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读博妈妈:好欣慰女儿成了和我不一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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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宁鸣
本文授权自公号:选美
“第一次学磕头,我九岁。我学着如何把我的双腿向内敛、向下跌在我的中国祖父脚下。这一时,他决心教我一些有关我先祖的事,一些在我们相隔6794英里的三年中被我所忘却的事。
当我的头碰到地板,我闭上眼睛,但一个影像——一个我就快相信值得我尊重的影像——仍留在我眼前,要求着我的崇敬。这个影像便是以一种特殊方式呈现出的男子汉气——手臂放松地绕在胸前,两脚叉开,脸上挂着一种有所保留的赞赏——我的祖父直到今天仍常常进入我的思绪,提醒着我:自从那时候起,我一直在磕头。”
这是我去年做助教时,读到的一篇学生论文的开场白。她描绘的“磕头”情境常浮现在我脑子里,有时主角换成了我——我童年时每逢春节都会上演的磕头:祭祖和拜年。在这一仪式下,似乎我就是她,她就是我,我们就是所有在这一仪式的规训下长大的华裔女孩。
早在我们懂得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获得独立判断能力之前,我们就学会了磕头,学会了乖巧,学会了顺从,学会了仰视。作为一个这样长大的华裔女性,我的美国女儿日益让我“不知所措”。
从女儿身上学到的
敢于捍卫自己的权利
我的女儿,今年四岁,出生在纽约。刚满一岁时,随我们搬到纽黑文。
我从小耳濡目染所了解的育儿方式,只有“中国模式”——抱着睡觉,追着喂饭,冬天把娃包成粽子一样保暖……我和爱人虽然尝试过换种方式养娃,比如出生后就分床睡,按点给饭,爱吃不吃等等,但因为长辈往往不能接受,我们自己也没有把握,所以都无法一以贯之,最后还是落回“中国模式”。
虽然家里维系着中国模式,但孩子一岁便去了幼儿园。她周一至五早出晚归,在学校养成了很多不一样的习惯,比如无论冬夏,总是光着脚丫在房间里乱串,跟小朋友玩玩具会要求公平分享,走在路上常声称自己是带头人……
渐渐地,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家真的多了个“美国人”。
每天下午放学,我们得把女儿从幼儿园接出来,然后去搭校车回家。车程可能只有十来分钟,但从幼儿园到上车点,有步行十来分钟的距离,到了上车点要等多长时间才能上车,还是个未知数。
所以,从走出幼儿园到回到家里,中间是段可观的时间,而在这段可观的时间里就有可能发生尴尬的情况——她尿急又找不到厕所,以致尿裤子。
那段时间是奶奶负责接她。这种尴尬局面发生过一次以后,奶奶就总是要求她在放学离开学校前去小便一次。
她常常反抗,对奶奶说:“我现在不想尿尿”。奶奶坚持,她便回答:“我知道我想不想便便。如果我想,就去。如果不想,就不去。”
奶奶继续劝她:“有时你现在不想,但一走出门你就想了,所以不如每次都便便了才走。”女儿虽然剧烈抗拒,奶奶还是坚持让她必须便了才出门。
我开始很认同奶奶的建议,所以有时和奶奶一块劝女儿。女儿不断地抗议,以致每天放学都像一场硬仗。直到有一天,女儿又抗议这个“政策”,她义正辞严地说:“你们怎么可以规定!”我看着她因为愤怒而涨得通红的小脸,才忽然意识到她一直在拼命维护的,是她对自己身体最最基本的自主。
我惭愧不已:当我们在爱的怂恿下,粗暴地规定她什么时候必须去便便时,我们所做的与限制和剥夺女性的堕胎权有什么性质不同?
我同时也对她心生敬意:因为她所做的与不断捍卫女性生育自主的斗争又有什么性质不同?——她完全可以选择顺从,或者甚至阳奉阴违地去一趟,从而为自己轻松解套;但她没有,她选择了不争个鱼死网破不罢休,而且日复一日。
亲爱的女儿,谢谢你教会妈妈,与侵犯人基本的人身自主带来的巨大伤害相比,即便家长善意干涉能带来些许好处——比如让你避免几次路上尿急的尴尬不适——这样做是多么得不偿失。
女儿喜欢玩游戏,尤其是剪刀石头布,躲猫猫,还有追赶嬉戏。在玩游戏时,她常坚持由她来制定和解释规则。有一次在玩剪刀石头布时,她忽然只伸出食指,说:“这是蜜蜂的尾巴,它可以同时赢布和剪刀,但会输给石头。”
又有次我们在追赶嬉戏,女儿在贯彻规则:“爸爸来追我,我先跑出去,爸爸数三声以后开始跑来追我。”然后,“我来追爸爸,爸爸先跑出去,我数三声以后开始跑出来追他。”反复几次后,女儿发现自己总是被爸爸追上,但却很难追上爸爸(那是当然的啰)。
于是,女儿停下来,大声宣布说:“现在规则是这样的,我来追爸爸,爸爸先跑出去,我数三声以后开始跑出来追他。如果我碰到前面的那个消防栓,就算我追上了爸爸!”
