意识和精神担当。在《游学译编》中，曾有人因为近代湖南素以敢为天下先而闻名中国，遂将其想象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萨摩藩，认为湖南的“萨摩之喻”乃名副其实，他们期待“我湖南一变，则我中国随之矣!”可以看到，文章的作者把湖南当作现代中国的发展动力，比之为中国的“萨摩”。

      第三，主张地方自治，重估地域文化价值。留学生们在谋求国富民强的过程中，还出现了更为激进的主张，即各省脱离清政府而自治。自1902年广东人欧榘甲在其书《广东人》中力倡粤人应速谋自立之法，主张自立其特质，从而成为刷新中国政治的领头羊之后，一时间有关地方自治的可能及利弊讨论广为流行。1905年，湖南籍留日学生黄果劢等人在给时任湖南巡抚端方的函件中清晰地表达了这种地方自治论：“我中国拥数万里之土地，挟亿万众之人民，当此祸变之亟，诚不能不注意全体之所以为救，而其运腕之序，则必基于各省之地方自治。”可见，通过地方自治改造而实现国家体制的转型与民族的自立自强，乃是鼓吹这一论调的留学生持续分享的一种理念。这种极端思想很快影响到了留学生的省界意识，他们广泛认为“欲争自由，先言自治。然必于其本土之人情、历史、地理、风俗详悉无遗，而后下手之际乃游刃而有余”。以此为起点，他们对地域文化进行了独特的评估。来自湖北、江苏、浙江等不少省份的留日学生成立了专门的调查部，以便把握本省历史、地理、人情风物等情况。对于大多数留日学生来说，地方自治下的地域文化调查，其出发点并非仅仅表达他们朴素的桑梓情怀，而是以近代西方文明为参照，重新衡量地域文化的价值，激活地域文化资源。在此背景下，一些地域文化被赋予崭新的品格，成为地方自治、民族建国的助推剂，其形象焕然一新。

      清末留日学生之所以形成这一强烈的省界意识，除了实藤惠秀指出的当时官费留学生大都以省为单位派遣、监督管理以及抵日后以各省同乡会为基础活动以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还在于：他们希望通过对地方和乡土的体认，将社会成员从特定的地缘关系中黏合起来，组织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权利主体，从而在不同地域和乡土的认同之间形成平等且各具特征的文化结构。例如，湖北同乡会就如此阐述其组织缘起：“同人游学海外，目击世局，知非合群策群力结一大团体，断不能立于生争竞存之恶风潮中，但大团体由小团体相结而成，故爱国必自爱乡始。”爱乡是起始，爱国是终点，前者是后者成立的前提和手段，后者则是前者的完成和目的。“爱国必自爱乡始”突出的是国家和地方、大团体和小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而非近代欧洲从内部分裂出完全自决的民族国家这一形式。

      清末留日学生的省界讨论意义重大，其影响达及清末民初的地方政权体系、私营经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领域。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曾出现因“省界甚严，此省不能参豫他省”等问题，但很快被克服，且省界讨论热潮及其引发的地方文化认同，在客观上也激发了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思潮的兴起。这从以下两个方面可见一斑。首先，这股风潮很快影响到国内，提供了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的思想资源。如1904年浙江《萃新报》刊载一篇文章指出：“救时之君子，……无爱乡之心，遑能爱国?”在引介东西洋地理学知识和理论时，一些刊物也特别强调乡土地理教育对于养成国民爱国主义的重要意义：“其初由爱乡心，引申而成爱国心。……地理学者，实为养成国民爱国心之一种有力教科也。”很明显，这里对地方与国家关系的看法，其源在留日学生的“爱国必自爱乡始”。其次，这批留日学生归国以后，很多人投身地方教育实务，从事乡土志编纂活动，对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的兴起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比如被誉为江苏近代教育开拓者之一的侯鸿鉴(1872—1961)，早年入南洋公学，毕业后于1902年留学日本，进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1904年回国后曾任江苏督学。由他所编的《锡金乡土地理》《锡金乡土历史》，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乡土教科书。他在《中等地理教科书》“序”中写道：“岁癸卯鄙人留学东京研究地理学，得矢津昌永先生地理讲义，述天文地理，地文地理，人文地理三部之纲要。越明年，归而任埃实高等地理科教授，即昔日所笔述者略为编次讲授诸生，期年而地理学讲义毕成一卷。”学者倪文君分析，“日本地理教科书对中国的最大贡献是提供了比较完整的、成熟的框架结构和表述方法，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教科书编写体例。”因为中国传统的地理著述编撰体例，一般就是各类地理志、地方志，但这种传统形式并不能完全容纳和表现近代地理学学科内容，所以在学制初定、亟待课本而又无暇揣摩之时，模仿日本中小学地理教科书是最为经济便利的。

