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觅踪：1962年中印之战中共中央军委的战略运筹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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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史觅踪：1962年中印之战中共中央军委的战略运筹与应对

张岚岚

1962年，面对印度军队在中国边境地区不断的挑衅和运用蚕食政策强占中国领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印边境发起了自卫反击作战。我军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给入侵的印度军队以彻底打击，捍卫了中国的尊严。对于这一历史事件，学界的研究多是从外交层面展开的，本文拟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军委）在反蚕食斗争中为应付突发事变进行战略筹划的角度，分析1962年我军在中印边境的战备工作和战略预置（“战略预置”是为满足未来战略需求而对兵力、物资、装备和设施等预先进行的配置。参见全军军事术语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全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5页。）措施，以期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一、明确判定国家主次战略方向

中印边界全长约1700公里，（不含原中锡边境（现印度锡金邦段中印边境）300公里。）习惯上分为东、中、西三段。从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处的底宛格里为东段，长约650公里；从西藏普兰县的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至札达县的6795高地为中段，长约450公里；从札达县6795高地至新疆喀喇昆仑山口为西段，长约600公里。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前整个边界未正式划定，中国和印度两国依据行政实际管辖，在长期磨合过程中形成一条传统习惯线，后因英国殖民统治扩张和侵略中国西藏、新疆，特别是印度尼赫鲁当局派出军队对西藏、新疆进行蚕食，致使中印边界许多地段出现争议。周恩来曾说过：从1950年到1958年，“印度已经为挑起日后的边界纠纷和边境冲突播下了种子”。［1］1959年，在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的武装叛乱被迅速平息后，印度当局一些人对中国西藏少数人的民族分裂活动采取或明或暗的支持态度，甚至借机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要中国将中印边界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中段印军非法占领区、西段中方实际控制的阿克赛钦和班公湖地区3.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印度。（上述争议地区属于中国领土。确证参见1962年11月15日周恩来《就中印边界问题给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43?~?464页））遭到中国拒绝后，印度方面一再挑起事端，制造边界冲突，变本加厉地实行所谓“前进政策”（所谓“前进政策”，是指印度尼赫鲁政府改变印度与邻国的边界状况以实现其领土要求和安全利益的军事蚕食与军事挑衅政策，是对英印政府始于19世纪向北扩张的边境政策的继承和发展。这一政策的目标是，印军尽可能多地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建立哨所，以此来逐步改变军事力量对比，并且在中国哨所之间建立印度哨所和巡逻队，遏制中国的补给线，在达到足够优势后赶走中国军队。参见胡哲峰：《毛泽东与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百年潮》1999年第3期。），继续蚕食中方领土，致使中印边境形势骤然紧张。

当时，中央军委明确判定东南沿海地区是国家的主要战略方向，但切不可放松中印边境方向，［2］区分了处于第一位的紧急应战的战备工作和处于第二位的应付可能发生战事的战略预置。

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国外交部关于1959年4月26日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谈话的答复稿》时亲笔加写了一大段话：“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3］当时中央军委的判断是：中国的主要战略方向和对敌斗争重点在东南沿海地区，主要对手是以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中央军委判断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当年夏秋蒋介石可能发动二三十万人的登陆进攻）；总的方向在东面，某一时期也表现在西边，即中印边境。中印边境是牵制方向，不是主要方向，但斗争形势紧张，武装冲突很难避免。

