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亮 | 从民族分裂到全球“圣战” ——“东伊运”恐怖组织意识形态演变分析
针对恐怖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研究，除了其组织活动、形成的危害以外，针对其意识形态演变的分析将有助于深入和全面地掌握其动态，以服务于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对“东伊运”意识形态的变迁的分析需要置于历史、现实和地缘政治的大背景中，聚焦于“东伊运”意识形态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理论基础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圣战”活动。当前，“东伊运”受到“基地”组织的深刻影响，已经从一个民族分裂组织转变为一个民族分裂和全球“圣战”兼具的跨国恐怖组织。但是，对于民族分裂和全球“圣战”的双重追求也制造了该组织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综合来看，反恐怖主义工作必须消除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极端化”的土壤。
关键词：“东伊运” “圣战” 意识形态演变
作者郑亮，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地址：广州市，邮编 510000。
一、研究背景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以下简称“东伊运”）是近年来频频出现在新闻热点里的恐怖组织，是针对中国的主要恐怖组织之一。“东伊运”的目标，是要通过暴力的方式，将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成立一个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突厥斯坦”国家。2003年12月，公安部首次公布了中国政府认定的恐怖组织的名单，其中“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位列公安部认定的四个恐怖组织首位。
2002年初，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 一文，文章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境内外的“东突”势力为实现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国”的目的，策划、组织了发生在中国新疆和有关国家的一系列爆炸、暗杀、纵火、投毒、袭击等恐怖暴力事件，严重危害了中国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并对有关国家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威胁。“东伊运”与国际恐怖组织也有密切的联系。比如，“东伊运”与“基地”组织是共生关系，在培训武装人员和暴力恐怖分子方面得到了阿富汗“塔利班”、本·拉登“基地”组织的大力支持。进入21世纪以来，“东伊运”通过各种形式的恐怖活动，对中国，尤其是新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造成威胁。
近年来，“东伊运”的暴力恐怖主义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组织意识形态和活动特点越来越趋向宗教极端主义，其意识形态已经不仅仅是追求建立一个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国，同时也追求建立一个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宗教政治实体（哈里发），“东伊运”进行的各类暴力恐怖活动也越来越带有宣扬“圣战”的色彩。对于“东伊运”组织的暴力恐怖活动和现实危害，学界已有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但是对该组织的意识形态演进和变迁过程，目前文献缺乏有深度和广度的论述。本文针对“东伊运”组织建立至今的意识形态变迁这一主题进行分析，以期推动对这一主题的进一步研究，并为我国反恐和维稳工作提供助力。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在“东伊运”研究方面，目前国内研究主要是关注“东突”组织（“东伊运”也包括在其中）。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东突”组织的历史成因、活动危害 和相关对策等。与意识形态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突”的思想基础“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传播和影响。潘志平考察了“泛突厥主义”所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发展阶段，并研究了“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合流及其对中南亚地缘政治的影响，还指出“东突”势力实质上是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一种实践体现。潘志平也对泛伊斯兰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综合叙述。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在“双泛”思想的研究中，研究对象是所有“东突”组织，针对具体的“东伊运”组织的意识形态研究还不多见。“东伊运”是目前各类“东突”组织中影响和危害较大的一个，因此，对“东伊运”的意识形态演变进行专题研究是非常必要。
