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尖 | 论严尤的民族观与边疆思想
严尤的民族观与边疆思想是中国古代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代表性思想之一，系统总结了先秦至西汉时期处理农耕与游牧族群之间关系的得失问题，提出“无上策”“五难”“尉安貉人”等认识。严尤的民族观与边疆思想有助于王莽新朝的稳定与发展，但从历代边疆经略的角度看又有很大的局限性。正因如此，后世朝臣、史家对严尤之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经历了从认可推崇到否定批判的过程，而一些帝王则从实践层面不断尝试突破。后世对严尤之论的争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处理边疆民族问题思想的演变过程，即从“夷夏之防”到“华夷一体”。
关键词：严尤 民族观 边疆思想 民族关系
作者朱尖，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国家体育场北路1号院，邮编100101。
如何处理与北方草原地区民族政权的关系是历代中原农耕政权面临的重大问题。王莽新朝时期的大将军严尤将处理汉匈关系问题放到了先秦至秦汉处理北部边疆民族问题的大背景下分析，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认识，可称之为“严尤之论”，对后世影响甚大。当前学界关于严尤的研究鲜有专门的著述，仅是在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而有关严尤民族观和边疆思想的专门探讨更是付诸阙如，只是在探讨两汉大一统时期民族关系史时作为个案列举了其思想表现。本文尝试把严尤之论作为中国古代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代表性思想之一，总结其思想内涵、探讨后世对其思想的分析与实践，从新朝边疆局势和历代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角度，提出对严尤之论的评价和认识。不足之处，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严尤的民族观与边疆思想的提出
自西汉建立以来，处理边疆民族关系在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汉匈关系是西汉边疆民族关系的核心问题，前期以和亲为主，汉武帝时则展开征讨，汉宣帝时匈奴臣服，以羁縻治之，到了西汉末期边疆治理能力逐步弱化，叛乱不断。在当时，对于如何处理与匈奴之间的关系，引发了社会不同阶层的思考。
汉武帝晚年时曾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汉昭帝时期，始元六年（前81），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令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诏郡国举贤良文学士，问以民所疾苦，于是盐铁之议起焉”。根据桓宽《盐铁论》的整理，可知其中“忧边”“备胡”“击之”“结合”“诛秦”“伐功”“西域”“和亲”等众多内容涉及民族关系处理和边疆政策，大夫和贤良之间争论的核心是继续边疆征战还是与民休息。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建新，试图扭转西汉后期内忧外患的局面，推行新政，对内在土地、币制、商业和官名县名等方面进行改制，对外则对周边民族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的压制措施。王莽强调“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遣五威将军对边疆“四夷”“改王为侯”，引发了北部匈奴叛乱，西域诸国反叛，以及东北与西南夷皆乱的后果。正是在王莽边疆经略的过程中，严尤系统阐述了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建议，针对匈奴提出“无上策”和“五难”，针对高句丽提出“尉安貉人”。
（一）“无上策”与“五难”
