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于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二年遣往清朝的吹扎布熬茶使团，颇受乾隆皇帝重视。在清朝大力资助和关照下，使团圆满完成朝觐和熬茶使命，并加深了土尔扈特人对清朝国力和黄教政策的了解。作为土尔扈特部回归之前遣往清朝的最后一个使团，吹扎布等使团成员带回的诸多真实信息，为土尔扈特部认识清朝乃黄教兴盛之地及其制定东归计划等方面，均有重要影响。关键词：清朝

壮族族称的前身“撞”与“獞”，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末年出现的“撞丁”一词。元代广西屯田与“防徭”政策，是“撞”从一个特定民丁的称谓演变为广泛使用的族称的关键。随着广西屯田范围的扩展，“撞”的所指也逐渐延伸。在元朝官府、省民及“徭人”都在借用“撞”这个身份标签来叙述自身立场的过程中，“撞”的内在含义逐渐扩大。到元中叶，“撞”已由屯兵专称，扩大为与屯田、守隘与“防徭”密切相关的一个身份标签。在元末寇乱中，脱离官府控制“撞人”变成了“獞”，其称呼具有了族类标签的意义。明初广西撞兵屯田被废除后，撞兵失去了屯田这一关键的制度性支撑，“獞”的本字“撞”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在明清文献中，“獞”与“猺”并称“猺獞”，用以指代广西境内不受流官与土官控制的非汉族群。关键词：广西

严尤的民族观与边疆思想是中国古代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代表性思想之一，系统总结了先秦至西汉时期处理农耕与游牧族群之间关系的得失问题，提出“无上策”“五难”“尉安貉人”等认识。严尤的民族观与边疆思想有助于王莽新朝的稳定与发展，但从历代边疆经略的角度看又有很大的局限性。正因如此，后世朝臣、史家对严尤之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经历了从认可推崇到否定批判的过程，而一些帝王则从实践层面不断尝试突破。后世对严尤之论的争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处理边疆民族问题思想的演变过程，即从“夷夏之防”到“华夷一体”。关键词：严尤

基层治理的效能不仅体现在制度缔结的规则力量，而且体现在制度所内蕴的情感力、仁爱力。在新疆哈密一个多民族社区中，驻村干部以情感为桥梁把当地各族人民群众链接起来，搭建出一个凝聚力强、认同度高的生活共同体。正是在这种生活共同体中，彼此的情感体验记忆得以加深，正向的群体情感认同以及和谐民族关系不断建构。这种以“情感沟通”为核心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是对以往侧重技术治理的重要补充与创新，对全国基层社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关键词：基层治理

无论是从中国各民族交往互动的历史演进，还是从西方现代性扩张情境下民族国家的建构实践，都无法全面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性及其生成和发展过程。从反思现代性的理论视角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性的转化与发展，离不开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现代化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性的凝结与升华，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政治力量，在与社会大众上下互动的社会运动中，反思性建构政治社会秩序与集体认同，促进政治理性化建制与社会规模有机结合的过程。从历史、现实与发展三个维度来看，古代中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坚韧的历史文化认同，近代以来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现代化实践，推动王朝国家的传统认同转化为现代国家认同，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又表现出历史连续性、复合现代性与结构约束性的内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具有了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双重意义。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本文基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的田野调查，从三江源一个牧民社区生态共管实践入手，梳理和分析当地野生动物保护多方合作的历史与现状，考察现实情境下牧民生计受到野生动物多重影响的困境以及地方利益相关者表达出的各种需求和意见。野生动物保护是三江源环境治理的重要议题，不同行动者有着各自的环境话语和实践逻辑。国家环境政策、生物多样性话语与藏族传统生态知识共同作用于牧民的生态保护实践。在各行动者的环境话语与行动交织的生态保护实践中，需要重新审视社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和未来，以构建三江源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合力。关键词：三江源

民间组织作为明清时期中国基层秩序的制度基础与核心要素，拥有较强的合法性与资源整合能力，在相应的产权机制与治理模式下，发挥较强的组织力，并且具有拓展性，以满足基层社会的多样性需求。士绅通过创建、领导民间组织发挥作用，士绅以外的群体也可借助民间组织满足自身需求。独立的民间组织能够激发基层社会的活力，形成稳定的社会规则与具有生命力的自发秩序。政府与士绅、民间组织及其他民间主体有序连接，低成本地实现对基层社会的间接治理。关键词：民间组织

