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边界：华侨在中国抗战、太平洋战争中的行动和意义

李盈慧铁军文化 2022-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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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边界：华侨在中国抗战、太平洋战争中的行动和意义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海外华侨华人积极参与。他们跨越侨乡、国家与民族三个边界，投身于中国抗战及太平洋战争中的同盟国联合作战。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联系所在国家与地区不同民族的人民共同行动，不但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也为全世界的联合抗日做出了贡献。这段经历对于华侨本身也深具意义，为日后全世界华侨的团结以及他们与祖国人民、与侨居地人民增进感情和交流打下了基础。

原文标题：【跨越边界：华侨在中国抗战、太平洋战争中的行动和意义】

作者简介：李盈慧，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原文出处：《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3期。

跨越边界：

华侨在中国抗战、太平洋战争中的行动和意义

李盈慧

　1937年中国开始全面对日抗战，全国人民奋起参战，全世界华侨也积极加入这场战争中。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回顾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除了国内人民的团结奋斗牺牲之外，海外华侨华人援助中国、投身抗日的行列也是中国制胜的因素之一。

　　海外华侨华人对于中国抗战的贡献，一般史家认为主要在于捐款援助抗日，据目前较为普遍的说法是，抗战初期华侨捐款几占全部抗战军费的三分之一。①华侨华人除了捐款抗日之外，还购买各种救国公债、国防公债等，也有不少人投身军旅参与作战，尤其是在空军中服役表现优异，另有协助医疗救援，在侨居地进行反日活动等等不一而足。②

　　海外华侨华人不仅援助中国抗战，并且也参与了太平洋战争中的同盟国联合作战，这些行动不仅对于中国史、世界史具有意义，并且在海外华侨华人群体中也烙下印记。他们的援助作战，同时跨越了多个边界，本文即从侨乡的边界、国家的边界、民族的边界三个方面说明这场战争对于中国、世界、华侨华人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关于华侨华人与中国抗战的关系之史料，可谓汗牛充栋，研究成果也不在少数。史料的发掘一直在进行中，尤其是口述访问的史料持续增加，学者普遍认为随着时间的推进，口述访问有其急迫性。至于华侨华人支持中国抗战的史事，研究成果非常丰富，重要的学者包括任贵祥、黄小坚、曾瑞炎、黄慰慈、许肖生、李盈慧。③除了以上学者的专著之外，也有一些书籍的某些篇章涉及华侨支持中国抗战的历史，至于单篇的论文则不可胜数。

　　本文是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而论，不拟强调个别的史事，而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华侨华人与中国抗战的关系，扩而至于华侨华人参与全世界的抗日行动。本文主要的焦点是华侨华人的抗日行动如何跨越各种地域、国家、人群的边界，从而成就了这场华人的抗日战争。

一、跨越侨乡的边界：各方言群华侨大团结

　　19世纪以来，中国人大批移民海外，他们出国的原因以经济因素最为重要。④贫困的人为了生存而出洋谋生，经济情况较好的人也为了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而移居国外。他们既以寻求个人和家人更好的物质状况而出国，故而出国后，首要目的是汇钱回家乡给亲人作为生活费，同时持续关心家乡亲人的生活和安危，因而海外华侨华人对于家乡的感情最为真挚热切。

　　出洋的华侨，孤身在外，遇到各种困难时，所能依赖的是同乡、同宗族人的扶持和援助，于是同乡会、宗亲会的组织成为他们最热衷参与的团体。尤其当时中国各省各地的方言殊异，不同方言的人彼此不能沟通，除非学会其他的方言，否则多数华侨都只能与相同方言的人往来，这就造成方言群体的隔阂。各方言群多半出自同一侨乡(客家人是唯一的例外，只是方言相同，并非同一家乡)，各方言群体往往组成同乡会馆来凝聚同乡人的感情和家乡联系，也因此而使掌握同乡会领导权的华侨领袖拥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⑤

　　再者，同一方言群的华侨每每掌握侨居地的某种行业⑥，使其他方言群的华侨很难插手或取代，于是更加形成此疆彼界，不但加深方言群或同乡的隔阂，甚且有时发生斗殴事件而使得两种方言群的华侨形同寇仇。⑦而美国华侨更有洪门等秘密会社的堂斗。⑧

　　华侨的方言群隔阂，在清末维新派和革命派前来宣传，加以清末民初中国的新式教育引进侨居地之后，有所改善，国家观念加强，家乡观念有所淡化。⑨而在抗战爆发后，为了抗日，全世界各地华侨都纷纷组成抗日救亡团体，表现了团结的精神。

　　早在抗战爆发前，新加坡华侨已组织了团结各个方言群、援助中国的团体。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山东，杀害中国交涉人员，是为“五三济南惨案”。⑩

　　事件发生后，新加坡的侨商领袖陈嘉庚和其友人以怡和轩俱乐部的名义，向所有华人社团发出通知，邀请他们参加5月17日在中华总商会召开的会议。当日的会议大约有1000人代表100多个华侨社团参加。会议通过成立山东惨祸筹赈会，并选举福建籍的陈嘉庚为主席。(11)会议还另外推选出潮州籍的陈秋槎担任副主席，以及33名理事，这些理事分别来自福建、潮州、广东、海南、嘉应、大埔、三江等各方言群(12)，呈现出各省籍和方言群共同合作的气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华侨对于中国的捐助活动往往是由各省籍、各方言群的社团分别召集进行，此次新加坡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的成功，显示了新加坡各省籍、各方言群、各社团的华侨之团结合作的可能性，对抗战爆发后华侨的团结救国抗日也具有启发作用。

　　更大规模的团结合作出现在抗战爆发后，1938年10月，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以下简称“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南洋地区全部华侨的大团结、大联合。

　　10月10日，南洋各地派代表前来新加坡参加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代表大会，到会的南洋各地华侨代表共计45埠168人。会议决定名称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选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会址在新加坡。(13)

　　南洋华侨的大团结、大联合显现在以下三个特点：1.出席会议的华侨领袖来自于南洋各地，2.代表不同的救国团体，3.出自不同的方言群体。

　　具体而言，出席“南侨总会”的代表，1.从其居住地来看，包括英属香港、马来亚、缅甸、婆罗洲，荷属爪哇、苏门答腊、望加锡、婆罗洲，美属菲律宾、法属安南，及暹罗等处；2.从其所属的团体来看，分别代表各地的筹赈会、慈善会、商会等；3.从其所属方言群来看，包括闽南、广肇、海南、客家、三江、福州、潮州等。(14)虽然闽南人占大多数(15)，但是各方言群愿意和衷共济，共同参与这个盛会，并且在往后的几年间持续合作，积极为中国的对日抗战贡献心力，是一项大突破。