在国际恐怖主义研究领域，针对“东伊运”的专门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瑞德（J.Todd Reed ）和拉什科 (Diana Raschke)的专著，他们的著作对“东伊运”做了全面和详尽的介绍，虽然也介绍了该组织的意识形态，但是相对简略，没有对意识形态的基础“双泛”思想和演变作出足够深入的探讨。另一个比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是罗汉·古纳拉特纳（Rohan Gunaratna）等人在其专著中用一章专门介绍了“东伊运”的情况。该章内容涉及了“东伊运”意识形态，在第60页中指出该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从民族分裂转向了全球“圣战”，但是并没有对这种转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在这两部代表性著作之外，有限的研究成果包括对“东伊运”背景性质的介绍、“东伊运”的活动和中国的反制措施，以及“东伊运”话语体系的特点。在“东伊运”转为“突厥斯坦伊斯兰党”（TIP）名号活动以后，一些研究机构也发布过TIP活动的相关研究报告。但是这些报告篇幅相对较短，也较少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那么，研究“东伊运”组织意识形态，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分析框架？
在恐怖组织的意识形态动机研究方面，国际研究界主要有两种理论取向。“工具主义”取向认为，诉诸恐怖主义是恐怖组织合乎逻辑的战略选择，目的是为了实现这些组织的政治目标。这种战略选择视角要求一个明确可识别的组织体系和领导结构存在。心理学的理论取向认为，个体因为心理上的驱动而制造恐怖袭击，而这些个体的心理过程将袭击合理化，从而被个体接受。恐怖袭击给个体带来了“自我价值”和“自我实现”。对于这两种理论取向，安德鲁·芒福德（AndreW.Mumford）认为这两种视角单独来看均无法充分有效地解释“东伊运”恐怖主义。为此，芒福德提出应该用一种“混合”的视角来看待“东伊运”恐怖主义，即该组织“利用宗教话语来推进其分裂主义议程”。芒福德的这种视角实际上是混合了工具主义和心理主义的视角，从这两种视角当中各取合适的部分用来分析“东伊运”恐怖主义。芒福德这一视角的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上常见的从单一角度分析中国恐怖活动的模式，但还是仅仅将“工具模式”和“心理主义”结合。这种简单的结合虽然有所进步，可是仍然没有突破西方传统的“二分法”框架，对“东伊运”的研究也没有扩展到中国之外。另外，芒福德在提出了“混合”视角以后并没有更进一步从此视角来对“东伊运”进行深入分析。
事实上，“东伊运”恐怖主义在中国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近几十年才产生的，更不只危害中国一国，而是有着长久的历史、宗教、文化，社会和地缘政治背景。今日的“东伊运”，已经不是地方性和民族性的分裂组织，而是演变为一个跨国恐怖组织（transnational terror organization），其主导意识形态也不再是单一的民族分裂主义。因此，对该组织的分析必须跳出微观和局部，跳出个体和组织层面，将目标对象放置于世界历史和社会变迁的框架里进行宏观分析。鉴于目前中西方对于“东伊运”的具体活动和危害已经有较为详细的研究，本文针对“东伊运”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将该组织意识形态的演进放置在中国和中亚历史变迁的背景中，并结合新疆的宗教和社会背景，力求在全球框架中对该组织意识形态的演变做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意识形态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可以给人提供采取特定行为的驱动力。罗汉认为意识形态是制造政治性暴力活动的关键驱动力，而不是仅是贫穷或者无知等因素。因此，“东伊运”意识形态就是由该组织构建的和框架的一套信仰和价值体系，这种体系用来动员、招募、制定战略目标，维持组织运转，并对其暴力恐怖行为提供解释和支持。“东伊运”组织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其历史与现实的活动和话语进行研究。
本研究的目标是回答下列研究问题：（1）“东伊运”组织的核心意识形态是什么？（2）这种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有什么历史背景？现实当中如何体现？（3）这种意识形态历经了什么样的演变过程？（4）“东伊运”核心意识形态的演变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背景？（5）“东伊运”核心意识形态和受到了“基地”组织什么影响？根据本研究的主题和对象，本研究的核心研究方法是“个案研究法”，即对特定的组织、个人或者事件在特定的时间段内进行深入的研究。本研究基于该主题已有的文献，并使用多语种的历史文献和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
三、“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形成与发展
“东伊运”最早是由一批维吾尔宗教与知识人士在1940年代创立。该组织在1950年代的一系列武装行动被挫败，领导人被逮捕。1979年，“东伊运”领导人之一出狱，并在新疆叶城地区秘密进行了一系列的“地下讲经”活动。在参加“地下讲经”的学生当中，有一位来自喀什叶城县的艾山·买合苏木，此人后来成为“东伊运”的重要领导人。1990年，“东伊运”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巴仁乡发动武装暴乱。暴乱平息以后，艾山·买合苏木被逮捕判刑，1997年出狱后离开新疆。1999年，艾山·买合苏木同另一位老牌民族分裂主义者阿不都卡德尔·亚甫泉一道，重新改组了“东伊运”。改组后“东伊运”的意识形态不再强调在新疆建立“根据地”，而是更加强调与中国以外的非维吾尔力量联合。事实上，巴仁乡暴乱可以看作新疆民族分裂活动在1990年代走向宗教化和“圣战”化的开始 。