王莽即位之后，欲向匈奴立威，封十二部将帅，发动各郡县封国将勇士和武库精良兵器向边疆地区转移，计划屯兵达到三十万规模，携带满足三百天粮草，然后分十道向匈奴发起进攻；并打算成功后划分匈奴的地盘，立呼韩邪的十五个儿子为单于。在这一背景下，严尤总结了历史上征讨匈奴的重要战事，并结合新朝出击匈奴利弊分析，提出“无上策”和“五难”思想，谏言王莽朝出击匈奴意义不大，会面临重重困难。
据《汉书》卷94下《匈奴传》记载，严尤首先指明，“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西周宣王时期，面对猃允内侵，周宣王命将领兵征讨，打到了边境，便收兵返回，“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蟁虻之螫，敺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赍轻粮”，将匈奴远驱，获得巨大胜利，但“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而“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致使“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
“五难”是严尤根据当时王莽征讨匈奴的计划，结合粮草、行军和匈奴的环境做出的分析。一难指的是，由于中原灾害，粮草要从海岱和江淮地区征缴，征缴完备再转移到边疆，一年时间都无法完成，而先转移的士兵集聚在边疆，时间长了军队疲惫，武器损坏，就失去了战斗力。二难指的是，由于匈奴反叛和对边境地区的进攻，此时边境已十分空虚，无法给士兵提供粮草。三难指的是，三十万大军三百天的粮草，要用牛车运往边境，但牛也需要草料，这样总的粮草还要增加，匈奴所在之地多为沙地，缺乏水草，不足百天，运送粮草的牛都会死掉，剩余的多数粮草，士兵是无法负担的。四难指的是，由于匈奴所在地区气候恶劣，秋冬寒冷、春夏大风，需携带大锅木炭煮食取暖才能应付，更进一步增加了行军的负担，如果士兵只吃干粮喝白水的话，肯定会有染上疾病或瘟疫的危险。五难指的是，粮草辎重和军队一起行军，精锐部队数量不足，速度也会很慢，无论是追击作战，还是两军狭路相逢，都非常不利。在五难分析后，严尤提出出击匈奴“宜纵先至”的建议，并自荐带兵“深入霆击”。
严尤对历代汉匈战争有着清晰的认识和客观判断；五难论中无论是对粮草征集调运的分析，还是对匈奴环境的探讨，都彰显了严尤对整个战争局势的把握能力；而“深入霆击，且以创艾胡虏”，则表明了严尤对匈奴作战策略的自我认识。
（二）“尉安貉人”
貉人属于古代东北地区的重要族群。王莽分十二部将帅伐匈奴时专门有“诛貉将军阳俊、讨秽将军严尤出渔阳”，二将军一并出渔阳表明貉与秽应都位于东北区域。严尤“尉安貉人”思想，是伴随着王莽征伐匈奴向边境屯兵过程中形成的。史载：
先是，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高句骊侯驺。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驺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余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余、秽貉复起，此大忧也。”莽不尉安，秽貉遂反，诏尤击之。尤诱高句骊侯驺至而斩焉，传首长安。莽大说，下书曰：“乃者，命遣猛将，共行天罚，诛灭虏知，分为十二部，或断其右臂，或斩其左腋，或溃其胸腹，或紬其两胁。今年刑在东方，诛貉之部先纵焉。捕斩虏驺，平定东域，虏知殄灭，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群神社稷宗庙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将率虓虎之力也。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布告天下，令咸知焉。”于是貉人愈犯边，东北与西南夷皆乱云。②
“尉安貉人”思想的提出，并非想当然，跟严尤本人有着密切关系。因为在王莽征匈奴的十二路将军中，严尤作为讨秽将军与诛貉将军阳俊一并出渔阳，说明严尤肯定是对东北的秽貊有一定的了解。“夫余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余、秽貉复起”的判断，表明严尤对当时东北诸族之间的亲疏关系比较清楚。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王莽没有“尉安貉人”，貉人反叛的情况下，严尤还能实现诱高句丽侯驺至，将其杀害。虽然是诱杀，但也表明高句丽侯驺依然听从严尤的命令。
