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强强、王燕子 | 基层治理中的情感沟通与和谐民族关系建构——基于新疆哈密一个多民族社区的田野考察
基层治理的效能不仅体现在制度缔结的规则力量，而且体现在制度所内蕴的情感力、仁爱力。在新疆哈密一个多民族社区中，驻村干部以情感为桥梁把当地各族人民群众链接起来，搭建出一个凝聚力强、认同度高的生活共同体。正是在这种生活共同体中，彼此的情感体验记忆得以加深，正向的群体情感认同以及和谐民族关系不断建构。这种以“情感沟通”为核心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是对以往侧重技术治理的重要补充与创新，对全国基层社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
关键词：基层治理 情感沟通 和谐民族关系 多民族社区
作者罗强强，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地址：昆明市，邮编650500。王燕子，女，宁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地址：银川市，邮编750021。
一、问题的提出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社会治理不仅关乎平安社会的构建，更关乎新时代我国的制度优势能否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实现基层社会“善治”，我国不断创新基层治理的制度和技术。随着信息革命的日新月异，以“大数据”“云治理”等为特色的技术治理逐渐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基层社会治理中对制度与技术的重视是必要的，但如果忽略了人的情感和主体性，也容易造成基层社会治理的“麦当劳化”和“内卷化”。情感作为把人们连接在一起的黏合剂，是人类活动不可缺少的内在动力，“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
201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等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从新疆各级机关抽调20万名党员干部，深入14个地州市、95个县市区，以及1011个乡镇（街道），开展为期三年的“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驻村工作（以下简称“访惠聚”工作）；2017 年，“访惠聚”驻村工作由原来的三年变为常态化工作。截至 2018 年，新疆累计超过 35 万人次的干部接力驻村，覆盖所有行政村和社区。2016年10月，在“访惠聚”工作的基础上又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要求干部以结亲认亲为主要活动载体，坚持每两个月定期走访一次结对认亲户，更要经常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寓教于乐的互动活动，从日常生活入手、从具体事情做起，与基层群众做到“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生活”，为基层群众“送政策送法律送温暖”，共创共建、增进感情，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访惠聚”与“民族团结一家亲”反映了新疆基层治理方式的重大转变，是新形势下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和密切干群联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以“情感沟通”为核心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是对以往侧重技术治理的重要补充与创新，对全国基层社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
本文的田野点是一个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多民族村落——荞村。自“访惠聚”工作开展七年以来，荞村共有两届第一书记（兼任“访惠聚”工作队队长）任职，先后参与“访惠聚”工作队的成员有20余名，在“民族团结一家亲”结亲活动中，先后参与结亲的干部人数达到680名。这两项工作不仅在提升荞村的治理能力和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也在改善民族关系和干群关系方面起到了实质性的推进作用，使得对荞村进行情感沟通与和谐民族关系建构的研究更具典型性。为了解“访惠聚”与“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中不同主体的真实体验和实际效果，作者在2020年3-4月期间对荞村干部和群众共计60余人进行深度访谈。其中，访谈干部20余人，包括“访惠聚”干部7人，“村两委”干部10人，结亲干部10人；访谈普通群众40余人，包括汉族群众15人，维吾尔族群众20人，回族群众5人。此外，为了完整再现荞村治理的真实情况，笔者于2020年5-6月、2021年1-3月先后多次通过参与村委会日常工作、跟随干部入户走访等方式进行参与观察，充分了解荞村的治理结构和治理内容，为本文的撰写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遵照学术惯例，本文对田野点、受访者均采取了匿名化处理。文中凡未明确注出出处的访谈材料，均来自上述田野调查。
