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印迹：中印边界上的战争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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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印迹：中印边界上的战争与和平

原文标题：【中印边界上的战争与和平】

原载于《Vista看天下》2013年第12期

作者：张恒、陶琪、陈劲松

边境形势缓和时，中印士兵双方也常有互动。图为2006年7月5日，中印边境乃堆拉山口，一名中国军人（左）和印度士兵一起试图把篱笆系好。

2013年4月，中印士兵在边境“帐篷对峙”了几天后，在深圳工作的王向阳通过电视看到了现场的画面。那山、那湖、那哨所，都非常熟悉。他打电话给自己的老排长才最终确定，1989年，他的部队就是驻扎在那个地区，中印边界纠纷的中西段区域，西藏拉达克。那年春节过后，正在河南驻马店老家享受探亲假的王向阳忽然接到新疆阿克苏军区的加急电报，要他立刻返回部队。经过十几天的行军他来到中印边界，二级战备，一直持续了一年时间。24年后的2013年4月中旬，同一个地区，“帐篷对峙”，中印双方在边境线上新形式的纷争，让人们回想起1962年的那一场战争，以及随后半个世纪冲突与谈判的纠结，自然也勾起了曾经驻防在边界上的士兵们的回忆。在绵长而曲折的中印边境线上，双方士兵们时而紧张提防，时而见面相互微笑。在他们所不知道的地方，外交谈判也在相应进行，他们不知道其中的细节，但知道一直没有实质进展——这是他们在那里驻守的一个原因，也是现在边境线上中印军人会再次紧张相对的根源。双方的对峙，是一个怎样的景象，又将引发什么？
战争后的微笑中印边界，首先让人想到的是1962年发生的那场战争，战争给印度留下抹不去的记忆：战败；给中国留下尚待解开的谜题：战胜反而撤退。当1971年1月，21岁的湖北士兵万运祥抵达中国边境的西藏察隅县驻防时，战争已经过去近十年，中印边界的氛围趋于平和。隔着一条河沟，就是印度军营。虽然依然保持着很高的警惕，但曾经兵戎相向的两个国家的士兵，逐渐变得友好起来。万运祥记得，他们沿着那条由6米宽的河沟形成的天然边境线巡防时，经常能看到对岸的印度士兵。言语不通，他们便挥手打个招呼，面带微笑。中国与印度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共有三段。西段是王向阳所属部队曾经驻守过的地区，中国的新疆和西藏同时与印度接邻，长600公里，大部分由中国控制。中段是紧邻西段长450公里的地区，均为印度侵占。而东段，就是万运祥所属部队驻守的地区，长650公里，有约9万平方公里的地方为印度侵占。边境线上，每天都要巡防。万运祥所属连队负责的那段，大概要走四个小时才能走完。除了巡防外，他们还要在营区站岗值勤，白天一般六个小时一岗，晚上担心时间久了会打瞌睡，就变成四个小时一岗。晚上的岗哨，是在前线修好的碉堡里。在作为两国临时边界的河沟边上，布满了这种碉堡，一个碉堡可以坐四个人，上面有两个射孔。一般来说，有经验的老兵才会被派到碉堡去。连队有命令，决不允许开第一枪。遇到任何情况，都得报告指挥所，“天上发现飞机要报告，地上发现公路塌方了也要报告。”万运祥说，边境线距离连队有六公里远，每次报告都是“跑步回去”。高原地区，天亮得早。五六点钟，他们就起床了。早操、早餐之后，就开始站岗、巡防的工作。没有出岗的士兵，则在兵营学习。那段时间，中央的文件不断通过前线指挥所，传递到兵营供他们学习。“那个时候主要是政治学习，学习中央精神文件。”万运祥回忆道，“比如如何搞好边防建设，如何保护好边防，如何把西藏建设好等方面的内容。闲暇时间，还会自学《语录》。”用语录喊话这些内容，也通过广播被“送达”到印度士兵那里供他们学习，李荣欣则是他们的一个“老师”。李荣欣是在1971年7月，结束了在北京大学为期一年的印地语强化培训后来到亚东边界。此地共设有乃堆拉、则里拉、卓拉3个山口广播组，每天对印军播放广播。李荣欣在海拔最高的卓拉山口，成为一名播音员。卓拉山口位于中印边界锡金段，边界是一道膝盖高的矮石墙。1962年中印边界战事停止后，没有硝烟的政治攻势就在这里上演了。喇叭安装在最靠近边界的哨卡上，播音室则设在距边界几里处的一处用石块垒砌的碉堡里。每天早晨7点，对印广播准时开播，李荣欣照例要先向对面的印度哨卡问好：“印军官兵们，我们现在开始广播。”接着播出一段提前录制的印地语《毛主席语录》，之后是昨夜录好的新闻。整个广播时长一个多小时，中午12点和晚上19点，同样的内容将再次播放。每次中国的广播刚一停下，对面印度哨卡上的喇叭就开始响起来。双方各说各话，一日三遍，周而复始。“印度播出的广播比较随意，没有固定的内容和时长，不像我们这么正式、严肃。说得最多的就是介绍印度国内的发展情况，形势大好之类的，这跟我们的录音内容差不多。”李荣欣等广播站工作人员每天都要记录对面广播的内容，定期向西藏军区汇报。有时候，印方也会用不流利的中文播一些煽动内容。“比如中国军人们，你们都是从四川、河南等地，远离家乡来西藏吃苦的，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好，欢迎你们到这边来做客。”李荣欣说，当时，印军哨所的物质条件确实较优。站在最前哨上，可以看到对面印度哨所整齐的营房和柏油公路，用汽车运输物资，吃罐头食品。而我方的哨卡还很简陋，战士住在临时挖建的猫耳洞里，每天用高压锅做饭，配压缩干菜吃。李荣欣说，战士们从不理会对面的广播。同样，印军对中国军队的广播也无动于衷。唯一的区别是，对面的喇叭功率只有百余瓦，离边界稍远点儿就听不清。中国军队把高音喇叭捆绑在一起，功率高达数千瓦，扬声距离可达五六公里，“站在喇叭前，声音会把人震晕”。1972年9月底，卓拉山口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风雪。持续几个月的暴风雪使得广播线路严重受损，李荣欣等战士无法及时修复。加之政治形势的变化，上级批准广播组停止对印军的广播。印军孤单地广播了一段时间，也没了声音。1973年，中方首先拆除了哨卡上的高音喇叭，印军跟着也拆除了。亚东边防延续近10年的“对敌广播”，就此结束。