严尤的一系列建议未得到王莽的采纳，甚至因谏言被贬官、边缘化。在数谏不从的情况下，严尤“著古名将乐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边事凡三篇，奏以风谏莽”。“言边事”是严尤撰写的重要谏书，讽谏王莽的“四夷”征伐行径，尽管今已不存，但从撰写的背景和时间看，应该是严尤对当时新莽政权边疆问题的综合讨论，也是其民族观和边疆思想的系统总结。
二、后世对严尤民族观与边疆思想的分析与实践
严尤的民族观与边疆思想尽管未得到王莽的采纳，但在中国古代民族观和边疆治理思想中却颇为有名，主要原因在于严尤之论不仅“承上”，对新朝之前的汉匈关系作了总结，更重要的是“启下”，对后世如何处理与边疆民族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历代每当与边疆民族之间矛盾凸显时，多借严尤之论展开讨论，一些史家也多结合严尤之论，对历史上的边疆民族关系处理展开评价，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历代朝臣关于严尤之论的分析与讨论，其二是历代史家关于严尤之论的评议，其三是部分统治者对严尤之论的突破尝试。
（一）历代朝臣关于严尤之论的分析与讨论
东汉灵帝以来，鲜卑连年对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侵扰寇边。熹平六年（177）秋，护乌桓校尉夏育上书汉灵帝，称：“鲜卑寇边，自春以来，三十余发，请征幽州诸郡兵出塞击之，一冬二春，必能禽灭。”朝廷当时未许。后灵帝“拜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议朝堂。”在百官廷议时，议郎蔡邕援引严尤之论，表达了不宜对鲜卑出兵的看法。首先，蔡邕对先秦至秦汉以来边疆战争得失做了说明，尤其对汉武帝“四夷”边疆经略付出的重大代价作了分析评价，指出“夫以世宗神武，将相良猛，财赋充实，所拓广远，犹有悔焉”。“况今人财并乏，事劣昔时乎”。强调人力物力都不及汉武帝时期，没有出兵鲜卑的能力和胜算。其次，蔡邕对鲜卑的情况做了说明，指出鲜卑兵力、财力、战略能力各方面都很强大，甚至超过之前的匈奴，若征伐鲜卑将会耗竭诸夏。强调汉朝的矛盾在于内部而非边陲，内部郡县盗贼问题都无法解决，更难实现对边疆的征服。再次，蔡邕列举了淮南王安谏伐越、汉元帝罢珠崖郡来说明出兵鲜卑没有任何意义。强调“夫恤民救急，虽成郡列县，尚犹弃之，况障塞之外，未尝为民居者乎！”进而指出：“守边之术，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论，严尤申其要，遗业犹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规，臣曰可矣。”蔡邕的分析思路与严尤相同，不但认同严尤之论是“申其要”，而且关于郡县盗贼的讨论，与严尤所言“言匈奴可且以为后，先忧山东盗贼”也是相通的。
南北朝时期，北魏与南朝刘宋并立，当时北部草原还有强大的柔然。在这一情况下，刘宋和北魏在处理边疆问题时，尽管二者均涉及严尤之论，认识却截然相反。刘宋北部边界在今山东、河南、陕西一带与北魏接壤。当时，北魏侵扰边境，刘宋太祖刘义隆向群臣征求抵御之策，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历朝处理匈奴关系的例子，对刘宋的北部边疆局势作了分析，称：“安边固守，于计为长。臣以安边之计，备在史策，李牧言其端，严尤申其要，大略举矣。”在此基础上，归纳四点策略：“一曰移远就近，二曰浚复城隍，三曰篡偶车牛，四曰计丁课仗。”可以看出，何承天尽管认为处理边疆问题要从长计议，但从策略归纳来看，强调的还是固守，属于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为摆脱柔然与刘宋两面夹击的威胁，决意集中力量打击北部柔然。当时公卿大臣们担心刘宋军乘机北进，竭力劝阻。先是主张不出兵的太史令张渊、徐辩从天文历法的角度指出“今兹己巳，三阴之岁，岁星袭月，太白在西方，不可举兵。北伐必败，虽克，不利于上”，得到群臣支持。魏太武帝难以做出决定，于是诏崔浩与张渊等人展开辩论。崔浩亦首先从天文历法角度，指出应当出兵柔然，劝谏太武帝不要犹豫怀疑。张渊、徐辩再辩论指出：“蠕蠕，荒外无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轻疾无常，难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劳士马以伐之？”