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吴敬琏说“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
日前，中兴通讯公司遭到美国商务部的制裁，由此引发了舆论的热烈争论。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4月22日清华大学CIDEG主办的2018学术年会上表示，“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这种危险就是由于这个（中兴事件）争论使得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了优势，就是用更强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们的有关产业。诚然，吴敬琏是一位久负盛名的大学者，但仔细阅读他的观点就会发现，他的观点其实是与客观事实相违背的。
给了钱和给了充足的钱是两回事
历史证明举国体制才能成功，自由市场败多胜少
吴敬琏指出：对于一个分工精密、高速迭代的高科技行业，自搞一套绝对行不通，举国体制绝对行不通。无论何时，它都要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开放合作，通过时间积累来厚植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某个时刻实现逆袭。脱离常识，一门心思想着弯道超车恐怕是欲速而不达。
吴敬琏的讲话听起来像一回事，但只要回顾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就会发现，按照他的这套理论发展，会把自己坑死。
我们先来看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半导体与美国半导体技术差距非常大，为了缩短和美国企业的差距。日本通产省将富士通、日立、NEC、三菱、东芝等一批大企业整合起来，成立了“超LSI技术研究组合”，并充分利用日本高校的科研能力，以及联合产业界投资了700亿日元的资金，使日本半导体产业迅速崛起。日本的这发展模式被称为“官产学”，官指的是政府，产指的是产业界，学指的是高校、大学。
必须指出的是，日本通产省还对国内企业的主攻方向进行了规划，这样一来，就避免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常见的对个别来钱快的领域盲目一窝蜂的投资，而真正技术短板领域却无人问津的情况。至80年代，70%的半导体设备日本已经能够实现国产化，且出现了东京电子、佳能、尼康等一批在半导体设备上颇有建树的企业。
与此同时，美国企业在研发上更多的是市场经济下的单打独斗，这使在举国体制下的日本拥有了更快的研发速度。至80年代，日本的很多半导体产品已经把美国企业打得节节败退。其中，以存储芯片为最，当时日本的存储芯片不仅性能接近美国的产品，在价格上具备非常大的优势，这使美国厂商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美国英特尔公司当时的掌门人格鲁夫就是看清楚了“大形势”，带领英特尔公司主动转型。格鲁夫顶住了公司内部巨大的压力，放弃了当时占公司收入70%左右的存储芯片业务，转型去做CPU，随后在CPU领域反倒成就了一番霸业。
正是因为日本半导体厂商在当时的强势，使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打击日本企业，先是让日元相对美元升值，然后是反倾销诉讼，最后是与日本签订价格协议，从而使日本企业失去价格优势。随后一纸广场协议，日本迎来了失落的30年。
我们再来看韩国。韩国的半导体产业也是举国体制下的产物。有人曾经调侃，韩国人一辈子无法摆脱的三件事：出生、死亡和三星。
虽然很多网友可能觉得三星就是一个卖手机的厂商，或者是从事存储芯片制造、芯片代工厂等业务的半导体厂商。但实际上，三星是一家横跨金融、电子、造船、精密化学、石油、保险、酒店、医疗等领域的巨无霸。已经深入到韩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根据数据统计，三星、现代等排名前十的大公司占韩国GDP的六成，这使得虽然看起来，三星每年投入上百亿美元做研发是吴敬琏所说的“企业层面的远见和执着”，但由于三星的高度垄断，而且三星还可以用金融、保险、医疗等高利润行业赚钱的资金去补贴像半导体这样烧钱的行业。使三星的高额投入完全就是国家被财团掌控下，充满计划经济色彩的举国体制。
青瓦台的历任主人为何鲜有善终，被网友调侃“一个都不能少”，并非青瓦台风水不好，而是韩国总统只是一个牵线木偶，背后是韩国财团和美国爸爸。这点从“萨德”事件和韩国司法审判上就可以看出来。
“三星太子”李在镕因涉嫌行贿、挪用公款、转移资产、隐匿犯罪收入、作伪证五项罪名被逮捕，特别是李在镕还向崔顺实行贿约合人民币2.51亿元的巨款，结果二审却被判处2年半，缓期4年执行。也就是说，李在镕就这样躲过了牢狱之灾。相比之下，因亲信干政而落马的朴槿惠就没有这么好的命了。
作为对比，我们再来看看改革开放后，按照自由市场经济运作的中国大陆。在自由市场、造不如买、重复引进淘汰技术下沉沦。时至今日，真正从事自主研发的企业依旧在外商和买办的夹缝中艰难求存。
在日本和韩国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具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举国体制方略，把自己的半导体产业发展起来的同时，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却盲从自由市场经济，盲目对外开放，把自己的半导体产业败的几乎一干二净，直到96年台海危机和99年大使馆被炸后才有所警醒。这恐怕是东亚半导体产业发展史上最大的黑色幽默吧。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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