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马 | 12-14世纪回鹘人名中的家族标识成分及其产生原因

普遍认为，元代的回鹘人（畏兀儿）与其他色目人一样，属于“无姓之人”，只有名而无姓。据汉文文献可复原哈飒不华、廉氏和贯云石三个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回鹘家族的谱系及其成员的本族人名。其男性家族成员人名的最后位置都有相同的词汇标示其家族出身。这种家族标识成分跨越代际传承，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姓氏的作用。廉氏、贯云石家族的案例显示，即使在回鹘家族取汉姓、汉名之后，这种命名传统也得到保留。早在蒙古汗国崛起以前，该现象已出现在西州回鹘王国。回鹘文出土文书中可见相关证据。其产生的契机可能是12世纪西辽对中亚东西部的统一。西州回鹘被纳入多族群、多语境的帝国体系中，受到突厥穆斯林的文化影响，部分回鹘人开始在人名最后添加家族标识成分。

关键词：西州回鹘  人名  家族标识成分  廉氏  西辽

作者付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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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09年，西州回鹘亦都护率众归附蒙古汗国。此后，陆续有大量的回鹘人入仕蒙元朝庭，迁居中原内地。回鹘人在元代被称为“畏兀儿”，传世汉文文献保存了大量入仕蒙元的回鹘家族的信息。与进入中原地区的其他西域人一样，回鹘人多有受汉文化影响而采用汉人姓、名者。陈垣先生在其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中即有单独的章节对此进行论述。其后，中外学者在研究元代中原地区畏兀儿人的专著中也多有针对这一现象的详细讨论。回鹘人被元朝归为色目人，而色目人属于无姓之人。《元典章》刑部卷11《典章四九》“女直作贼刺字”条下记：“前项贼人既是女直，不同蒙古，兼况有姓，难同色目，合与汉儿一体刺字。”可知，元代色目人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无姓。此外，《元典章》吏部卷3《典章九》“有姓达鲁花赤革去”条、同卷“有姓达鲁花赤追夺不叙”条也表明色目人与蒙古人一样属“无姓之人”，与契丹、女真和汉等“有姓之人”有别。回鹘人本身也认同本族自古便无姓氏的说法。西州回鹘里氏家族进入中原之后采用汉字“里”为姓。程钜夫为其家族作《里氏庆源图引》，开篇写道：“氏族之制，所以定亲疏，别嫌疑，厚人伦也。古者国有牒，家有谱，然犹有拜汾阳之墓者。矧二者并亡之欤？其西北诸公以名称相呼，以部落为属，传久而差，失真尤甚，此里氏庆源图之所以作乎！”在汉人文士看来，包括回鹘在内的西北诸族没有姓氏、族谱，个体出身只能追溯至部落，而无法追溯到家族。这种观点显然得到了回鹘里氏家族的认可，因此才能被置于其族谱引言中。

然而，笔者在元代汉文文献中发现，一些回鹘家族在其男性成员名字的最后位置添加相同的成分，并跨越代际传承，延续最久者长达五代。这种命名成分显然标示了家族出身，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姓氏的作用，笔者权称其为“家族标识成分”。无独有偶，在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回鹘文书中，也可见到相似的案例，可与汉文文献的记载相互印证。笔者将分析汉文文献所记的三个典型案例，复原这些回鹘家族成员的突厥语或蒙古语名字，展现这种命名特征。再列举回鹘文书中的证据佐证其在西州回鹘本土的存在。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出现的时代及原因。

一、蒙古化的哈飒不华家族

回鹘人哈飒不华在元武宗朝（1307-1311）官拜将作院使，其家族的历史信息见于刘敏中所撰《勅赐将作院使哈飒不华昭先碑铭》（以下简称《将作碑》）。兹节录碑文相关内容于下：