1962年，原54军军长丁盛（左）、副军长韦统泰（右）、政治部主任蓝亦农（中）在中印边境瓦弄前线。

二、统筹主要方向应战准备和次要方向战略预置

中央军委做出东西两面统筹兼顾的国防部署。1962年，中央军委判断在东南方向将有一场反国民党军20万~30万人规模的登陆作战；在西线同印军的边境冲突，至多为2个多旅的规模，且存在可控性。是年8月，在中央军委下发各军区、军兵种党委的《军委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位的军事工作是采取紧急措施，准备粉碎美蒋帮对我东南沿海的可能进犯；第二位的是在中印边境西段，同印度的蚕食政策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央军委以东南方向为重点，制定了周详的作战方针和战备举措。1962年5月，中央军委对国家整体安全形势进行权衡后做出指示：主要注意力要放在东边，西边紧张时，切不可对东边有所疏忽；对东面要做好准备，要注意内紧外松。1962年5月31日，中央军委召集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军区首长召开专门军事会议。6月9~12日，总参谋部（以下简称总参）召集沈阳、北京、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武汉7大军区和总部各部、各军兵种首长参加作战会议，拟制了《为粉碎蒋军可能窜犯东南沿海地区的作战方案》。战备工作主要包括，把战备师扩编为××（为保密起见，军内文件对一些敏感数字用“××”表示，如“××”表示10~99，“×××”表示100~999。）个，使之齐装满员，保持全训，保持一定数量的战备值班部队；采取以小代大、以旧代新、抓紧修理，抽调一部分二线部队的装备，调拨某些装备库存，向国家提出安排急需的装备物资生产要求等措施，为一线部队提供武器、弹药和装备保障；加紧几个预定重要战略地区的战场建设等。

中央军委视中印边境地区为次要方向，一面把努力争取和平稳定作为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根本方针，一面指导西面对印的战略预置。中央军委的构想是，中印边境斗争必须有长期经营、长期建设的思想。西线没有大战的话，小战都由新疆军区和西藏军区负责，边防建设要长期经营。10年、20年内发生战争都应由新疆、西藏应付。1960年12月初，中央军委做出“加强南疆、阿里边防”的指示，在西南方向的边防哨卡适当增加兵力，加紧修建工事，保持通信联络畅通，并且根据需要在我边境后侧适度增加必要据点。1962年3月4日，中央军委三总部就“加强中印边境边防建设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致电新疆军区和西藏军区，详尽提出关于运输车辆、工事、通信联络、编制和干部配备、机动部队、生产生活、翻译等战备保障问题。5月下旬，杨成武副总参谋长向新疆和西藏军区提出“六月底以前准备好的标准”，包括调整部队、新建据点、修筑工事，搞好物资供应（第一线部队储备3个月，第二线部队储备2个月），搞好通讯联络及作战预案等。5月31日，中央军委指示新疆军区做好战事准备，尤其是阿里方向要储备半年的粮食。新疆军区落实上述指示，建立了后勤保障机构，向阿里运送物资××××吨，首先运送了×××万斤粮食；各哨卡备足半年物资，机动作战部队备足×个月的物资。截至1962年8月，我军在边境西段一线已设哨卡39个，第一线兵力共2700余人，第二线兵力共××××人；以新疆步兵第4师师部为基础，组成康西瓦前线指挥部；各哨卡配备2部电台，主哨卡可同北京直接联络。一般哨卡均储备4个月以上物资，需原地度过冬天的哨卡储备9个月以上物资。西藏军区同时在错那、隆子和察隅等地囤积各种物资445吨；在山南方向储备可供一个师40天的主副食，两个基数的弹药和柴、草、马料、酥油、糌粑及修路材料、工具等，准备了运送和保障一个师作战的汽车、民工、民畜，开通了“错那宗经过棒山口，一直通到达旺的公路” ［1］（p.473）。

中央军委做出以上统筹主次方向的国防部署，有效化解了1962年两个战略方向的高危事态。1963年3月，罗瑞卿总参谋长曾做小结：“去年我们军队经过了两个考验，一个是东南沿海地区紧急备战，一个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 ［4］