      有学者指出，“德国和日本是清末‘乡土教育’概念的重要来源”。在德国方面，因为资料难获，目前暂无十分清晰的历史脉络。而从留日学生省界讨论这点来看，日本对于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的兴起无疑起到了接引东西的桥梁作用。

四、方志编纂活动下乡土知识教育

的制度化进展

      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要从观念落实为可供推广和实践的制度并常态化运行，还必须依靠国家权力的强制推行。具体地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乡土教育制度建设及地方志编纂活动成为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兴起的关键推手。

      光绪末，清政府以兴学育才为急务，积极推动教育改革。1902年，由时任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就规定，蒙学堂在第三、四年必须讲授各府、厅、州、县的名目方位、各省名山大川的方位情状等地理知识，寻常小学堂的地理课程在第二、三年内必须讲授本乡、本县、本府各境的地理知识，高等小学堂则要讲授本省、本国各境的地理知识。“壬寅学制”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学制，该学制的规定中虽未明确出现“乡土”这一概念，但在教育过程中提出重视“本乡”“本县”“本省”的要求，实已把乡土知识作为教育的一部分，尽管它尚未完全脱离传统的方志色彩。

      相比之下，翌年由张之洞等人所拟、清廷颁布施行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有了明显的改变。其中《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就规定：历史，“尤当先讲乡土历史”；地理，“尤当先讲乡土有关系之地理”；格致，“当先以乡土格致”。这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首次在学制中明确规定教授乡土知识，且与国民、爱国、科学等具有现代内涵的词语联系在一起，成为实现现代国民教育目标的一种手段和途径。自“癸卯学制”以后，现代意义上的乡土知识教育正式进入学校和课堂，进入国家教育体制。

      辛亥革命后，中国由帝制走向共和，但政体的转换并未减缓乡土知识教育制度建设的步伐，民国政府仍踵继晚清余绪。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提倡“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继续强化晚清以来教育对于地方的社会教化和改造功能，注重国民教育、平民教育以及教育的普及性。在1912—1913年教育部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1922年教育部颁布的“壬戌学制”当中，明确规定给予地方教育以适当的伸缩余地，而在教育政令、条例、课程标准等方面，皆涉及乡土教育和乡土教材改革的内容。这表明自民国起，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除体制内的制度设计之外，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还出现了体制外社会力量的参与，主要表现为一些社团的编撰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活动。国学保存会是清末第一个以保存国学为宗旨的知识社团，1905年成立于上海，主要成员有邓实、黄节、刘师培等人。在“欧风美雨”冲击下，国学保存会认为必须要以中国语言文学、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这三项“可为法式者”保存国粹，希望凭借研究国学、保存国粹来发起民族的自信心。所谓“国粹保存，又以乡邦为发轫，其有裨于教育，岂浅鲜哉?”从生长于斯的“乡邦”入手，将受教育者的爱乡之情与保国教育联系起来，这在国粹派看来是保存国粹、增进爱国热肠、救亡图存的重要途径。国学保存会在其出版的刊物《国粹学报》中刊登广告谓：“以保土爱国为愿，特集合国学深邃数人，编辑十八行省乡土历史地理格致教科书……实期爱国教育普及全国，海内君子爱其国而爱子弟者，或有取焉。”就广告所见，国学保存会已出版或计划出版江苏、安徽、广东、江西、湖北等省份的乡土教科书，倶属刻印本。据研究者统计，该会所编纂的乡土地理教科书“估计总共不下百种”。而从这些乡土地理教科书的编纂体例、内容来看，皆呈现出重省情乡情、因地制宜、就近指示、浅显易明的特点。

