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焓：北美“新清史”等研究中的“拉铁摩尔基因”

【摘要】

近年来，北美“新清史”学派扭曲中国的一条最主要途径就是遵循拉铁摩尔的思路，将辛亥革命以后的现代中国歪曲误读为一个保留了旧式帝国政权结构的国度，因而认为它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表面上鼓吹的带有虚伪性的“民族自决”思想格格不入；与之类似的政治构陷手段也见于像卜正民这样的学者的著述中。而那种借助拉铁摩尔来为“新清史”进行辩护的论说恰恰没有注意到前者的内亚史观的巨大局限性，即始终不曾承认中国从历史到当下一直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关键词】

拉铁摩尔  内亚史观  新清史  卜正民

【作者简介】

钟焓，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钟焓教授

目次

一、从相关著述看“九一八”事变后拉铁摩尔的政治观点

二、“七七”事变后拉铁摩尔相关政治立场的调整和延续

三、拉铁摩尔对“新清史”学派之外的西方学者的不良影响

北美“新清史”学派的各位学者虽然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无疑有着更多的共性。这即如他们普遍认为清朝不等于中国（China），而满蒙藏等“内亚族群”更不能被等同于“中国人”，因此在他们的用语界定中，所谓的“中国人”（Chinese）往往仅相当于我国的汉族。也就是说，他们绝不认为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人”是由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共同构成的。因此从学理上而言，正如我国学者指出的，“新清史”的貌似新颖之处恰在于这一学派运用了所谓“内亚”的理论对清史做出了“新”的阐释，但这种新解多有泛化主观之处，体现在其经常将原本只是地理概念的“内亚”人为提升到政治层面，并虚构出一个“内亚族群”与“中国人”相互对立排斥的二元冲突模式。此外，笔者在拙著中也曾指出，“新清史”学派发问的一大议题正是作为“帝国”型政治体的清朝在1912年寿终正寝以后，其原有疆域内的各大地理—族群板块究竟是应该各自独立，还是被重新统一在现代中国的名义之下？而“新清史”学者群体给出的预设答案恰恰是前者，因此对推翻了帝权的共和体制下的中国对西北广袤边疆的主权行使持有明显质疑的立场。

与之显然不同的是，也有国内学者在为“新清史”学者进行辩护时，强调该学派只是积极追随并发扬拉铁摩尔（1900—1989年）的学术思想，将“内亚资源”置于正面和积极的地位上予以评价，因此主观上实无冒犯中国国家主权的不良政治意图。而拉铁摩尔本人则被描述为一位始终致力于从中国历史中发掘“内亚性”以矫正“中原中心主义”或“汉化论”的学术上的有识之士，并且在政治上还是一位始终尊重同情那些弱势边缘人群的醇正君子。由于拉铁摩尔在其著述中花费了一定的篇幅论述内亚游牧—绿洲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故而这种申辩确有诱人之处，容易让中国读者出于对拉铁摩尔学说的共鸣进而认可“新清史”的基本理念。而以往批评“新清史”的国内学者虽详于对拉铁摩尔学术理念的梳理，却忽视了对其学说背后的他本人政见的考察，因此不能不说这种批评尚未很好地回应前述借重拉铁摩尔来为“新清史”所做的辩护。之前其实已有个别学人对拉铁摩尔内亚史观的政治背景有所质疑，谴责其开创的关于中国边疆的地缘政治学实际上主张以长城等为界分裂中国，不仅映射出彼时的西方列强试图拆解中国的不良政治意图，而且在当下蜕变为西方某些国家炮制分裂我国边疆的舆论的学理来源。可惜此说尚未就拉铁摩尔的具体著述展开深入解读和严密剖析，以致事实上遭到了国内史学界的全然忽略。有鉴于此，本文将集中讨论深嵌在拉铁摩尔内亚史观中的政治见解，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澄清其对“新清史”政治观点的影响。

一、从相关著述看“九一八”事变后拉铁摩尔的政治观点

首先引起笔者关注的是拉铁摩尔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一篇学术文章。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先就当时远东的国际政治背景略做介绍。

在实为日本傀儡的伪满政府成立前后，中国东三省的未来政治命运已成为远东国际政治领域的首要讨论话题。应民国政府的正式要求，国联组织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次年向东北地区派出了以英国人李顿为首的国际调查团，并在当年年底提交的调查书中承认了东北地区作为中国领土的基本事实，同时敦促中日双方都从东北地区撤出武装力量，以实现由英法等老牌欧洲列强既排挤日本帝国主义，又取代中国政府“暂时管理”该地区的政治意图。结果这种圆滑的两面派做法彻底激怒了坚决排斥其他外国势力染指东北地区的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势力，故后者把持下的日本政府很快在1933年3月底正式宣布退出国联。而始终没有参加国联的美国在处理同日本及伪满的关系上则奉行了更具两面性的“史汀生主义”：一方面同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保持政治立场的表面一致，承诺不与伪满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却取得了日本在表面上承认“门户开放”原则继续适用于东北地区的保证，因此又与伪满方面保持着相当密切的经贸联系，并从中获取可观的经济收益。这种实用主义虚伪做法一直延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在此期间与伪满的贸易总量较以前奉系军阀盘踞东北时期还有明显的增长，以至于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成为伪满的第三大对外贸易对象，仅仅名列日、德之后。正是在美国政府采取这种缺乏道义关怀的实用主义政策的背景下，彼时业已常驻中国并参与《太平洋事务》期刊编辑的拉铁摩尔，在1934年出版的一本英文论文集《东方帝国》中发表了一篇没有提供任何注解和参考文献的概论性文章——《中国与外夷》，清晰地阐述了他对相关问题的立场与看法。