崔浩则强调：“渊、辩言天道，犹是其职，至于人事形势，尤非其所知。此乃汉世常谈，施之于今，殊不合事宜。何则？蠕蠕本国家北边之臣，中间叛去。今诛其元恶，收其良民，令复旧役，非无用也。世人皆谓渊、辩通解数术，明决成败，臣请试问之：属者统万未亡之前，有无败征？若其不知，是无术也；知而不言，是不忠也。”其主要观点，认为“汉世常谈”放在北魏当时，已经不合时宜，因为“蠕蠕本国家北边之臣”，攻伐是为了“诛其元恶，收其良民”。可知在崔浩的议论中，处理与柔然关系的主要视角，已经逐渐脱离“华夷之防”。而他所说的“汉世常谈”中，无疑包括严尤之论。因此，此处对包括严尤之论在内的“汉世常谈”的质疑，仍应视为历代讨论严尤之论的一个重要转折。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策试贤良，其中刘蕡书《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提及严尤之论，指出：“严尤所陈，无最上之策。元凯之所先，不若唐、虞之考绩；叔子之所务，不若重华之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为上圣之龟鉴，何足以为陛下道之哉！”亦强调严尤之论已不合时宜，不能作为“龟鉴”。北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上以手诏访知开封府钱若水备御边寇、翦灭蕃戎之策，若水上言曰：……夫备边之要有五，一曰择郡守，二曰募乡兵，三曰积刍粟，四曰革将帅，五曰明赏罚。……自五代以来，为将北征者，大则跋扈，小则丧师，皆布于旧史，陛下之所知，不可不慎之，不可不戒之。
臣尝见严尤论自古御戎无得上策，臣窃笑之，以为王者守在四夷，常获静胜，此上策也。曷谓无哉？”这里钱若水针对边疆问题的处理，依然是一种消极的防守思想，但对严尤的无上策提出商榷，认为“守在四夷”，“常获静胜”，即为上策。《类说》载：“古人谓御戎无上策，未为正论，臣以忠信结之，为上策；择将守边，为次策；以兵攻之，为中策；以女妻之，为下策；玉帛结之，为无策。”该记载是针对严尤无上策思想进行商榷和辩论，提出自己的上、次、中、下、无策之论，用以表达治边主张。至明代，又有《万历疏钞》载：“臣又闻之御戎无上策，狂战祸也，和亲辱也，赂遗耻也，今曰贡则非和亲矣，曰市则非赂遗矣，既贡而市则无征战矣，夫虞周之世，诗书所称来，格咸宾之盛，臣不知其何，如诚使秦汉，而下得此机会而处之，则汉室何至于和亲，宋人何至于赂遗，武帝太宗何至劳师万里之外卫，霍之将何所立其勋名，而宋臣又何由争献纳哉，臣职任封疆，身承委托仰藉陛下神武，得效驱驰竭，其心力制伏强虏，保全边氓上纾宵旰之忧，下息战争之祸，臣亦得免斧钺之诛，实云幸矣。”认为通过与边疆民族开展“贡市”贸易可以改变以往“无上策”的局面。
（二）历代史家关于严尤之论的评议
班固在《汉书·匈奴传》结尾的“赞曰”对历史上处理汉匈关系的认知进行总结指出：“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进而批评董仲舒“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展转，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为消极、短见之论，认为“夫规事建议，不图万世之固，而媮恃一时之事者，未可以经远也”。在这一背景下，班固对严尤之论做出正面评价指出：“若乃征伐之功，秦汉行事，严尤论之当矣。”
《周书·异域下》的结尾有“史臣曰”，相关评价则与班固完全不同。史臣质疑指出“四夷之为中国患也久矣，而北狄尤甚焉。昔严尤、班固咸以周及秦汉未有得其上策，虽通贤之宏议，而史臣尝以为疑。”关于这里的质疑，在该书下文中史臣给出了明确的解释：“夫步骤之来，绵自今古；浇淳之变，无隔华戎。是以反道德，弃仁义，凌替之风岁广；至泾阳，入北地，充斥之衅日深。爰自金行，逮乎水运，戎夏杂错，风俗混并。夷裔之情伪，中国毕知之矣；中国之得失，夷裔备闻之矣。若乃不与约誓，不就攻伐，来而御之，去而守之；夫然则敌有余力，我无宁岁，将士疲于奔命，疆埸苦其交侵。欲使偃伯灵台，欧世仁寿，其可得乎。是知秩宗之雅旨，护军之诚说，寔有会于当时，而未允于后代也。”可以看出，史臣强调的是戎夏之间已经交错一起，风俗文化也不断混并，二者之间的融合是无法阻隔的，过去那种“来而御之，去而守之”的方法在当时可行，后世就不合时宜了。