      另一个与乡土教科书编撰相关的社团是南社。南社是近代文艺团体，由柳亚子等人于1909年在苏州发起成立，社团成员也与国学保存会有交集。该社在宣扬民族气节、鼓吹排满、振兴华夏的同时，也热衷于发掘、整理和保存地方文献，对于清末民初地方性知识的兴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柳亚子称该社对于地方文献的整理“实为以科学方法研究地方史之首创者”。包括黄节、傅熊湘、侯鸿鉴、马锡纯、沈天民等人在内的南社主要成员，大多热心于地方志书的编撰活动，沈天民在吴江的乡土知识教育更成为费孝通的人类学思想的启蒙。费孝通曾不无深情地回忆道：“我敬爱沈校长，也喜欢听他讲的‘乡土志’。他在课堂上讲给我们听的，都是些有关我们熟悉的地方，想知道的知识。……他播下的种子是有收获的，在我前后几班的同学里后来至少就有五个学有所成，包括他自己的儿子，在大学里教书。我写下的各地社会调查也应当归功于他的启发，这是我不敢忘记的。”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制度化或民间的乡土志、教科书编撰活动，并未形成系统的近代地理学知识，也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在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大多数人都极力强调乡土地理的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属性。如久事教材编译的管圻就表示，乡土地理“外观上虽为自然学科，而实以关合人事者为重要”。在这样一种认知指导下，乡土地理的政治、人文和社会价值被无限放大，其内容有地理知识，而教材中却又政治、经济、历史、宗教、物产、风俗、交通等杂糅并包。也就是说，时人对乡土地理的学科性质、概念范畴的科学认知还处于模糊状态，他们更在意的是它的现实关怀、它的实用价值、它的情感价值。比如钱穆在回忆1910年听史地教员吕思勉的一堂地理课时，就十分清晰地表达了这种人文化的地理观念：“其上地理课，必带一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印中国大地图。先将各页拆开，讲一省，择取一图。先在附带一小黑板上画一十字形，然后绘此一省之四至界线，说明此一省之位置。再在界内绘山脉，次及河流湖泽。说明山水自然地理后，再加注都市、城镇、关卡及交通道路等。一省讲完，小黑板上所绘地图，五色粉笔缤纷皆是。听者如身历其境，永不忘怀。”从这一堂授课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吕思勉的地方志色彩的地理教学始于自然而归于人文，正是这种从理性认知升华到情感体验的人文化地理教学，才使钱穆“身历其境，永不忘怀”。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在清末民初的早期实践是政府推动的一项文化工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工程又自上而下地扩展到民间社会。这一过程反映的是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的不断建制化、社会化。建制化保证了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的规范、有序及长期有效性，社会化则奠定了这一教育思潮的民间基础，在观念、理论、方法上保证了其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建制化的乡土知识教育与社会化的乡土知识教育并行不悖，互为支撑，彼此影响，是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兴起及20世纪20年代以后发展深化的基本背景。

五、结语

      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的兴起，表面上看是清末民初国家教育制度建设的结果，实际上却有着内涵丰富的思想准备，与这一时期儒学自身的处境、域外留学活动及新知的传入和影响关联紧密。也就是说，只有儒学普遍主义世界观在近代以来降格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现代意义上的乡土和地方才会在中国的思想观念中显现出来。只有当西方的理论、观念由域外抵达国内并产生回响，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才会呈现出燎原之势。不过，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初兴和发展背景下，这些新兴的观念和意识要在乡土和地方落实推广，还必须依赖国家层面的规范、有序、长期的制度建设。

(责任编辑：王华  张梦晗）

(网路编辑：曹谆谆）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1年第6期，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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