作者开篇即从1931年以后东北地区政局变化的现实切入，以此概述其关于民国以后中国边疆问题产生原因的基本观点。最值得注意的是，拉铁摩尔此文关于东北地区历史的叙述，显然与稍早时候李顿代表团承认中国在东北地区的主权有其历史根据的报告结论（缘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傅斯年和李济等中国学者的观点）存在明显的距离，反倒更为接近作为“九一八”事变肇事者的日方的基本主张。拉铁摩尔武断固执地认为，英语的“中国人”（Chinese）一词并不能用来涵盖中国边疆地区的满蒙藏以及新疆说突厥语的各族，后者都属于“非中国人”（non-Chinese），因为他们不仅在种族、语言和文化上有别于“中国人”，而且在传统和民族感情上都有明显的“排斥中国人”（anti-Chinese）的倾向——至多只有满洲人由于长期受到中国人的同化而稍显例外——所以“满洲”（即东三省）、蒙古、藏地、新疆这四大边疆区域其实并不处在“中国”（China）的地域范围内。而在此前的清朝，上述边疆区域和“中国”共同属于“满洲帝国”（the Manchu Empire）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国”与“满洲帝国”并不完全等同或者重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在满洲人是否已经被汉人同化的议题上略有分歧，“新清史”关于“中国”的地理空间不包括内亚，以及“中国人”的对象范围也不包括各大内亚人群的叙述明显与拉铁摩尔的观点雷同，不仅如此，关于柯娇燕以外的其他好几位“新清史”学者频繁使用的“满洲帝国”一词，我们也在拉铁摩尔此文里找到了来源。此外，正与濮德培曾刻意用“（支配）中国的帝国”（Chinas empire）而非一般英语学界常用的“中华帝国”（the Chinese Empire）来指代18世纪疆域达到极盛的清朝并规避其“中国性”相似，拉铁摩尔早已将辛亥革命的推翻对象煞费苦心地称为“在中国的满洲帝国”（the Manchu Empire in China），并且先于当下的这些“新清史”学者，他同样认为清朝的统治结束对这些内亚人群来说，意味着由此得到“政治解放”，并与新成立的中国政府结成互不依赖的全新政治关系。然而，令拉铁摩尔和“新清史”学者不满的是，辛亥革命之后成立的民国政府很快表现出某种“旧式帝国”的特征，以致采取政治手段极力将这些原为清朝边疆的地区也揽入中国的怀抱。显然，二者的雷同至少暴露了其共享如下的政治观点，即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不应涵盖所谓的内亚地区及其人群。

不仅如此，拉铁摩尔还对英美等西方国家承认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继承清朝在边疆地区的主权提出了质疑并试图分析其历史原因。就此而言，他认为自1842年的《南京条约》签订以后，遵循条约体制而同清政府打交道的西方列强往往在外交实践中分不清“满洲帝国”与“中国”之间的实质区别，经常将二者简单地等同起来，遂导致概念的混淆不清，最终造成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列强普遍没有对其声称有权继承原先清朝统治下边疆地区的政治诉求加以抵制。他随即从经济上分析了列强采取此种政策的原因，即西方国家默认一个疆域比先前大得多的全新的“中国”（拉铁摩尔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名义上的疆域比历史上王朝时期的“中国”膨胀了近一倍）出现，完全是因为自身的经济私利，试图以此使自己投资和剥削的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此点当然纯属他个人的主观臆测——所以列强才最终认可了民国政府“杜撰”出的囊括从西伯利亚边缘直到西藏的清属内亚边疆的疆域。随后，拉铁摩尔预测说，这种不合理的现状将会是未来整个20世纪内相关地区陷入持久动乱的根源。这一点也可以视为他对“九一八”事变爆发根本原因的背景性阐释。更令人惊讶的是，濮德培在1998年发表的文章中同样认为1912年后的现代中国由于基本继承了清帝国的全部疆域与臣民，故而恰恰代表了“最近一千年来整个中国帝制历史的顶峰”。由此可见，尽管两人发表的文章具有一个甲子以上的时间差，但在现代中国具有“帝国性”并且其领土面积反而相较“历史上的中国”大有增加这两点上完全一致。显然，这种一致性产生的根本原因便是两人均荒谬地坚持认为中国的领土只应包括长城以南和青藏高原以东的所谓“内地”，同时民国之前的清朝并非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而只是既统治中国又统治内亚的一个外来政权。因此，两人才会深感历来被视作积贫积弱、主权难伸的中华民国反倒促使中国的领土实现了“空前的扩张”。

《中国与外夷》的另一主要观点是清朝瓦解之后的远东政治格局系由民国政府代表的中国、沿海岸线进行渗透扩张的外来帝国主义（包括日本）和远离海岸线的本不属于中国的内亚边疆民族三大基本力量相互作用而成。在拉铁摩尔看来，中国固然饱尝帝国主义侵略之苦，但又利用其尚可控制海岸线的交通优势，从列强那里得到了先进的军火，并引入了作为工业科技成果的铁路修筑技术。相反，内亚边疆地区由于普遍距离海岸线较远，故而在同西方打交道并获得西方军事及工业技术方面处于更为闭塞的境地。结果民国政府遂利用先进西式军火和铁路修筑的技术手段，积极推进在内亚地区的“殖民活动”，最终形成了“次生型帝国主义”（the secondary imperialism）的压迫模式，尤其是一旦中国在同西方帝国主义的博弈中利益受损，就必然会通过加大对这些边疆地区的“殖民统治”力度以求尽量转嫁损失。民国成立以后先后在边疆多地致力于推广省制就是拉铁摩尔找到的所谓证据。为了结合“九一八”事变的实例说明其观点，他在文中竟然杜撰称，除了在南满地区的少数历史比较悠久的飞地，几乎所有中国人向长城以外的“扩张”与“殖民”都发生在此次事变以后的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以降。这当然纯属颠倒黑白，因为即以东三省而言，汉人的移入在日本入侵之前已大量出现，甚至可以上溯到18—19世纪。事实上，早在1842年，俄国人通过对东北人口的估算，就已经发现当地的“中国人”（其实仅是汉人）和满洲人之间的多寡比例竟然接近50∶1。

更何况从清末民初的时代背景看，边疆地区固然远离海岸线，却往往比内地更早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觊觎对象，这即如英国对西藏事务的染指以及大力拉拢西藏地方政府，推行实际上“去中国化”的各种活动，包括直接以英制军火供应藏军等。同样，沙俄和日本的势力也企图深入满蒙地区，体现在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即着手侵略控制所谓的南满地区，而沙俄则在辛亥革命后扶植割据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成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并帮助后者实现名义上尊重中国的“宗主权”，实质上却与独立无异的所谓“高度自治”。至于西北的新疆，更是长期成为英俄两国相互竞争、彼此都试图染指的地区。因此，从当时的政治状况观察，拉铁摩尔的上述观点恰恰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对如此一目了然的事实竟然视而不见，这恐怕只能归咎于他实在是太想证明自己关于边疆地区系中国“次生型帝国主义”的受害者的论点了。正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的这种不认同东北属于中国固有领土的观点在发表后很快便受到日本御用学者的关注和欣赏，以炮制“满蒙非支那论”而臭名昭著的矢野仁一立即在其煽动分裂中国边疆地区的时评文章中将拉氏学说奉为圭臬，不厌其烦地予以整页引用。这当然源自两人在政治观念上对中国疆域范围和民族构成的主观界定基本相合。