1962年，原54军130师师长董占林（中）、副政委刘润泉（右2）在中印边境瓦弄前线。

三、取得边境危机控制的斗争经验

中央军委在指导中印边境斗争实践中积累了边境危机控制的斗争经验。首先，中央军委对边境冲突可能发生的规模、样式及应对策略做出了全面分析和预判。1962年5月，中央军委曾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中印边境作战预案（该案涉及中印边境西段部分与新疆军区拟定的预案基本一致），判定西段印军对我可能采取的4种军事行动以及我方对策，包括：敌我之间的蚕食与反蚕食、巡逻与反巡逻斗争；敌人以1~2个营的兵力对我发起小规模袭击及我方对策；敌人以1个旅左右的兵力对我某些重要据点发起突然袭击及我方对策；敌人以2个旅以上兵力对我发起攻击及我方对策。考虑到印军在边境西段地区的交通补给困难，且地幅狭窄等限制，当时中央军委判断，西段印军对我发起第四种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大。但如若发生上述第二、第三、第四种情况，敌可能对我首先实施空中攻击，进行轰炸甚至使用空降部队。鉴此，中央军委指示有关军区做好相应和充分的准备。可见，中央军委在筹划危机控制斗争策略的同时，已考虑到应对未来可能“大打”（2个旅的规模）的战略筹划和战略预置。

中央军委在指导中印边界反蚕食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方针，这20字总方针是指导边境危机控制的原则，是一线部队处置不同情况的一般准则。

为了避免中印边界发生武器对射事件，1959年11月，毛泽东提出建立隔离带的设想。11月7日，周恩来致函尼赫鲁，建议两国部队从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5］但遭到拒绝。1962年2月，中央军委判断，当前印军正准备采取军事行动，小打的可能性很大，因此指示前方部队坚决“贯彻本侧30公里以内无军委、总参命令不开枪”、“打不打，什么时候开枪，权力在北京”、“要准备打一仗，将其全部歼灭在我国境内纵深”三项原则。为防止印军继续将据点向我境内推进、蚕食我领土，5月上旬，中央军委接连两次做出指示，要求向边防军在西段边境增设一些哨卡，并将部分哨卡向前推进，恢复在从空喀山口至喀喇昆仑山口地段的边境巡逻；要求边防军严格遵循“自卫立场”，当发现印军侵入我境内时，应根据事态发展采取以下“三步”措施：第一步，向空鸣枪，对其喊话，阻其进逼；第二步，如印军继续进攻，可开枪将其击退，不得出击；第三步，如印军突袭我哨卡，我应力争将其活捉。即在任何情况下，我不主动出击，当印军后撤时也不追击。对侵入我上空进行侦察的印机或不明国籍飞机，一般情况下不予置理；当其向我扫射或轰炸时，我可组织有效火器进行还击，力求将其击落；我游动监视部队避免与印军接触，我巡逻部队与边界保持一定距离，不准越境。

7月上中旬，中央军委接连指示新疆军区：对印军可能入侵蚕食的要道、要点加以控制，逐步向前推进，必要时采取围、逼等方式拔除印军在我境内新设据点；对印军造成进逼态势，但不能主动开枪，只准当印军向我发动进攻时实行自卫；如印军不向我进攻，则采取他包围我、我包围他，他切断我，我切断他，他要对峙，我就和他对峙的办法。