2003年，艾山·买合苏木在一个基地组织的据点被巴基斯坦和美军的联合清剿行动打死，阿布都·哈克（Abdul Haq 原名：买买提明·买买提）接任领导“东伊运”。2010年，阿布都·哈克被美军的无人机空袭炸伤，暂时退出领导地位，阿布都 ·沙库尔（Abdul Shakoor）接任。2012年，阿布都·沙库尔也死于美军无人机空袭，阿布都拉·曼苏尔（Abdullah Mansour）接任。早在2002年，美国政府就把“东伊运”列入全球恐怖组织名单。其后，联合国也将“东伊运”列入恐怖组组织名单。在艾山·买合苏木领导期间，“东伊运”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建立起了密切的合作关系。IMU领导人阿布扎尔（Abu Zar al-Burmi）曾经在“东伊运”的媒体平台上发布视频宣称要建立“哈里发”政治实体。据俄罗斯媒体报道，IMU和“东伊运”得到了基地组织在金钱上的资助。IMU是源于中亚地区的一个政治伊斯兰组织，其核心意识形态是反对前苏联在中亚的世俗化介入，要对中亚再伊斯兰化。为此，该组织不惜对中亚各地广为接受的伊斯兰教哈那菲教法学派进行抵制和干预。⑥IMU的现实目标是要推翻时任总统卡里莫夫，将乌兹别克斯坦变成一个伊斯兰教法统治下的国家。2001年，美国财政部将IMU列入外国恐怖组织的制裁名单。2009年，美国国务院将阿布都·哈克列为“恐怖组织领导人”。2009年，美国财政部又将阿布都·哈克列入“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恐怖组织领导人”制裁名单。2014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赴北京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前夕，通过新华社对早前在昆明和乌鲁木齐发生的恐怖袭击中的死难者表示了哀悼并对其家人表示了慰问。奥巴马明确表示：“像‘东伊运’这样的恐怖组织，不应该在中国周边的失控地区有立足之地”。大约在2000年，“东伊运”开始以“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以下简称TIP）的名称对外活动。事实上，TIP和“东伊运”是一个组织。关于为什么要改名，TIP自己的解释是“为了代表所有突厥人，而不是光是维吾尔人”。2015年，香港端传媒（Theinitium）很罕见地采访到了“东伊运”的领导人之一阿不都卡德尔·亚甫泉。亚甫泉在访谈中对改名的原因进行了确认，并表示TIP“建立一个‘东突’伊斯兰国的最终目的，一直没有改变” 。
这就是说，“东伊运”在2000年之前追求的主要目标还是分裂中国新疆，但是在2000年更名之后， TIP在意识形态上扩大了活动范围，不但分裂中国的诉求没有改变，而且在此基础上演化出了“圣战”主义的内容，即要成立一个“‘东突’伊斯兰国”的妄想一直未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疆历史上的两次“东突厥斯坦”分裂活动打出的旗号都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而“东伊运”/TIP直接去掉了“共和”两字，这充分说明了“东伊运”/TIP 意识形态的宗教极端主义性质。或者说，“东伊运”/TIP的政治目标是建立一个“东突厥斯坦”国，而其宗教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伊斯兰教法国家。在资金来源方面，前印度高级安全官员拉曼（B.Raman）认为，“东伊运”的经费来自沙特、科威特和巴基斯坦。
四、“东伊运”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
“东伊运”组织的意识形态基础主要来源于“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 （简称“双泛”），而“东伊运”组织的成员，主要来自中国境内和境外的维吾尔族人。因此在分析这一组织的意识形态基础之前，有必要先对维吾尔族的历史做一简单梳理。
维吾尔族先民的主体是隋唐时期的回纥人，活动在蒙古高原，曾经有乌护、乌纥、袁纥、韦纥、回纥等多种汉译名称。公元744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统一了回纥各部，并得到了当时唐朝皇帝的册封。公元788年，回纥统治者上书唐朝，自请改为“回鹘”。公元840年，回鹘汗国被同为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黠戛斯击溃，回鹘人分别迁往不同区域。一支回鹘人在今天的吐鲁番地区建立的高昌国。一支迁往河西走廊，与当地诸族交往融合，形成裕固族。第三支则迁至中亚地区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喀喇汗王朝在当时南疆地区率先接纳了伊斯兰教，并强行要求统治下的臣民放弃原有信仰改信伊斯兰。
1911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新疆进入了旧军阀的统治时期。1934年，主政新疆的民国军阀盛世才召开了“第一次全省民众代表大会”。盛世才根据相关建议, 经过与会各族代表商议研究, 决定在汉文里放弃以前使用的“威武尔”、“畏兀尔”等名称, 统一使用 “维吾尔”作为汉文的称呼，意为维护你我团结。同年 12月 14 日, 新疆省政府发表 《新疆省政府令改缠回名称为维吾尔布告》，将这一决定通告全区。由此“维吾尔族”一词在现代开始使用。1949年，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新疆。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在新疆省基础上建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省级行政区。
（一）“双泛”思潮
所谓“双泛”，指的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传播始于19世纪中期，部分奥斯曼帝国的知识分子因不满奥斯曼帝国的在西方面前的衰落和颓势，而提出全球的穆斯林应该团结在奥斯曼苏丹为领袖的“哈里发”周围。“泛伊斯兰主义”最初的目的是要利用“泛伊斯兰”和“哈里发”的意识形态价值来团结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臣民从而维护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泛伊斯兰主义”的主要诉求是：（1）需要一个强力领袖来领导“泛伊斯兰”意识形态并将之贯彻在“哈里发”当中。（2）把全体穆斯林团结在哈里发周围。（3）准备为“泛伊斯兰”事业牺牲个人或地方利益。（4）随时准备参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集体行动，比如“圣战”。（5）建立一个包括全球穆斯林在内的国家。1884年, 著名的“泛伊斯兰主义”者赛义德·阿富汗尼（Sayyid Jamal al Din al-Afghani）提出了“泛伊斯兰主义”的基本思想：“伊斯兰是‘普世宗教’，不受国界、民族、语言、肤色的限制。全世界穆斯林应该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乌玛），在‘哈里发’的统一领导下，反对殖民侵略，直到取得独立”。19世纪下半叶，世界上的伊斯兰国家和地区多数都受到老牌殖民帝国，如英国的挤压和瓜分。因此，“泛伊斯兰主义”具有鲜明的反帝反殖民的时代特色。当然，英国面对“泛伊斯兰主义”对自身殖民利益的威胁，也顺势利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人的不满情绪，将阿拉伯人塑造为“哈里发”的“正统”继承人，进而破坏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地区的统治。