将作曾祖考答答不华，霍州人，系出伟吾氏。国初，从太祖征西域，时太宗实抚军以行，遇敌，失所乘马，公及之，以己马进，而矢伤公面，弗为动，力卫帝以出。太祖嘉其忠，给户三千，为廪稍之奉，仍假太子称，以异其宠，方大用而卒。配夫人兀欢曲节的迷失氏。大父和者不华，为人恪谨有为，官霍州路达鲁花赤。皇庆元年四月，制赠中奉大夫、护军、太原郡侯。配吉只周氏，赠太原郡夫人。父起台不花，早受知裕皇，给事东邸。裕皇封燕王，为印章，不成者再，卜宜莅者公。告，往莅，乃成，由是眷遇益密。后从征称海，有功，擢大宗正，迁枢密院断事官。会巨奸专政，窃威福，横甚，裕皇有弗堪之志。以公刚正可任，使密慎其迹。巨奸觉之，即出公为真定路达鲁花赤，奏云：“真定剧郡，非此人不能治。”世皇乃可。到官未几，卒，实至元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也。寿年五十四。赠资善大夫、大司农、上护军、太原郡公。公二弟，长曰黄忽不华，怀孟路达鲁花赤。次也里不华，裕皇近侍。四侄，曰合剌不华、也先不华、伯颜不华，怀孟路子也。曰要不华，近侍子也。公配夫人刘氏，保定名家子，今承务郎同知建昌路舜英之妹……一子，即将作君，……将作君长于宫中，能严母训，以学自立，忠孝之分，造次弗踰。未冠，辄班内侍，授嘉议大夫、同知将作院事、甄用卿、提调供须库。……武宗即位，进授资善大夫、将作院使，依前甄用卿，提调供须库。君初娶夫人粟氏，生二女，曰免免，曰大悲奴。寻以皇太后命，妻宗王女脱脱你，封太原郡夫人。生二女，曰：奴罕，曰：马头。

哈飒不华（Qara Buqa）曾祖名为答答不华（Tatar Buqa），“霍州人，系出伟吾氏”。“伟吾”为畏兀儿的异写，是对“Uyγur”（回鹘）的一种音译。其“国初，从太祖征西域”，应是最早一批从西州回鹘王国归降蒙古汗国效力的回鹘人，则“霍州”当为火州的异写，均为“QoAcˇo”（高昌）的音译。自答答不华起，其家族至少四代人先后效力蒙元朝廷，在中央或地方担任职事。兹于表1罗列《将作碑》所见哈飒不华一门人物的名字复原和基本信息：

从上表可见，自答答不华以降，该家族四代人的名字中都含有“不华（花）”这一成分，可还原为突厥语词汇“Buqa”，直译为“公牛”。它出现在不同代际的所有男性家族成员的人名最后，显然起到标识家族身份的作用。该家族的第五代成员均为女性，仅有单名见著，或许说明“不华”这一成分只在男性人名中传承。

该家族自答答不华起世代为蒙元朝廷效力，从第二代和者不华起受元朝封散职、勋、爵，并为后代长子所继承，但散职、勋、爵名目皆与“不华”无关。《将作碑》所见该家族男子的尊称皆用其本人官职或爵位。因此，该家族男性人名最后的“Buqa”并非承袭自祖辈的官号、爵位或者称号，而是一个独立的标示家族出身的成分。

答答不华以下三代长男皆以族名或地名为名。这种起名的方式在回鹘人中并不罕见。答答不华（Tatar Buqa）以族名“鞑靼（Tatar）”为名，或可能因为其源出鞑靼部。德藏Mainz 738号回鹘文书第5、6行就出现有人名“Tatar Trim”，而俄藏回鹘文书SI KR I 420第5行也有人名“Tatar A(n)gs”。和者不华（QoAcˇo Buqa）、起台不花（Qtay Buqa）二人分别以地名（或族名）“高昌”（QoAcˇ）和契丹（Rtay）为名，或许因为这父子二人分别出生于高昌和中原。德藏U 2477和U 2505两件回鹘文书缀合复原后的背面第7行出现人物“Qtay Trim”，也以“Qtay”为名。另外，与和者不华以高昌为名的情况雷同，还有一些回鹘人以位于东部天山地区的大城市为名。在回鹘文敦煌写本《善恶二王子的故事》中就有回鹘书手名叫“Küsn ACˇor”，而德藏回鹘文名表Mainz 858背面第7行则记有人名“Küsn Ba［  na］l”，④此二人皆以“Küsn”（曲先，即龟兹）为名。