　　大会公布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组织大纲》，号召华侨以“担负战费1/4”为目标，发动献金购债筹赈等。(16)

　　南侨总会成立后，成为南洋华侨捐款救国的总机关，在将近4年的时间里，为统筹指挥南洋各地的筹款活动贡献良多。

　　购买战时发行的各种公债也是华侨对中国抗战的重要贡献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共发行六期救国公债，华侨购债总额占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总数的三分之一多。(17)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内战又爆发，国民党已无力处理公债偿还事宜，华侨认购的巨额公债，绝大多数等于无偿捐款。

　　美国华侨也表现了团结精神。抗战期间，美国华侨成立了将近100个抗日救亡组织，其中旧金山、纽约及芝加哥的组织规模最大。

　　1937年8月20日，96个旧金山的华侨团体联合组成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Chinese War Relief Assn.of America)，邝炳舜被选为主席，何少汉、李云煦为副主席。芝加哥华人于1937年8月20日成立美中芝城救国后援会。11月7日，纽约华人组成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18)

　　1943年9月5日，美国36个城市的侨团代表齐聚纽约，举行全美华侨抗日救国筹赈机关代表大会，通过使用“旅美(地名)华侨救国会”作为统一名称，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旧金山、圣安东尼、西雅图六处设立执行机构。(19)

　　美国华侨主要来自珠江三角洲的城镇，如四邑、三邑、香山、东莞、增城、花县等。(20)在抗战前，他们中或有三邑与四邑人的矛盾、各秘密会社的堂斗(21)，但是抗战期间，美国各地华侨纷纷捐弃前嫌，共同合作，参加支持中国的行列，使得各地可以组成规模庞大的救国团体。

　　加拿大的华侨在抗战初期由各地各自组织援助中国抗日的团体，到了抗战后期才逐渐团结起来。以温哥华为例，大约1937年末1938年初，公债推销会在温哥华成立，规定温哥华的华人成年男子至少须购买中国国币50元(约为加币16元)的中国战时公债。1939年初成立了两广难民救济会。大约同时，中华航空促进会成立了西加拿大分会，为购买飞机而筹款。1939年6月温哥华中华会馆和抗日救国会为了响应中国的精神总动员运动，在温哥华也组织了一次“精神动员”运动，为中国募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刘维炽来到加拿大之后，他致力于将多伦多的华侨抗日团体整合起来，建立一个最高机构，即“华侨抗日救国会”，其后约两年，安大略省华侨的各种抗日组织都参加了“华侨抗日救国会”。刘维炽到蒙特利尔后，也在当地组成一个统一的华侨爱国同盟。加拿大华侨在抗战时期达到比较高度的团结，甚至在反对1923年的移民法案时，加拿大华侨也没有像二次大战时期那么团结。(22)

　　欧洲各国的华侨在九一八事变后分别成立了某一国家的华侨抗日救国组织，但是没有全欧洲华侨联合组成的统一团体。这种情况到1936年才有所改变。1936年8月24日，在法国的陶行知、王海镜等联名发出《告海外同胞书》，号召全欧华侨在抗日救国共同目标下团结一致，在巴黎举行“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有时用简称“全欧华侨抗联会”或“全欧抗联”)。9月13日，经过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筹备会议以后，20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巴黎隆重召开。与会的有英、法、德、荷、瑞士等国的华侨代表及来宾共450多人。(23)大会一致议决成立“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提出五项救亡主张：“团结全国军事实力，组织抗日救国军，同时武装民众收复失地，保护祖国的主权和领土。”(24)

　　据统计，抗战期间，南洋、美洲、欧洲三大洲的华侨在全世界总共建立了3940个华侨抗日爱国团体。(25)

　　那么抗战时期，海外华侨的捐献究竟有多少？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如表1：

　根据以上财政部的统计，抗战八年，华侨捐给国民政府的全部款项达到国币13亿余元，但是这并不能显现海外华侨捐款给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整体概况，因为华侨捐款的途径是多元的，华侨汇寄捐款的对象包括各部队、红十字会、侨务委员会等。当然还有一些捐款是汇交给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的。

　　再以华侨每人平均捐款数来分析，据海外各个华侨筹赈会的统计，在1941年之前，世界各地华侨每人平均总捐款数和每人每月平均捐款数，以美国占第一位，英国第二，澳洲第三，菲律宾第四。(26)以上的每人平均捐款数的说法是否正确，有待检验，但美国和英国的薪资较高，所以当地华侨的捐款能力确实可能较好。

　　此外，全球华侨还发起其他各种抵制日本的行动，例如抵制日货运动、禁运废铁运动、马来亚的日本人工厂之华工罢工运动等。

　　总之，华侨之于抗日战争，从中国来看，华侨的经济援助具有重要贡献，而从华侨群体而言，合作抗日使得他们打破了过去方言群、省界的藩篱，促成各华侨群体在“中国”的国家号召下团结交流，淡化省籍的分野，确实具有新时代的意义。

二、跨越国家的边界：全球各地华侨援助中国

　　中国抗战爆发时，全世界的华侨在心态上仍以中国为祖国，以居住地为侨居地，期望自己富贵之后归故乡，衣锦还乡，落叶归根，对于家乡的事务时时关心，对于中国的发展经常留意。他们并没有因为身居另一国家或地区而忘了中国的事务，至于他们是否持有外国国籍并不是重点。

　　当时海外若干华侨一方面拥有中华民国国籍，另一方面则持有侨居地国籍，亦即拥有双重国籍(27)，这些华侨虽然是双重国籍，但是完全不妨害他们对中国的效忠精神。至于只保有中华民国国籍的华侨自然是更加义无反顾地参与中国的事务。

　　从国家的边界来看，华侨居住在另一个国度，受当地政府的管辖，甚至在国籍上属于当地，是当地国民之一分子。不过，在心态上，华侨仍关心中国的事务，他们在抗战期间，跨越居住国的国家边界，持续援助中国。