此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补充指出，拉铁摩尔对中国边疆地区的这种“去中国化”式的描述在此之前业已体现在其对民国时期新疆政治局势的分析中。简而言之，他认为20世纪20年代这一地区已经基本沦为了两个具有“帝国雄心”（the imperialistic ambitions）的种族相互竞争的空间场所，二者分别是十月革命后试图重建帝国权威的苏维埃政权下的俄国人和这一时期开始在新疆推行“中华帝国主义”（Chinese imperialism）的中国人。只因双方在新疆的势力达到了某种平衡，故该地的局势表面上暂时处于缓和的状态，这体现在中国一方通过默许苏俄在新疆的经济扩张（economic expansion）以换取对该地的“中国统治”（Chinese dominion）。而在这一部分评论的最后，他又试图勾勒所谓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以作为对全文的总结，也便于以更加煽情的方式打动英语读者。此即拉氏刻意渲染的中国人在天性上就具有支配别人精神的观点，在他的笔下，中国人竟然被描述为一个由扩张主义者构成的民族（an expansionist people），他们的扩张只有在遭遇装备更加精良的其他扩张人群时才会止步。因此，如果像当时西方流行的绝大多数出版物那样，将中国人刻画成一个由于深陷冥思而缺乏行动活力的民族，则纯属虚构与误导。取而代之的是，西方世界应该高度关注“中国式的强权”（Chinese power）一直致力于在广袤地区中实现其统治，并试图将其在这些地区频繁接触的其他所有种族皆打压为不平等的被统治对象。这类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观点被认为来自他在哈佛大学非正式求学时期受到的该校人类学家的影响，并进一步与他一直持有的“中国疆域不应涵盖内亚边疆”的认识理念相结合，从而将一种极不真实的“中国潜在威胁论”传导给西方读者。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积贫积弱的状态下，那时的旧中国早已被西方评论者贴上了保守、停滞、愚昧、尚待“文明教化”等标签，这与拉铁摩尔提醒西方世界警惕中国人的“天生扩张性”及中华民国正在实行“帝国化扩张”的态度可谓全然相反。

正是因为拉铁摩尔抱有内亚边疆宜“独立”于中国之外的观念，所以他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出版的《满洲之地：冲突的摇篮》中对伪满政权的看法折射出一种相当奇怪的矛盾性。一方面，他无比清楚这个畸形怪胎完全是热衷于对外扩张的以关东军中的好战分子为核心的日本极右翼军国主义者一手策划的产物，因此明确指出其在社会层面具有极端反动性（Socially， it is reactionary in the extreme）；另一方面，他又不认可中国在历史上对东北地区拥有的主权，并试图从学理层面为自己的这一观点进行辩护。具体来说，他认为在民国之前的清朝，东北地区仅仅是“满洲帝国”的统治区域之一，并非“中华帝国”的领土。至于满洲人在1644年的入关及其定都北京，在拉氏看来，既不意味着东北地区由此被并入中国，也不代表统治权力中心的转移。入关以后的清朝仍然是一个主宰者为满洲人的帝国（It was still a Manchurian Empire），但又不局限于此，因为清朝同时还逐渐成为一个“中华帝国”（it became also a Chinese Empire）。而满洲人此后实施统治的地域空间既涵盖了地理边界较为明确的“满洲”（Manchuria）、“中国”[他选用的是China而非China proper（“中国本部”）]、蒙古（Mongolia）三大区域，又延伸到地理边界不够清晰的藏地（Tibet）和“中属突厥斯坦”（Chinese Turkestan）。这五大区域彼此互不统属，以“中国”和“满洲”为例，既不能说“中国”构成了“满洲”的一部分，也不宜反过来断言“满洲”已经附属于“中国”。因此，清朝对上述不同区域的统治折射出其具有某种联盟制帝国（a kind of federated empire）的特征，只能说这五大区域共同处于“满洲帝国”君主的治理之下。正是按照其以上阐述的这套论辩逻辑，拉铁摩尔再次强调了不宜将其他四大区域看作中国固有领土的论点，而他对上述清朝联盟制政权特征的臆测也同“新清史”学者将清朝定位为“去中国化”的“同君联合体”或“星座型国家”相去不远。

对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政府，拉铁摩尔在此书中猜度它总是在两条政治道路的选择上徘徊不决：一条道路通向类似清朝这种传统的联盟体制，借以凝聚以上不同空间区域的诸多人群；另一条道路则指向西方现代观念中的那种国家与主权严密对应的政治模式。随后，他又进一步臆测称，由于受到西方观念的影响，时下的中国人天然倾向于将其他地理单元下的人群均看成中国之臣民（subject），但实际上正如中国人的民族性（Chinese nationality）业已定形那样，同样在政治上表露出类似民族性（nationality）的人群至少还有蒙藏两族。最终，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这种中国与内亚边疆地区互不统属的观念，导致了其对伪满政权不仅批判立场极不坚定，而且竟然还表现出某种同情的倾向。拉氏认为，就东北本地的历史依据而言，“满洲国”的出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触碰当时政治秩序的底线。而且在他看来，这一暗示中国的边疆地区应该继续分裂的“原则”还应当施用于蒙古民族。针对“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和伪满又得寸进尺地图谋侵略热河等广大关内地区的紧张时局，他预测未来在中国的领土上或将再分裂出一个“华北国”并可能出现两种政治前景：“华北国”如果和日本联合，那么自然意味着将要沦为后者的殖民地；相反，如果它只是和“满洲国”组建联盟，那就不啻两者最终会结合成彼此互不统属却又共享主权的合众国式政体模式（the organization of States distinct from each other but under a common sovereign）。以上荒诞的政论主张对中国人民的反帝事业来说无疑是极其有害的，这使拉铁摩尔实质上已经走向了当时正在抵抗外侮的中国人民的对立面，从中暴露出一位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在当时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现实环境下，竟然不顾基本的道义是非，依旧对中国的幅员辽阔与文化多元抱有某种不健康的心态。拉铁摩尔并不希望看到中国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国家的统一，而是一厢情愿地幻想，在如此广袤的领土上，唯有实行一种比美国的合众国联邦制更加松散，以致内部处处充斥着独立性的邦联体制，才契合中国的“政治现实”。这显然和当下欧立德等“新清史”学者极力鼓吹中国应该放弃或者虚化对内亚边疆地区的国家主权大同小异。