哈密市地处祖国西北边陲，是新疆的东大门，地跨天山南北，面积14.21万平方公里。截至2020年11月，全市总人口67.3383万人，是一个拥有39个民族的多元文化地区。哈密市下辖伊州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伊吾县，既是新疆向内地开放的门户，又是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具有东联、西出、南通、北拓的战略地缘优势。荞村位于伊州区东南端，辖区有四个村民小组。全村耕地面积4822亩，人均占有耕地面积2.1亩。现有居民629户2188人，其中维吾尔族占全村人数的51%，汉族占全村人数的43%，回族、裕固族、东乡族和哈萨克族合计共占全村人数的6%，是一个典型的边疆多民族社区。在组织结构上，设有村第一书记（兼任“访惠聚”工作队队长），统筹“村两委”、“访惠聚”工作队、村警务室以及包括下沉干部在内的村内各支力量。在原有11名“村两委”成员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县、镇各级的驻村力量共26人，并由第一书记对村务工作进行统一安排部署，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工作格局。
二、基层治理中的情感沟通
（一）打通基层民情沟通渠道
荞村干部及时了解群众需求，积极开拓干群沟通渠道，不断理顺基层社会治理脉络。
第一，完善基层治理力量，夯实情感沟通桥梁。在人社局的配合下，哈密市党委组织部坚持“硬抽人、抽硬人、抽能人”的原则，采取自愿报名、组织推荐、择优选拔的方式，确定各乡镇（街道）下沉基层的干部人数，使其与原工作完全脱钩，编入所在村“两委”干部工作序列，完全接受村党组织和第一书记领导，吃住工作均在基层，考勤休假、工作纪律、教育培训、值班备勤等参照基层干部管理制度执行。情感沟通之初，由村两委班子扮演“引路人”角色，协助驻村干部开展第一次入户走访调查，帮助驻村干部详细了解村情民意，将居民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就业、宗教信仰、财产经济、外出务工等情况以及存在的困难、相关意见建议等各项信息登记入册，全面掌握有关居民生产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切实了解民之所愿、民之所想、民之所盼。荞村党总支书记黄勇对此感触颇深：
让上级干部下沉到村里工作，真正把服务送到了群众家门口，就像在村里建立一个服务大厅一样，群众的诉求和矛盾不用出村就能全部解决。
为了让干部能够更好更有效地参与到情感沟通中来，陶家宫镇还会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对“访惠聚”工作队队员进行工作培训。另外，还针对入户走访的相关事项进行强调。本着为群众办实事的准则，制定入户走访注意事项，确保沟通工作的顺利开展。在陶家宫镇的入户走访注意事项中不乏这样的条文：
第一，换位思考，消除顾虑。随着入户面扩大、生面孔的增加，如何打消群众的顾虑，顺利地敲开群众的门就成为一个关键所在，换位思考是群众工作中的一个做法，通过与村民们交流沟通，以群众的角度去看问题，从而找到他们的顾虑，并想方法打消群众顾虑。……第三，午出晚归，打时间差。根据村民的生活规律，入户的时间往往和正常上班的时间相违背，这一规律在农忙时节尤为明显，所以，要打破常规上班时间，中午2点半到4点开始入户走访，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入户，在这两个时间段入户一是家中有人，二是村民不会太反感。做到村民回家我上班，村民空闲我加班。
由此可见，理解是顺畅沟通的重要因素，干部情感的投入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一支好的干部队伍，必然有过硬的专业素养，有严明的纪律，更重要的要有把群众当亲人的真挚情感。
第二，完善情感沟通的相关制度。新疆“访惠聚”工作开始之初，就对入户走访频率做出了“小村每月、中村每两个月、大村每季度走访一遍所有住户”的要求。根据荞村的规模，包户干部按照“每30天要挨家挨户走访一遍”的情感互动频率，三年如一日进行走访互动。当然，荞村走访的频率也是与特殊任务相关联的。在2020年决战脱贫攻坚时期，镇党委、镇扶贫办一月内不同时间下发了三张摸排表，由此也出现了一月走访三次的情况，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十九大会议和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结束后，走访内容是为了宣传会议精神与惠民政策。另外走访的频率和社情民意也是紧密联系的。哈密作为第二大缺水区域，大规模的农业水土开发，造成哈密盆地地下水严重超采，地下水位更是连续15年下降。因此，从2018年开始，哈密市按照“定额收费、超定额加价”的制度推行农业水权水价改革和农业用地清理整治工作，清退农业用地45万余亩。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户干部一方面要宣传好农业用水政策，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安抚好被清退土地农户的情绪。面对农户的不理解和抱怨，部分包户干部甚至搬上行李住到农户家里开展面对面的谈心，为他们进行情绪疏导。村民王福在谈到自己的包户干部张镇时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事：
2018年当时我父亲还在世，因为肺积水住院，医药费就和流水一样地花着，家里五口人就全指望地里的收成和我打零工赚的钱，一听说我们家20亩地被收了之后，感觉天塌了一样！后来还想着看看闹一闹是不是就能把地还回来。我骑着车刚到村上就碰上了张镇，他一看我冻得满脸通红，就立马把我拉进办公室给我倒了杯热茶，一边说着让我先暖暖的话，一边还询问着我，来村上是有啥事，还是有啥困难需要帮忙解决的，当我说明来村上干啥之后，他先是让我先热乎一下，然后才慢慢地问道：现在打零工平均一个月能赚多少钱了？家里老人的身体怎么样？孩子学习最近怎么样?我照实告诉他：现在快到冬天了基本上也没啥活，一个月也就三千来块钱，老人住院、孩子上学这都是钱啊。张镇听后，紧皱着眉头说：“日子确实也难过，但是咱们这的水资源确实紧张，你也要理解。这样大哥，这么冷的天你先回去，等我和村领导商量一下，就给你一个解决方案。”听他这样说后，我也就没好说啥就先回去了。