　　另一方面，如同上述，南洋、美洲、欧洲三大洲的华侨，超越国家的范围，以三大洲为合作团结的区域，组成同一大洲的、跨国的援助中国之团体，这也是划时代的创举。

　　上文已从捐款一事显现出华侨跨越侨乡、方言群的救国活动，此处还要举出华侨跨越国界的活动。

　　以“南侨总会”的召开为例，实具有超越国家边界的性质。1938年10月参加南侨总会代表大会的华侨代表来自并不属于同一殖民宗主国的不同地区，也不是单一的独立国家。由居住在不同国家的华侨组织起来的“南侨总会”已跨越了国家的边界，为了中国的抗战而合作。

　　再举一例，南侨总会招募的“南侨机工”，从招募到启程回中国，也都是由南洋各国的华侨及驻当地中国领事馆共同合作，才得以选送大约3200名的华侨司机和工人进入中国，为抗战的运输工作而服务。

　　“南侨机工”是南洋华侨回国担任汽车司机和修车工的通称，招募的团体并不限于南侨总会，南洋各地也有各自招募的南侨机工，为数不等，此处只讨论南侨总会所招募者。

　　南侨总会所派出的南侨机工，招募时是在南洋各地招募，而比较集中于新加坡、马来亚两处；训练时或者在原招募地或者在新加坡；回国时，经过南洋一些国家和地区，南侨机工主要由新加坡、马来亚的槟城出发，或者经由越南，或者经由缅甸，到中国服务，也有留在缅甸服务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军需用品的输入立即成为重要的课题。为了将大批军火迅速由香港转运至内地，国民政府于1937年10月1日在广州成立西南运输处(或称公司)，另于香港、河内、桂林、长沙等处设办事处，曾养甫担任处长。1938年初该处处长改由宋子良担任。(28)1939年初，滇缅公路开始通车，这条公路成了战时运输量最大且较安全的生命线。(29)

　　西南运输处面临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缺乏大批技术高超的驾驶人员和修车技术人员，而南洋各地，司机、修机等人员中华侨人数众多。(30)于是西南运输处处长宋子良致电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请求代雇司机和修车工人等回国，往滇缅路及西南等省服务。(31)陈嘉庚以南侨总会名义发出第六号和第八号通告，计划招募550人(其中司机500人)。(32)

　　南侨总会共计派出九批机工，共3192人。招募的部门，以西南运输处为主，还有后勤部、军政部、复兴公司等部门。(33)到抗战结束时，这3192名华侨机工中已有1000多人牺牲。(34)

　　南侨机工的来源地包括新加坡、马来亚南部各州、沙劳越、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巨港、马来亚北部各地(如槟城、吉隆坡、霹雳、太平、吉打、彭亨、丁加奴)、泰国南部、荷属苏门答腊(棉兰等地)。(35)可见他们主要侨居于今日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

　　他们出发时，也是由不同国家跨越边境进入中国，主要由两个地方出发。一是从新加坡经过马来亚，转越南的海防，经滇越铁路，抵达昆明，共计2654人；一是由马来亚的槟城经缅甸的仰光，乘火车抵达缅甸北部城市腊戍，再沿滇缅公路乘汽车抵达昆明，共计538人。两者合计3192人。(36)

　　在南侨机工回国的过程中，旅费、船费主要是由南侨总会支付，而办理过境及购买船票的手续，则由中华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馆委托中国旅行社代办，经越南回国者，途中由中华民国驻越南领事馆及旅行社照料。(37)经由缅甸的南侨机工，若是必须停留在缅甸过夜，则是寄宿在仰光华侨中学校。(38)由此可见，南侨机工得以安然回国，是南侨总会精心策划，各国华侨及中华民国驻各国领事馆通力合作的结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南侨机工的国籍跨越了国家的边界，在滇缅公路服务的南侨机工中就有外籍人士。当南侨总会开始招募南侨机工时，有一名印度尼西亚籍人王亚能和一名马来亚籍的人前来应募。他们两人会讲中国话，能识中国文字，自幼与华侨一起生长，对中国抗战表示同情，希望到中国服务。后来被西南运输总经理处录用了。(39)他们虽然是有印度尼西亚及马来亚国籍，但是否即是印度尼西亚人、马来人，或者只是归化为当地籍的华裔，则尚待查证。

　　南侨机工的工作地点是在中国和缅甸的边界地带，他们在中、缅两国的边界为了抗日而做出了重大贡献。据战时日本参谋本部估算，南侨机工上路后与上路前的运输量相比，两者相差10倍。(40)

　　还有利用双重国籍为中国抗战贡献力量的华侨，可以由泰国华侨的事例看出。

　　泰国是太平洋战争期间唯一与日本合作的国家，其立场当然迥异于南洋各殖民政府，如英、美、法、荷。因此，泰国华侨备受压迫，各种抗日活动都遭到制止。(41)

　　1942年1月泰国对英美宣战后，不支持泰国亲日反英美政策的泰国人发动“自由泰国运动”，进行反日。1943年中国国民党批准了华侨党员梁秉才以泰国国籍加入“自由泰国运动”。同时加派国民党人邢森洲为越、泰、缅的党务、侨务特派员。(42)这显示中国的抗战已与泰国的抗日合流，华侨一面为中国而战，一面也为侨居地而战。

　　在泰国的华侨有几个地下的抗日组织，这些组织与“自由泰国运动”都有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泰国华侨的地下抗日组织有些是隶属于国民党系统，有些则是中共派出的。1944年7月“自由泰国运动”的领袖在日本人的监视下接管了政府，此后，“自由泰国运动”人员与重庆的国民政府之关系空前加强。而地下工作方面，国民党、“自由泰国运动”、同盟国三方面的谍报人员紧密合作。(43)

　　有一些泰国华商被迫与日本人合作，但同时又暗中支持“自由泰国运动”和援助抗日的华侨组织。有一位泰国的著名客家华侨，虽然公开为日本人工作，却捐献了75000泰铢给“自由泰国运动”和国民党地下组织共同使用。(44)

　　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泰国华侨领袖陈守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迫与日本合作，成为日军操纵华侨的工具。陈氏一面与日军周旋，一面参与秘密抗日活动，盛传他可能资助国民党人所办的《中国人报》，进行抗日宣传工作。他也与“自由泰国运动”取得联系，从事秘密工作。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汉奸，却在日本投降的次日遭到暗杀。(45)陈守明被刺后，蒋介石曾特电慰唁(46)，也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并不认为陈是汉奸。陈守明的事迹代表了泰国华侨一面援助中国抗日，一面在侨居地被迫与日本人合作的两难处境。