拉铁摩尔关于东北地区性质和地位的此类看法也见于他在同一时期发表的有关论文。例如，在1933年发表的《东北的未知边疆》中，他就日本和伪满将侵略范围扩大到东三省之外的热河并在其部分辖区内设置非法的“兴安省”发表评论，认为这种扩张反倒给原属热河的昭乌达、哲里木、卓索图三盟的民众带来了改善际遇的希望，因为之前他们的命运是要么由于“中国人”的统治而陷于“灭绝”（extinction），要么就不得不面临（类似）外蒙古社会革命的前景。他还认为，这些民众为了争取自身权利需要反对的三大对象分别是贵族、宗教势力以及“中国人”，而伪满实行的“亲蒙”政策对他们恢复自身的地位来说是有益的。此后不久，日本在这一地区对我国少数民族群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的事实便被揭穿，拉铁摩尔只得仓促上阵，拼凑文章修正自己以前的看法，不得不承认现阶段当地民众面对的一大生存威胁恰恰来自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但是仍然将并非事实的中国“殖民”造成的“同化”看作与前者并列的另一重大威胁。他还改变了之前敌视外蒙古社会革命的态度，转而对此持正面的看法。最后，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当年，拉铁摩尔在其发表的关于上述地区局势的时评中，进一步认为中国的“扩张主义者”、日本帝国主义和作恶多端的蒙古族贵族是真正危害当地民众的三大政治势力。由此看来，尽管拉铁摩尔在这一时期对日苏双方的褒贬态度先后经历了明显的反转（这也构成他后来被美国国内的右翼政客指控为“亲苏人士”的远源），但“中国人”从始至终被他限定在作为“殖民者”的负面群体的位置上。此类谬论当然根植于其提出的“次生型帝国主义”错误理论，为此他还对民国时期推行的通过“五族共和”理论将边疆民族定义为中华一分子的做法持非难态度，妄称这只是带有权宜之计色彩的虚构（convenient temporary fictions）。而这种不当认知又直接承袭自其在《中国与外夷》中坚决将北方少数民族摈弃于“中国人”之外的根深蒂固的偏见，故对他来说不足为奇。

此外，我们也应注意到，拉铁摩尔在1935年的《满洲之地：冲突的摇篮》再版“序言”中曾不得不承认，该书中的部分章节因为没有从道义的角度去分辨孰对孰错，所以对一些读者来说，或许显得冷漠无情（These chapters may seem cold and bloodless to some），但随即他又以写作该书的目的只是尝试性地分析东北地区的时局形势及其未来可能的变化轨迹来自圆其说。这番话里有话的自陈表白显示出拉氏其实已经觉察到自己的不少表述确实有些过于偏袒日本侵略者，以致极有可能招致英语世界中的那些尚存基本是非观念的读者的不满。尽管他为自己所做的上述辩护并不有力，但这一自陈也无比真实地透露出作者根本就不是一个对弱势人群怀有天然同情心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位更加关注其本国利益实现程度的现实主义者。显然，对这时正在遭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中国人民特别是身陷东北沦陷区的广大各族同胞来说，这位拉铁摩尔先生很难称得上是值得他们寄予厚望的国际友人。

此外，拉铁摩尔这一时期关于东北地区的论述还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他在相关文章中明确提出了使东北地区自外于中国的所谓思想上的基础，即一种始终徘徊在这片土地上的“满洲地区主义”（the regionalism of Manchuria）。当然，在他的用语中，东北地区被界定为位于长城之外的一个“国家”。他从主观上刻意认定，东北地区在地理区位上的重要性大于其在种族和文化上的意义，以此构建一种带有本体论色彩的“地区主义”，将之与东北地区相捆绑。而这种只存在于其头脑中的“地区主义”，在他看来又足以使东北地区对外来性扩张主义（expansionism）和相应政策进行抵制，因此他并无根据地断言，一旦觉察到这种“地方主义”系一种危险性障碍之后，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体系就拒绝再像西方人那样选用“满洲”（Manchuria）一词来代指东北地区。耐人寻味的是，近七十年以后，欧立德专门发表了一篇试图通过空间观念解构东北地区属于中国领土的长文，其标题即作《鞑靼的界限：论帝制和民族地理之下的满洲之地》，虽然作者自承主要是受到了泰国学者通猜提出的与民族国家相对应的“地理身体”（geo-body）理论的影响，但就其思路赖以形成的渊源来说，应当仍是拉铁摩尔在20世纪30年代构建的使东北地区在空间区域上“去中国化”的上述“满洲地区主义”观念。这恰是拉铁摩尔的边疆学说影响“新清史”学者的又一具体实例。

二、“七七”事变后拉铁摩尔相关政治立场的调整和延续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典型现实主义者的拉铁摩尔，在目睹了“七七”事变爆发导致的美国在华利益空前受损，特别是原先实行多时的“门户开放”政策也随着日本侵华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而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后，又迅速调整自己的政治立场。正是在传统的西方列强势力渐渐被新兴的日本帝国主义排挤和取代的全新局势刺激下，拉铁摩尔在1939年完成、次年正式出版的《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中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其原先的政治观点。全书大大加强了对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伪满政权的谴责讨伐力度，并且颇有信心地预测“中国一定会收复东北”（China is bound to recover Manchuria），期待随着抗战的胜利和工业技术的引入，昔日东亚历史中常见的那种经济形态不同导致的人群与社会之间的敌意也可得到消除。再加上全书采用了“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这样一个看起来不再将中国与内亚对立起来的标题，似乎也颇有助于增进中国读者对它的好感。