隔了一两天，我站在门口扫地时，远远地就看着一个人骑着电动车，风尘仆仆地朝着我过来，近了一看才发现是张镇，他一下车就开门见山地说着：“大哥你别担心，我帮嫂子在厂子里找了一个打扫卫生的清闲活，一个月能拿4500呢，你的活也有呢，就是得等开春了。”当我听完他的一番话之后，看着他疲惫的双眼，手里还提着一箱牛奶，我赶忙握住了他冰冷的手，就念叨着一声又一声的谢谢。张镇连忙说：“困难是暂时的，会过去的，再有啥困难就找我，我会帮着解决的。”说完就放下牛奶就赶忙骑着电动车回去忙工作了。看着张镇远去，我不禁感叹：“咱们的干部和国家一样都越来越好了。”
村里的驻村干部由此实现了从“往下来”到‘“扑下身”“扎下根”，从“住村里”到“住家里”“住心里”的蜕变。
将群众意见纳入驻村工作绩效考核之中，也是扎实推进情感沟通的重要制度保障。“访惠聚”工作将季度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通过大会述职、民主测评、个别谈话、入户走访四个步骤进行严格考核，围绕落实“1+2+5”目标任务，对履职、入户走访、精准扶贫、民生服务等情况进行测评，并印发各乡镇（街道）驻村工作队考核排名结果的通报，连续两年考核优秀的，同等条件下优先提拔重用；考核基本称职及以下的扣发全年绩效奖金和奖励金，取消当年职务晋升和工资晋级资格，情节严重的给予相应党纪政纪处分，以此将群众意见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激励驻村干部主动作为，在岗有为，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更好地推进了沟通成效。
第三，建立多元化的沟通渠道。自荞村的驻村工作开展以来，工作队扎根基层，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想方设法与群众交朋友、结亲戚。除了以“小包户+大走访”模式常态化走访之外，还通过入户、住户、农民恳谈会等各种渠道收集群众困难诉求，针对较易解决的诉求由包户干部进行现场解决，不能现场解决的，在研判会上提出解决方案，并限时督办。2020年，荞村通过此类方式为群众解决就医、经济纠纷等困难40余件。也正因为这样，群众敢说话，说真话，干部与群众间的联系更为密切。“访惠聚”工作队副队长王斌提到自己入户走访的经历时说：
在刚开始走访时，很多村民因为觉得从上面下来的干部都只是走个过场，又不会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就不愿意把自己的难处说出来，有问题只会找村队长或者村书记，走访工作一度陷入僵局。久而久之，我们走访得多了，在村里待得久了，村民慢慢地对我们信任了，也愿意掏心窝子反映情况了。再后来，我们就直接在农户家里开座谈会，喊上左邻右舍，面对面地一起说说家里的困难和诉求，谁家的羊得病了、谁家的葡萄有白粉病、谁家的老人生病了……群众问，我们答，现场回答不了的我们就上会讨论，有了结果通过电话回访、走访入户的形式，确认问题解决好，这才算真正的“有来有回”。也正是因为把老百姓的事落实了，感情变深了，老百姓也愿意参加我们开展的各类讲堂和文艺活动了。
通过干部与各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利用家庭座谈、民主开会等方式建立信任，信任合作关系也由此生成和扩大，架构起了联系群众、了解群众的“连心桥”。就是在这样的活动过程中，驻村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庭院饭桌，真心访、深度访，融入群众听民意，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打通联系干部和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双向沟通过程中，除了基层干部“访民情”过程中的“听”与“问”，还要有群众的自发反映，再由基层干部来解疑答惑，由此来形成双向沟通的良性机制，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同时，设立群众困难热线，发放和张贴印有干部联系方式的便民联系卡，投放群众信箱等一系列措施，都成为了群众主动沟通的重要渠道。
在葡萄和枣树种植面积近1000亩的四队，经常由于枣树与葡萄相邻而种，产生枣树根系过于发达，外侧沟内的葡萄养分流失严重的问题。在以往的解决过程中，葡萄种植农户会以“找上门给说法”的方式要求枣农挖树，更有甚者恶意使用砍树、打药等方式令边缘枣树死去。无论使用哪种方式，最终都必然引起双方的矛盾。这样的矛盾也因为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而严重影响邻里关系。村民阿卜杜·热合曼发现自家葡萄养分流失严重的情况后，第一时间向自己的包户干部季梅反映了这件事情，希望能够通过干部的调解，使问题得到解决。作为林果业技术中心的驻村干部，季梅深知解决这样的问题是自己后盾单位的优势。在与自己的同事商量了这件事之后，季梅运用专业知识拿出了相邻耕地开沟的对策，既保证葡萄种植农户经济上不再受到损失，也保证了邻里间的关系和睦。在看到阿卜杜·热合曼家采用了开沟的方式保住了葡萄的养分之后，其他面临同样困境的农户纷纷效仿，同时为这样一个“智囊团”一般的工作队拍手叫好。