谈判开启当万运祥、李荣欣在边界上警戒之时，另一条战线，外交，也在步履维艰地进行。1962年后，中印关系降为临时代办级别，但中国代办是所有代办中排在最前面的。部队出身的知名外交家陈肇源就曾担任这一职位。“他和我开玩笑说，外国领导人来访问的时候经常到机场迎接，他老是站在大使的后面，代办的前面，就叫‘待办头，大使尾’。”周刚，1998年至2001年的驻印大使说起那段特殊的外交礼仪。1976年，中印恢复互派大使，陈肇源成为驻印大使。1979年，印度外长瓦杰帕伊访华，邓小平在接见他时指出：“中印两国应该求同存异，世界问题可以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一揽子解决。”在这之后，中印边界问题开启第一层次的副部级官员会谈。1981年至1987年的6年间，中印副部级官员会谈轮流在北京和新德里先后举行8轮。周刚当时作为外交部主管南亚事务的副司长参与了这几次谈判。据他回忆，当时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任团长，还有南亚处处长、副处长、主管的科员、记录员等七八人，“一般一轮是两三天，早上10点钟开始到1点钟左右结束，中间稍微休息一下，吃完饭下午再开始谈。”那个时候没有同声传译，韩念龙团长懂英文，对方发言的时候就为大家翻译中文，“我们团长发言的时候翻译把它翻译成英文，时间耗费会比较长，因为一个英文单词的具体含义，双方也会争半天”。有时双方互赠纪念品，印方会送泰姬陵的画册，中方则有唐三彩、织锦等。“送多少价值的礼物，根据国家级别规定，特别是经济不太好的时期管理很严的。当年外国人喜欢丝绸，有时候送丝绸给参赞夫人，6尺长的丝绸大概四五十块钱。”周刚说，他当大使时规定送礼一件不能超过500块钱。6年的谈判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主要目的是改善两国关系。但到1986年，印度陈兵中印边界，并在当年年底通过法案非法侵占中国藏南领土，把所谓的“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阿鲁纳恰尔邦”。到1987年4月，印军向塔格拉山脊下的阵地补充了大量兵力，在桑多洛河谷地区建立了直接威胁中国军队哨所的尖兵哨。这引起了中国军队的强烈反应，两军紧张地对峙着，战争似乎有一触即发之势，西方也在猜测，中印将爆发第二次边界战争。战云密布1986年秋，新兵蛋子李军乘上从成都开往格尔木的一趟军列。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停靠时，挤满站台的退伍复员士兵拉开军列的车窗，冲着坐满稚嫩面孔的车厢大喊大叫：“看看，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新兵蛋子，要打仗啦！”到了新兵营后，李军觉得紧张氛围更明显了，老兵们总是把准备打仗挂在嘴边：“别怕苦，好好练，多流点汗，才能多学点东西，打仗才能少流血。”“1987年5月，西藏军区山南军分区边防团在一次边境巡查时与印军相遇，印军开火后我军还击，双方互有伤亡，我们还抓了几名印军俘虏。”此时，已是某旅汽车连一名文书的李军接到了上级下发的通告，得知事态紧急。很快，该旅收到了动员令，军官和志愿兵的家属被遣返，女人们流着眼泪离开军营。战士们有两天时间整理私人物品、写遗书。每个连都在做战前教育和动员，并宣布战场纪律。为了便于战场包扎，所有战士都剃了光头。李军给家人写了封十多页的遗书，“如果我这次回不去了，爸爸妈妈不要悲伤，我是为祖国、为和平牺牲的……”在遗书里，他不忘提醒父亲，自己留下的物品里有一张女孩的照片，如果回不去了，请父亲记得把照片还给女孩。第三天大军开拔，兵锋直指桑多洛河谷。