然而，这只能说明作者对其先前一再强调的所谓中国政府在边疆推行的“次生型帝国主义”做法的批评有所克制，绝不意味着他已经从根本上放弃了其内亚史观的核心观点：中国和内亚地区互不统属，二者在历史上的关系只是彼此深深地影响对方，却从未因此而最终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政治体。事实上，全书的章节标题大量充斥着中国-内亚的二元对立表述。这即如第九章标题为“中国人与外夷的区分”（Differentiation of Chinese and Barbarians）；第十一章“华北与华南的中国历史”（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ese History）第三节标题为“中国扩张的权重超过了外夷的入侵”（Chinese Expansion More Important than Barbarian Invasion），同章第五节标题为“中国与外夷之间的两大冲突时期”（Two Ages of Conflict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Barbarians）；第十二章“古代中国的王国与帝国”（Kingdom and Empire in Ancient China）第六节标题为“（对）外夷的战事与长城的兴建（公元前4世纪末）”[Barbarian Wars and Wall Building（End of Fourth Century B.C.）]；第十五章“距离因素的体现：绿洲与长城的各自历史”（The Factor of Range: Oasis History and Great Wall History）第一节标题为“中国人向南方与内亚边疆扩张之对比”（Contrast between Chinese Expansion to the South and on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同章第七节标题为“中国人向中亚渗透的开始”（Beginnings of Chinese Penetration of Central Asia）、第十节标题为“中国人在绿洲的地位”（The Chinese Position in the Oases）、第十一节标题为“中国人与游牧人对绿洲施加的各自影响之对比”（Chinese versus Nomadic Influence in the Oases）；第十六章“边缘社会：征服与迁徙”（Marginal Societies: Conquest and Migration）第一节标题为“中国社会与草原社会相互融合的失败”（Failure of Societies of China and of the Steppe to Merge）；全书最后一章相当于结语部分的末节标题为“中国与草原始终难以整合”（Persistent Lack of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Steppe）。想必任何不带偏见的读者完全可以从这些章节标题选取的用语或关键词中发现，左右此书叙述的一条基本主线仍然是中国与内亚之间长期以来互不相属、彼此保持“独立”的二元对立性。

这里需要郑重指出的一点是，之前拉铁摩尔在《中国与外夷》中强调的英语单词Chinese的含义不能涵盖内亚边疆地区的各民族（the Chinese, exclusive of Mongols, Tibetans, and so forth）确实符合英语语境中该词的固定用法，即Chinese表示人群时其唯一的标准含义只是“中国人”，并非像一些中国读者自行理解的那样——它还兼具“汉族（的）”的义项。实际上，在迄今为止我们通常使用的来自国外出版界的牛津、朗文、韦氏系列的英汉词典中，Chinese词条下收录的与“汉”有关的释义均只有“汉语（文）”而无表示人群的“汉族”或者“汉人”。同样的释义也见于法语的Chinois和德语的Chinesisch。不仅如此，在国内翻译界常使用的工具书《汉英词典》中，“汉族”的标准英译形式也是the Han nationality，而并未使用Chinese一词。与之对应的是，在现代西方学者的著述中，如果要确切表述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境内的汉族或汉人这个概念的话，他们一般倾向于使用Han-Chinese这样的合成词，同样并不直接使用Chinese，而且这种将中国人的族属进一步细划为Han-Chinese和Non Han-Chinese的分类标准在英语学术界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才渐渐萌芽。因此，那种以Chinese在英语中还有“汉族”义项为根据，进而替拉铁摩尔辩解开脱，称其著作中的上述章节标题以及相应的正文均只是表示“汉族”与内亚“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并无中国-内亚二元对立用意的观点，恰恰在英语语境中无以成立，况且这也全然不符合拉铁摩尔本人在《中国与外夷》中对Chinese一词的指代范围做出的明晰界定。同时，也正因为《中国的内亚边疆》在西方世界是一部影响极大的经典之作，所以当英文读者群体连篇累牍地读到充斥于书中的这类中国-内亚的二元化表述程式时，一般说来，便很容易受其影响，并下意识地接受内亚诸多人群自外于“中国人”（Chinese）的意识形态偏见，继而再以这种阅读体会为基础，怀疑当下的中国或许还“占领”着大片本不属于自己的领土。可以说，该书的传播最终妨碍了西方读者将历史上中国的空间范围全面准确地理解为主要由汉族分布居住的内地与多由少数民族聚居的内亚边疆之总和（华南少数民族的情况这里暂且不论）。

至于作者在论及写作此书以及未来中国与内亚的关系格局时，尽管如前所述，他对中国与内亚今后或能因为政治局势和经济条件（工业化）的双重改善而消除彼此敌意的前景抱有正面期许的态度，但是除了认为东北应该重回中国怀抱，他对其他内亚边疆地区是否也应该完全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则未再置一词。这也说明拉铁摩尔对中国主权的认知与中国人民对自己祖国主权的认同相比还是有实质性差异的。对此我们不妨具体以该书第七章关于“西藏问题”的某些表述作为例证试加说明。

该章最后一节的标题是“中英双方利益在西藏的当代冲突”（Modern Conflict of Chinese and British Interests in Tibet）。此节首先梳理了民国政府成立以后统治中国的军阀政客推行“次生型帝国主义”压迫边疆地区与民族的基本情况。而如果按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观点，那种像军阀政客对边疆人民加以残酷压榨剥削的大汉族主义行径只能被定义为“三座大山”中反动落后的“封建主义”的表现形式，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以“一化三改造”为标志的社会主义革命）要去除的对象，绝不能与同为“三座大山”之一的指代外来列强入侵的“帝国主义”相混淆。正因为拉铁摩尔采用的是中国-内亚的二元对立模式，所以才将民国时期实行的各类治边措施，无论正当与否，都一概定义为暗示中国正在入侵内亚地区的“次生型帝国主义”。而在他的笔下，内亚边疆的事端皆发源于中国和其他列强在这些地区的争夺，相对本地民众而言，双方都是不折不扣的外来势力。这恰恰重复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对新疆政治局势的观察路径，正像新疆是中苏双方彼此竞争制衡的舞台那样，在民国时期的东北与蒙古，所谓的“新型中国扩张主义”（the new Chinese expansionism）遭遇了来自日本与俄国的双重帝国主义。至于在西藏，一种“主动性的中华帝国主义”（the active Chinese imperialism）正设法将西康和青海等“内藏”置于中国的直接统治之下，还试图迫使当地的部落民“变为中国人”（to become Chinese）。同时，在作为“外藏”的西藏，中国人的“殖民活动”不断升级并由此与同样正在谋求扩张的英帝国主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这种矛盾曾表现为英国扶植十三世达赖喇嘛，而中国则支持九世班禅与之抗衡。他的此类表述等于将民国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而据理力争的正当行为也同样歪曲为“次生型帝国主义”，因此才会堂而皇之地将该书第七章的主题定性为中英两大列强在西藏的碰撞竞争，即相对藏区而言，民国政府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种高于西藏地方当局的中央政府，而是与大英帝国近似的又一外来列强。