7月14日，中央军委派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专程赶到新疆，向新疆军区和西线边防部队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印边界西段开展反蚕食斗争的指示，毛泽东的意见是：“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一要进一步揭露尼赫鲁的真面目；二是要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有些国家想利用我们国内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紧接着，毛泽东又补充了八个字：‘武装共处，犬牙交错。’在毛泽东上述意见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概括出了‘二十字方针’，即‘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反蚕食斗争的总方针。” ［6］所谓“决不退让”，就是：第一，敌人进攻，坚决自卫；第二，他包围我，我包围他；第三，他切断我，我切断他；第四，他要对峙，我也和他对峙，并准备长期对峙。所谓“避免流血”，就是：第一，不先开枪（不仅不打第一枪，而且要防止走火，也不对空鸣枪）；第二，保有距离（一般保持300公尺，但这并不是说，他进逼，我就向后让300公尺）；第三，留有余地（注意给他留有退却的余地）；第四，网开一面（包而不死，包的太死了，他就不敢走，可能发生问题。但不能向我们这边开路）。7月20日，总参下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确定的当前中印边境反蚕食斗争的20字方针（原为“敌进我进，犬牙交错，武装共处，决不开枪”16字方针），并对怎样做到“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规定了八句话，即你不打，我不打；你逼近，我逼近；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切断我，我切断你；不先打第一枪；保持距离；留有余地；网开一面。［7］边防部队遵循上述方针，采取以进对进、顶逼围拔的策略；顶逼但不主动惹事，不开第一枪；围是三面包围，网开一面；拔，一要看形势，二是准备好，三要有命令；并在斗争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具体的战备制度。

1962年，原54军130师参谋长长赵福顺（左）在中印边境瓦弄前线，奉命将缴获的武器装备交还印方。

四、抓住危机转向实战的间隙加紧临战准备

中央军委直到1962年10月17日才正式定下反击印军的决心，准备实战。10月17日，毛泽东主持召集会议，决定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当天，中央军委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6］（p.1261）从1959年中印边境危机发生到1962年10月17日决定对印军实施反击，中央军委乘借这为期三年的危机管控期，指导新疆、西藏军区做好应对西部边境作战的战略预置。毛泽东曾说：印度“整了我们三年”，“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6］（p.1262）然而，正是这三四个年头的充分准备，奠定了此战的制胜之基。

中央军委对中印边境危机演变为实战的精确把握，有其明显征兆。自1962年6月起，印军越过“麦克马洪线”、侵入线北的扯冬地区、打死打伤47名中国边防人员，引发了中央军委的高度警觉，认为边界冲突有“一触即发的严重局面” ［1］（p.454）。7月22日，总参电示新疆、西藏军区：对局部性武装冲突，我们的方针是使这个冲突局部化……这种局部性的冲突，别的地方还可能出现，发生这种武装冲突，就采取上述方针，争取就地停下来，不扩大化。8月，印军在边境西段侵占中国领土3000余平方公里，在中国境内设据点25个；在第一线印军兵力有1个旅、1个警察营，约4000人，第二线有1个旅，尚未发现大规模进攻或袭拢的迹象。同月，中央军委指示新疆军区，在边境斗争中严格遵循“坚决自卫”，“坚持不打第一枪，后发制人”原则。9月8日，西藏军区以1个步兵连进入克节朗地区实施武装侦察，在印军据点对面建立哨所，印度官方立即以此为借口进行战争动员，当天下达“必要时可以开火”的命令，同时调步兵第7旅紧急越过“麦克马洪线”，进驻克节朗地区。10月5日，印度国防部宣布在“东方军区”成立一个新军团（第4军）。10月5日，总参《关于中印边界情况的报告》判断：“在今后几天内，印军可能要发起攻势，预料这将是中印边界三年冲突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战斗”。［8］10月6日，印度政府第三次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建议，“堵塞了讨论边界问题的谈判之门”。［1］（p.456）据总参作战部侦获：截至10月中上旬，印军在中印边境西段部署1个旅部、6个步兵营、1个机枪营及若干配属分队，兵力约5600人，其中约1300人侵入中方境内，分驻在43个据点上，侵占我领土约4000平方公里；在边境东段部署1个军部、1个师部、3个旅部、15个步兵营，集结兵力约1.6万人。［9］毛泽东分析了印度的这一反应，判断印度当局已决心与我国在边界开战（原因有两个：一是尼赫鲁认为我们不敢打他；二是尼赫鲁想转移国内矛盾、争取外援、打击我国威望），提出准备给尼赫鲁一个打击作为教训，考虑到西线战场容量较小，自然条件恶劣，双方兵力展不开，因此确定主战场在东段，可展开几个师，能大量歼