在这种彼此信任的氛围中，纠纷得到了调解，群众也就更愿意参与村庄事务，服务于村庄事务。久而久之，荞村形成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局面。2019年10月，荞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正式揭牌成立。以村总支部书记为组长、以村两委班子成员为组员的工作领导小组，吸引了包括热心人士、有号召力影响力的党员、文化传承人代表在内的380余名志愿者的参与。他们组成了理论宣讲、扶贫帮困、交通劝导、美丽庭院和文化艺术五大志愿服务队。新冠疫情爆发以后，荞村还临时组织了疫情防控志愿者服务队，他们向群众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发放口罩、体温计，参加卡点防控工作。
在涌现出的众多好人好事中，依不拉音·伊麦提和热依木·纳斯的故事被村民广为流传。在抗击疫情开始之后，他们就主动找到村委会要求在卡点值班，加入志愿者服务队。各个超市、药店、小区门口，每天都能看见他们匆忙的身影，只要知道谁家没菜了、没电了、没药了，他们俩就会马上从超市购买并一一送到家门口。一队村民阿力江·买买提老人由于子女都在村里居住，自己一个人在市里居住，无人照顾，生活很不方便。得知这一情况后，他俩马上到村委会办理相关手续，开着自己的车把阿力江·买买提老人接回村里，安顿好老人之后，继续前往卡点值班。在问起参与志愿服务的初衷时，两人说道：
医生护士在救治病患的最前线，警察们在各个站点进行检查，咱们的村干部、访惠聚干部也都在忙碌，全社会都在为防控疫情努力，我们更不能无动于衷，会尽最大的能力为他们分担工作，为老百姓起好带头作用。
由于一直以来都是两人开着自己的车奔走在各小区、药店、村庄之间，当村委会提出承担这期间的燃油费时，他们俩却婉言拒绝：
抗击疫情，人人有责，这不光是村委会干部的责任，在我们能力范围内的事，应该由我们自己解决，所以村委会不用给我们任何补偿。
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情感外化于行，让群众自愿、自觉、自发地参与进来，形成积极参与、尽己所能的良好风尚，让村庄凝聚力进一步提升。同时，以村党群服务中心为核心，一站式服务大厅、党建活动室、调解室、农家书屋、多功能活动室等各类场所连点成片，充分带动了群众参与到文明实践中来的热情，在荞村形成志愿服务的常态化机制。
（二）加深情感关怀的体验和记忆
荞村干部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由此加深了干部与群众彼此间的情感体验和记忆，也提高了群众对基层治理工作的满意度。
第一，生计关怀中的情感体验。生计问题是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当家庭拥有良好的生计环境时，家庭成员的社会认同感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在荞村的贫困治理实践过程中，来自哈密市林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访惠聚”工作队员充分发挥本单位的优势和特长，打造了具有本村特色的红枣葡萄精品园，参与帮助群众修建、嫁接果树共计400余亩，对村内580亩葡萄架杆进行改造，改良葡萄透风通光条件，提升葡萄品质，邀请林果业专家以集中培训和现场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培训40余场次，助力春耕和秋收。经过干部和群众的集体努力，村里圆满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一些贫中之贫、艰中之艰的群众也迈向了小康的幸福生活。2016年因学致贫的艾尔肯江·尼亚孜一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当时，他家的年人均收入还不足3000元，家里的三个孩子面临着辍学的窘境，生活一度难以维持。从包户干部到村书记再到镇上的包村领导，都在时刻关注着这一家的情况。在全面了解了这家的情况后，村里连夜开展了研判讨论会，专门为艾尔肯江一家制定脱贫方案，不仅为他和妻子提供公益性岗位，还为他申请项目补贴发展养殖业。艾尔肯江一家从开始饲养的1头牛发展到现在拥有9头牛，2020年年人均收入达到2.5万元，艾尔肯江也因此成为村里的致富能手。三个孩子顺利完成学业，并走向了各自的工作岗位。问起扶贫感受时，第一书记迪卡尔·艾尼向我们描述道：
看着他们能脱贫，对我的工作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我从原单位派下来就是为了帮助村里的人过上好日子，只有这些贫困户脱贫了，过上了好日子，我们的工作才有成效，才能得到肯定，在我看来，这也是对党和国家最好的感恩。
针对四队因学因病致贫的建档立卡户孙福勇，村领导班子根据前期摸排情况制定脱贫方案，为其免费提供种牛、种羊助力发展养殖业。他的包户干部在得知他们一家五口人还住的是危房后，特地向村里申请免费补贴孙福勇一套富民安居房，帮助其成功走上了脱贫快车道。孙福勇对于自己的脱贫经历是这样描述的：
无论是国家补贴还是村干部的帮忙，我都记在了心上，还有自己的结亲干部如仙古丽对我们一家的帮助也很大，给我们的小孩辅导作业，帮我们挖葡萄、干农活，介绍就业信息，这么多的好心人都在帮我脱贫，有时候觉得自己要是脱不了贫，都对不起这么多人的忙活。今年我们一家真的脱了贫，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帮助过我的人，所以每次家里来干部，我就装上一箱子葡萄、一箱子红枣让他们带上，算做是自己的一点心意。
孙福勇的结亲干部如仙古丽·艾则孜谈起孙福勇一家时这样说道：
每一次结亲都是满载而归，有时候想着他们也不容易，给的生活费也不拿，送一箱子葡萄一箱子红枣也能值好几十块钱呢，但看着他们满满的情意，就真的不忍心推辞了。帮助他们一家人，本来就是我这个亲戚该做的，谈不上什么报答不报答的，如果想感恩，就好好让孩子把学念出来，长大以后回来建设家乡。
