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哈斯巴根 | 宗族组织与蒙古八旗牛录——以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满文印轴为例
国家图书馆藏有前人尚未利用的11件蒙古八旗佐领印轴（temgetu bithe）和族长印轴等珍贵满文档案，这些档案反映了清代蒙古八旗牛录中宗族（mukūn）组织的详细情况，为解决以前不甚明晰的蒙古八旗牛录内部组织及人员构成提供了史料依据。本文主要利用这些满文档案中的4件印轴来初步探讨宗族组织与清代蒙古八旗牛录的编立、佐领承袭、驻防等的关系问题。概括而言，尽管在雍正、乾隆时期清廷对八旗制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改革，以强化中央集权，然而在八旗基层的牛录内部，从部落时代延续下来的宗族组织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宗族组织 蒙古八旗牛录 佐领印轴 族长印轴
作者N·哈斯巴根，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边疆民族研究院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1。
学界以往的蒙古八旗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议题上，即蒙古部落的八旗编入、蒙古八旗的成立以及相关职官、教育、人物等方面。而蒙古八旗内部，尤其是作为八旗基层组织牛录的编立过程、内部结构，与原宗族组织的关系等问题，基本尚未触及。同时，作为八旗基本文献的《八旗通志初集》与《钦定八旗通志》的相关记载也并不清晰。近期，笔者有幸从国家图书馆挖掘到前人尚未利用的11件珍贵满文档案，它们属于蒙古八旗的佐领印轴和族长印轴。这些执照档案反映了清代蒙古八旗牛录中宗族组织的一些详细情况，为解决不甚明晰的蒙古八旗牛录内部组织及其人员构成提供了史料依据。本文将主要利用其中4件印轴来初步探讨清代宗族组织与蒙古八旗牛录编立、佐领承袭、驻防等的关系问题。
一、印轴档案的格式和内容
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部收藏的这11件满文印轴中，包括5件佐领印轴和6件族长印轴。考虑到印轴的完整程度和文章的篇幅，本文主要利用其中的4件印轴来探讨宗族组织与清代蒙古八旗牛录的关系问题。为方便说明，将这4件印轴编号如下：
（1）《镶红蒙古旗佐领萨尔柱承袭世管佐领印轴》
（2）《正白蒙古旗佐领富森泰承袭互管佐领印轴》
（3）《正白蒙古旗富森泰佐领下族长德勒格埒库印轴》
（4）《镶蓝蒙古旗乌尔登佐领下族长黑色印轴》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4件满文档案的汉译定名问题。关于“temgetu bithe”如何汉译，有清一代就并未统一。temgutu bithe一词，据《御制增订清文鉴》解释为：yaya temgetu obume doron gidafi bure bithe be temgetu bithe sembi，意为“凡钤印颁发而当作凭证用的文书称之为temgetu bithe”。然而，在《五体清文鉴》中，temgetu bithe 对应的汉文为“票”，显然没有表达出来temgetu bithe 的意义。