二、汉化的廉氏家族

前文已述，元代入仕中原的回鹘人中多有汉化而取汉人姓、名者。然而，一些汉化回鹘家族在采用汉姓、汉名的同时，仍保留着取本民族名的传统，典型的案例便是著名的廉氏家族。

廉氏家族自廉希宪出生之时始以汉字“廉”为姓。据《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记载：“王姓廉氏，讳希宪，字善甫。北庭人。考讳布鲁凯雅，从回鹘国主归圣朝，官至真定顺德诸路宣慰使，赠仪同三司、大司徒，追封魏国公，谥孝懿。妣石抹氏，追封魏国夫人。司徒十三男子，魏国之男，曰：希闵，正奉大夫、蕲黄等路宣慰使；次即王。王生，司徒拜廉访使之命，顾曰：‘儿适承庆，宜以官氏。’遂姓廉。”又据《元史·布鲁海牙传》：“初布鲁海牙拜廉使，命下之日，子希宪适生，喜曰：‘吾闻古以官为姓，天其以廉为吾宗之姓乎！’故子孙皆姓廉氏。……子希闵、希宪、希恕、希尹、希颜、希愿、希鲁、希贡、希中、希括，孙五十三人，登显仕者代有之，希宪自有传。”廉希宪之父布鲁海牙（凯雅）是13世纪初期随西州回鹘亦都护归顺蒙古并入仕朝廷的回鹘人，其名字可复原为突厥语“Buyruq Qaya”。后来，布鲁海牙官拜蕲黄等路宣慰使（廉访使），适逢其次子诞生，便取官名中一字“廉”为其新生子并其家族立姓。上引文献所列布鲁海牙十子的名字均为以“希”字标示辈份的汉文名字，则其家族自廉希宪一辈起应当均著有汉化姓、名。

在布鲁海牙官拜廉访使而以廉字为其家族立汉姓之前，其家族成员的本族名字中其实已经带有家族标识成分，兹举史料为证。《元史·布鲁海牙传》记：“布鲁海牙，畏吾人也。祖牙儿八海牙，父吉台海牙，俱以功为其国世臣。布鲁海牙幼孤，依舅氏家就学，未几，即善其国书，尤精骑射。年十八，随其主内附，充宿卫。”同传又有：“布鲁海牙性孝友，造大宅于燕京，自畏吾国迎母来居，事之，得禄不入私室。幼时叔父阿里普海牙欺之，尽有其产，及贵显，筑室其旁，迎阿里普海牙居之，弟益特思海牙以宿憾为言，常慰谕之，终无间言。”可知，布鲁海牙祖父名作牙儿八海牙（Yarp Qaya），其父名作吉台海牙（Qtay Qaya），其叔父名作阿里普海牙（Alp Qaya），而其从弟名作益特思海牙（It Qaya）。则牙儿八海牙以下三代五位男性成员的名字最后均有家族标识成分海牙（Qaya，意为“岩石”）。13世纪初回鹘亦都护归投蒙古汗国时布鲁海牙年方十八岁，则其家族成员至少在12世纪后半叶起就已经开始在人名最后添加家族标识成分“海牙”。

廉氏家族成员自廉希宪出生起开始采用汉姓、汉名，以廉姓著名于当时。但与此同时，其本民族名中的家族标识成分“海牙”竟然也得到保留、传承。《元史·廉惠山海牙传》记载：“廉惠山海牙字公亮，布鲁海牙之孙，希宪之从子也。父阿鲁浑海牙，广德路达鲁花赤。”据此而知，布鲁海牙之子、廉希宪同辈兄弟中有名作阿鲁浑海牙（Arγun Qaya）者，以本族、名著于当时。而在阿鲁浑海牙之子廉惠山海牙的汉文名字中，既著其家族的汉姓“廉”于前，又隐含其本族名的家族标识成分“海牙”于后。则廉氏家族自曾祖牙儿八海牙以降直至廉惠山海牙一代至少五代人的名字中都含有家族标识成分“海牙”（Qaya）。检索廉希宪以下两代家族成员的信息，虽然多为戴汉姓、取汉名者，但有一些人的本族名字也留有记载，其中可见家族标识成分“海牙（Qaya）”。比如，廉希宪之弟廉希恕又以本族名不鲁迷失海牙（Bulm Qaya）见著，希宪之从弟廉希贤又以本族名中都海牙（ACˇGodu Qaya）见著，希宪三子廉恂又以本族名米只儿海牙（MAzˇr Qaya）见著。另一些廉氏家族成员见于文献记载的名字就是以汉姓廉加上其本族名的汉语转音构成，名字最后都带有“海牙”，比如：廉达石海牙（Ta Qaya）、廉都鲁迷失海牙（Turm Qaya）、廉寿山海牙、廉突坚海牙（Tükl Qaya）、廉玉居石海牙、廉阿息力海牙（Asl Qaya）、廉可安海牙、廉吾鲁海牙（Uluγ Qaya）等。