所谓“泛突厥主义”，其核心主张是要将奥斯曼帝国（今土耳其）境内和境外所有突厥起源的民族，不管是可证实的还是声称的，组成一个文化/实体的联合体。实际上，“泛突厥主义”的提出者还不是土耳其人，而是鞑靼（塔塔尔）人伊思玛伊·伽思普林斯基(Ismail Gasprinski)。此人将近代西方语言学家划分世界各种语言的谱系分类中的“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人为地转化整合成一个虚拟的“突厥民族”，并认定他们都是公元 8 世纪后期就已经从历史上消失的中国古代部族——突厥的后裔 。蓄意编造出了一个在当今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的所谓 “突厥民族 ” 。这个观点后被奥斯曼帝国所利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亚地区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扎吉德”运动（Jadid movement）。所谓“扎吉德”运动，是指中亚穆斯林地区一些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看到被俄国统治的中亚穆斯林世界衰败落后，为了改变本地区落后的状况而开始的新式教育运动。所谓新式教育，即反对缺乏标准化和监督的传统学校（maktab），以及只教授传统宗教知识的伊斯兰经堂（madrassa），推崇体系化和标准化地教授知识与文化的新式教育。这场运动的名称“Jadid”即来源于所谓的 “新教学法”（usul-i jadid）。中亚“扎吉德”运动所推崇备至一位代表人物，就是前文所述的“泛突厥主义者”，鞑靼人伽思普林斯基。
中亚“扎吉德”运动在20世纪初的理念经由一些新疆出境经商和学习的人员，逐渐传入新疆。潘志平认为，“扎吉德”教育启动了新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教育，但是其负面作用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借此传入新疆 。比如，喀什噶尔地区的“新式”学校教育学生们说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才是他们的领袖，教学生们演唱土耳其的进行曲，其教育内容具有强烈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倾向 。
（二）“东突厥斯坦”
关于“东伊运”名称里所用的“东突厥斯坦”，始于西方。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随着西方对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各种语言的划分，一些国家的学者和作家频繁使用“突厥斯坦”一词，指代天山以南到阿富汗北部，大体包括新疆南部到中亚的地域，并且习惯以帕米尔高原为界，将这一地理区域分为“西突厥斯坦”和“东突厥斯坦”。 但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把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1908年，维吾尔族历史学家毛拉·木萨·赛拉米出版了一部史书 《伊米德史》，其中一字未提所谓“东突厥斯坦”，他认为自己的家园是喀什噶尔 (今喀什)、 叶尔羌 (今莎车)、 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吐鲁番七城，是蒙兀儿斯坦内的“七城” (yetti sheher)。 可见在20世纪初期，所谓“东突厥斯坦”这个模糊的地理概念在新疆还无人提及。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泛突厥主义”者将这个词的地理范围扩大到全部新疆，并把这个地理概念变成了一个政治概念，用于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在20世纪波谲云诡的世界政治格局里，民族分裂主义者所推动的分裂活动两度“开花结果”：1933年，以穆罕默德·伊敏等为代表的分裂势力建立了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但是不到三个月这场闹剧就草草收场。1944年，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东突”分裂势力建立了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但是仅一年多即土崩瓦解。如前文所述，这两次“东突厥斯坦”分裂活动，所宣布成立的政治实体都有 “共和”两字，而继承这些分裂组织衣钵的“东伊运”显然走的更远，明确地抛弃了“共和”这一选项，要建立一个教法国家。
五、“东伊运”意识形态的历史与现实“实践”
“东伊运”建立“东突厥斯坦”国使作为其当前追求的目标，其终极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实行伊斯兰教法的政治实体。在现实中，“东伊运”认为，进行“圣战”是实现其政治和宗教目标的唯一手段。因为“圣战”不仅“是实现其目标的唯一道路，也是每个穆斯林的应尽的义务”。事实上，所谓‘圣战’动员在新疆历史上早已出存在。公元九世纪，西迁回鹘的一支同其他部族在中亚地区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喀喇汗王朝改信伊斯兰教以后与笃信佛教的邻国于阗爆发冲突，以“圣战”为旗号对于阗发动的“宗教战争”持续数十年。于阗国灭，佛教退出于阗。