日本学者细谷良夫在1977年对temgutu bithe采用了“执照”的译名。细谷良夫在其撰写的两篇论文中，将他在东洋文库发现的满文档案 《mukden i kubuhe lamun i ice manju nirui yerkio i booho jalan halame booro nirui temgetu bithe》，汉译为《盛京镶蓝旗新满洲世管佐领yerkio执照》。而2008年出版的《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一书也沿用此称。但是，查看清朝几部《会典》的汉文本，一般将此类档案文书称为“佐领印轴”和“族长印轴”。据此，本文依照清代的习惯将此类档案文书分别称为“佐领印轴”和“族长印轴”。
此类“印轴”的满文名称格式也存在细微差异。据介绍，大连图书馆收藏的《镶黄旗满洲旗盛京佐领seitu承管世管佐领执照》等相关档案，其满文通名为nirui temgetu bithe。但是，从国家图书馆藏完整的印轴档案名称来看，可以了解到其满文通名为nirui sekiyen i temgetu bithe（牛录根源印轴）。细谷良夫1977年介绍的《盛京镶蓝旗新满洲世管佐领执照》与笔者所见的国家图书馆藏印轴的格式和内容基本一致。可以假定，满文名称的不同也许是当时各地方（如京师和盛京）的官僚和笔帖式们对此类文件的了解或书写惯例差异所致。总体来看，族长印轴名称的满文格式一般应是：mukūn i da ×× i temgetu bithe（族长某某之印轴）。
佐领印轴内容一般包括牛录编立原委、佐领承袭和牛录下各宗族人员的确认等内容。往往在某个时间制作印轴之后，还会有续编的过程。例如，在本文考察的4件印轴中，2件族长印轴的制作年代都是乾隆八年（1743），没有续修内容。而2件佐领印轴首次制作也都是乾隆八年，其后一直续修到清晚期光绪年间。
以下逐件介绍4件满文印轴的格式和内容。
（一）《镶红蒙古旗佐领萨尔柱承袭世管佐领印轴》
乾隆八年至光绪十年（1884）写本。满文，卷轴装，页面47.5ⅹ1463.5cm，钤兵部印，前部残。
这份印轴的内容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牛录编立原委、佐领承袭和牛录下各宗族人员等。
1.关于该牛录和佐领的源流
据该佐领印轴所载，当初在盛京时，初编哈达蒙古人牛录，令萨尔柱宗族的高祖库尔梅管理。接着另一个宗族的康喀赖、瑚什相继承袭二次。其后，萨尔柱高祖纳木达礼承袭。因人丁日繁，分编一个牛录。这两个牛录皆由纳木达礼的第三世孙萨尔柱、钮格二人承袭。
又据《初集》《二集》，萨尔柱牛录为镶红旗蒙古都统二参领所属第五佐领。按印轴所记，萨尔柱之后的历代佐领是：群山（乾隆二十二年）、保安（乾隆四十九年）、保升（乾隆五十一年）、阿衡阿（嘉庆二年,1797）、额勒建格（道光九年，1829）、阿昌阿（咸丰三年，1853）、额图浑格（同治四年，1865）、翁军（光绪十年）等。
2.关于牛录内宗族（mukūn）组织
据该佐领印轴所述，萨尔柱和钮格两个牛录除了萨尔柱、钮格所属2个宗族之外各由5个宗族组成，据该档整理为下表：