《新唐书·突厥传》开篇，刘贶对历史进行总结，提出“严尤辩而未详，班固详而未尽，榷其至当，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汉无策”。指出：“秦无策，谓攘狄而亡国也。秦亡，非攘狄也。汉得下策，谓伐胡而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无策也。故曰严尤辩而未详也。”强调周“惠此中夏，以绥四方”，得上策；秦筑长城“不旬朔而获久逸”，得中策；汉未做到“富利归于我，危亡移于彼，无纳女之辱，无传送之劳”，故无策。
清代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王莽》中更是直接对严尤之论提出批评，指出：“严尤之谏伐匈奴，为王莽谋之则得尔，而后世亟称之为定论，非也。莽之召乱，自伐匈奴始，欺天罔人，而疲敝中国，祸必于此而发。尤不敢言莽不可伐匈奴，而言匈奴不可伐，避莽之忌而讳之，岂果如蚊蝱之幸不至前，无事求诸水草之薮以扑之哉。……兵者，毒天下者也，圣王所不忍用也。自非鳞介爪牙与我殊类，而干我藩垣，绝我人极，不容已于用也，则天下可以无兵。故莽之聚兵转饷以困匈奴，为久远计者，未尝非策。而严尤之欲深入霆击也，亦转计之谬焉者。莽非其人，莽之世非其时，故用莽之术而召天下之乱。自非莽也，尤之策，与赵普之弃燕、云也，均偷安一时，而祸在奕世矣。”王夫之不认为严尤谏伐匈奴为定论，指出王莽向边境地区调兵围困征伐匈奴，是长远大计，王莽“四夷”征伐导致天下大乱，错误不在王莽，只是时局不对而已。严尤的匈奴策略，类似于北宋赵普劝谏宋太祖放弃燕云十六州一样，并不是好的建议。
（三）统治者对严尤之论的突破尝试
统治者为实现政治抱负，国家一统，一直在实践层面尝试突破严尤之论。从上引文献可知，东汉灵帝时，议郎蔡邕辩论不宜出兵鲜卑，但灵帝并未采纳。史载：灵帝“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云中，匈奴中郎将臧旻率南单于出雁门，各将万骑，三道出塞二千余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帅众逆战，育等大败，丧其节传辎重，各将数十骑奔还，死者十七八”。这可以说是严尤无上策之论后一次突破的尝试。北魏太武帝时期，对于是否出兵柔然，崔浩特别强调了柔然本来就是国家北边之臣，同时还提及北魏不久前对匈奴大夏国统万城的成功攻破。这些言论无疑会激发起统治者强烈的征服欲望。最终魏主决定出兵柔然，并重创柔然。这也是北魏在实践层面对严尤之论的突破。对于突破严尤之论表现最突出和最成功的当属唐太宗，《资治通鉴》贞观三年（629）十二月戊辰载：“突利可汗入朝，上谓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今单于稽颡，庶几可雪前耻。’壬午，靺鞨遣使入贡，上曰：‘靺鞨远来，盖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唐太宗征服突厥，使其入朝称臣，同时靺鞨因突厥臣服，也向朝廷朝贡称臣。太宗极为高兴，认为自己打破了古人（严尤）所谓的御戎无上策，实现了“治安中国，四夷自服”的局面，取得了上策，将突破严尤之论作为一种荣耀。
通过对后世关于严尤的民族观与边疆思想的分析与实践梳理总结，可以发现朝臣和史家对严尤之论的认识存在一个嬗变的过程，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史家和谋士大都认可并推崇严尤的民族观与边疆思想，均结合汉匈关系历史背景以及当朝的具体情况，展开分析提出看法，进而援引严尤之论加以说明。南北朝之后，史家和谋士对严尤之论的评判发生了嬗变，开始质疑，并展开批判，既有对严尤民族观与边疆思想的整体质疑和批判，也有对具体无上策评判标准的商榷。在实践层面可以说统治者基本不认可严尤的无上策论，一直尝试突破，并在唐太宗时期一定程度取得了成功。
三、关于严尤民族观与边疆思想的认识
通过上文对严尤民族观与边疆思想提出背景、主要内容的梳理，以及后世对严尤之论分析与实践的探讨，可以发现严尤之论提出背景极为特殊。鉴于严尤对边疆局势和新朝内部情况的了解，故其建议有客观的一面。后世关于严尤之论的分析与实践随着时代背景有所变化，表现出前期的认可和后期的质疑，而这一过程也基本勾画出了历代王朝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脉络。对于严尤民族观与边疆思想的认识，要基于当时的时空环境对其利弊进行客观评价；更要结合严尤之论所引发的如何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讨论进行系统分析。