近代以来，新疆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以“圣战”旗号为动员手段的事件是中亚浩罕国军人阿古柏（Yaqub Beg）在南疆进行的侵略活动。1864年，新疆库车爆发了反对清政府的暴动。在这场混乱当中最后得利的是作为乌兹别克人的阿古柏。他利用清政府南疆政权遭遇挑战的时机，打着“圣战”的旗号带兵进入新疆，建立了以南疆七座城市为基础的“七城国”（Yetti Sheher）。为了巩固自己侵略政权的统治，阿古柏迅速实行了以伊斯兰教法（Shari’ah）为基础的残酷统治。阿古柏在南疆的街道上派出宗教法官巡逻，对不蒙面的女子和不缠头的男子施以鞭刑。当时造访过南疆的英国外交官福赛思（Thomas Douglas Forsyth）爵士这样记录了当地人对阿古柏统治的反应：“过去我们每天都可以来巴扎，而且气氛也很好。现在呢，我们一周只能来一天，而且宗教警察四处拿着鞭子驱赶人们去做礼拜，并且把女人从街上赶走”。同一时期的英国军医贝留（Henry Walter Bellew）也有过类似的记载：“一位给萨图克·布合拉汗（Satuq Bughra Khan，此为喀喇汗王朝国王，笔者注）守陵的卫士说：‘虽然我讨厌他们（清朝），但是他们是不错的统治者。那时我们曾经拥有一切。现在，我们一无所有’。” 这种严酷的中世纪式的统治，为南疆维吾尔族百姓所不容，民众开始暗暗怀念清朝统治时期。《哈米德史》里也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阿古柏治下的一个喀什小城，一人在播种。另一人问：‘你在种什么’？此人答：‘我在种汉人’。六个月后，左宗棠的收复南疆的军队恰好驻扎在此处。” 其时，左宗棠仅用70天就平定全部南疆，原因之一就是沿途大量的南疆百姓倒戈支持清军。宗教统治的不得人心，可见一斑。
有如此的“圣战”侵略历史背景，在全球化时代的“东伊运”很早就踏上了全球“圣战”的不归路。1998年，“东伊运”将总部迁移到了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喀布尔。在阿富汗塔利班的庇护下，艾山·买合苏木不但获得了阿富汗护照， 与基地组织领导人，比如本·拉登等数次会面，还在阿富汗托拉博拉的地区建立了训练营地。“东伊运”领导人之一阿布都·沙库尔在丧生之前，不但指挥TIP的人员，同时也担任“基地组织”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指挥。2009年，阿布都·哈克在一份“东伊运”出版的杂志当中证实，“东伊运”的成员在1990年代末期在阿富汗的科斯特、赫拉特、巴格拉姆、喀布尔地区进行训练。在2009年1月“东伊运”发布一段视频中，该组织也确认了阿富汗塔利班为“东伊运”提供训练场地，直到2001年。阿布都·哈克在任“东伊运”领导人期间，与“基地组织”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是基地组织“舒拉议会”（Shura Majlis）的成员。2004年，“东伊运”的一位负责人阿卜杜拉·卡日阿吉（Abdullla Kariaji）在对美国《华尔街日报》表示，“东伊运”在“9·11”之前，就与“基地”组织保持密切联系。他本人亲自参与多次“东伊运”同本·拉登的会面。卡日阿吉承认“东伊运”在“9·11”之后和阿富汗塔利班一道同美军作战。2009年6月，阿布都·哈克和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高级成员在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与巴基斯坦塔利班（Tehrik-i-Taliban) 领导人拜图拉·买合苏德（Baitullah Mehsud）会面，商议巴基斯坦军方在南瓦济里斯坦的军事行动。2014年，基地组织媒介分支Al Sahab出版了第一期英文杂志Resurgence，其中一篇文章明确把新疆放在了全球“圣战”的图景当中。因此，“东伊运”和基地组织如此紧密的配合的只有一个：全球“圣战”。因此，在意识形态上“东伊运”也紧随“基地”组织并保持对塔利班的忠诚。可以说，“基地”组织是“东伊运”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领路者。
2013年，叙利亚的混乱局势使该国成为各路极端分子的练兵场。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以下简称TIP）也将目光投向了叙利亚。TIP宣称：“我们有权利支持叙利亚的穆斯林”。这等于宣告TIP正式参加叙利亚“圣战”。2015年12月，英国以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名字命名的“布莱尔全球变革机构”发布了针对叙利亚非IS极端组织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把“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归类于跨国“萨拉菲－‘圣战’主义”组织。所谓“萨拉菲-‘圣战’”主义，是指“对于经典文本字面意思的绝对尊重和对‘圣战’的绝对坚持”，即不容许任何对于伊斯兰教经典文本根据时代特点进行的解读。2014年11月，TIP的叙利亚武装人员的合照在社交媒体上公布。这应该是TIP参与叙利亚内战以后第一次公开亮相。从TIP在叙利亚公布的图片上看，TIP的旗帜已经从以前的蓝色变成了黑色。在“清真言”的下方多了一行阿拉伯语文字“叙利亚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如此，TIP正式在叙利亚建立了自己分支。TIP的一位负责人在接受土耳其阿纳多卢新闻社的采访时表示，TIP参加叙利亚内战的目的除了“帮助叙利亚的穆斯林”以外，还要获得“回新疆作战的必要经验的锻炼”。，这位负责人还表示，TIP当前还是效忠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TIP转向在叙利亚作战，一方面是为了所谓的“练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获得同世界其他“圣战”组织建立联系，从而获得可能的资金支持。目前普遍认为，TIP长期以来，一直同基地组织的分支“征服阵线”协同行动，而不是ISIS。“征服阵线”是“基地”组织的分支，和ISIS没有隶属关系，二者还是竞争关系。但是，也有一部分维吾尔人到达叙利亚以后加入了ISIS，而ISIS也没有放松过对中国维吾尔人的招募。
