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中华的自信之基：《何以中国》以万缕深情，写中国底气

“我们的中国的形成，有波澜壮阔，铁马金戈，也有婉转温柔，脉脉亲情。何以中国制作团队，特别想传达的，就是这种感动。希望观众能如闻韶乐，如沐春风，感受我们的文明和我们的国家创生时期的灿烂。”

作者：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纪录片《何以中国》学术策划人、联合总撰稿人）

参加《何以中国》的拍摄很偶然。2021年4月，《何以中国》在北京举办项目发布和专家研讨会，我受邀参加，简单提了一些想法，总导演干超很感兴趣。随后，我就发了几篇以前发表的文章给他，供导演组参考。没想到，5月的时候，干超突然打来电话，希望我能参加脚本的撰写，去上海开个座谈会详谈。从2004年开始，我一直参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的研究，深知学者有义务让公众了解我们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感受到摄制组认真诚恳的态度和拍出精品的“野心”，就答应下来。

一万多年前，现代人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但只有少部分人群，独立开始驯化野生作物，完成农业革命，开启文明进程。距今五千多年，其中更少的人群完成伟大文明的创立。把自己的文明与协和万邦的政治理想和大一统的治理体系完美结合，构建多元一体的文明型国家，绵延五千多年，仍生机勃勃，如同少年，只有中国。这部纪录片，就是要尝试依据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解读为什么能够形成这样的中国。

其实，此前秦岭老师的学术团队已经收集了大量素材，也有了初步想法。我的任务是构建脉络清晰的叙事框架。原来的设想是完全倒叙，从秦汉追溯到万年之前。最后大家发现，第一集用秦汉开场，以大一统的气势，点出主题，发出“何以中国”之问，确实效果不错；但随后的叙事，还是从人类演化和农业起源开始、顺序展开为好，以为大一统奠定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的春秋战国为最后一集，呼应第一集。

已故的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共识的中国”“理想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这其实就是我们讲述“何以中国”故事的最好框架。这个框架在第一集的末尾，就点出来了：“让我们跟随考古学家的脚步，作万年的时光旅程，看我们的文明在摇篮里的孩提模样，被她稚嫩的笑容打动；看她在辽阔的山川大地上蓬勃成长，在5000多年的时候如何形成一个可以称作中国的共同体，长成真正的文明，为她自豪；看她经历龙山时代500年的激荡整合，孕育出将共同体凝聚为政体的宏大理想，为夏商王朝的诞生而鼓舞。看她究天人之际，完成由尊帝到尚德的转变，为周人以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完成文明和政体的整合而赞叹”。

秦汉的盛大一统，其实并非因为我们的文明从最初开始，就有一位如同传说中的黄帝一样的“生而神灵”的引领者。这独具特色的“一统”，反倒是来自“多元”。文化的多元，很重要的原因是孕育我们的中国的地理摇篮辽阔而多元。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的摇篮，在古埃及为尼罗河，在近东为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在印度为印度河，范围不过数十万平方千米。中国的摇篮，仅算孕育早期文明的核心地区，也有近300万平方千米。对内而言，既以江河为经络，山脉为骨骼，浑然而为一体；又有千差万别的地理单元。大江南北、大河上下、高山盆地、平原丘陵，同分四季，但风花雪月，各不相同。对外而言，既呈独立之势，又东南面向海洋、西北通达草原。气候和地理养成风土、也培育人情。多元的环境，自然养育多元的人群、多元的文化。自成一体的山川格局，又促成多元人群之互动、多元文化之融合，以及中西文明之交流。

中国人的祖先，钟此天地之灵秀，得物华天宝，汇多元为一体，以成文明，以成中国。《摇篮》《星斗》《古国》和《择中》这四集，讲的就是多元汇聚为一体的过程。距今10000多年的新旧石器过渡阶段，是农业革命出现的关键时期，中国已经形成南方种稻和北方种粟黍的差异。此后至距今约7000年，各地逐渐形成多元文化传统。距今6000至5000年期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灿烂时期。各地普遍发生跨越式社会发展，形成众多“古国”政体，如满天星斗，多元特色尤其凸显。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社会和安徽凌家滩社会均大量使用具有特殊内涵的玉器，宗教气息浓郁，但红山社会有以牛河梁遗址群为代表的与世俗隔绝的仪式活动中心。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高等级墓葬随葬品奢华，但以表达世俗身份、威望、地位和财富的精美陶器等为主。仰韶文化进入庙底沟时期，出现超大型大型聚落和公共建筑，但随葬品很少。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各地区在社会普遍发展的同时，相互交流也日趋密切。新涌现的社会上层们为了获取远方珍稀物品和神圣知识、宣示自己超越本地民众的特殊能力，努力开展远距离交流，形成链接各主要文化区的远距离交流网。交流内容主要是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精粹。这样的交流使各地区成为共享文化精粹的、可以被称作“最初的中国”的文明共同体。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由此形成，“共识的中国”已经出现。

距今5000年左右，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蓬勃发展，成为“最初的中国”内第一个“熔合”式发展的灿烂成果。距今4300年前后，良渚文化衰落，但对后续500年间“龙山时代”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各地仍保持多元发展之势。江汉地区后石家河文化和陕北石峁文化，均继承了以宗教权力为核心的发道路。海岱地区和河南东部龙山文化则以世俗权力为主，形成以中等规模城址为核心的“万邦林立”的政治格局。