敌。［10］值此，中央军委定下自卫反击的决心，并指示总参作战部“在严密注视东南沿海当面情况的同时，把重点转到中印边境方面来”。接到指示后，总参作战部专门成立了一个由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边防处处长成学俞及有关参谋人员组成的工作班子，实行昼夜值班，通盘掌管中印边境的战备工作。［2］（p.508）10月6日，总参作战部向西藏、新疆军区前线指挥部传达中央军委指示：印有在东线大搞一下的企图……根据此情况中央和毛主席指示：“假如印军向我进攻要狠狠地打他一下，除东线西藏作准备外，西线也要配合。如他进攻，不仅要打退，还要打狠打痛”，［11］西段也要作准备配合。同时要求西藏、新疆军区抓紧拟制、上报作战方案，提出作战需要解决的问题。［2］（p.510）10月8日，中央军委指示前线部队“要准备打”，并向驻四川的第54军下达动员命令，调1个师入藏参战，同时命令参加过青藏地区平叛的第21军、第54军做好临战准备，作为对印军作战的预备队。至此，中央军委预见战事不可避免，真正转入实战准备。

在之后的十数天内，印度政府一面加紧战备，一面点燃了战火，印证了中央军委的判断。10月1日，印度国防部部长梅农根据尼赫鲁的授权主持制定了《里窝那作战计划》，该计划将中印边境东、西段分别拟为主、次要攻击方向，限定印军于10月10日完成一切作战准备；［12］10月10日，印军第7旅以100余人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试探性攻击，再次制造流血事件；10月14日，梅农声明，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10月16日，尼赫鲁主持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加紧作战部署；10月17、18两日，印军在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对中方发起猛烈炮击；［2］（p.509）10月18日，印度官方宣称，已经把中国人“赶回两英里”。［1］（pp.456~457）

10月中旬，赫鲁晓夫告诉中国大使：关于印度准备向中国发动进攻的问题，苏联得到的情报是与中国一致的。［13］此时，美苏两国正忙于应对“古巴导弹危机”；中国对国际社会的争取工作业已取得成效，国际形势对中国有利；中印边境即将大雪封山，再拖延极为不利。10月8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开会，讨论研究中印边境冲突问题。同日，总参发出歼灭侵入克节朗的印军的预先号令。［14］10月17日下午1点半，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开会，讨论对印度军队的进攻进行自卫反击问题。晚11点，毛泽东签发了中央军委关于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中央军委决定：“西藏军区部队首先粉碎印军对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克节朗地区的进攻，并准备连续作战，歼灭可能来援之印军。新疆边防部队，首先粉碎印军的进攻，然后歼灭侵入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之印军，并视情况扩大战果。”反击战役于原定于10月19日拂晓全线同时开始，但随后中央军委接受西藏军区的建议，将反击战役开始的时间改为20日拂晓。［14］（p.165）20日清晨，印军向中国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1］（p.461）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斗打响。这充分证明，中央军委挈准了边境危机演变成战争的具体时间。