西藏山南博物馆藏的一件永乐织锦唐卡是明成祖赏赐给西藏高僧的礼物。15世纪，这件织锦唐卡作为嵌入在一套礼仪制度中的重要礼器，传达着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既包含着一体性又强调等级性的社会关系。18世纪，永乐织锦唐卡被七世达赖喇嘛带到琼果杰寺，每年在该寺最重要的法会中公开展示。这件唐卡的宫廷御制身份成为中央王朝权力的象征，通过地方性的象征转换与话语生产，用以巩固格鲁派在西藏地方的政教势力。20世纪90年代，这件唐卡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山南博物馆藏品，并数次外出参加文化交流巡展。在新的语境中，此件唐卡的美学特征与历史信息不断与“文化遗产保护”“一带一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时代主题发生联结。永乐织锦唐卡不仅呈现着历史，更是各个不同时代历史创造的组成部分。关键词：汉藏文化交流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少数民族人口大规模向东部和内地城市流动，这既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同时也存在“三个不适应”，即进城的少数民族群众对城市的生活和管理方式、城市居民对他们的某些生活和行为方式以及我们的工作方式和管理机制等都不能很好适应。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不断以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解决“三个不适应”，以“铸牢”促进“融合”，积极创新城市民族工作服务管理机制，构筑多层次、广覆盖、全方位社会化服务管理网络，有效应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形成党委重视、多方联动、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成为内地城市民族工作的标本。关键词：“三个不适应”

多民族国家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如何交往交流交融，如何借鉴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经验，儒道佛文化是否只属于中原文化？探究这些问题，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中国历史上，汉族、藏族、蒙古族宗教文化互相交流、彼此促进、共同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形成了多元通和的宗教文化交流模式。三个民族在交流中以儒道佛文化为中轴信仰，形成多层面的交流沟通模式。多元宗教和谐共生，既丰富和发展了儒道佛这一主脉文化，枝繁叶茂、别开生面、互动创新，又为各民族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从而形成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关键词：多元通和

三藩汉人被严格束缚在庄园内，身份世袭。他们承担繁重的差派，没有生产积极性。内务府档案中，处罚庄丁的事例俯拾即是。内务府设有专门惩罚庄丁的司法机构——慎刑司，负责审案谳狱，对庄丁施以心理的震慑与压迫。

本文基于实地调查，对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异地安置与适应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生态移民群体如何得到合理的异地安置，如何更好地融入和适应移入地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基于此，本文指出，三江源地区实行一种兼顾性生态移民政策，即在分地区实行生态移民的同时，兼顾“草畜平衡”与草原生态环境改善，这种均衡性发展的总体思路可能更为有效。关键词：生态移民

12-13世纪，活跃在中国北方的商人主要是信奉景教和佛教的粟特—回鹘商人，另包括一小部分穆斯林商人。克烈部人脱不花投奔铁木真，表明金朝的萌古乣是设置在汪古部地界内的，当时的汪古部和蒙古部之间有着密切往来。回回商人阿三是假借商人名分，经汪古部推荐投奔铁木真的。镇海是通汉、蒙古、回鹘、波斯等多种语言文字的回鹘商人，他可能在华北地区行商时，通过蒙金之间的榷场交易结识了铁木真。吐鲁番高昌故城出土U5328回鹘语文书反映，12-13世纪粟特—回鹘商人仍然在与草原游牧民进行着交易。关键词：粟特—回鹘商人

海南岛渔民自古以来就在中国南海诸岛从事渔业生产。从风帆航海到机动船出现，南海渔民经历了不同的航海时代。在岛礁生产生活的渔民也经历了季节性住岛到长期住岛的过程。本文以西沙宣德群岛和永乐群岛住岛渔民群体为例，展示了住岛渔民独特的渔猎生计方式，揭示了其对利用海洋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特殊意义。关键词：渔民