对于非贫人员的生计关怀往往是通过“传帮带”的作用来展现的。2016年，村里的党员男绣郎热合曼·卡德尔在村干部的牵线下，与山西灌木文化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哈密男绣郎绣工刺绣专业合作社。合作社通过村里组织的传统工艺专家巡讲，组织村里的合作社社员进行针对性培训，提升了他们的民族刺绣工艺水平。合作社培育出了“密作”品牌，利用农闲时间进行生产，提高了家庭收入，解决了100多人的就业问题。
第二，结亲中的情感记忆。2016年10月开始，在“访惠聚”工作的基础上，“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在新疆各地逐渐开展，来自哈密市广播电视大学、伊州区第四小学等教育系统的数百名党员干部和荞村村委会的常驻人员一起按照“两个全覆盖”的要求进村住户，实现结亲对象“三个全覆盖”。他们开展了互学语言、互学经验等有关活动，还帮助结亲户解决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等问题，做到一次结亲，终生结缘。
当问起结亲过程中最难忘的事时，村民李大华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2019年的大年初一下午，窗外寒风呼啸，前几天下的雪还没有消散，我就听见有人敲了门。一开门，看到一个中年维吾尔族干部和自己的结亲对象阿依古丽。两人冻得瑟瑟发抖，手里还提着牛奶和水果。阿依古丽提连忙介绍道：“大哥你好，这是我们的领导依米提，今天特地陪我一起来串亲戚。”我赶紧说：“快进来，门口冷，到屋里去。”进了屋之后，依米提先开口说：“给我们拿个筷子吧，今天和亲戚补一顿年夜饭吃。”他们一边吃一边还问着家里的情况。阿依古丽吃了包子之后连忙夸赞包子做得真好，问道：“能带回去几个给家里人吗？”我的妻子立即说道：“喜欢就给你多装几个，现在天气凉，放得久。”吃完饭后，阿依古丽和依米踏着雪回去了。等我们返回屋内收拾碗筷时，在盘子底下发现了100元现金，是阿依古丽和依米提留下的伙食费。
最让我意外的就是，咱们的维吾尔族干部能像一家人一样坐下来和我同吃一桌饭，还一起唠家常，人家也不嫌弃。说实话感觉这些干部们真的不容易，在平常，每次来家里住又帮我们做饭干家务，又和我们一起下地干活去，每次住完还给饭钱，都让人臊得慌（方言，指难为情，不好意思），没想到我一个土农民还能和干部认上亲戚，说明国家还是惦记着咱们呢。
截至2019年12月，荞村认亲戚已完成500余户，完成率达到85%以上。通过互认亲戚，干部在群众工作中嵌入情感交流，依托情感力量构筑起干部群众间的类亲属关系。结亲户之间通过互送礼物、以情换情，形成了彼此之间亲属性质的情感连结。
二队的赛买提·阿布利孜2019年7月因为心脏病住院，正好被打电话前来问候的结亲干部曹丹知道了。曹丹向自己的上级领导请了假后前去探望。当得知赛买提·阿布利孜缴纳住院费有困难时，曹丹不顾劝阻，垫付了一万余元的住院费。赛买提·阿布利孜把曹丹叫到身旁，握着曹丹的手，热泪盈眶地说：
亚克西，好人呐，真的是好人呐，咱们的干部真的好，谢谢你……
曹丹走了之后，赛买提·阿布利孜发现曹丹偷偷在他枕头下塞了200元现金。赛买提·阿布利孜出院后，带着妻子，提着一箱红提葡萄、两个大西瓜前往曹丹家里致谢。在拉手交谈过程中，赛买提·阿布利孜得知曹丹7月底已经退休。赛买提·阿布利孜和老伴儿当时甚为感动。每到逢年过节，曹丹与赛买提·阿布利孜一家都会相互问候，形成了密切的情感连结。
（三）构建正向的群体情感认同
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开展，不仅要有畅通的沟通渠道，了解到基层群众的情感诉求，更要认识到群体情感认同这一心理机制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群体情感认同是一把“双刃剑”，正向的群体情感认同能够带来正向的群体互动，进而有助于基层社会治理的良性运作，负向的群体情感认同则会导致负面的群体互动，有时候群体认同融合程度高的人更有可能支持该群体的过激行为。在荞村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村组织积极主动地对各族群众进行引导，构建出正向的群体情感认同。
第一，培育各族群众积极的共同情感。针对少数民族群众多、受教育程度相对偏低的特点，荞村充分发挥双联户长的“熟人带动功能”和包户干部的“辐射宣传功能”。他们动员并带领村民学习国家安全法、婚姻法等与群众紧密相关的法律内容，积极解答群众关于农村土地租赁、承包地使用等重点问题的疑惑。此外，借助政策入户、技术讲堂、语言学习、精神送学等活动，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在学习制度上，工作队还引入成绩评估办法，实行“日提问、周测试、月考试”制度，采用奖励机制，通过评选“学习之星”“进步之星”来鼓励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对于因故不能参与的群众，村干部使用“送学”的方式，加大学习的覆盖率。在包户干部和双联户长的日常走访过程中发放宣传读物、口袋书、政策学习册等，供群众学习，以达到全方位、多点式、全覆盖的学习要求。为了更为深刻地了解《民族团结条例》和《宗教事务条例》，荞村还组织群众代表参观白杨沟佛寺遗址、拉甫却克古城遗址等地，引导群众了解新疆宗教发展演化史，进一步增强各族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二，促进群众间的正向情感交流。在“访惠聚”工作开展的七年里，荞村努力激发群众自身积极性，培养居民自治能力。借助网格化管理中双联户长“联户平安”、“联户增收”功能的不断发挥，“巩固邻里关系、商讨平安措施、互相提醒监督、信息交流研判、联户互帮互助、政令上传下达”的常态化格局逐步形成。这种治理方式不仅提高了群众的自治能力，还有利于促进居民间的正向情感交流，提高群众相互信任、互动合作、乐于奉献的村庄精神和凝聚力。荞村的双联户长朵友说道：