　　从上述的例子来看，南侨机工得以回国参战，是南洋各国华侨通力合作的结果，3000多名南侨机工中也包括了不同国籍的人；而泰国华侨运用泰国国籍来参与抗日，或者华侨与泰国人合作抗日，都显现了华侨超越国家的界线，不分畛域，不论国籍，为了抗日而团结。

三、跨越民族的边界：华侨协同各民族人民抗日

　　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海外华侨不但亲身参与中国抗战，并且以各种方式鼓励侨居地的其他民族人民援助中国和进行抗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多数华侨留在侨居地，如果当地政府向日本宣战，那么华侨也起而协助当地抗日；同时国民政府也发布公告，要求华侨协同当地政府对日作战。这就促成华侨与不同民族的人民并肩作战，打击日本的侵略行动。

　　关于世界各国人民援助中国抗战的事迹，在张柱洪主编的《国际友人与抗日战争》(47)一书中已有详尽的讨论，此处则着重于探讨华侨与侨居地各国人民之共同合作以支持中国抗日的史事，以及华侨和各国人民在当地协同抗日，援助同盟国反攻的事迹。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世界各地华侨展开多次援华捐款活动，同时也鼓励侨居地的其他民族人民援助中国。例如美国华侨发起的募款活动“一碗饭运动”(Bowl of Rise)，就有美国人参加。

　　“一碗饭运动”是由美国知名人士主持的“筹赈中国难民总会”所发起，美国华侨积极参与的活动，即每人每天节食一碗饭，将所省餐费捐献给中国抗日。1938年6月初次集会时，游行和围观者达20多万人。该运动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至7月17日，全美有2000多个大中小城市举行过这项活动。旧金山的唐人街曾举办三次“一碗饭运动”，分别筹得5万、8万、10万多美元。(48)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运动的参加者不限于华侨，也有不少美国人愿意为了中国的抗战而与华侨一起游行募款。

　　更为特别的是，在美国的韩国侨民也曾为中国的抗战而捐款。韩国革命党的独立运动，因与中国人的抗日目标相同，曾在旧金山和纽约的唐人街展开活动。1935年1月16日，洛杉矶中华会馆开会欢迎韩国独立人士李承晚博士，李氏发表演讲并报告创办《远东杂志》月刊的经过，请求援助经费及介绍订阅，中华会馆即组织委员会，协助劝捐。中国抗战爆发后，全体在美的韩国侨民为之震动。大韩人国民会中央常务部总务崔镇河于1937年10月19日响应救济中国伤兵难民第一期义捐，捐助旧金山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750元，11月29日第二期义捐，再捐助109元。旅美大韩人女子爱国团总部团长卜敬信，为援助中国抗战之饷糈起见，于10月6日捐助638元，汇寄南京蒋夫人收。(49)

　　加拿大华侨在募款援助中国抗日方面，也得到当地白人的支持。加拿大各大城市的华侨在抗战爆发后陆续组成华侨抗日救国会。1941年12月，一批愿意支持中国的加拿大白人向华侨抗日救国会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来进行募款，于是成立了中国战灾赈济基金会。该基金会的赞助人都是著名的加拿大白人和几个华侨抗日救国会的领导人。经加拿大政府批准后，该会首先在安大略省，后来扩大到加拿大全境募捐赈灾基金，目的是为受伤和无家可归的人提供医疗和其他援助。据估计，从1941年12月至1946年12月，五年期间，中国战灾赈济基金会总共募到400万元以上，其中大多数来自加拿大白人的捐款。(50)

　　加拿大华人妇女团体在筹款援助中国抗日的活动中，多半与白人妇女团体联合进行，她们主办茶话会、设立义卖市场和上街义卖。1941年之后，加拿大与中国成为战时盟友，华人妇女与白人妇女更是经常携手合作。(51)

　　海外华侨除了募款支持抗战之外，还从事各种破坏日本战斗力的工作，其中一项活动是引导日本铁矿工厂的华籍工人罢工，这项行动后来得到印度工人的支持。马来亚的龙运铁矿场、峇株吧辖铁矿场、甘马挽铁矿场都是日本人经营的，但矿工多半是华侨，其中龙运铁矿场规模最大，华工多达二三千人，日人在此地采矿，运回日本，制造武器侵略中国。七七事变后，峇株吧辖铁矿场、甘马挽铁矿场的华工发起罢工反日活动，由新加坡建筑公会容纳两处铁矿场撤退至新加坡的华工500余人。接着，新加坡华侨林谋盛策划鼓动龙运铁矿场的华人罢工，1938年2月林谋盛的好友庄惠泉前往龙运铁矿场劝说华工，不要被日人利用，采矿制造军火来打自己人，3月初2000多名华工不惜冒着失业的危险，集体罢工离职，前往新加坡，由当地中国总领事馆、中华总商会出面给予慰问，各界人士也展开捐款救济罢工的华工。(52)华人的罢工行动引起当地印度人的注意，印度人的“阿拉哈全印国民大会委员会”对于华工退出日本铁山的行动深表同情，也促请印度工人离开马来亚各地的日本铁矿场，实行罢工，使中国和印度人民的友谊可以因而加强。(53)这些罢工行动都直接间接地为支持中国抗战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美国与加拿大华侨在禁止废旧金属运往日本的活动中，也争取到当地白人的同情。废旧金属如果运往日本，可能成为制造武器的原料，因此美、加华侨才实行这种禁运活动。1937年至1941年美国与加拿大的太平洋沿岸各港口城市中的华侨，共同组织了一个反对美国与加拿大的船只向日本运送废旧金属的网络，他们在堆放废旧金属待运至日本的码头上举行示威，这对争取白人的同情特别有效，有些白人加入示威的行列，而且至少有一个白人团体平民合作联盟支持对这类物资进行禁运。最后，船主们由于害怕发生骚乱而停止承运这些货物。(54)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家纷纷对日本宣战，同时日军进攻香港、南洋各地，华侨在各侨居国马上面临日本入侵的威胁。国民党也在此时要求海外华侨党员配合侨居地政府对日作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于1941年12月15日召开五届九中全会，关于海外党务的指示是：“海外党务在平时当以发扬民族意识，增进侨胞福利为依归，而在战时，当以领导侨胞、协助友邦，消灭共同敌人为职志。由前者言，必须扩展党的组织于侨胞社会之各阶层、各团体、各职业界……由后者言，必须发动党员力量，策励侨胞各竭其能，一致参加当地各种抗战工作，以造成祖国之荣誉。”(55)