除了阿富汗和叙利亚之外，“东伊运”/TIP在全球其他地区也有活动。2002年5月1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透露，“东伊运”在吉尔吉斯斯坦策划对美国驻吉尔吉斯斯坦使馆发动袭击。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美国将“东伊运”列入恐怖主义组织名单。2010年6月，阿联酋国家安全部门逮捕两名维吾尔人，两人因为被发现策划对迪拜附近的一个大型中国商业中心进行爆炸，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目前，“东伊运”已被阿联酋政府列入其“恐怖组织”名单。2010年7月，挪威警方破获一起未遂炸弹袭击案。挪威警方认为这起案件的幕后组织就是TIP 。2016年，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事后吉尔吉斯斯坦官方表示案件是“东伊运”所为，袭击的指令是从叙利亚发出的。
六、“东伊运”意识形态和“基地”组织的关系
“东伊运”在意识形态方面受到了“基地”组织深刻的影响。那么“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有什么特点？约翰·特纳（John Turner）认为，“萨拉菲主义(Salafism)”，“迁徙(hijra)”，“矇昧(jahiliya)”，“圣战(jihad)”四个概念构成了“基地”组织意识形态的核心。“萨拉菲主义”这个概念来自阿拉伯语的salaf，指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直系继承人。萨拉菲主义者认为穆罕默德的时代是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因此需要从中世纪的穆罕默德时代寻找复兴伊斯兰世界的力量。所谓“圣战”在伊斯兰教内部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政治派别有着多种解释。有学者认为，“圣战”可以指个人为了主道的奋斗，也可以指为了维护个人所处群体而进行的斗争。而“迁徙”本意指的是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初期从麦加迁移到麦地那这样一个历史事件。这次迁徙让初创的伊斯兰教逃离了“矇昧（jahiliya）”的前伊斯兰阿拉伯世界，因此极大地促进了伊斯兰教的发展。所谓“矇昧”，指的就是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世界。对于这四个概念，“基地”组织认为，“矇昧”的状态不是历史，而是目前存在于伊斯兰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广泛的情况。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回到穆罕默德那个时代（salaf），办法就是通过军事意义上的“圣战”，而“迁徙”是为了“圣战”进行的必要准备工作。由此可见，“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对四个概念的曲解之上。“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将上述四个概念的宗教和历史背景剥离然后转化成了一种具有明确目标的政治意识形态。那么，作为“基地”组织忠实学生的“东伊运”，其意识形态又受到了 “基地”组织哪些影响？
21世纪以来，媒介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各种媒介平台的使用成本越来越低。全球各类极端组织也充分利用了这一变化。目前，“东伊运”拥有自己的视频机构“伊斯兰之声”（Islam Awazi）、杂志《伊斯兰突厥斯坦》（Islamic Turkestan)和社交媒体平台。这些媒体平台，为研究该组织的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窗口。TIP的媒介宣传机器目前已经充分借鉴了“基地”组织和其他极端组织的经验。罗汉认为，鉴于“东伊运”和“基地”组织的紧密联系，“东伊运”很可能利用“基地”组织的资源来改善其媒介宣传的内容。2006年，TIP发布了第一个视频“突厥斯坦的圣战”。罗汉认为这个视频是“东伊运”和“基地”组织联合制作的。在视频之外，2008年7月，“东伊运”／TIP的第一期杂志《伊斯兰的突厥斯坦》通过Al Fajr媒介中心发布。这个杂志主要以阿拉伯语写成。考虑到阿拉伯语和维吾尔语大相径庭，可见“东伊运”宣传的目标对象是在中东和广泛的阿拉伯世界，而非中国。贾科布(Jacob Zenn)认为“东伊运”的宣传杂志和“基地”组织的杂志有很多共同的特点，比如二者都包含有大量对所谓“烈士”的介绍，对“圣战”分子的访谈和“圣战”的宗教含义等内容， 出版这个杂志的目的主要是向全球说阿拉伯语的“圣战”主义群体宣传自身的组织意识形态，同时也有向全球类似的组织寻求经费支持的目的。TIP领导人之一阿不都拉·曼苏尔从2008年开始就是这本杂志的编辑。
这本杂志目前一共出版了24期，目前开源恐怖主义研究网站上可以获取21期。这个杂志的内容主要包括：对中国政府政策的攻击，讲解宗教知识，介绍该组织的“烈士”，还有对时政的评论内容。笔者对这21期《伊斯兰的突厥斯坦》进行了关键词量化等相关研究。
图1 四个关键词统计
如图1所示，通过以“圣战”“迁徙”“乌玛”和“哈里发”这个四个关键词对21期杂志进行全样本统计，发现：在所有四个关键词当中出现最多是“圣战”，达到了1162次，这鲜明地体现了“东伊运”意识形态对“圣战”的追求，也说明了该组织的“圣战”组织属性。比如，在该杂志第一期的前言中，“东伊运”明确提出“发行杂志的目的在于以论证、解说和提供证据的方式进行舆论的‘圣战’。” 这里“东伊运”把舆论和“圣战”并列，在歪曲了“圣战”原本的含义之外，也说明该组织在宣传方面同“基地”组织看齐。即不仅重视暴力斗争，也同时进行舆论战。排在第二位的关键词是“迁徙”，出现了353次。比如在该杂志第7期第15页，该组织号召信徒“用为主迁徙和圣战来开拓尊严的道路。” 这里“东伊运”把“迁徙”和“圣战”并列，把“迁徙”当成了一种斗争方式，很明显是歪曲了“迁徙”原本的含义。考虑到TIP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可以说TIP在实践上对“迁徙”的理解也与“基地”组织一致。
“乌玛”和“哈里发”出现的次数较少，分别出现78次和37次。在该杂志第8期第41页中，“东伊运”对美国在阿富汗进行的军事行动进行了抨击，“伊斯兰的乌玛已经了解了它的敌人，已经知道了它威力的秘密和权赋之路” 。这里“东伊运”很明显以“乌玛”的领袖来自居，代表“乌玛”发出了声音。同时，“东伊运”将阿富汗塔利班的统治描绘成一种理想的“有尊严的生活”，这体现出该组织对塔利班的忠诚。在该组织的最终目标上，“东伊运”杂志第20期第30页说：“我们的目标是在古兰经和圣训的指导下建立伊斯兰哈里发政权；我们的道路就是为了‘圣战’”。这段表述清晰的说明了“东伊运”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分裂中国新疆，而是要在宗教意义上建立一个“哈里发”政权，而实现手段就是军事意义上的“圣战”。这个目标同“基地”组织完全一致。