李军则驾驶一辆比自己还大5岁的老式解放卡车运送步兵。跟在运兵车龙之后，是由牵引车牵引的重型火炮。大战似乎一触即发。李军回忆道，前线指挥部接到命令，班以上的演习必须上报总参谋部，要求战士们不能开枪，不能打猎。战士们不能离开战斗位置，每晚和衣抱枪而睡，汽车兵也得在铺设了伪装网的车辆驾驶室里休息。天气晴朗的时候，李军抬头能看见山上印军活动的人影，土黄色迷彩涂装的印军战斗机则从三四千米的高空呼啸而过。阵前的空气凝固了几天，两军都没有危险举动，也没有搞喊话、策反等“小动作”。战士们开始恢复日常作息，出操、集合、做饭。李军听到广播新闻说，戈尔巴乔夫在中印两国间斡旋，希望双方和平处理对峙。一个月后，李军已经可以大着胆子睡在汽车引擎盖上晒太阳了。两军对峙似乎有些缓解，但双方都没有后撤。战友们说，从北京来了一支电子对抗部队，李军和战友们讨论半天，也不知道电子对抗是干什么的。相持60余天后，汽车兵接到撤回的命令，过了一个月，步兵也撤回了驻地。
对话升级战争阴影退去，中印外交谈判再回正轨。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邓小平接见了他。当时，邓小平84岁，甘地44岁。“年龄非常悬殊，但是他们谈得还是挺默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学会会长孙士海说，当时中印双方已经互相了解各自立场，确立在边界问题上不要付诸武力，要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作为一个成果，双方成立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和此前的中印边界问题副部级官员会谈合并开展工作，形成了更新的对话机制。自1989年至2005年的16年间，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会谈和副外长级磋商共进行15次，几乎是每年一次。工作小组在上世纪的最后十年，推动了中印三次首脑出访。第一次是1991年国务院总理李鹏访印，第二次是1993年印度总理拉奥访华，第三次是1996年江泽民访印。后两次访问，双方分别签署《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这两个协定确定了一个大的原则：不用武力解决边界问题，通过谈判来解决。而在细节问题上，实控线如何确认，要成立一个小组继续谈判。”孙士海说，两个协议使得中印边界十几年保持了和平与安宁。孙士海提到的谈判小组为中印边界问题外交和军事专家小组，1994年举行首次会谈，至2005年共举行了15次会议。2003年，双方又成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这是经双方政府特别授权的，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为主要任务，每年会晤1至3次，是当前中印间最活跃、最主要的平台。虽然这些机制确保中印两国关系的平稳，但其间也有受挫。1998年印度核试验让两国降至冰点。比诺德·辛格，一位北京大学南亚中心的印度籍学者说，这都怪美国当时的总统克林顿，“印度总理给克林顿写了封信，向他交代印度搞核武器是因为一个有核武器的邻国威胁到印度。但是克林顿立即把这封信公开了，这导致了中国人恨印度。”辛格说，克林顿之所以对印度不爽是因为他女朋友莱温斯基被印度人抢走了。“因为这封信，我仇恨克林顿。”辛格说，通过这件事他认为西方不喜欢中印和谐，中印友好。他在网上常常看到中国网民很不高兴，天天叫嚣着打仗，“中国人的语言更有战斗力，用不着打仗，只要这个世界都懂中文，中国用不着解放军，用语言就能打败整个世界。”