　　华侨在侨居地作战，有些是个别华侨的行动，有些则是与当地政府、民族共同合作。以下举出一些例子加以说明。

　　早在太平洋战争之前，中国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及国防部第二厅，都曾秘密派遣人员潜伏马来亚，但未与英军取得良好联系。太平洋战事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为了处理滞留印度的2000名海员，即派自新加坡脱险归国的华侨林谋盛、庄惠泉，出任“中国留印海员战时工作队”总务组的正、副组长，前往加尔各答。另一方面，英军撤退至印度后，计划在马来亚做敌后反抗的秘密活动。为免受到注意，他们认为须由非欧洲人担任，乃邀请中国留印海员战时工作队一起合作。1943年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和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Seymour)签署协议，挑选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侨组织敌后工作队，隶属于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所统辖的“一三六部队”。中国指派人员做敌后活动，英国负责经费、训练及调遣运送。林谋盛、庄惠泉二人担任一三六部队马来亚区华人正副区长。一三六部队华人工作人员，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选派，受训人员分两类：军事情报员及电讯员，但遇紧急时，都须参加作战。该部队曾提供武器和药物给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并协助人民抗日军扩大组织、训练作战人员。(56)

　　这支中英合作的敌后工作队，后来被称为“盟军一三六部队中国龙组”。(57)该工作队的第一批成员林谋盛、陈崇智、余天送、李汉光、梁元明、吴再新、谭显炎、穆正、郑景邦、获夫十名学员由重庆转昆明再到印度，在印度的英国远东军事学校接受训练，在训练期间，又有英国招聘的华籍青年加入。从中国派来的华籍学员与英国招募的华籍学员这两批人共同组成马来亚特遣突击先锋队，编成两个小队。(58)

　　1943年5月24日突击先锋队第一队五名队员李汉光、吴再新、谭显炎、龙朝英、谭云彪，由英国军官率领，从锡兰科伦坡出发，以潜艇送进马来亚霹雳州邦咯岛对岸的昔加里海滨。(59)1943年6月27日突击先锋队第二队成员陈崇智、余天送、梁元明等，在马来亚天定州海域登陆。第一队和第二队突击先锋队都是由英国军官率领，第一队是戴维斯(John L.H.Davis，或称戴维)上尉，第二队是布伦(Richard Broome)上尉。华人队员有来自新加坡的林谋盛、陈崇智、余天送等人，也有出生于中国的梁元明等。(60)这显示是为了作战而形成的华人和英国人合作的组合。

　　由此可见盟军一三六部队中国龙组的编成，经历了各方诸多的努力，有中国国民党中央的选派人员，也有英国的招募人员，而其任务是反攻马来亚，他们从选派到承担任务，走过了中国的大后方重庆、昆明，经过印度、锡兰科伦坡，最后到达马来半岛，跨越了今日的数个国家，在当时则是跨越了中国和数个英国殖民地。而其成员则有英国军官、中国人、新加坡华侨，以及英国从不同地方招募来的华裔青年。

　　林谋盛担任盟军一三六部队中国龙组马来亚区华人正区长后，于1944年不幸被捕，同年6月29日献身于霹雳州华都牙也监狱。(61)林谋盛牺牲后，受中国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官衔。战后，英国殖民的新加坡政府特别在新加坡河边建立纪念塔，以纪念林谋盛为了抗日而牺牲。(62)可见，林谋盛是为了中、英两国人民的抗日而牺牲的。

　　盟军一三六部队中国龙组招募了七批，先后派出六批人员约40多人抵达马来半岛。至抗战胜利时，还有10多人尚未出发的已编队伍。(63)

　　盟军一三六部队中国龙组还与马来亚地区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保持密切合作。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由马来亚共产党(简称“马共”)建立的武装抗日队伍，全军有八个独立队。马共是以马来亚华人为主体的共产党组织。不过，马来亚地区的马来民族、印度民族也有青年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并肩作战的，特别是山地少数民族。(64)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盟军一三六部队中国龙组的合作，显示了华侨、英国军官、马来民族、印度民族、山地少数民族共同合作进行抗日战争的现象。

　　多个民族合作抗日的例子还出现在菲律宾。菲律宾华侨的抗日行动，一面与当地菲律宾人民的合作，一面又成为后来美国军队反攻菲律宾的重要支柱。

　　当菲律宾被日军攻占时，当地华侨在不同地区各自组织了若干抗日游击队，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最著名者有所谓“五抗”，共有五个单位，一说是血干团、特工队、华侨义勇军、迫击三九九团、抗日反奸大同盟等。(65)也有的说法是：血干团、特工总队、华侨义勇军、迫击三九九团、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以下简称“华支”)。(66)

　　血干团于1942年成立，设有军械处和特务队，着重宣传、情报收集处理。该团曾派员到中吕宋，与美菲游击队(USAFIP)进行联系，并传递给盟军有价值的情报。1945年美军光复菲律宾时，血干团配合美军围攻日军，作战英勇，得到美军的嘉奖。在清剿北吕宋日军时，该团配属于美军第二十一师第一六一步兵团，此役他们杀死79名日军，摧毁5挺机枪，也有5位同志阵亡，19人受伤。该团因光荣的战绩而得到盟军总部颁发的许多奖牌，是菲律宾华侨队游击队中，最勇敢善战的。(67)

　　特工总队成立于1942年8月13日，其以“破坏、情报、锄奸、宣传(心战)”为主要活动项目。美军登陆菲岛后，为美军提供情报，协助维持治安，给予美军伤残人员经济和物资的帮助。(68)

　　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军有一营(两连，约300多人)曾加入美军，故义勇军领袖柯俊智、施逸生都被授予上校军阶。由美军给予枪械和支持，曾与美菲游击队合作。(69)

　　1942年3月12日在马尼拉市成立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以下简称“抗反”)，推举许敬诚为主席。抗反的组织不断扩大，一面经常支持菲律宾人民抗日军和华支，一面积极组织自己的武装。1945年1月上旬，抗反的武装力量随美军占领蜂牙丝兰省和丹辘省会，其后抗反即公开活动。1月28日，邦邦牙省抗反组织的武装队伍联合菲律宾人民抗日军、华支在省会仙彬兰洛社附近与敌人战斗三小时之久，首先占领日军宪兵部，接着封标敌产，逮捕华侨协会的附敌分子。(70)