在与古史记载中帝尧的活动区域吻合的晋南地区，陶寺文化出现内有宫城的大规模城址、大型宫殿基址、天文观测设施、高等级墓葬和朱书文字等，标志着早期国家政体的出现。尤为引入注目的是，陶寺遗址表现出融合四方的特征。典型陶器具有山东、河南、江汉、西北和关中地区龙山时代文化因素。陶寺“王”级墓葬中，着意展示来自不同地区的仪式用品——很明显，融合四方礼仪已经成为陶寺社会上层着意展现的能力，表明陶寺的王者胸怀四方，并刻意彰显自己在四方中的核心地位，已经心怀推进各地区一体化的“理想的中国”的政治蓝图。距今3800年左右，各地多元文化因素在环嵩山地带风云际会。激荡的时势，造就出融汇各地宗教、政治、经济和军事成果的英雄人物，施展陶寺王者即已形成的政治宏图，完成了我们的文明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构建。二里头遗址很可能是夏王朝晚期都城。二里头文化以最强大的文化中心的地位，在一个甚至超出《禹贡》九州的地理范围内施展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获取资源、推广礼仪。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由此进入核心引领的新阶段。

中国文明在商代达到新的发展高度，“中国”之构建也进入新阶段。“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教和军事权力、宗族制度是商维系核心地区稳定和推动“中国”文化共同体迈向统一政体的最重要手段。商的都邑、近畿、外围和周边青铜文化一起构成了大的文化圈，商的核心文化在此文化圈中具有比二里头时期核心文化更强的影响力，激发出三星堆等区域青铜文明的发展，由此强化了各地区的一体性。商的青铜礼乐制度和在核心区域施行的初步分封制，为周人的王朝构建提供了范本。

西周单列一集，是突出其开创性，是第一次以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分封制，将广大区域纳入一个政治体制之下，把“理想的中国”落实为“现实的中国”。这一集名为《家国》，是因为宗法制是周人统治和构成其国家的基础，家国一体。国是大家，这是中国式政治智慧。

周人总的政治方略是族群之融合，外封的诸侯都承担着以周文化融合当地族群的使命，这种融合是与当地传统相适应的，不是一味以周文化同化。外封诸侯的同时，一些东方族群也被迁入周原，既加强控制，也促进融合。周人树立并宣扬“华夏”这一文明体的概念。具体方法是建立礼乐制度，采纳者或被授予使用权者则为文明之华夏成员，这是第一次在“中国”这一文化共同体内明确推广一种核心文化。提出了“宅兹中国（洛阳盆地），自之薛民”的概念。以独特的方式为“中国”这个文化共同体确立了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的核心，增强了整个共同体的向心力。中国由此成为此文化共同体的名称。提出了以“德”为核心的天命观。统治者是否能得天命，得天之庇佑，也就是统治权是否合理法，不再依靠其祖先与天的特殊关系，不再依靠独占通天之技术和资源，而在于统治者的“德”，重视民之福祉是德的核心因素。

周人建立的广域国家大概可以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广域国家，可以与之匹敌的古波斯帝国的建立是几百年以后的事情了，而且转瞬即逝。周人维护国家的政治方略是独具中国智慧的方略，在世界文明中独树一帜，奠定了“中国”绵延不绝的基础。难怪商人的后代孔子云：“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阳，我们的中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经春秋而入战国，被孔子称作“礼崩乐坏”，却孕育着真正的大一统新局面。第八集以《天下》为名，是因为西周虽然倾覆，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一体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华夏”郁郁之文为四方所倾慕。“天下”是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政治论述共用的政治地理概念。各家虽政治倾向不同，“天下”“定于一”实为其共同的政治追求，各国也纷纷以华夏成员自诩。各国的经济发展、族群融合和疆域开拓，实际为秦汉的盛大统一做好了充分准备，分裂是更高层次统一的前奏，分久必合是“中国”形成和发展历程的必然趋势。

如此宏大的叙事，怎样展开？导演组的意见是，每集设计若干故事情节，串联起叙事主题。我对此深表认同。作为一个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人，我经常被问起：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有何不同寻常的体验？一定是重大发现的惊喜吧？其实，我更多体验到的，是感动。感动我的可以是巍峨的石城，精美的玉器，也可以是一对夫妻的墓葬，陶器上留下的一枚指纹。我们的中国的形成，有波澜壮阔，铁马金戈，也有婉转温柔，脉脉亲情。何以中国制作团队，特别想传达的，就是这种感动。希望观众能如闻韶乐，如沐春风，感受我们的文明和我们的国家创生时期的灿烂。因此，我有了第二个任务，就是为各集写若干故事。所以，就有了摇篮时期的少年，星斗时期的青年，有了武丁和妇好的温情，有了殉葬驭手的果决。宏大叙事和动人情节的结合，成为本片的一个重要特点。必须要说明的是，从最初的脚本到最后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作品，是很多人辛勤付出的结晶。秦岭老师、各研究机构的考古学家们和导演组都参与其中，最后，更有周繁文老师的精彩定稿。

把文字落实为精致而严谨的影像，更是导演组和一线考古学家们执着不懈、坚守初心的成果。看到凌家滩大墓数百件随葬品被按照原位重新摆放、看到焦家遗址和岗上遗址大墓陶器的集体陈列，我深受感动。讲述我们的中国形成的故事，正需要怀有这样的敬仰、这样的庄重、这样的一丝不苟，这样的万缕深情。片中的精微之处，观众可能一时间未必能注意，相信考古学家会有后续解读，大家也可以反复观看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