七、“东伊运”组织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
如前所述，“东伊运”的主导意识形态已经由创立之初的民族分裂主义演变为一种兼具民族分裂主义和全球“圣战”的混合体。“东伊运”／TIP的政治目标是要将新疆分离成立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但是，“东伊运”试图建立这个政治实体，不是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时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是宗教意义上的教法国家。“东突”仅仅是一个修饰。阿不都卡德尔·亚甫泉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我们要建立一个东突伊斯兰国的最终目的，一直没有改变” 。在宗教上，“东伊运”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神权“哈里发”。其手段就是通过暴力“圣战”。根据该组织的“章程”：（“东伊运”）“同全球穆斯林‘圣战士’一起合作……为了在地球上恢复那个失落的‘哈里发’”。可以说“东伊运”意识形态的导向就是全球“圣战”，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演化也成为TIP后来参与叙利亚内战的根基。
“东伊运”意识形态的演变从其标志物上也可以看出。历史上，代表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活动旗帜是蓝色的印有星月图案的旗帜，俗称“蓝旗”（kok bayraq），但是“东伊运”对这一旗帜作出了改动，在星月图案的上方加上了阿拉伯文的“清真言”（shahada），即“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这一改动使得“东伊运”的旗帜同其他“圣战”组织趋于类似，唯一不同的是旗帜上的星月标志。2014年，云南昆明火车站发生“3·01”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3月4日，云南省在通报案件情况时表示：“这8个人他们原先是想参加‘圣战’，从云南走不出去后反过来跑到其他地方，到了广东也出不去，重新回到云南，到了红河，他们在红河做的计划就是，跑不出去的话就在红河和昆明火车站或汽车站发动‘圣战’。”云南警方在记者会时对外界展示了物证，从现场的图片看，物证中其中除了刀具，还有一面在现场发现的“东伊运”旗帜。不同的是，这面旗除了“清真言”和星月图案以外，颜色不再是蓝色，而是完全变成了黑色（国际“圣战”组织多用黑色旗帜）。这说明，“东伊运”在坚持民族分裂的同时，已经全盘拥抱了全球“圣战”的意识形态。
“东伊运”／TIP既要建立一个基于模糊地理概念的“东突厥斯坦”国，又要追求一个早已归入历史的中世纪意义上的“哈里发”政权，而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双重目标内部也存在潜在的矛盾。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体系，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时期。但在欧洲大陆已经诞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同时，欧亚大陆上的穆斯林最为熟悉的自己生活的实体，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乌玛”（ummah）。所谓“乌玛”，指的是一个由所有穆斯林组成的大社区，或者有某种共同目标的信仰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当中穆斯林的身份认同高于其他一切认同，比如部落，血缘等等。因此，“乌玛”超越一切民族、地域、性别和血缘。“乌玛”社会的治理原则就是伊斯兰“教法”。需要指出的是，“乌玛”无论概念还是实践，都要早于民族国家。持宗教极端主义的个人和组织对“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和实践是排斥拒绝的。因此“东伊运”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伊斯兰国”。至于“东伊运”的宗教目标“哈里发”，中文含义可以指人（caliph），也可以指一种政治实体（caliphate）。作为人的“哈里发”，本意指的是穆罕默德继承人在其去世后代替其位置。作为统治者的“哈里发”，不能传教，但是可以主持宗教仪式，行使司法和政治权力 。作为政治实体的“哈里发”，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其统治者既是宗教权威也是世俗领袖，统治者 “哈里发”的使命是要确保“世界上只有一个‘哈里发’实体，所有穆斯林必须服从这个实体，实体里的非穆斯林处于二等公民地位，面对非穆斯林世界”。
事实上，奥斯曼“哈里发”在1924年终结以后，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主流的伊斯兰组织提出要重建“哈里发”这一政治实体，除了一些边缘的组织和实体。这些组织和实体或者号召重建“哈里发”，或者干脆自己宣布成立“哈里发”，但是基本都不被主流穆斯林社会所承认。最近的两次宣布“哈里发”事件，第一次发生在1996年，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Mullah Omar）在塔利班的大本营坎大哈登上一幢房子的阳台，在众人面前披上了一件斗篷，这件斗篷据信属于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本人。由此奥马尔获得了“信众领袖”（Amir ul-Momineen）的称号 。由于“信众领袖”这样称呼一般专属于“哈里发”，因此奥马尔事实上获得了“哈里发”的地位。两年后，这一地位甚至获得了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承认。但是，主流穆斯林社会并不承认他是“哈里发”，原因主要在于他既没有阿拉伯血统，也不具备足够的教法知识，同时只有一只眼睛，所以无法达到成为“哈里发”的条件 。第二次就是在2014年，极端组织ISIS的头目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在ISIS取得一定的军事胜利并控制了一定的土地以后，宣布成立“哈里发”，自任统治者。这一宣布在互联网时代虽然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但是立刻引来了其他宗教极端主义者和“圣战”分子的反对，他们认为巴格达迪的“哈里发”并不合法，因为没有得到全体“乌玛”的共识或者同意。比较激烈的反对者甚至发出宗教裁决（fatwa），号召穆斯林对抗ISIS 。由此可见，在当今世界要想重现建立历史上的“哈里发”，获得全体穆斯林“乌玛”的认可的难度有多大。有意思的是，TIP的头目阿不都·哈克在巴格达迪宣布成了“哈里发”以后，也发表声明表示此“哈里发”为“非法” 。