　　从以上的例子显示，菲律宾华侨的抗日游击队几乎都有与菲律宾人民抗日组织合作的经验，并且在盟军反攻菲律宾时，协助美军收复菲律宾各地。

　　印度尼西亚华侨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也与印度尼西亚当地人民、荷兰殖民官兵合作。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同时进攻东南亚各地，到1942年春天印度尼西亚各地陆续被日军攻陷。在此期间，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西婆罗洲(即今之西加里曼丹)等地区的华侨与当地印度尼西亚人民、荷兰殖民官兵纷纷合作，组织了一些团体，暗中从事抗日活动，例如荷印军少校巴帝辛与华商黄春枝合作，领导原荷印散兵及荷印保安军散兵。西婆罗洲有一些抗日组织共同合作，在1942年底正式成立了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以下简称“西盟会”)，总部设在山口洋市，这是成立较早、规模也较大的一支抗日组织。该会建立两个武装根据地，其中一个在三发河流域的根据地，即是由巴帝辛和黄春枝所领导的。西盟会的活动，除了武装抗日外，还包括：1.展开抗日宣传，号召全体华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团结对敌，打击日寇；2.收容及保护抗日分子，协助荷印的军政人员脱险。西盟会正式成立后，在西婆罗洲的主要城镇及农村地区成立了15个分会。西盟会组织庞大，引起日军的注意。日军在西婆罗洲进行了三次规模空前的大逮捕和大屠杀活动。总计三次逮捕行动，被捕的华人和印度尼西亚人约3000余人，其中华侨约1500余人。(71)

　　美洲侨胞的抗日行动，多半是支持当地政府及协助盟军作战。而参加当地政府军事工作者，以美国、加拿大华侨人数最多，陆海空军及联勤部门，都有华侨青年参加。美国华人应征入伍或志愿参军者，约有16000人，约占美国华人总人口的两成。珍珠港事变后，美国华侨子弟1000余人，参加美国空军第十四地勤大队服役，这支军队以华人为主，士兵全是华侨，官佐有三分之一是华人，被派到中国战场，支持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作战。而在后方华人也参加支持作战的活动，如慰劳军人、民间防空等。(72)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华侨加入盟军服役，担任中美语言文字翻译的华人尤多。(73)在美国对日宣战后，一部分华侨投身美国军旅，在前线和后方支持美国对日作战，是促成美国于1943年废除禁止华人入境的排华法案之重要因素之一。(74)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华侨在侨居地的援助中国抗日活动，有时得到当地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包括当地人民之捐款给中国、协助华侨禁运废铁给日本、参与华侨之对日本工厂进行罢工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不少华侨的侨居国也卷入对日战争中，从而使华侨在侨居地参加对日作战行列，促成了华侨与当地民族的合作，甚至是华侨与当地人民、华侨与盟军人员共同为反日斗争而努力，此时各民族跨越了种族和文化的隔阂，增进彼此的交流，为战后华侨之融入当地社会做了准备。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一件历史大事，海外华侨华人也没有在这一重要史事中缺席。华侨在侨居地的抗日活动，与中国境内的抗日活动有相互关联之处，也有其不同于中国境内的方面。华侨由于居住地的特殊性，导致其抗日的表现也有别具特色的部分。简而言之，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超越了自身的侨乡限制、国籍限制、种族限制，成就了一段开创性的中国史、世界史、华侨史的新局面。

　　华侨参与中国抗战的行列，最重要的事迹包括：组织跨越方言群的统一机构来发动捐款援助中国、购买救国公债、对日本工厂发动罢工、禁运废铁至日本、担任司机运输物资、实行武装抗日、联合侨居国人民抗日、参与盟国军队反攻等等。华侨的这些活动，一方面援助中国战胜日本，另一方面对于全世界的联合抗日也有所贡献。

　　而从华侨群体着眼，则可以看到华侨跨越了侨乡的边界、国家的边界、民族的边界，从而促成华侨群体方言群的大团结、联合各个地区和不同国家的华侨共同抗日，并且与不同民族的人民一起参与抗日及投入太平洋战争的战斗中。

　　以上这些事迹，对于华侨本身也深具意义，在此之后，华侨为中国的事务再团结，华侨与侨居地人民之增进交流，都从此而开创出新的里程碑。

　　关于华侨在中国抗战中的作为，已有不少著作加以讨论，史料也持续被发掘出来。不过，更为重要的，可能是新议题的开拓，结合中国史的论述、结合世界史的分析，关注华侨参战对于战后全世界局势的变化之作用、华侨参战对于战后殖民地解放的加速作用、个别华侨参战史事的重新省思、历史大架构的再思考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学界持续努力。

----------本文于2015年7月25日首次发表于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和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华侨华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中洪玉华、潮龙起、菊池一隆等学者给予宝贵意见。略经修改后，再于2015年9月5日发表于中国史学会与俄罗斯历史学会联合主办的“中俄纪念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中承蒙张力、黄贤强提供诸多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华侨志总志》，台北，海外出版社1956年版，第473页，此处谓抗战初期华侨每月捐款助军，约达2000万元，几占全部抗战军费三分之一。相似的记载被许多华侨与抗战的史书一再提到。

　　②华侨华人援助中国抗日之详情，可参阅后文引用各学者之著作。

　　③Yoyi Akashi(明石阳至)，The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1937-1941(Kansas：The University of Kansas，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1970).曾瑞炎：《华侨与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黄慰慈、许肖生：《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任贵祥：《华侨第二次爱国高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任贵祥：《华夏向心力——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黄小坚等：《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李盈慧：《抗日与附日：华侨、国民政府、汪政权》，台北，水牛出版社2003年版。菊池一隆『戦争と華僑——日本·国民政府公馆·傀儡政榷·華僑間の政治力学』、汲古書院、2011年。

　　④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48页。南洋华侨出国的原因以“经济压迫”居首位，占各种出国原因的69.95%。

　　⑤关于方言群体和方言领袖的领导权之研究，以南洋为例，最具代表性的是杨进发《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年版)；以美国为例，则以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香港，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最有特色。