族长（mukūn i da） 原驻地姓氏（hala）编入该牛录的时间所管佐领1护军达兰泰哈达Bari（巴林？）盛京初编牛录时萨尔柱2亲军乌拉哈达等bari等盛京初编牛录时萨尔柱3亲军九十哈达等bari等盛京初编牛录时萨尔柱4原副护军校、护军衡克哈达等bari等盛京初编牛录时萨尔柱5护军校多尔济巴林唐古特盛京初编牛录时萨尔柱6护军校文德喀喇沁等hibcu（钦察）等盛京初编牛录时钮格7鸟枪护军张保住巴林多罗特盛京初编牛录时钮格8亲军六十四hardacu (黑达子)、察哈尔daicit （岱其特）、heran （赫然）盛京初编牛录时；康熙二十七年（1688）从包衣牛录抬出钮格9亲军萨哈廉hardacu 、巴林daicit、hibcu盛京初编牛录时；康熙二十七年从包衣牛录抬出钮格10步军校陶哈岱；（锡伯护军罕都等）喀喇沁、伯都讷hibcu等、赫舍里等盛京初编牛录时；康熙三十八年钮格佐领印轴不仅排列了牛录内的各宗族名称，又将不论有分（ubu，2个宗族）还是无分（10个宗族）的各宗族内披甲、闲散等各色人名及其驻防地等信息都清楚地记录于每一个宗族下面。以下列举该档案中的几个例子：
编立佐领时有分（ubu），哈达地方人、bari氏：佐领萨尔柱、八级笔帖式法全、拖沙喇哈番西安、原佐领赫图、弓匠日永、披甲萨尔吉、原佐领八十三。
有备分之远族人：护军九格、护军白雅斯胡朗、披甲玛色、披甲达庆阿、原记录官四格、原披甲麦住、原副护军校护军亨克、亲军九十、亲军乌拉、护军达兰泰。
萨尔柱牛录一个宗族，哈达等地人，bari等氏：族长亲军乌拉、骁骑校苏万代、护军阿里玛、披甲土巴山、披甲九格、养育兵六十四。驻防西安者有：披甲图满、披甲江吉泰、披甲胡楞阿、披甲土金、披甲贡古尔、披甲达森泰、披甲金泰、披甲巴尔虎、炮手纳孙泰、弓匠衮布、步甲土桑阿、步甲察尔衮、养育兵诺木库、养育兵林同保、闲散朝克图、闲散乌达里、闲散宁德、闲散陶尔泰。驻防奉天府者有：前锋乌林保、步甲剌住、闲散阿哈、闲散阿林、闲散曹住、闲散官德、闲散特布希。养息牧马群：闲散保尔扣、闲散巴扎尔、闲散额尔德尼、闲散剌西扎布、闲散噶尔藏、闲散仓格、闲散浩格、闲散诺木仓、闲散班第、闲散乌日土纳苏图、闲散剌什、闲散达林、闲散根敦、闲散布尔吉图、闲散旺古尔海、闲散额尔德木图、闲散阿尼曼、闲散胡图格。
钮格牛录一个亲族，巴林地方人，多罗特氏：族长鸟枪护军章保住、领催郝尚。驻防湖广荆州府者有：佐领噶尔玛、原品休致的佐领常绍、领催承德、前锋佛宝、披甲噶尔迪、披甲常军、披甲常英、闲散常琼、闲散常青、闲散常光、闲散福德保、闲散爱新保、闲散爱兴阿。驻防江宁者有：前锋双宝、披甲四十保、披甲华西、披甲彦图、额外兵丁班第、披甲仓格、披甲六达子、披甲五十一、闲散东腰包、闲散六十保。
3.关于佐领之分（ubu）问题
佐领印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交代清楚哪一个宗族或宗族内的哪一支派拥有承袭佐领之分问题。据该印轴所述：“查拣放世管佐领之例载，承袭佐领人之子孙有分（ubu），未承袭佐领之兄弟子孙无分。如无嗣承袭佐领时，编立牛录人之兄弟子孙不管曾否承袭佐领皆有分。远族人承袭之佐领，有排列之分（gebu faidabure ubu ）。”
因创立牛录之库尔梅无嗣，而一直由其族弟纳木达礼的子孙承袭，所以纳木达礼子孙有分。库尔梅亲兄弟都没有承袭佐领，其子孙没有分。乾隆二年，现任佐领萨尔柱等想自愿给原创牛录的库尔梅兄弟子孙备分（belhebure ubu bahabume）等因呈报，得到允准。所以，印轴也写明了以下内容：
编立佐领时有分，哈达地方人、bari姓氏：佐领萨尔柱、八级笔帖式法全、拖沙喇哈番西安、原佐领赫图、弓匠日永、披甲萨尔吉、原佐领八十三。得到备分（belhebure ubu）之远族人：护军九格、护军白雅斯胡朗、披甲玛色、披甲达庆阿、原记录官四格、原披甲麦住、原副护军校护军亨克、亲军九十、亲军乌拉、护军达兰泰。