宇文部到北周先世传说层累过程，体现了北周统治者为建构自身正统性做出的一系列努力。其不仅模仿《魏书·序纪》编纂了宇文氏的先世传说，同时亦将十六国时代有关宇文部政权的文本一并进行修改，使得北周政权的合法性得以解释。契丹建国之初同样利用了拓跋传说故事解释自身政权正统性问题。北魏及其之后的北族王朝大多面临中原、草原双重正统性的建构，北周与契丹亦从这两个向度使得自身法统得以完备。关键词：宇文部政权

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基于网络而存在的虚拟社区逐步纳入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视野。传统的民族志研究方法面临挑战，网络民族志应运而生并日渐凸显其重要性。研究者如何融入所研究的虚拟社区及进行参与观察成为值得探索和思考的问题。本文认为，研究者可能回归“摇椅”进行田野工作，以虚拟身体实现到场，但为了确保融入虚拟社区，应满足“浸染”的规范性要求，即长时间持续专注虚拟社区中的互动。研究者可以通过“非参与式”浸染的方式成就民族志，但“参与式”浸染即“参与观察”依然是居于主导的方法和要求。“浸染”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参与”是网络民族志的关键所在。关键词：网络民族志

针对恐怖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研究，除了其组织活动、形成的危害以外，针对其意识形态演变的分析将有助于深入和全面地掌握其动态，以服务于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对“东伊运”意识形态的变迁的分析需要置于历史、现实和地缘政治的大背景中，聚焦于“东伊运”意识形态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理论基础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圣战”活动。当前，“东伊运”受到“基地”组织的深刻影响，已经从一个民族分裂组织转变为一个民族分裂和全球“圣战”兼具的跨国恐怖组织。但是，对于民族分裂和全球“圣战”的双重追求也制造了该组织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综合来看，反恐怖主义工作必须消除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极端化”的土壤。

Trim”，也以“Qtay”为名。另外，与和者不华以高昌为名的情况雷同，还有一些回鹘人以位于东部天山地区的大城市为名。在回鹘文敦煌写本《善恶二王子的故事》中就有回鹘书手名叫“Küsn

6.除邪。挂灯前师公先进行除邪仪式。执香师赵法行一边念“天财财地财财，太上老君送衣送帽来”，一边帮坐在凳子上的师男戴法帽。三位师公在醮坛前念经，另外三位师公穿行在弟子中间，逐一在师男头上掐法诀除邪。

的著名论断，指出了“民族团结”在西北工作的重要性，为当时做好西北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习仲勋对我国西北民族情况的科学分析是我党制定西北民族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同一个正白旗蒙古都统右参领所属第十佐领，该族长印轴和印轴（2）所介绍的佐领印轴内容即牛录原委、牛录内宗族数目及宗族内人员、佐领之分等基本相同，所以在此简要介绍两个印轴的不同之处。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下载pdf全文。狩猎采集社会及其当下意义范可文化与自然两分是晚近以来的分类。这样分类在许多传统社会里并不存在。狩猎采集社会得以存续至今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文化与自然两分的宇宙观与价值观。这是狩猎采集者理解与处理自身与周遭环境关系的源泉，体现了他们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存性智慧。正因为如此，与“原始”结缘、“停滞”不前的狩猎采集社会对于理解当下事关发展的命题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关键词：狩猎

边疆与民族的互构：历史过程与现实影响范可民族与边疆作为与现代性有关的问题是从清末开始的。在民国年间，更由于政府的民族国家建设以及对主权的关怀，边疆与民族开始互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边政建设”的思路，但力图以一种民族区域自治的方式取而代之。在这一过程中，主权与民族继续成为关注焦点，但是通过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党和国家在治边的表述上和舆论上对边疆与民族有了特殊的表述，这些表述所达到的分类意义可以建立起一种不同的看待问题的方式。本文希望通过梳理这一历史过程来增进一种新的边疆认识，改变对待边疆的常规看法，更多地将边疆视为多元互动的场域。关键词：边疆

还有研究者认为，少数民族代表在议会中组织团体并占据某些领导职位后，引发了一些负面问题，比如，主流政党的议员将少数民族事务完全视为是少数民族团体的职责，不与少数民族议员在涉及少数民族的事务上开展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