综上可知，廉氏家族成员至迟从12世纪后半叶开始在人名最后添加家族标识成分“海牙”，沿用至少五代。在取用汉姓廉以后，其家族成员也没有丢弃本族固有的命名方式。他们采用汉名的习俗应当始于其采用汉姓廉之际。自希宪降生起，布鲁海牙始为其家族戴汉姓廉，而其长子见于史册的名字为“希闵”。显然，“希闵”这一纯粹的汉名应当是在其有汉姓之后所取；此前，他应当只有本族名字。自希宪降生以来，其家族成员应当都拥有一套汉姓廉 + 汉名的汉化姓名，并且同时拥有一套突厥语名 + 家族标识成分Qaya的本族名，而他们见于史册的名称则表现为下列不同的情况。

（1）一些人的两套名都见于史册。比如，布鲁海牙的三子就以廉希恕和不鲁迷失海牙（Bulm Qaya）两套名见于史册；廉希宪的三子则以廉恂和米只儿海牙两套名字见于史册；希宪的从弟则以廉希贤和中都海牙（ACˇodu Qaya）两套名字见著。

（2）廉氏家族大部分成员则只以其中的一套较为常用的名字著于史册，而另一名失载。比如，廉希宪的兄弟希闵、希恕、希尹、希颜、希愿、希鲁、希贡、希中、希括等大多以其汉名著名，其中同时见有本族名留于史册的不过一二；与此相反，希宪的胞弟阿鲁浑海牙则只以其本民族名字见著，而不知其汉名。而其父布鲁海牙更是在其十子皆取有汉姓、汉名之后，仍只以突厥语名见著史册，显然是因为当时布鲁海牙一名早已名扬朝野、广为人知。

（3）廉氏家族中以其突厥语名字著名者，在汉文的语境中也很可能被戴上汉姓廉，因此在史册中以汉姓廉+人名+家族标识成分海牙的形式出现。比如，廉惠山海牙应当是以突厥语名惠山海牙（Küsn Qaya）著名，廉吾鲁海牙应当是以突厥语名吾鲁海牙（Uluγ Qaya）著名，但在汉文语境下他们的名前中都加戴了汉姓廉。廉达石海牙（Ta Qaya）、廉都鲁迷失海牙（Turm Qaya）、廉寿山海牙、廉突坚海牙（Tüzün Qaya）、廉玉居石海牙、廉阿息力海牙（Asl Qaya）、廉可安海牙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三、汉化的贯云石家族

贯云石是元代汉化回鹘人的杰出代表。他自幼接受汉文化教育，二十七岁即被元仁宗任为翰林学士；而其在元散曲创作方面的成就，更被后人赞为“擅一代之长”。其汉化程度之深，汉文造诣之高，在元代入华西域人中一时无两。《元故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贯公神道碑》（下称《贯公碑》）记载贯云石生平，有：“公家世北庭，云石其名，酸斋其号也。故湖广行省左丞相、赠宣威服远辅德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江陵王、谥武定阿里海涯之孙，故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赠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楚国公、谥忠惠贯只哥之子。”另据《元史·小云石海涯传》：“小云石海涯，家世见其祖阿里海涯传。其父楚国忠惠公，名贯只哥，小云石海涯遂以贯为氏，复以酸斋自号。”可知，贯云石先自有突厥语名字小云石海涯（SvinAcˇ Qaya），后来才仿照汉人的传统，取父名首字为汉姓，取本名中颇有韵味的“云石”之音为汉名。