　　⑥“华侨团体尤其是同乡团体对中国移民的职业选择起着重要作用。以英属马来亚为例，福建籍多从商，……广东籍(广府帮)华侨多工匠和工人，职业遍及许多行业，在手工业部门占压倒优势，客家籍(客家人)华侨大量从事锡矿开采以及裁缝、杂货业等，潮州籍华侨多经营米谷、食品等产品的贸易和贩卖，海南籍华侨多分布于小市镇和农村，从事小饭馆、饮料店以及渔业、橡胶园工人等职业”。参阅郭梁《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麦礼谦也提到美国各地洗衣馆多半由广东台山县人所控制(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第26页)。

　　⑦广东的三邑人(南海、顺德、番禺)和四邑人(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在美国的暴力仇杀，可参阅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第41—42页。

　　⑧感谢潮龙起提醒美国堂斗的特殊性。潮龙起：《美国华人史(1848-1949)》，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169页。

　　⑨华侨华人民族主义的起源，可参阅颜清湟《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的民族主义(1877-1912)》，《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年版，第211—244页；李盈慧：《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1912-1949)》，“第九章华侨教育政策”，台北，“国史馆”1997年版。

　　⑩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中事日志》第2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340页。

　　(11)新加坡《南洋商报》，1928年5月11日，第3版；1928年5月18日，第3版，转引自颜清湟《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对1928年济南惨案的反响》，《海外华人史研究》，第125页。

　　(12)《怡和轩俱乐部一百周年庆典特刊》，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1995年编印，第142页。

　　(13)广东省档案馆、广州华侨志编委办等合编：《华侨与侨务史料选编》第1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9—515页。华侨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华侨革命史》下册，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690—691页。杨建成编：《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6、91、106页。黄慰慈、许肖生：《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第13、39页。蔡仁龙、郭梁主编：《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中共福建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国华侨历史学会1987年印，第214页。其实南洋各国华侨领袖中最先提议发起筹赈及救济祖国难民的人是菲律宾的侨领李清泉，详见李盈慧《抗日与附日：华侨、国民政府、汪政权》，第180—181页。李清泉等人最初是建议救济福建难民，后来救济对象改为不限闽省难民。感谢菲律宾学者洪玉华在会中特别提到李清泉是最先发起筹赈的侨领。

　　(14)《陈嘉庚弁言第1》，《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代表大会专刊》，新加坡，南洋商报社，1939年5月，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536/30。出席会议的所有华侨代表全都是自己负担旅费，参阅洪渊源著，梁英明译《洪渊源自传》，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洪渊源代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华侨出席此次盛会。

　　(15)李盈慧：《抗日与附日：华侨、国民政府、汪政权》，第182—184页。

　　(16)《华侨与侨务史料选编》第1册，第499—515页。《华侨革命史》下册，第690—691页。杨建成编：《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第12—16、91、106页。黄慰慈、许肖生：《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第13、39页。蔡仁龙、郭梁主编：《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第214页。

　　(17)黄小坚等：《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第226—227页。

　　(18)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第296—298页。《中国国民党在海外——各地党部史料初稿汇编》下，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组1961年编印，第29—30页。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712页。曾瑞炎：《华侨与抗日战争》，第152页。

　　(19)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第298页。刘伯骥：《美国华侨史续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573页。

　　(20)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第5、28—31页。

　　(21)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第34—36、41—44页。

　　(22)魏安国等著，许步曾译：《从中国到加拿大》，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92—293、295—298、303页。

　　(23)任贵祥、赵红英：《华侨华人与国共关系》，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136页。

　　(24)《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成立发表宣言(1936年9月)》，《华侨与侨务史料选编》第1册，第480—481页。

　　(25)任贵祥：《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2页。

　　(26)李盈慧：《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1912-1949)》，第432—433页。不容否认的，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热衷者，较多是出生于中国的华侨，而出生于海外的华人则捐款较少，参见Yoyi Akashi(明石阳至)，The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1937-1941,pp.66,124。

　　(27)关于抗战前后华侨的国籍、双重国籍的问题，可参阅李盈慧《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1912-1949)》，第三章。

　　(28)王正华：《抗日前期香港与中国军火物资的转运(民国26年至30年)》，《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00年编印，第394—403页。

　　(29)任贵祥：《华侨第二次爱国高潮》，第136页。

　　(30)夏玉清：《1939年”南洋华侨机工”返国始末》，新加坡《南洋学报》第69卷，2015年12月，第154—157页。

　　(31)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香港，草原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

　　(32)庄惠泉辑，许云樵编，蔡史君编修：《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61页。

　　(33)《星洲十年》(社会)，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44)，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994—995页。夏玉清：《1939年“南洋华侨机工”返国始末》，新加坡《南洋学报》第69卷，2015年12月，第152、157页。

　　(34)秦钦峙、汤加麟：《华侨机工回国抗日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35)秦钦峙、汤加麟：《华侨机工回国抗日史》，第3页。

　　(36)林少川：《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302页。蔡仁龙、郭梁主编：《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第382—383页。以上两书所引用的都是《星洲十年》，其记载是马来亚经越南、马来亚经缅甸两条路线，但是实际上是从新加坡经马来亚，再到越南，或者从槟城(马来亚境内)经缅甸，参阅林少川《陈嘉庚与南侨机工》，第331页，而其他各书之南侨机工的回忆中都是从新加坡或槟城出发，可参阅秦钦峙、汤加麟《华侨机工回国抗日史》，第3页；夏玉清：《1939年”南洋华侨机工”返国始末》，新加坡《南洋学报》第69卷，2015年12月，第162页。

　　(37)《新加坡分处报第四批华侨机工回国情况呈(1939年4月11日)》，林少川：《陈嘉庚与南侨机工》，第331页。新加坡分处是指“西南运输总经理处新加坡分处”，此时新加坡分处处长是陈清文。

　　(38)《仰光分处关于第四批机工留用及处理回滇旅费呈(1939年4月14日)》，林少川：《陈嘉庚与南侨机工》，第332—333页。仰光分处是指“西南运输总经理处仰光分处”，此时仰光分处处长是陈质平，他原任新加坡分处处长。

　　(39)林少川：《陈嘉庚与南侨机工》，第327—328、335页。

　　(40)秦钦峙、汤加麟：《华侨机工回国抗日史》，第27页。任贵祥：《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第326页。

　　(41)李道缉：《泰国华人国家认同问题，1910-1945》，博士学位论文，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9年，第185—188页。

　　(42)《吴铁城给邢森洲电》，1943年10月7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泰国工作报告，特015/18—9。

　　(43)Skinner,G.William,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An Analytical History(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2),pp.276-278.