唯在该章的最后，拉铁摩尔又突然赞扬起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处理方式，认为中国政府渐渐放弃了以前采取的“次生型帝国主义”的做法，并指出这大致发生在相关宗教领袖圆寂前后。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从“七七”事变到《中国的内亚边疆》脱稿这段为时甚短的时间里，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当局之间的关系究竟经历了哪些重大变化，才促使他做出上述判断呢？事实上，他所说的这种做法的改变恰恰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在治藏问题上因为受制于日趋紧张的国际时局，才不得不暂时弱化在西藏行使国家主权的尴尬政治现实。这具体指原先滞留内地多年并与中央政府一直关系融洽的九世班禅按照预定日程返藏的计划，因全面抗战突然爆发而意外流产。本来九世班禅在国民政府安排的仪仗队伍的护送下返回其在西藏日喀则的驻跸寺院纯属中国内政，应在南京方面和西藏地方政教势力之间通过协商的方式加以妥善解决，外国势力完全没有资格插手干预此事。然而，英国方面（既涉及伦敦的英国外交部，也与英印殖民总督政府密切相关）出于忌惮国民政府在西藏的影响力必将因此而极大增强的考虑，以致不遗余力地强行介入：一方面，通过殖民政府唆使支持拉萨噶厦当局中的亲英分子操纵所谓的“民众大会”，以仪仗队系由汉人组成为借口，拒绝九世班禅在其护送下安全返藏的合理诉求；另一方面，还由其外交部授意驻华大使直接就此事向中方施压并提出抗议照会。起初，南京国民政府从维护国家主权的正当立场出发，尚不愿在如此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轻易让步，因此一再强调九世班禅在内地人员安全护送下途经青海返藏的必要性，但最后由于“七七”事变爆发，中国不得不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以致此时正寄希望于英美西方势力能够“雪中送炭”支援中国抗战的蒋介石不欲得罪英国政府，故而才不得已暂时中辍了九世班禅按照原计划返藏的安排，最终导致了九世班禅在青海玉树溘然辞世。此事未能圆满解决造成的后果也严重损害了南京国民政府在涉藏事务上的政治声望。

要之，围绕九世班禅返藏事宜的博弈最终以民国政府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让步方告一段落，直接折射出的却是帝国主义的强横霸道和对我国主权的肆意凌犯。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九世班禅返藏事宜无果而终的真正罪魁祸首其实并不是表面上一直在阻挠此事的拉萨噶厦当局，而是西姆拉会议之后，始终图谋将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大幅度弱化为虚无缥缈的“宗主权”的英国。英国方面假借噶厦官员之手玩弄两面手法，机关算尽，终于如愿达到了借阻挠九世班禅返藏之机进而抵制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相应国家主权的罪恶目的。令人遗憾的是，表面上身为“中国人的朋友”的拉铁摩尔却将这种导致中国主权严重受损的让步行为“拔高”为民国政府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主动放弃“次生型帝国主义”之举。这一政治表态实际上已经暴露了他的思想立场完全偏向英帝国主义一方而非保持中立，与中国维护本国主权的正当目标明显背道而驰。试想，如果此时的拉铁摩尔真是一位天然同情弱者的亲华人士，那么他就应该彻底站在衷心欢迎九世班禅返藏的西藏广大僧俗民众一边。否则，岂不是说拉萨噶厦当局和英国一方才是这场政治博弈中的“弱者”？

实际上，拉铁摩尔对西藏地位的错误认识也见于他的其他论文。晚至其在1953年发表的一篇全面回顾内亚地区地缘政治变迁的综述性文章中，他将20世纪初期称许为内亚的一个政治上颇为稳定的值得肯定的时代，其中的一大原因就是作为内亚地理组成部分的西藏在经历了1903—1904年的英军入侵之后，中英双方在西藏的政治影响达成了某种微妙的平衡。在他看来，该地区最好的政治前途既不是完全“独立”，也不是成为中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地方行政区域，而是始终在大国之间扮演作为缓冲地带的特殊角色，与中英之间都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这样才既有利于内亚政治局势的相对稳定，也有助于其自身的发展。毋庸置疑，拉铁摩尔设想的西藏的这种情形是以中国的国家主权遭到侵蚀损害作为前提的，同时也与藏族同胞渴望完全回归祖国大家庭，以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根本意愿相违背，因此在本质上仍然是列强支配世界的旧秩序下殖民主义世界观的一种投射。正因为如此，他接下来又悲观地断言，二战结束以后，随着印度的独立和新中国的成立，原先地位一直处于“稳定”状态的西藏已成为夹在中印两个新兴大国之间的高度敏感区域，这使后续事态的发展颇不明朗。更有甚者，晚至1957年，他发表的文章在列举缺乏独立出海口的内亚国家（the inner Asian countries）时，仍然极具误导性地将此时早已通过签订《十七条协议》正式完全回归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西藏（Tibet）列入其中。

在《中国的内亚边疆》出版后，拉铁摩尔曾利用一次访问苏联后返程的机会，于1944年在乌兰巴托短暂逗留过，对苏联控制下的外蒙古表示出欣赏的态度。随后，当外蒙古在1945年雅尔塔协议后利用民族自决组织的民众投票正式实现独立，成为蒙古国后，他更是对此深感兴奋，并屡屡在西方报刊上赞扬蒙古国的政治现状。不仅如此，他还在1950年完成的关于新疆政治局势分析的专著中预判该地区未来理想的发展方向是在政治上倾向于苏蒙两国而非中国。可以说，终其一生来看，拉铁摩尔绝不宜被简单轻率地评价为一位从天性上同情弱者，因而对当时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始终予以同情的亲华人士。毋宁说，早年供职于商业贸易公司的经历致使他对时局的观察主要从维护美国在远东现实利益的角度出发，正如在日本全面侵华进而从根本上威胁到美国在华的利益以前，他曾经发表文章微妙地从学术上回应和支持了“史汀生主义”，即在日本侵略东北地区的问题上美国政府没有必要过于谴责侵略者而断绝与伪满的经贸往来。在他看来，东北地区本身就属于中、日、俄（苏联）几大外来列强彼此周旋争夺的区域，很难说中国一方相较日本而言就占据显著的道德制高点。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后来由于东亚现实政治利益的剧烈变化，东北地区反倒成了他以后的主张中传统内亚四大边疆地理单元里唯一应该成为现代中国领土组成部分的区域，尽管在《中国的内亚边疆》中他仍然断言，从历史上看整个东北地区仅有其南部（大体相当于今辽宁省）才算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而更具讽刺意味的则是，他对新疆局势做出的如上“亲苏”预测恰恰使他极易在不久以后即陷入其本国极端反动的麦卡锡主义者的攻击中，而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整体上就其内亚史观而论，拉铁摩尔堪称当时美国最早系统提出内亚边疆地区并非中国固有领土理论的学者，以致在这一点上，较晚才兴起的“新清史”学派的学者表达的类似观点大多可以上溯到他的论述中，因而在“现代中国帝国论”命题的提出上完全失去了所谓的观点“原创性”，尽管他们一般并不公开承认自己的此类观点与拉铁摩尔的关联。而无论今天我们对拉铁摩尔在20世纪30—40年代发表的体现其上述主张的论著做出何种评价，频繁出现在这些文字中的“次生型帝国主义”理论都应当是“新清史”学者相关观点的一个重要的直接来源。因此，如果仅仅将“现代中国帝国论”评价为“新清史”学派的独立创造，那无疑大大模糊了我们对事实的认知，相反唯有将拉铁摩尔定性为相关论说的始作俑者才更符合历史事实。