其实，早在云石以“贯”字为姓之前，其家族成员就已经在本族名之后加带家族标识成分。贯云石祖父阿里海涯（Arγ Qaya）在元朝官至湖广行省左丞相，其身后所立《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记有其家族成员的相关历史信息。碑文有：“公北庭人。妣夫人独坚呼突卢化胞生，剖而出公。考阿散合彻弗善也，将弃之。夫人未忍，益谨鞠视。……公元配帖力。帝既才公，敕陈亳颍元帅郝谦女为亚妃，前卒，敕复以其妹为继，自陈三召，传至京师。……男六人。帖力生故资善大夫、湖广行中书省左丞忽失海涯。长郝生正奉大夫、湖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虎符、监两淮军贯只哥。继郝生辅国上将军，湖南道宣慰使、虎符、监潭州军，赐玉带一品服和尚。如夫人者萧，生拔秃鲁海涯，阿昔思海涯。媵生突鲁弥实海涯。……男孙三人。小云石海涯、虎突海涯、合滴力海涯。”可知，阿里海牙一族是出身北庭的西州回鹘人，自阿里海涯起，其家族男性成员开始在名字的最后带有“海涯（Qaya）”这一成分。其六子中，共有四子的名字最后带有“海涯”，分别是：忽失海涯（Qu Qaya）、拔秃鲁海涯（Baγatur Qaya）、阿昔思海涯（Atsz Qaya）和突鲁弥实海涯（Turm Qaya）；惟有两位郝夫人所出之子贯只哥与和尚的名字中不见“海涯”。然而，阿里海涯的孙辈中，男孙三人名字最后均有“海涯”，分别是小云石海涯（SvinAcˇ Qaya）、虎突海涯（Qut Qaya）和合滴力海涯（Kdir Qaya）。其中小云石海涯正是贯只哥之子，则很可能贯只哥的名字中也有“海涯”，只是未见著于碑文和其他史料。

另据《贯公碑》记：“〔贯公〕子二人，长阿思兰海涯，历兰溪州达鲁花赤，榷茶提举，慈利州达鲁花赤，所至以清白吏著闻。次八思海涯。孙四人，长南山，次宁山，次葆山，皆业进士应举。”可知，贯云石的两子均以本族名字见著，分别叫作阿思兰海涯（Arslan Qaya）和八思海涯（Bars Qaya），名字的最后均有“海涯”，则其家族自阿里海涯以下四代男子的本族名都含有家族标识成分“海涯”。贯云石的孙辈中，有三人的名字见著，均为汉式姓名。三男皆从科举之途，再考虑贯云石的汉化程度，则贯云石一支从其孙辈起不著本族名字而全面汉化之事颇有可能。

四、回鹘文书所见回鹘人名家族标识成分

综上可知，元代中原地区的一些回鹘家族在为男性家族成员命名时会在名字最后加上家族标识成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姓氏的作用。其中，廉氏家族的先人甚至早在12世纪生活在西州回鹘境内时就已经形成这种传统。上文所援引案例皆出自元代汉文史料，所记为蒙元时入仕朝廷、迁徙内地的回鹘家族。生活在西州回鹘故地吐鲁番地区的回鹘人的情况则不见于传世汉文史料的记载。为此，笔者将目光转向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回鹘文书。由于出土文书多为残片，所以其中很难见到如上引汉文史料所记完整的回鹘人家族信息，但是仍有几件文书残片所记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文前一部分的论断。

（一）回鹘文《慈恩传》供养人题记

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回鹘文《慈恩传》残卷第九卷卷末有抄经供养人家族题记。录文如下：

bu duq nom rdini bititdAcˇi upase küAcˇ oγulnu: upasanAcˇ el üklitmini: oγulum qutadm 

oγulnu yegdmi oγulnu: utm oγulnu bu buyan tüint kzünürdki küsülri 

qanp…… 

使此神圣法宝被抄成的优婆塞曲出·斡兀立（küAcˇ oγul）、优婆夷燕·于可立弥失（el 

üklitmi）、我们的儿子库塔地弥失·斡兀立（qutadm oγul）、移该地弥失·斡兀立

（yegdmi oγul）、乌特弥失·斡兀立（utm oγul）的现世的愿望靠此功德之果实现……

同一家族供养人的题记还出现在巴黎藏同写本第四卷残片和圣彼得堡藏同写本第五卷残片上。供养人家族的男女主人名为曲出·斡兀立（KüAcˇ Oγul）和燕·于可立弥失（El üklitmi），其三子之名分别作库塔地弥失·斡兀立（Qutadm Oγul）、移该地弥失·斡兀立（Yegdmi Oγul）和乌特弥失·斡兀立（Utm Oγul）。男主人及三子的人名最后为相同的成分“斡兀立”（Oγul），应即家族标识成分。这与上文所举汉文史料展现的情况吻合。该写本正文、译经题记和供养人题记的字体均为楷书体回鹘文，应属蒙元时代以前完成，与写本行间夹杂的以草体回鹘文写成的读者题记明显不同。本文书说明，在蒙元时代以前就有西州回鹘家族在男性人名后添加家族标识成分，可与前述廉氏家族的案例相呼应。