是的,四岁的孩子都知道,对禀赋、条件不同的人“一视同仁”,有的人就根本没有赢的可能。看似公正的形式背后是对一部分人永远的机会剥夺。
我们当然可以“嘲笑”四岁孩子制定的规则,好像是通过耍赖来赢得游戏,但当我们的女儿们提出要制定规则时,请不要说“规则就是这样的,不由你我来改变!”而是和她一起思考,怎样的规则能充分考虑人的不同禀赋、条件,从而保证每个参与者真正享有机会平等。
被强加的“矮人一截”
女儿很爱学习,文字、算数、故事、自然……但独独不喜欢学习榜样。
她生性害羞,在生人面前几乎完全不愿吱声。奶奶有时看到别的小朋友大方地在电视上朗诵诗歌,表演节目,就会对她说:“你看看这个小姐姐,多大方啊!你要向她学习哦!”女儿就会瘪着嘴生气。
又比如,今天吃晚饭时,外婆劝导她吃蔬菜,说:“记不记得东东(书上的一个小朋友),他特别喜欢吃各种各样的蔬菜,爸爸还专门奖励了他一只玩具乌龟。你应该学习东东!”女儿抗议说:“不要,不要,不要学习东东!”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每当大人们端出榜样来鼓励女儿如何行动,不仅会遭来她的抵抗,而且会让她非常气恼。这种气恼与我们非要她去便便时的义愤不同:后者是正当权利受损时的反应——理直气壮;当我们要她学习某某小朋友时,她的气恼是一种矮人一截的憋屈,而且还有一种很冤的感觉——因为是我们强加给她的“矮人一截”。
榜样把人根据一种尺度划分高低。当我们被看成榜样的时候,我们被化约成了某种价值的单薄样板。而当我们被迫把别人视为榜样时,我们被化约成一个需要被克服、被抛弃的缺点和不足之处。
我从小成绩不错,所以常被家里的叔叔伯伯当成榜样向弟弟妹妹兜售。一方面,弟弟妹妹们变得很难与我这个“好成绩”样板亲密无间,“肆意撒泼”和分享秘密;同时,我这个“榜样”也渐渐成为他们沉重的心理负担,一个妹妹甚至在自己的QQ签名中抱怨到:“家有学霸,苦不堪言。”
美国的小朋友不会被要求以谁为榜样——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没有自己认同的生命楷模(role model); 由个人由衷认同的楷模,往往不同于某种外力强加的榜样;当一个人由衷认同另一个人的生命、生活,并自愿将之作为楷模时,她眼中的楷模不是某种抽象价值,而是一个整全的,充满种种张力、甚至挣扎的生命个体。
如果期望女儿做某件事或形成某种习惯,诉诸“榜样的力量”远远不如诉诸理性的力量。告诉她西红柿含有很多维生素c还有胡萝卜素,吃了又长聪明又能漂亮,她很可能就立马勺起西红柿,大口大口吃起来。
当然,四岁的她远不是完美的理性人,所以诉诸理性并不总是奏效。但面对我们的孩子,无数性格迥异、生机勃勃的孩子们,当我们诉诸她们的理性时,我们在塑造的是未来某个时候一个个成熟的、丰满的、会独立思考、有独特价值的人;相反,当我们强加给她们榜样时,我们在把她们抽空成一个个晦暗无光的“缺点”,把她们推向自卑的深渊。
我不记得我小时候曾义正辞严地“顶撞”父母,“你们怎么可以规定!”
我不记得我小时候掷地有声地说,“我来制定规则!”
我也不记得我小时候“不懂事地”决绝反对学习榜样……
或许这些也曾发生过,但它们太早太快地被“斧正”了——因为(也因此)我是一个典型的亚裔“乖乖女”。
即便我们生活在一个从上到下、延续千年的家长制下,我们都可以从现在开始,尊重、珍爱我们的女孩,悉心呵护每个孩子的自我意识和独特价值,鼓励而不是抹杀她参与、塑造和守护公共规则的心愿。
唯此,我们才有资格去期盼一个更自由、平等的未来世界。
作者与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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