这个双联户长我也干了将近两三年了，每个月拿着200块的工资，干的活也轻松，还不耽误我种地打工的，手底下也就管个八户人，还都是邻居，有个啥事情去家里喝个茶，谝个传子（新疆方言，意为闲聊），该了解也就了解了，该宣传的也就宣传了，毕竟十几年的感情在那儿呢，再一个，有啥事情需要商量一下的，叫着大家到家里吃个饭，边吃边说，就相当于开个小会，动员起来了。
在双联户长之上，由包户干部进行整合，并统一由村委会领导。作为四队的小队长常刚还担任了朵友上一级的包户干部。据他介绍，在他的“网格”中共有28户，由他和3个双联户长共同负责，所以他的日常工作既琐碎又繁杂。他带领着一批又一批的驻村干部走访入户，早已对四队每一个成员的各种情况了然于心。
第三，交往互动中形塑情感认同。借助“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汉族干部与少数民族群众共同学习、生活、劳动，在具体实践当中加深了彼此了解，拥有了“我们是一家人”的情感体验。这类活动帮助荞村群众培育正确、积极的民族认同意识，构建起基层正向的情感认同。来自哈密市伊州区文化体育广播影视局的邹主任说：
我在咱们这个村子里结了三个亲戚，有汉族也有维吾尔族，一句“你好”或者一句“yahximusiz”（维吾尔语，你好的意思）就可以开始一场家里人的聊天，带着亲戚朗读十九大报告，给他们讲解农业补贴政策、医疗政策、法律知识，和他们一起参加每周一村里的升国旗仪式。后来慢慢发现他们也不把我当干部当亲戚了。
邹主任有一个叫阿依丁·热合曼的亲戚。自2016年开始，阿依丁·热合曼在村干部和邹主任的帮助下成立了一家农业合作社，帮助群众解决葡萄、红枣销售难问题。为了感恩村里的帮助，阿依丁·热合曼每年出资3万余元资助本村10名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大学生。开办蛋糕加工店、荣获“自治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先进个人”称号的夏伊丁·尕一提为回报社会，帮助村里20多人就业，实现人均年增收3.6万元的经济效益。
由此可以看出，在干部情感付出的同时，群众的情感回流也在通过不同方式在进行。有的群众和阿依丁·热合曼、夏伊丁·尕一提一样，尽己所能地帮助有需要的人。
三、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
“和谐民族关系是各民族的民族权利分配公平、合量，民族利益的享有公允、同等，同时各民族繁荣发展的民族关系状态”。它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政治平等团结关系、经济互助合作关系、文化共存繁荣关系、社会和睦协调等。荞村以“访惠聚”和“民族团结一家亲”为载体，各级干部将情感沟通融入工作的方方面面，在帮助各族群众改善了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促进了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一）优化资源配置中提升了各民族的幸福生活指数
利益关系和谐是社会和谐与民族关系和谐的关键所在。和谐民族关系首先意味着在经济层面各民族利益关系得以协调并趋向大体公平。在荞村的案例中，各级干部引进民生项目，不断优化和调整产业项目，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帮助各族群众提高经济收入，各族群众不断提升他们的幸福生活指数，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保障。
在过去，由于信息不对称、沟通有效性不足等原因，加上群众个人资源需求的差异性，荞村村级资源没有得到优化配置。“访惠聚”工作开展以后，自治区财政除了按照行政村的规模分别拨付15万元（大村）、10万元（中村）、5万元（小村）作为“为民办实事”专项经费以外，还按照每个乡镇50万元标准拨付作为重点乡镇集中整治工作经费，缩短资源服务于民的配置渠道，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效果。同时，驻村工作队的进驻也为基层社会引进了许多民生项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全力推动落实各类惠民政策。2020年年初，工作队申报了林果业提质增效项目，将种植红枣、葡萄等林果产品的贫困户纳入项目之中。另外，还帮助协调解决了30余万元的农药资金问题。通过开展果树病虫害防治，有力推动了示范园建设项目。在美丽乡村建设上，通过村内投放垃圾箱、“以奖代补”进行厕所改造等项目，改善乡村环境。民生项目的推进，让群众早日受益、早得实惠，让党和国家的关怀体现在基层社会，提高了基层群众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是实现产业兴旺的重要体现。就荞村个案而言，工作队利用单位优势，通过发挥种植蔬菜大棚优势，开展胡萝卜、洋葱、辣椒等蔬菜种植，调整林果业产品结构，引进西梅特色林果，积极引进葡萄新品种，优化葡萄品种结构，鼓励群众发展畜牧业，扶持有为青年创业。第一书记迪卡尔·艾尼就为村里的贫困户艾西热木·帕旦争取创业资金10万元，成立牛羊养殖场。当年，养殖场就增收5万余元。通过产业扶贫和优化产业结构，基层群众的生活幸福指数明显提高，和谐民族关系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多元主体治理促进了社会和睦协调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曾经提出，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依赖于有机体系统、行动者系统、社会系统以及文化系统四部分的有机整合。在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营造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环境，有利于释放各主体优势，加深干部与群众的互动与交流，增强彼此信任。