（二）山西博物馆藏回鹘文头韵文

1961年，山西省博物馆在太原市购得一件文书，正面抄有汉文佛经，约成于5世纪；背面书有草体回鹘文。回鹘文的内容与一个回鹘佛教徒家庭修行《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有关，以蒙元时代回鹘文诗歌体常见的压头韵的方式写就。文书由茨默、小田寿典先后研究，现将文书第8-11行抄录于下：

……turm tmür ［…tmür］ küAcˇ tmür tuγm qada yügrü asγ buyan qolγu üAcˇün tolp  qamaγ arqalγ八 sudurlarγ: tudAcˇ bir yl iAcˇind nom nomladsun tep tudusuγ bitig ym klü tgindi : : uruγ tuγm ii……

……为了给秃鲁弥失·帖木儿（turm tmür）、［……帖木儿］、曲出·帖木儿（küAcˇ tmür）等家人求得现世的福报，应当让人将这八部经在一年之内连续诵念。一个书面的指示在此。这是〔为了〕家族的事业。……

出现在文书中的两人秃鲁弥失·帖木儿（Turm Tmür）和曲出·帖木儿（KüAcˇ Tmür）应出自同一家族。文书称其为tuγm qada，意指同根生的血亲，此二人应是父子或兄弟关系。两人名字的最后成分为相同的“帖木儿（Tmür）”，应是家族标识成分。

（三）德藏回鹘文书U 5298（TM 111）

该文书出土于吐鲁番，应是一件回鹘文手实，茨默考订其写于1275年。兹将文书1-8行据茨默的释读转录于下：

……alt kii rür m()n 

ylk be altm yaar 

kiim arγa otuz yaar 

kzm bakal üAcˇ ygrmi yaar

...oγlum qutluγ sγur on yaar

…n oγlum buyan sγur skiz yaar

…n oγlum baraq sγur be yaar

munAcˇa kiilrimni bar Acˇn·munAcˇa yalγ rüri Acˇn·bu

〔我家〕是六口人〔组成〕。

〔我〕月烈（ylk）年55岁。

我妻阿丽佳（arγa）年30岁。

我女巴克沙尔（baqal）年13岁。

我…子胡禄·升豁儿（qutluγ sγur）年10岁。

我…子普颜·升豁儿（buyan sγur）年8岁。

我…子八剌·升豁儿（baraq sγur）年5岁。

上述人数属实。上述年龄属实。此

文书显示，西州回鹘人月烈（Ylk）一家共有男性成员四人，分别为户主月烈及其三子胡禄·升豁儿（Qutluγ Sγur）、普颜·升豁儿（Buyan Sγur）和八剌·升豁儿（Baraq Sγur）。月烈三子的名字最后均有相同成分“Sγur”。结合前文所示案例，则月烈家有可能自其子一代始在名字最后添加家族标识成分“升豁儿（Sγur）”。

（四）俄藏3Kr. 33a号回鹘文书

这件回鹘文契约以草体回鹘文写成，应写于蒙元时代。现将文书1-6行抄录如下:

touz yl onunAcˇ ay alt yigirmik mn ozm toγrl inim basa toγrl bilki al beri tltaγnta 

qtay yalavaAcˇ alp turm olar üh kint teip alm berim üzüdümüz

猪年十月十六日，我乌苏米施·脱忽怜（ozm toγrl）、我弟弟八撒·脱忽怜（basa toγrl）

因为共同做买卖之事，在乞台·牙剌瓦赤（qtay yalavaAcˇ）、合·都鲁迷失（alp turm）

面前，议定租税。

文书所记回鹘人乌苏米施·脱忽怜（Ozm Toγrl）和八撒·脱忽怜（Basa Toγrl）为兄弟关系，他们名字的最后部分为相同“脱忽怜”（Toγrl），应为家族标识成分。

五、回鹘人名家族标识成分出现的原因试析

在前文所论述的三个回鹘家族中，既有受汉化影响取汉名汉姓的廉氏家族、贯云石家族，也有与蒙古统治者关系密切，受蒙古文化影响较深的哈飒不华家族，但他们在为家族成员取名时都采用了相同的方式，在名字后加上家族标识成分，说明这是回鹘人所固有的一种命名习惯。