（一）对严尤民族观与边疆思想本身的认识
一方面，严尤作为一个军事家，官居大司马，提出的处理边疆问题的建议主要是从战争和军事战略角度展开，无论是针对匈奴的“无上策”和“五难”，还是针对高句丽的“尉安貉人”，都是对相关对象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并结合新朝内外局势提出的针对性建议，具有客观性。
西汉末期，社会矛盾凸显，土地兼并严重，奴婢、流民的数量恶性膨胀，统治阶层奢侈挥霍，赋税劳役日益严重，汉哀帝时曾下诏：“制节谨度以防奢淫，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其议限列。”限制王公贵族对土地的兼并和百姓盘剥。到汉平帝时更是天灾不断，频繁出现大旱、地震和蝗灾等灾害，平帝元始二年（2）秋，就有“蝗，遍天下”的记载。有学者统计指出汉平帝在位时自然灾害发生最为频繁。葛承雍总结指出：西汉末年，国家力量不断削弱，社会分裂趋势形成，动乱正被积累起来的各种离心力量所推动。相反，虽然西汉后期存在边疆控制失衡的问题，但王莽即位之前通过重金收买的方式，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局面，尤其是匈奴，更是处于“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菞庶亡干弋之役”的状况。在这种局面下，王莽代汉建新，推行改制，面对的主要矛盾应该是处理西汉末期严重的社会问题，而非“四夷”用兵。
另外，从王莽的边疆策略来看，当时新朝的实力的确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军事行为。自新朝建立，就开始向边疆地区屯兵，持续数年，但迟迟没有向匈奴出兵。直到后来北部边境地区出现“边民死亡系获，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罢弊，数年之间，北边空虚，野有暴骨”⑥的情况。当时谏大夫如普巡视边境军队，向王莽报告说：“军士久屯塞苦，边郡无以相赡。今单于新和，宜因是罢兵。”王莽采纳了如普建议，“征还诸将在边者。免陈钦等十八人，又罢四关填都尉诸屯兵”。后来“单于知侍子登前诛死，发兵寇边，莽复发军屯”。从这些记载可知王莽的边疆屯兵，尤其是久屯不攻策略显然已经失败。在屯兵过程中，新朝为了维持边疆地区部队的物资需要，对内部大肆掠夺，使得“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天下户口减半矣”。李大龙研究指出，王莽时期边疆管理体制的瓦解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其政策本身，更不在于王莽的“篡位”，而在于当时王莽新朝的国力不足以维持这些改革措施的推行。从这个角度看，严尤之论正是在王莽计划边疆屯兵之时提出的，其无上策论算得上是经世致用，五难劝谏一定程度得以应验，“尉安貉人”更是符合实际。
另一方面，从历代边疆经略的角度看严尤的民族观和边疆思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自先秦商周以来历朝就开始对边疆进行管理，有相对明确的治边政策。商朝对王畿之外的异族居住地区实行爵服制度，周朝则对边疆民族实行“五服制”，是对国内诸侯及边疆民族方国所规定的朝贡制度。到了秦汉时期，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央集权制形成并快速发展。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大一统”思想，并通过汉武帝得以实施，经昭、宣二帝的巩固，基本建立起了中原同周边各族新型的藩属关系。西汉后期，这种藩属关系出现了不稳定因素，在匈奴方面，竟宁元年（前33）匈奴呼韩邪单于请求“罢边备塞吏卒”，当时郎中侯应提出“十条”反对。后绥和元年（前8）又有夏侯藩“求地”不成，成帝无奈讨好匈奴。在西域方面，成帝后期乌孙小昆弥末振将刺杀了朝廷支持的大昆弥雌栗靡，元延二年（前11）末振将在内乱中被杀，引起了其部属的不满。车师王姑句、去胡来王唐兜出现了叛逃匈奴的情况。在南部地区，无奈放弃了珠崖郡。
王莽摄政期间，为了捞取政治资本，通过重金收买的手段积极营造了一个“四夷皆服”的边疆局面。当然，这一局面并非王莽真实诉求，建立新朝之后，马上推行改革，“改王为侯”，进而发动对匈奴的战争，诛杀边疆民族政权首领、镇压反叛。从边疆经略意义上讲，王莽的边疆民族政策有积极与合理的一面，想通过政治上的改制而达到加强中央王朝对周围各族政权的控制，但在国力不强、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下，无疑是行不通的，其失败是必然的。