三、拉铁摩尔对“新清史”学派之外的西方学者的不良影响

最后，不妨稍作补充的是，受拉铁摩尔上述理论影响的当代美国学者绝不局限于“新清史”学人，还包括了其他一些学者，像以研究思想史和文化史见长的艾尔曼同样宣称清帝国（Qing Empire）与“中国”（China）在疆域上并不重合，尤其是满洲人兴起的东北地区就是一个自外于“中国”的区域等观点，即带有明显的前述拉铁摩尔学说的影子。当然，相比艾尔曼，因主编多卷本《哈佛中国史》而在我国出版界名声大噪的加拿大学者卜正民则将拉铁摩尔的错误政治观点推向极致，以下试析之。

从表面上看，卜正民是近二十年来在中国出版译著数量最多的海外汉学家，似乎不应该在政治上对中国的主权指手画脚，但事实与人们的这种善良愿望完全相反。卜正民先是在2016年发表了《大国》一文，以从历史和现实的纬度罗织中国的所谓“帝国”特性，而在歪曲史实借以虚构清朝与中国的非重合性及其“殖民扩张性”时，他也完全追随“新清史”学者的论点。更值得注意的则是，对清朝统治结束之后的中国应当如何定位，作者自承对拉铁摩尔首先提出的民国政府在中国界限之外的内亚边疆地区进行扩张的“次生型帝国主义”极有共鸣，并进一步把民国和新中国定义成“下游型帝国政治体”（downstream imperial polities），理由是它们均试图继承旧帝国遗留下的庞大政治遗产，同时却又竭力回避这些遗产中的相当一部分地区系当初作为“大国”的清朝对外“殖民扩张”的收获物，故往往处在传统中原王朝控制的空间区域之外。由于其中又以新中国今天拥有的广袤国土和继承这种“殖民遗产”的关联最深，故而自然只会使自己背负上沉重的包袱与负担。与之相反，如果新中国只是继承明朝遗留的政治遗产，那么今天就不会面临因试图“统治”新疆、西藏等清朝“殖民地”而不得不遭遇的麻烦。正是在此文发表两年以后，卜正民又和专门煽动“西藏独立”并竭力在法律上为之狡辩的荷兰人范普拉赫合编了一部论文集（二者分别署名第一、第二主编），其中由范普拉赫负责在“西藏问题”上攻讦中国的国家主权，卜正民则在南沙群岛等问题上不遗余力地指责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的行为。而在卜正民为这部书撰写的相当于导言的部分中，他对清朝与中国的关系做出了类似于“新清史”学者而有别于费正清等传统美国学者的判断。与“新清史”学者坚持的“同君联合体”理论一样，卜正民将清朝（theQingstate，英语直译为“清国”）定性为由三个彼此不同的中心共同组成的一个帝国，或可将之概括为“复数中心政治体”，具体对应于中国、蒙古、藏传佛教世界三大中心（three centers as Chinese, Mongol, and Tibetan Buddhist）及其各自拥有的权力观和“世界秩序”，其中蒙古中心承载的是13世纪成吉思汗建立的汗国的统治合法性，藏传佛教世界中心则涵盖蒙藏地区信仰佛教的群体。因此，他批评费正清将清朝等同于中国的认知完全忽略了前者的“内亚面相”及其对应的“世界秩序”。

显然，这种类似于“新清史”的清朝国家观万变不离其宗，最终在知识谱系上仍然根源自拉铁摩尔最早提出的清朝系联盟制帝国，并统治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大区域的“满洲王朝”理论，仅在具体组成单元上略有减少而已。不仅如此，正像拉铁摩尔批评鸦片战争后与清朝打交道的西方列强均将前者“窄化”为“中国”一样，卜正民也有类似的抱怨，即西方人长期以来只意识到清帝国（Qing imperial empire）具有的“中国”那一面，而不了解其统治下对应的其他规则。除此之外，正像拉铁摩尔不断提醒西方世界要注意中国人在本质上属于“扩张型民族”一样，卜正民在此书的最后部分也一再提高调门，声称当下的中国正在致力于将霸权投射到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更是被他歪曲为带有强烈支配他国意图的“马歇尔计划的中国版”。当然，两人所处的时代毕竟不同，而且各自的生活阅历及学术背景也相差甚远，所以如果要分析二者的区别的话，不难看出：拉铁摩尔更倾向于从地理区域着眼，将清朝的领土拆分为几个不同而又各自平行的区位单元，学风尚显得“质朴”一些；而卜正民则惯于选择时髦的西方学术术语，尤其是“中心”“规则”“秩序”等新兴的社会科学关键词，并将它们连篇累牍地组装进自己擅长的英语写作中，从而以看似新颖的叙事形式，将一种带有猎奇感的阅读体验传递给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所知有限的外国读者，故在文风上刻意趋于花哨和雕饰。至于两人在行文上明显的共通之处，则是他们关于清朝非中国论的表述均未列出任何注释或参考文献以作为其观点的依据。这与史学专著和论文注重征引学术规范的通常写法大异其趣。