尤其需要重视的一点是，这种命名方式出现的时间早于蒙元时代，并非进入中原地区的回鹘人家族特有的习惯。早在13世纪以前，这种现象已经在西州回鹘所在的吐鲁番地区出现。主要证据有二：其一，廉氏家族自布鲁凯雅一代随回鹘亦都护归顺蒙古，但其上两代男性已在名字中带有家族标识成分“Qaya”，则此种情况至少在12世纪后半叶西辽控制下的西州回鹘王国就已经出现。其二，回鹘文《慈恩传》供养人题记也说明，在蒙古统治以前的吐鲁番地区就有一些回鹘家族采用了这种命名方式。其他回鹘文书的例子亦可辅证回鹘人名最后带有家族标识成分的情况在吐鲁番地区已经存在。

什么原因促使回鹘人在其名字中加入家族标识成分呢？历史文献对于此事全无记载。笔者试从西州回鹘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其所处政治环境的变动等方面来分析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几种因素。

（一）西州回鹘人生产生活方式向农业定居化的转型

9世纪中叶，漠北回鹘汗国治下的游牧部族开始大批迁入东部天山地区，与原本定居在当地从事农业的汉人、龟兹人、焉耆人等族融合，开始适应农业定居生活。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的西州回鹘人创造出了高度发达的回鹘佛教文明，成为乃蛮、蒙古等草原游牧政权的文化启蒙者。从游牧向农业定居生活方式的转变，必然带来政治社会制度的调整。在回鹘人进入东部天山地区之初，其基层统治主要依靠当地原有的政治势力，沿用唐朝在当地的行政制度。回鹘民众的生活方式也向定居的农业生活转变，其经营土地的方式显然也是向当地原住民学习得来。回鹘统治者对农业人口的管理方式虽不见于传世史料的记载，但根据回鹘文出土文献显示，回鹘语各类税种名目大都照用或转译自唐代的术语。这说明，回鹘统治者对于农业人口的管理方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照搬唐朝的方式。无疑，上述种种转变将冲散回鹘人原本的部落组织结构，农业定居社会的家庭-宗族观念和编户齐民的管理方式将逐渐影响着回鹘人的思想，这为他们家族意识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

当然，这种社会变化的实现不会是一朝一夕之事。10世纪末，北宋使者王延德在出使西州回鹘时描述了当时天山南北尚有差异的风俗。在天山南麓西州回鹘的冬都高昌（西州）有着广泛的灌溉农业生产，而在天山北麓的夏都北庭，则“地多马，王及王后、太子各养马，放牧平川中，弥亘百余里，以毛色分别为群，莫知其数”。反映了当时西州回鹘上层人物在天山北麓地带仍保留着较深厚的游牧民族风俗。到13世纪初叶，天山北麓地区也已经开发出广泛的灌溉农业。《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丘处机一行途经蒙古高原时，在当地所食的麦粉“出阴山之后二千余里，西域商贾以骆驼负至也”。书中阴山即天山，据当地二千余里的阴山之后正是西州回鹘所在的东部天山北麓。可知当时，天山北麓不但已经拥有农业，而且成为蒙古高原等地的粮食供应地。可知，西州回鹘社会整体的农业定居化转型应当在11-12世纪才实现，相应观念变化可能在12世纪才发生。

（二）12世纪西辽统治对回鹘社会的影响

自9世纪仆固俊建立西州回鹘政权、统一东部天山地区以来，西州回鹘一直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权活跃在丝绸之路东段。他们曾遣使向后周、辽、北宋、金等中原王朝请臣纳贡，但显然是出于通商的目的，而这些政权也并未实际统治西州回鹘。12世纪上半叶，耶律大石在中亚建立西辽政权，彻底结束了西州回鹘作为独立政权的局面。西辽并未采用伊斯兰世界按人头征税的制度，而沿用了中原地区按户征税的传统。《辽史·耶律大石传》明确记载，“〔耶律大石〕子夷列即位，改元绍兴。籍民十八岁以上，得八万四千五百户”。可知西辽治下的全部民众被编入户籍。西辽在其征服的各地派有负责征税的监官，在阿拉伯-波斯语语境下作沙黑纳（shahna/shihna），在突厥语语境下作八思哈（basqaq），在汉文语境下作少监或监国，相当于蒙古统治时代的达鲁花赤。《元史·曷思麦里传》记载：“曷思麦里，西域谷则斡儿朵人。初为西辽阔儿罕近侍，后为谷则斡儿朵所属可散八思哈长官。太祖西征，曷思麦里率可散等城酋长迎降，大将哲伯以闻。”曷思麦里当为易思麦里之讹，为穆斯林名Ismā‘īl之转音。他本是西辽菊儿汗（阔儿罕，Gür Xan）的近侍，后来成为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谷则斡儿朵，Quz Ordu）下可散（Kāsān）城的八思哈。可知西辽在其统治的核心地区正是依靠这种监官制度从当地征收赋税。西辽在西州回鹘地区也设有同样的监官征收税赋。则其在西州回鹘地区征税的方式应当也是按户征收。在被纳入西辽帝国体系之后，西州回鹘人因征税等需要被编入户籍制度，标识个人的家庭出身成了实际的社会管理需求，这很可能是促使回鹘人在名字中加入家族标识成分的直接动因。