（二）如何看待严尤之论所引发的处理边疆民族关系讨论
严尤之论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处理眼前与匈奴之间的关系问题，尽管没有关于“夷夏之防”的直接阐释，但基本政策是不与匈奴和高句丽展开直接对抗，其思想内涵依然是先秦时期的那种“夷夏之防”和“华夷之辩”观念的延续。后世之所以对严尤之论产生激烈的争论，并对其进行批评，一方面是后世的朝臣、史家和帝王，都试图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突破严尤所论定的“无上策”和“五难”，探寻上策之道；另一方面是后世在讨论将严尤之论时，在其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夷夏之防”观念，存在将严尤之论认定为“夷夏之防”代表观点的倾向。
班固在《汉书》“赞曰”中，认可严尤之论的前提是从“征伐之功”的角度看秦汉的匈奴战争，但是在其进一步阐释自己的民族观和边疆思想时，明确指出“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这一认识，显然并非直接来自严尤，而是源自先秦时期“尊王攘夷”的观念。一方面蔑视“夷狄”，视其为禽兽，另一方面认为“夷狄”土地和人口没有价值，征伐毫无意义。班固的这一认识进一步产生影响，东汉灵帝熹平年间，议郎蔡邕指出孝元皇帝为了恤民救急，连已是郡县之列的珠崖郡都放弃了，何况长城之外并非子民的“夷狄”，攻伐并无价值。到南朝刘宋时期面对北魏的南下，何承天则提出“安边固守，于计为长”，强调防守的重要性。以班固为代表的一部分史家或谋士推崇严尤之论，极度强调“夷夏之防”，但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自然遭到后世的批评。
北魏时期，大臣们在结合严尤之论探讨处理边疆民族关系时态度已然发生了本质变化。尽管有大臣依然受到“夷夏之防”思想的影响，强调“蠕蠕，荒外无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轻疾无常，难得而制”。但是崔浩辩论强调“蠕蠕本国家北边之臣，中间叛去。今诛其元恶，收其良民，令复旧役，非无用也”。明确指出了柔然属于国家的边臣，对其征讨是有价值的。《周书》中“史臣”进一步指出“浇淳之变，无隔华戎”，强调华夏和戎狄二者之间的融合是无法阻隔的，过去那种“来而御之，去而守之”的方法在当时可行，放在后世就不合时宜了。王夫之更严厉批评指出严尤之论“偷安一时”，“祸在奕世”。
导致后世对严尤之论从推崇到批判的原因在于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过程中，尽管经济和文化上占有主导地位农耕族群将“华夷之辨”或“守在四夷”作为处理农耕与游牧族群之间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但实践过程中，历朝历代各族政权都在积极践行“大一统”思想，并没有把“夏”和“夷”割裂开来，反而是以一统为前提，强调“华夷一体”。
严尤之论之后，尽管“夷夏之防”观念依然盛行，但“华夷一体”的探讨在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已经比较明显了。十六国前秦时，阳平公融上疏曰：“东胡跨据六州，南面称帝，陛下劳师累年，然后得之，本非慕义而来。今陛下亲而幸之，使其父兄子弟森然满朝，执权履职，势倾勋旧。臣愚以为狼虎之心，终不可养，星变如此，愿少留意！”但是苻坚却指出：“朕方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汝宜息虑，勿怀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灾，苟能内求诸己，何惧外患乎！”强调要混六合为一家，把“夷狄”作为赤子对待，这是典型的大融合观念。
上引文献中刘宋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中指出“今遗黎习乱，志在偷安，非皆耻为左衽，远慕冠冕”。其实，在北魏不断南下，与华夏文明交融的过程中，亦得到了汉人的认可。梁中大通元年（529），南梁大臣陈庆之出使北魏“自魏还，特重北人。朱异怪而问之，庆之曰：‘吾始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比至洛阳，乃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也，奈何轻之？’”陈庆之所强调“衣冠人物尽在中原”，足以表明北魏拓跋鲜卑与华夏之间的交融程度。