在荞村“访惠聚”干部、村两委成员、志愿者和基层群众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实践中，各方主体明确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充分发挥主体优势，彼此间形成了有效的情感沟通。“访惠聚”干部和村两委成员一起扮演“引导者”角色，负责大方向引导和群众内生动力的培育。通过入户走访、“五同三送”和各类文体活动，积极开展宣讲，讲法律法规和民族团结、宗教政策，开展“感恩共产党·算清两笔账”活动，帮助群众理清政策账、经济账，引导群众知党恩、感党恩、不断增强群众感恩意识。除此之外，荞村还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联谊和民族团结教育活动，进行“好邻居”“好媳妇”“好婆婆”等评选工作，大力宣传各民族之间互帮互助的感人典型，引导各族群众自觉维护民族团结，让基层群众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一份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的一员。其中，获得“好邻居“称号的尼瓦尔·玉努斯，在2014年从和静县搬到荞村四队，一待就是6年。刚到村上，因为互相不熟悉，大家都对这个“外来户”充满了好奇。日子久了，大家才了解到，尼瓦尔·玉努斯本人是维吾尔族，妻子是哈萨克族，女儿又嫁给了汉族的小伙子，虽然民族不同，一家人日子却是过得十分和气。据他的描述：
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因为不认识汉字，使用水井困难，是邻居手把手地教自己该怎么样使用水井，后来还通过村上的农民夜校和结亲干部赵和的帮助，让自己能够熟练得运用汉语，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热心邻居和村干部的帮助才让自己有了今天的好生活。
抱着这样感恩的心态，当谁家地里忙、人手不够时尼瓦尔·玉努斯夫妻俩就会毫不犹豫主动提供帮助，热情地把自己家里的羊粪牛粪送给邻居用作肥料。只要在村里提起尼瓦尔·玉努斯，邻居们也总是会竖起大拇指。群众关系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村庄的团结，和谐的邻里关系为村庄各项事务的良好开展奠定有利基础。
党员干部通过激发基层群众的主体意识，鼓励他们主动参与村庄的治理事务。村里依托农民夜校、技术大讲堂等场域，发挥“访惠聚”工作队单位的后盾作用。村里还聘请种植能手担任产业指导员，给村民讲实用技术和致富信息，增进群众间学习交流。为激发群众自我参与意识，荞村通过“璀璨七十载·奋进新时代”“粽叶青一家亲”“共话中秋”等系列主题活动，进一步增进各民族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在2019年“粽叶一家亲”端午节活动中，村委会副主任陈亮在自家的院子里摆起桌椅，邀请了村上的干部和其他群众一起欢度端午。来自林果中心的“访惠聚”干部，还有村上的各族干部和群众一起包粽子、唠家常、聊风俗、送祝福，谈笑间其乐融融，两颗心就如同粽子馅一样深深地交融在一起。事后，陈亮感慨道：
以前端午节只有汉族人过，现在无论什么民族都一起过端午了，这样才热闹，尤其今年我们干部和村民一起坐一坐说说话，那关系一下就拉近了不少。
不仅如此，陈亮还讲述了他给自己的亲戚拜年的故事。
在2019年的古尔邦节，8月的天气还有些炎热，我专门去市里买了一箱水果和一桶油，再带上自己亲手炸的馓子，就去了我在二队的亲戚阿不来力木的家里。因为提前打过招呼，我一下车就看到了阿不来力木和老伴儿站在门口等着，我连忙把买好的礼物提下车，阿不来力木赶忙来帮忙拿东西，一边上手一边还说：“来就来，干吗还要提东西！”。我笑了笑说：“大哥，我来给你拜年哪能空着手？”到了屋内，阿不来力木赶紧让老伴把水果还有早早就做好的大盘鸡端上来，和我一边吃一边问道：“现在村里的工作好不好干，忙不忙，家里怎么样，孩子学习咋样？”我也一边回答也一边询问着阿不来力木·乌斯曼家里的情况，从几个孩子的工作情况聊到现在村上的变化，阿不来力木还提起了自己的房子是政府补贴修建的抗震房。他说现在不仅日子过好了，还认了个汉族兄弟。
在“访惠聚”和“民族团结一家亲”工作开展以后，驻村干部下沉村里，他们在日常的工作互动和生活接触中增加了汉族干部与少数民族干部的彼此了解和认同。“访惠聚”工作队的成员王世兵在谈到自己的驻村经历时这样说道：
我们驻村以后一个月有24天都是住在村里的，不仅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多的时候是和我们村里的干部朝夕相处的，大家一起在村里过节一起学语言，一起工作一起入户，有问题大家一起商量，有困难大家一起克服。尤其在“小包户+大走访”的工作过程中，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包户干部去“访”，同时也需要小队长的配合。就像我是二队的包户干部，但很多时候因为语言上的困难就需要二队的队长达吾提做我的翻译，我俩就这样一直配合着完成了各项任务。不仅如此，我和达吾提在生活上也是很好的朋友，逢年过节就互相走动走动，他还经常给我送红枣、葡萄呀，有一次他过节宰了羊还专门送了我一条羊腿。
当达吾提·赛旦提谈起自己的好朋友王世兵时说道：
王世兵这人没啥可说的，要说的话那一定是个好人，市里面下来的干部都没点干部的架子，我不会用电脑就帮我用电脑登记信息，有些文件下来我看不懂，他就给我一句话一句话地讲解，人太好了。有时候还找我学习维语，说是以后好开展工作，我也和他学汉语，汉语水平都进步了不少。
不同民族的干部之间关系的和谐相处，直接带动了基层工作的效率。而多元主体治理结构充分激发了各主体的力量，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有效运行。
（三）交往交流中加深了相互认同