（三）多族群环境对回鹘精英阶层的影响

在西辽征服中亚之后，其帝国境内各地的人员交流因此更加频繁，原本分属不同政权的精英阶层都有机会为西辽统治者效力。西辽统治的中心地区原是喀喇汗王朝的中心，来自当地和中亚其他地区的穆斯林人士开始为西辽朝廷效力。上文提到的易思麦里出身虎思斡耳朵。虎思斡耳朵在喀剌汗王朝都城八剌沙衮附近，易思麦里应是原喀喇汗王朝治下的突厥穆斯林。他先在西辽中央充当皇帝的近侍，后来成为地方监官。西州回鹘的精英阶层中也有出仕西辽的例子，最著名者当属哈剌亦哈赤北鲁，他曾被西辽国主召为诸王子之师。此外，《元史·答里麻传》记载：“答里麻，高昌人。大父撒吉斯，为辽王傅，世祖称其贤。”知西州回鹘人答里麻之祖父撒吉斯也曾入仕西辽朝廷。在西州回鹘精英阶层被纳入西辽治下跨族群、多文化的环境中后，他们可能会有标示自己出身以区别于其他家族、族群的需求。属于中亚本地居民的突厥穆斯林当时已经采用伊斯兰传统的命名方式，在人名后加入父名、籍贯等信息，标示其出身。可能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西州回鹘人开始仿照突厥穆斯林的命名方式，在人名之后添加家族标识成分。

在被西辽征服以前很早，西州回鹘就已经与伊斯兰世界有了直接的接触。11世纪，信仰佛教的西州回鹘王国与突厥穆斯林建立的喀喇汗王朝在中亚展开激烈的争夺。到11世纪70年代为止，原属于西州回鹘王国治下的焉耆至喀什之间的绿洲地带全部落入喀喇汗王朝手中。大约同时成书的《突厥语大词典》反映了当时双方作战之惨烈。Knd词条下记有一首歌谣，作：“klginlyü aqtmz/kndlr üz Acˇqtmz/furxan win yiqtimiz/burxan üz sAcˇtmz我们如潮水般涌入，在各城上出现。我们拆毁佛寺，在佛头堆粪。”作者随后解说道：“此事描述他们突袭回鹘之事。当穆斯林攻占异教徒的领土后，会在他们偶像的头上屙屎以羞辱之。此为惯例。”在这种敌对的形势之下，西州回鹘人应当不会主动吸收突厥穆斯林的文化因素，效仿对方将标志家族出身的信息置于人名之后。但到了12世纪西辽称雄中亚之后，中亚东部的西州回鹘和中亚西部的穆斯林喀喇汗王朝均失去了独立地位，被纳入同一个帝国体系之下，双方政权间的政治对立消失。双方精英阶层因西辽统治者的征召而共仕一朝，更加促进了彼此之间对于对方文化的了解和接纳。在西辽帝国体系下，中亚地区的人员交流并不仅限于地方精英向西辽中央的流动，伊斯兰世界与西州回鹘王国之间也发生了人员的交流。据志费尼记载，西州回鹘亦都护杀西辽少监后，派三位使者往成吉思汗处请降，其中一位名叫乌马儿斡兀立（‘Umar Oghul）。从名字看，他显然是一位突厥穆斯林。这说明，在西辽帝国时代，已经有突厥穆斯林为西州回鹘统治者效力，且成为其心腹。西辽对中亚东西部的统合，使原本处于战争敌对状态的回鹘和突厥穆斯林之间有了缓和，人员、文化的交流得以在双方之间发生。这可以解释为何回鹘人会效仿突厥穆斯林的传统将家族标识成分置于名字之后。

〔责任编辑  贾  益〕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19年第5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下载pdf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