唐太宗时期，通过对突厥的征讨取得“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的局面，太宗自称得上策。唐太宗晚年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显然在唐太宗心中，更加注重的是华夏与“四夷”之间的大一统。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也多有对“蛮夷”的蔑视，但都是以大一统为前提。可以说，以“严尤之论”为代表的“夷夏之防”认识，历经汉代、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再到唐朝大一统王朝建立，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唐代“夷夏之防”观念已经不再是主流的民族观，取而代之的是“用夏变夷”和“ 华夷一体”，尤其在统治者的心目中，以“大一统”为指导思想的疆域观，进一步深化了“华夷一体”的认识 ，这一认识对后世历代王朝影响深远。元代武宗诏书称：“仰惟祖宗应天抚运，肇启疆宇，华夏一统，罔不率从。” 明朝建立过程中，朱元璋起兵为确立正统凝聚人心，尽管高呼“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但在实践层面却强调“华夷一家”，尝试将华夷进行整合。朱元璋曾高度评价忽必烈“昔元世祖东征西讨，混一华夏，是能勤于政事”。最典型的是在永乐皇帝朱棣给日本的诏书中出现了“中华人”。虽然这一“中华人”没有明确其是否包括全部“夷狄”，但从华夏到“中华人”的变化，已经足以表明明朝对所辖人群整合的目的。清朝建立后，特意将“满洲”定义为“犹中国之有籍贯”。皇太极言“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康熙皇帝言“朕视四海一家、中外一体”；雍正皇帝言“满洲、汉军、汉人、朕俱视为一体并无彼此分别”；乾隆皇帝更是指出其一体观念是继承于先祖，并进一步强调：“夫人主君临天下，普天率土，均属一体。无论满洲、汉人未尝分别，即远而蒙古蕃夷亦并无歧视。本朝列圣以来，皇祖皇考，逮于朕躬均此公溥之心，毫无畛域之意，此四海臣民所共知共见者。盖满汉均为朕之臣工。则均为朕之股肱耳目。本属一体、休戚相关。至于用人之际、量能授职。惟酌其人地之相宜。更不宜存满汉之成见。边方提镇、亦惟朕所简用耳。无论满汉也。”可以说清朝统治者作为边疆民族入主中原，更加强调“一体”，消弭“华夷”之间的界限。
总之，从严尤之论所引发的讨论，可以清楚发现，中国历史上处理民族关系和边疆问题观念的演变过程，正是从“夷夏之防”走向“华夷一体”。
四、结 语
从先秦至秦汉，农耕与游牧民族之间在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千百年时间里，冲突和矛盾时有发生，正是二者的碰撞、重组和交融，为我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对于中原政权而言，如何处理好农耕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严尤的民族观和边疆思想，正是在两汉之际处理民族关系最具代表性的思想之一，因其思想内涵中“无上策”“五难”等的特殊性，引发了后世朝臣、史家和统治者对其思想的激烈讨论，并在实践层面尝试突破。从王莽新朝当时局势看，严尤之论具有客观性，有助于维护新朝局势稳定；但从边疆经略角度看，严尤之论又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正是因为严尤之论的两面性，才导致了后世对其存在一个从推崇到批判的嬗变过程，这一嬗变过程正反映了历代处理边疆民族关系观念的变化，侧面反映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即从“夷夏之防”到“华夷一体”。
〔责任编辑 贾 益〕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下载pdf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