不变的岗哨
语言不能打败世界，但却能挽救世界。正是语言上的交锋，让王向阳的世界转了个弯。1989年的春天，他赶回部队时，才知道已经施行了三级战备，不久后，又升至二级战备。士兵们背着包荷枪实弹在车上坐着，不允许回军营，随时等待出发。“气氛很紧张”，却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一个星期，突然，车队开动了。他们一车20几个人，就那样挤在篷布遮盖的卡车里，人挤着人，腿压着腿，不知道开往哪里。十几天后他们到了目的地，一下来，满目的荒山和铁丝网，很少有树，很少有草，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中印边境线，对面就是印度，站在哨所里，就能看到印度的士兵和开来开去的卡车，“目测也就两公里远”。他们每人被发了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常用的印度语和英语词句，“放下武器”，“缴枪不杀”等等，王向阳回忆道，虽然经常能听到印度那边传来的枪炮声，但印军始终没有越过雷池一步——那真是的雷池。据王向阳介绍，他们驻守的边境线，其实就是由铁丝网和雷区构成的一段狭长带。人们大概知道雷区在哪里，但却不知道经年累月下来，到底埋了多少雷。边境线上的黑夜最令他们感到紧张。夜里有狼，随时可能攻击站岗的士兵。他们还担心过，印度士兵会不会摸黑爬过来，割人的脖子。在边境线上执勤时，偶尔要抽根烟，一定得到隐蔽的地方，不能有明火被印度方面发现。那时候，他经常盯着天空看，因为身处高原，感觉到月亮和星星都比老家看到的要大很多，月亮也更远、更亮。紧张的气氛终于平静下来，后方的谈判终于压下了前线上膛欲发的炮火。1990年春节过后，持续了一年的二级战备才被解除。中印边境终于又恢复了平静。王向阳所在的部队也完成任务，下山返回新疆军区。对王向阳来说，不过偶然介入了短短一年时间，但那里成了他最为牵挂的地区之一，所以当看到“帐篷对峙”的画面时，他能很快辨认出那熟悉的山水地形。这件事情是印度媒体最先报道出来的，声称中国军人越过边境，在印度境内安营扎寨。印度外交部发言人也对外界表示，已经就此事召见了中国驻新德里大使。印度报业托拉斯则报道称，印度军方已从附近军区调集一个步兵团到拉达克地区，向中国施压。中国外交部与国防部相继否认了这一消息。“我不能同意有关中国边防部队‘入侵’印度领土以及中国挑起中印边境地区紧张局势的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印两国是邻居，边界没有划定，边境地区难免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则对外透露，“当前，中印两国边防部队通过现有机制保持着沟通。”看着凤凰卫视播出的那些熟悉的画面，王向阳心中满是疑惑，“他们说中国军人跨到了他们的地方，可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生活了那么多年，何谈跨界呢？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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