“哈里发”统治下的“乌玛”，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超越民族、超越边界、超越血缘的政治实体。“东伊运”的政治目标首先要建立一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这就明确了一个地域范围。而“东伊运”的“章程”里提到的“失落的哈里发”，无论是中世纪中东地区阿拉伯的“哈里发”，还是奥斯曼“哈里发”，都不包括所谓的“东突厥斯坦”。按照“哈里发”的传统，穆斯林世界只能有一个“哈里发” 实体。如果“东伊运”在中亚地区成立“哈里发”，这个实体的合法性在哪里？假设“东伊运”在中东地区建立“哈里发”，这个实体和“东突厥斯坦”又是什么关系？对于“东伊运”政治目标和宗教目标之间存在的潜在矛盾，该组织并没有给出解释。事实上，随着TIP越来越深地卷入多个极端组织在叙利亚的“圣战”，该组织成员或支持者总会有这样的困扰：到底是民族分裂的“东突厥斯坦”重要，还是伊斯兰主义的“圣战”重要? 美联社记者施家曦2018年曾经在土耳其采访了部分参与过叙利亚战争的TIP武装分子，据这些人介绍TIP内部对该组织参加叙利亚“圣战”的最终目标也有不同意见。有的人认为参加“圣战”是穆斯林的“义务”，有的人认为TIP的目标主要应该在中国，而不是叙利亚。这也是“东伊运”/TIP意识形态双重目标内在矛盾的一个体现。
八、结 语
自19世纪下半叶“双泛”思想在新疆开始流传以来，分裂和反分裂已成过去一百多年以来新疆历史的重要内容。20世纪下半期，“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开始成为新疆民族分裂活动里的一个颇具典型性的组织。20世纪新疆的各类打着“圣战”旗号的暴力恐怖活动只是局限在一地，并以实现所谓“东突厥斯坦”为主要诉求，“圣战”只是一个手段。21世纪全球化的时代，“东伊运”的“圣战”活动已经同全球“圣战”活动卷为一体，建立中世纪意义上的“哈里发”政治实体成了终极追求。“圣战”很大程度上已经从手段变成了目的。
在以民族分裂起家以后，“东伊运”开始慢慢转向全球“萨拉菲-圣战”主义，其目标也变成了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和建立全球 “哈里发”的双重目标。必须指出的是，“东伊运”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是通过历史和宗教的曲解来实现的。其中最明显的曲解就是“泛突厥主义”。历史上的突厥，作为部落早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但是各突厥部落使用的突厥语族语言却被后来很多民族采用。今天的世界有很多群体操突厥语族语言，这些群体来自不同的民族，这些人被现代语言学称为“突厥语族”民族。但是语族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东伊运”基于“泛突厥主义”构建的政治概念“东突厥斯坦”完全是虚构和曲解的产物。在政治目标之外，“东伊运”意识形态的宗教目标也是通过曲解来实现的，而这种曲解直接继承了“基地”组织的衣钵。“基地”组织的核心意识形态曲解了“迁徙”“矇昧”和“圣战”这几个伊斯兰教的概念，而“东伊运”所做类似。因此，同“基地”组织一样，“东伊运”也将这几个核心概念从伊斯兰教中进行去精神化的剥离并加以自己的“改造”，从而创立了一种貌似宗教但实为暴力斗争理论的话语体系来服务于其意识形态目标。
除了虚构和曲解之外，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变内部存在地域性、民族性的“东突厥斯坦”和超越地域与民族的 “乌玛”之间的矛盾。即使如此，这种双重意识形态说明“东伊运”已经从创立之初的民族分裂组织，转变为集民族分裂和全球“圣战”意识形态为一体的恐怖组织。这种双重意识形态短期内有利于“东伊运”的动员和招募，但是长期来看则有可能会造成组织内部的紧张，甚至是分裂。从近年来“东伊运”在全球的活动情况看，该组织已经演变为跨国恐怖组织，全球“圣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超越其初始的民族分裂的目标。
目前，“东伊运”活动的首要目标是针对中国，次要目标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这种主次之分并不影响“东伊运”的恐怖主义性质。必须明确的是，“东伊运”的意识形态体系实际上是在“基地”组织的影响下完成的，这也注定了“东伊运”袭击的目标不可能只针对中国一国。一些国家出于自身地缘或政治利益，对“东伊运”恐怖主义带来的危害采取漠视态度，有时甚至用“双重标准” 来衡量中国政府打击“东伊运”的行动，这对于国际反恐合作没有任何助益，长远来看会损害整体国际社会的利益。
恐怖主义行动是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直接产物，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中一个重要的层面是抵御和消解恐怖主义意识形态。“东伊运”恐怖组织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变迁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防范和打击“东伊运”，要针对其特点，从根本上动摇其意识形态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根基，从本质上消解该组织的动员、组织和招募能力。
〔责任编辑 马俊毅〕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下载pdf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