　　(44)Skinner,G.William,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An Analytical History,p.277.

　　(45)李道缉：《泰国华侨陈守明与抗日战争》，《华侨与抗日战争论文集》下册，台北，华侨协会总会1999年编印，第786—787页。暗杀陈守明的凶手始终未被缉获，请参阅王伟民编译《泰国华人面面观》，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页。

　　(46)《海外部李朴生呈吴铁城函》，1946年4月1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泰国侨务卷，特015/15—1。

　　(47)张柱洪主编：《国际友人与抗日战争》，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

　　(48)《美洲举行“一碗饭”运动》，《华侨动员》第2期，1938年3月31日，转引自任贵祥《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第392页。杨国标等：《美国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05页。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第300页。黄慰慈、许肖生：《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第51页。

　　(49)刘伯骥：《美国华侨史续编》，第499—500页。

　　(50)魏安国等：《从中国到加拿大》，第295—296页。

　　(51)魏安国等：《从中国到加拿大》，第302页。

　　(52)庄惠泉辑，许云樵编，蔡史君编修：《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第21—22、93—100页，鼓动罢工之后，林谋盛和庄惠泉还在印度共同参加中国留印海员战时工作队，并一起领导“盟军一三六部队中国龙组”，详于下文。林水檺、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年版，第59页。林谋盛，生于福建南安，幼年在厦门英华书院读书，后赴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就读，又转香港大学，父亡，继承父业，在建筑界崭露头角，热心公益，参阅陈民《民国华侨名人传略》，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08—111页。

　　(53)庄惠泉辑，许云樵编，蔡史君编修：《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第96页。

　　(54)魏安国等：《从中国到加拿大》，第291—292页。美国华侨阻止废铁运往日本，最有名的例子是“广源轮案”，该广源轮是由中国烟台永源轮船公司向美国轮船公司购买，于1937年8月载了废铁2000余吨，拟从美国旧金山出发，运往日本大阪，用以制造军火，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馆及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查知此事，即拒绝发给中国船籍证书，而船上中国籍海员也与日本籍船员发生格斗，日本籍船长与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馆及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展开法庭诉讼，驻旧金山总领事黄朝琴亲自上法庭辩论。此事持续二年，在此期间，美国华侨协助监视该轮，以防日本人私自开船，又在岸上和轮船间传递消息，解决交通问题，并且接济该船之华人海员伙食及遣散费用等，1939年日方败诉，中国获得船只和货物。参阅黄朝琴编《广源轮案》，中国书店2015年版。

　　(55)《海外工作方针与侨务政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组1962年编印，第11—13页。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历届历次中全会重要决议案汇编》，《革命文献》(80)，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9年编印，第217、224—225、357—358页。

　　(56)庄惠泉辑，许云樵编，蔡史君编修：《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第631—636、685页；《华侨革命史》上册，第124页。关于林谋盛在印度参与“中国留印海员战时工作队”的事迹，可参阅汤晨旭《从中国留印海员战时工作队到136部队——林谋盛、庄惠泉在印工作史事考》，新加坡《南洋学报》第68卷，2014年12月，第183—200页，林谋盛、庄惠泉并非中国留印海员战时工作队的正、副队长，只是中国留印海员战时工作队总务组的正、副组长。

　　(57)张奕善：《二次大战期间中国特遣队在马来亚的敌后活动》，《东南亚史研究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4年版，第371页。第一批成员陈崇智当时并不知道自己隶属于一三六部队，在战后才确定。参阅陈崇智《我与一三六部队》，新加坡，海天发行与代理中心1994年版，第250—255页。

　　(58)陈崇智：《我与一三六部队》，第27—42页。

　　(59)张奕善：《二次大战期间中国特遣队在马来亚的敌后活动》，《东南亚史研究论集》，第392—393页。陈崇智：《我与一三六部队》，第41、273页。Chin Peng，My Side of History(Singapore：Media Masters，2003)，p.16.陈平(Chin Peng)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当地接应“盟军一三六部队中国龙组”人员的主要人物，他后来成为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人。

　　(60)陈崇智：《我与一三六部队》，第9、22—23、32—33、38、40、42、48—51、274页。

　　(61)《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九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6年编印，第113页。郭仁德：《神秘莱特》，马来西亚，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30—231页。

　　(62)笔者于2005年在新加坡河岸亲自见到了林谋盛的纪念塔，塔上有碑文《陆军少将林谋盛烈士事略》。

　　(63)张奕善：《二次大战期间中国特遣队在马来亚的敌后活动》，《东南亚史研究论集》，第424—429页。

　　(64)新马侨友会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香港，见证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14、28—38、69页。

　　(65)刘芝田编著：《中菲关系史》，台北，正中书局1969年版，第644页。

　　(66)张存武：《菲律宾华侨抗日活动(1928-1945)》，《华侨与抗日战争论文集》上册，第289页。

　　(67)团史编纂委员会主编：《菲律宾华侨血干团——地下抗日工作史录》，马尼拉，血干团总部1997年印，第27—73、215—217页。张存武：《菲律宾华侨抗日活动(1928-1945)》，《华侨与抗日战争论文集》上册，第289—291页。泉州华侨抗日史编委会编：《菲岛华侨抗日风云》，鹭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138页。

　　(68)《中国魂——菲律宾华侨青年战时特别工作总队地下抗日工作史》，菲华青年战时特工总队同志会1990年编印，第7—25页。《菲岛华侨抗日风云》，第138—139页。《华侨革命史》下册，第716页。张存武：《菲律宾华侨抗日活动(1928-1945)》，《华侨与抗日战争论文集》上册，第291—294页。《林作梅先生访问纪录》，张存武、朱浤源、潘露莉访问，林淑慧纪录：《菲律宾华侨华人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29、37、43页。

　　(69)张存武：《菲律宾华侨抗日活动(1928-1945)》，《华侨与抗日战争论文集》上册，第294—296页。《施友土先生访问纪录》，张存武、朱浤源、潘露莉访问，林淑慧纪录：《菲律宾华侨华人访问纪录》，第167—170页。

　　(70)《菲岛华侨抗日风云》，第55、77页。

　　(71)蔡仁龙：《印度尼西亚“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及其活动概略》，《印度尼西亚华侨与华人概论》，香港，南岛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160页。

　　(72)《华侨革命史》上册，第124页；下册，第628、708页。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第327—329页。

　　(73)杨建成主编：《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第214页。

　　(74)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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