1962年6月，印军在扯冬地区制造严重挑衅事端，并连续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武装进攻，［1］（p.454）已经引发中央军委高度警觉，自此加紧做实全面反击印军的准备。为应对可能发生的较大冲突（2个营或1个旅或更多一点的兵力规模），其实在5月底时，中央军委就向边防部队传达战备指示，要求边防军抢修加固工事，增加物资储备，加强对空作战的兵种器材配备和战场建设，要求西藏军区应迅速制定小打、中打、大打的具体方案并上报中央军委。6月9日，为加强对中印边界中、西段的统一领导，新疆军区以及南疆军区、四师派出干部组成康西瓦前线指挥部，由54军副军长何家产担任指挥部司令员，负责中印边境西段防务，统管边防部队步2团、4团、6团、7团、阿里支队、叶城基地、野战医院外、陆军4师、骑兵3团以及从内地调来配属执行任务的工兵109团、124团、273医院、汽车36团（2个营）及兰州军区空军和田指挥部（含山上雷达团）等。8月2日，根据总参指示，康西瓦前线指挥部与南疆军区分编为军一级指挥机构，由新疆军区直接领导。截至10月12日24时，中印边境西段边防军总兵力达到6300人。6月11日，西藏军队以原第52师的2个团和第53师的1个团为基础组成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代号藏字419部队），总兵力约8000人，为反侵略战争做准备。9月下旬，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及3个步兵团从各自驻地拉萨、林芝、曲水等地开往克杰朗河前线。10月14日，西藏军区在错那县麻麻成立新的“西藏军区前指”，由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任前指司令员。为加强东线边防力量，中央军委又将第130师由四川雅安调至西藏隆子、泽当、曲水地区集结待命，同时命令驻南充地区第134师待命入藏。

1962年5月30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中印边境军事斗争的具体安排》指示，要求边防军制定好各种作战方案，并进行演练。西藏、新疆军区部队及其他参战部队，根据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指挥好、协同好、攻必克、守必固的要求，掀起了群众性练兵热潮。6月5日，西藏军区颁布《部队战备训练计划》，所有战备部队迅速展开群众性练兵。各部队在训练中，本着“用得着的就训，用不着的不训，急用的先训，不急用的后训，重点课目先训，一般课目后训”的原则，进行了带战术背景的山林地攻防战斗组织指挥、近迫作战、火力组织、打反冲击、射击和投弹、对地堡和障碍物爆破以及适应性训练，提高了官兵的战、技术水平和干部组织指挥能力，培养了大批爆破手。藏字419部队和第153团还以当面敌情为背景，选择类似地形，仿照印军工事、兵力和火力配置，组织实施了“步兵连（营）攻坚战斗”实兵实弹战术演练。团以上干部和机关干部普遍进行了本级指挥和专业训练。新疆军区部队根据高山缺氧、气候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着重进行了适应性锻炼及实兵实弹打靶和战场救护、防冻伤等训练。参战部队广泛发扬军事民主，结合敌情、地形，通过现地勘察和沙盘作业推演作战预案，对如何克服障碍、攻击各种工事都从最困难情况出发，做好打硬仗、打恶仗准备。通过临战训练和适应性锻炼，提高了部队机动能力和战、技术水平以及各级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

从战略方向和国防部署的主次定位、双方动用兵力、作战进程、作战规模与地域来看，1962年10月20日至11月21日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属次要方向中等规模的局部战争，“实质是一场回击国际反动势力联合反华的政治斗争”。［2］（p.520）中央军委在运筹危机控制的实践中，把战略预置和实战准备有机结合起来，在边境危机失控后仍牢牢掌控了战略主动，丰富了我军战略预置思想，包括：对国家主次战略方向做出明确判定，统筹主要方向应战准备和次要方向战略预置，取得边境危机控制的斗争经验，抓住边境危机转向实战的间隙加紧临战准备等。

我边防部队抓获的印军俘虏。

［参 引 文 献］

［1］《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48页。

［2］《王尚荣将军》，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506页。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76~377页。

［4］《罗瑞卿军事文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658页。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页。

［6］《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4~1225页。

［7］胡哲峰：《毛泽东与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百年潮》1999年第3期。

［8］《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4页。

［9］《王尚荣将军》，第507页；雷英夫口述、陈先义执笔：《在最高统帅部当参谋——雷英夫将军回忆录》，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

［10］徐焰：《中国对印反击战规模不大且属边界冲突性质（二）》，《防务观察家》2009年第12期。

［11］《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1954年1月~1966年5月）》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4页。

［12］李云龙：《战后之战——冷战时期的战争》中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91页；香港文汇出版社编：《中共六次卫国战争》，香港文汇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13］人民日报编辑部：《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人民日报》1963年11月2日。

［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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