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第一步就是语言学习，干部与群众在相互学习语言中实现有效沟通。正因为认识到语言在各项工作中的重要性，荞村按照上级要求，组织开展双语大赛、每日一学、双语测验等各类语言学习活动。不仅群众要学，干部也要学。在学习方式上，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结对互学，通过集中学习和每日一句的方式来提升双语水平。对于群众学习通用语言，荞村引入成绩评估办法，实行“日提问、周测试、月考试”制度，采用奖励机制，通过评选“学习之星”“进步之星”来鼓励群众的学习积极性。另外通过各类联谊活动和农民夜校，让群众能更好地相互交流，让更多的少数民族群众能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享受掌握“双语”带来的好处。在获得镇上双语比赛第三名后，村民阿丽玛古·依不拉音说道：
以前我到镇上买个东西办个事儿，遇到汉族商户，要比画半天别人才知道我说的意思，想出去打工也因为汉语说得不好人家不要我，现在课堂开在家门口了，学习起来也方便，我一定要多学多练，希望以后也能找到工作，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语言的互教和互学，成为彼此交流沟通的重要纽带。运用各类方式加强干部群众语言交流和学习，为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民族团结创造了重要条件。
除此之外，“访惠聚”和“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以民族团结创建等为主要内容，以接地气、大众化、生活化的方式，开展“民汉结亲·邻里守望”、民族团结教育月和发声亮剑等各项活动，坚持村党总支书记讲民族团结课不少于一年两次，村级大喇叭定时播放宣传党的各项惠民政策、各类法规、民族团结教育等内容。群众支持率和满意率达到95%以上。从一个个微小行动做起，通过心贴心的真情交流，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尊重、包容信任，引领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民族团结意识。新疆基层治理工作在推动嵌入式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强化五个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充分调动党组织、当地政府、乡镇站所、人民群众一同参与的积极性，积极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和传统节日的各类联谊活动，群众参与率达到90%以上。在每年的春节，不仅是汉族群众的节日，更是全村两千多人的节日。
在参加完村里2019年春节联谊活动后，村民艾克拜尔·艾力回到家里，和妻子一起在门口贴上春联，再把村上发的国旗挂了起来。每家每户门口的国旗整整齐齐地连成了一条线。回到屋内，一边和妻子包着饺子一边练习着升国旗时学习的国歌。根据艾克拜尔·艾力的描述，每周一村里的升国旗仪式他都会去，即使自己国歌唱得不好也会大声地唱出来。
由此可见，通过各类活动的开展，不同民族群众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机制，各族人民群众树立了正确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
四、结论与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新疆干部教育、青少年教育、社会教育，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心灵深处”。在新疆哈密荞村的基层治理实践场域中，参与“访惠聚”和“民族团结一家亲”实践活动的各级干部通过情感的连结把当地各民族链接起来，以情感为桥梁，搭建了真正凝聚力强、认同度高的生活共同体。他们下沉到荞村以后，通过畅通与各族群众的沟通渠道，发现问题，及时化解基层矛盾，满足各族群众的正当利益诉求，并结合党的各项惠民政策有针对性地给予群众各种关怀帮助，增强了各族群众的主体意识，激发了他们的内生动力，让他们在基层治理中有参与感、获得感和成就感。在这种生活共同体中，他们加深了彼此的情感体验和记忆，构建出正向的群体情感认同。基层治理中的情感沟通过程，优化了村级资源配置，提升了各民族的生活幸福指数，增强了不同民族间的关系，促进了各民族干部与群众、群众与群众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基层治理的效能不仅体现在制度缔结的规则力量，而且体现在制度所内蕴的情感力、仁爱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有着重视与群众情感沟通的优良传统，其执政合法性也深深植根于民众情感的高度依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新疆将情感沟通全面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之中，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诠释，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大胆创新，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累了宝贵经验。
〔责任编辑 刘海涛〕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下载pdf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