然而，作为历史学者，卜正民和一些“新清史”学者口口声声宣称民国以来的中国政府继承的是清帝国的遗产，实际上只是为了刻意回避一个令这些反华的西方人士尴尬万分的事实。那就是在从清朝到民国的政体转型过程中，当时常驻北京的外国公使共同与列强集体“信任”的民国首任总统袁世凯缔结协定，即民国政府完全认可此前清朝与各国签订的那些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同时作为对袁氏政府的“安抚”和支持，公使团才愿意承认《清帝退位诏书》中的包括边疆地区在内的清朝领土皆转由中华民国继承。当然，列强对那时积贫积弱的中国采取的是典型的两面手法，即虽然表面上承认中国的领土主权，却又无时无刻不在玩弄那种使主权与治权相分离的伎俩，企图将中国政府在部分边疆地区的主权虚化为名存实无的“宗主权”，具体反映在英国对西藏事务和沙俄对外蒙古事务的蛮横干预及其对中国主权的极力打压上，最终使中国政府在这些地区只是理论上享有主权，事实上却缺乏有效的治权（行政管辖权）。这也是当时的中国沦为列强半殖民地的一个突出写照。总之，在传统帝制时代终结以后，西方列强恰恰是出于扶植其中意的袁世凯一派上台执政以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需要，才不惜在表面上承认由北洋系把持的中国政府“继承”清朝遗留下的包括边疆地区在内的政治遗产。所以，卜正民等人既然对现代中国的领土包括内亚边疆地区感到不悦，那么他们理当首先反思，为何当时那些西方列强乐于在国际条约体系中承认中国对边疆领土的主权呢？

现实中的卜正民当然不会做历史纬度上的反思，相反却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变本加厉地攻讦中国的主权。按照他编造的实际上根源于拉铁摩尔观点的“大国”理论，历史上中国仅仅是在元朝和清朝时期才成功转型为一个既统治“中国”，又统治广大内亚地区的“大国”型政治体，而民国和新中国又在清朝统治结束后试图回归这种偏离“中国”固有政治特性的“大国”政治体，尤其表现在当下的中国政府极力采取对内和对外“双重帝国主义”模式试图维系其统治。这些充斥意识形态新冷战色彩的污蔑之词尽见于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尾声”（Epilogue）中。就我国的对外关系而论，卜正民捏造论据，妄称中国对外实行“新帝国主义政策”，使不少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深陷于刻意制造的债务陷阱中，并通过经济诱惑手段从相关国家那里取得海外军事基地。事实上，中国从不在他国谋求用于全球武力扩张的军事基地，还在2020年正式宣布向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暂停债务偿还，所以卜氏的上述说法纯属诽谤。而在对内方面，这位加拿大学者为了给中国罗织所谓“帝国主义”的罪名，竟然滑落到了任意编造证词的荒诞地步，彻底丧失了最基本的学术道德。即如他诈称有一名从事“疆独”活动的分裂分子被从中亚国家引渡回国后，居然被中国的法院判处了50年有期徒刑，而毫不顾及即使在数罪并罚的特殊情况下，国内有期徒刑适用的最高刑期也仅有25年。像这类错得离谱的叙述在该部分中处处皆是，想来只要中国没有走向分裂，卜正民先生就会继续像上面那样不停地制造各种骇人听闻的假新闻来哗众取宠，借以配合西方反动政客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

综上所述，拉铁摩尔固守的我国北部及西部的广袤边疆地区在民国之前从不属于中国领土的错误政治观点深深地内嵌于其倡导的内亚史观中，并与他在这一史观中建构的中国-内亚二分法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其实，最能够反映他的上述史观的思想出发点，恰是他在1933年刊发的一篇文章中的导语中提出的：“内亚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既不能与中国相分开，但同时又总有其独特性。”这种观念经过人为放大之后，又与其总是从地理单元入手来将内亚的许多地区从中国的政治空间中切割出去的认知倾向相结合，最终促使他拒不承认中国长期以来始终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将历史上与现实中的“中国人”的范围皆缩小窄化为名义上的汉族。以上两点恰是其史观中最为刺目的糟粕。

此外，正如拉铁摩尔自述的那样，他主要是通过魏特夫著述的中介才接触到历史唯物主义史观的一些内容。然而，魏氏本人最显著的特征又是流质善变、敏于投机，因此其对唯物主义的理解和阐释始终以带有功利色彩的实用主义作为基本立足点。这样一来，拉铁摩尔从其著作中以及在与他的个人交流中所能获取的那些学术养分，其实只是若干庸俗唯物主义的渣滓而已。因此，在拉铁摩尔的著述中，完全摈弃了合理的阶级分析方法与视角，将造成边疆人民苦难的源泉武断片面地归因于“中国殖民者”的所作所为，并用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中国人的“天生扩张性”来自圆其说。不能不说，他编织的这套话语体系在学术上极其主观荒谬，而在政治上更是不时陷入反动，后一点可从矢野仁一这样的日本军国主义卫道士在日本入侵我国东北地区后对其观点不遗余力地介绍吹捧中看得一清二楚。

可惜迄今为止，用英文写就的以整个中国北部边疆作为主题的通史性内亚学术著述实在是寥寥无几，因此存在上述严重缺陷的拉铁摩尔的著作在英语读者群中一直影响颇大，故今天活跃在北美学界的“新清史”学者群体和以卜正民为代表的其他一些学人深受这种史观的误导即不足为奇。问题是他们还在冷战结束后的全新政治背景下，恶意将拉铁摩尔学说中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那类偏见和谬论加以发挥放大，甚至形诸文字来公然干涉指斥中国内政，这比当初尚对学术有一定追求的拉铁摩尔在错误的道路上还要走得更远。其结果恰似病人体内的有缺陷基因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自我复制，终至使人病入膏肓。有鉴于前述以拒绝承认我国自古以来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内亚史观的巨大局限及其具有的强烈意识形态色彩，我们对这种深深影响了北美中国史研究的“拉铁摩尔基因”自有详加剖析驳正之必要，而非设法回避。至于在现实层面，正像拉铁摩尔曾经做出的新疆将会脱离中国的断言后来遭到无情证伪那样，如今上述西方学者酝酿策划的类似臆想和行动最终也必将落得同样的破产下场。

（责任编辑：张梦晗）

（网络编辑：何淑萍）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原题为《政治对学术的挟持: 北美“新清史”等研究中的“拉铁摩尔基因”试探》，是“专论：学术与思想”专栏文章，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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