另外，在续修印轴时，会将原来由于未及岁等原因未能列入有分之人名单的人补充进去。如乾隆二十年时，该佐领印轴补充写明了以下内容：“先前因未及岁未能记入牛录根源的印轴里，现在拣放佐领，应该加进去的有分之人名排列于后：佐领穆成额、闲散群山、披甲舒明阿、拖沙剌哈番齐达色、闲散宝龙、保安、披甲达灵阿、披甲达明阿、养育兵达充阿、闲散孙扎齐、巴格坦布、佛宝、披甲布林、闲散布彦图、吉文格、养育兵巴鲁、闲散巴锡、柳达色、齐达色。乾隆二十年。”也就是说，下次佐领出缺时以上人员也有资格被列入候选人名单。
（二）《正白蒙古旗佐领富森泰承袭互管佐领印轴》
乾隆八年至光绪二十九年写本。满文，卷轴装，页面49.5ⅹ1683cm，钤兵部印和陆军部印，前部残。
该佐领印轴是国家图书馆所藏11件印轴中最长的一件。其内容同样可以从以下三方面了解。
1.关于该牛录和佐领源流
据《初集》《二集》，该佐领是正白旗蒙古都统右参领所属第十佐领。该互管佐领最初是由星南自前屯卫率来之众（4个宗族）编成的半分牛录。其后，富森泰的曾祖二等侍卫杨西穆又率67名蒙古人（5个宗族），与星南所属人众合编为整牛录。后来又将三等侍卫桑阿尔寨所率来之一部分蒙古人（5个宗族）亦编入此牛录。康熙二年，神保祖父塞尔格克带领子弟和另族的子弟官等六七名，以及蒙古奴仆二十九名，都编入该牛录。另外，后续编入该牛录的还有从包衣牛录抬出的察哈尔地方康宁氏，再加上伯都讷地方胡什哈里氏、正蓝旗转来的翁牛特地方博尔济吉特氏等共有17个无分之宗族。
从后续修订的内容来看，该牛录的历代佐领有：沙济、星南、沙里（星南弟）、塞尔格克、阿玉锡（塞尔格克子）、神保（塞尔格克孙）、富森泰（杨西穆二世孙）、噶尔迪（乾隆三十二年）、特统格（杨西穆三世孙，乾隆四十五年）、苏隆额（嘉庆二十一年）、哈丹阿（道光二年）、德统（道光二十五年）、德干（杨西穆六世孙，咸丰七年）、连寿（同治七年）、隆干（同治十年）、连昭（塞尔格克六世孙，光绪二十八年）、寿千（杨西穆七世孙，光绪二十九年）等人。
2.关于该牛录内宗族组织
关于这一牛录内部的宗族组织，据该档整理为下表：
族长原驻地姓氏编入该牛录的时间或跟随来的首领1护军校明阿泰塔本诺格图喀尔喀（即内喀尔喀五部）乌良喀吉勒母们（乌梁海者勒篾）太宗皇帝时跟随星南来归2领催本伯孙科尔沁卓格太宗皇帝时跟随星南来归3鸟枪护军七十四科尔沁克什克腾太宗皇帝时跟随星南来归4护军朝西科尔沁爱云太宗皇帝时跟随星南来归5副护军校、鸟枪护军回色盛京辽阳卫克什克台世祖皇帝时跟随杨西穆来归6护军丰噶拉盛京辽阳卫索龙阿世祖皇帝时跟随杨西穆来归7护军六十八盛京辽阳卫爱云世祖皇帝时跟随杨西穆来归8护军七十三盛京辽阳卫杨色布世祖皇帝时跟随杨西穆来归9前锋邵密色盛京辽阳卫索隆高尔世祖皇帝时跟随杨西穆来归10八级笔帖式神保张家口外乌兰布尔哈苏台察哈尔蒙古阿拉克绰特跟随三等侍卫桑阿尔寨来归11步军校黑色张家口外乌兰布尔哈苏台察哈尔蒙古卓格跟随三等侍卫桑阿尔寨来归12副骁骑、校领催占巴拉张家口外乌兰布尔哈苏台察哈尔蒙古阿拉克绰特跟随三等侍卫桑阿尔寨来归13披甲旧格张家口外乌兰布尔哈苏台察哈尔蒙古炮钦跟随三等侍卫桑阿尔寨来归14披甲六十一张家口外乌兰布尔哈苏台察哈尔蒙古阿依跟随三等侍卫桑阿尔寨来归15一等侍卫班珠尔察哈尔康宁盛京时睿王从察哈尔携来编入包衣牛录，顺治十八年，从包衣牛录抬出编入正白蒙古旗该牛录16骁骑校布伦翁牛特博尔济吉特康熙二年编入沙里牛录17护军仓格伯都讷地方登讷库噶珊锡伯瑚什哈日圣祖皇帝时编入该牛录另外，和印轴（1）相同也罗列了以上17个无分之各宗族人员名单和3个有分的宗族人员之名单。如下例举族长常青所管5个宗族人员名单，从中可以知晓牛录内部宗族构成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将拼凑不同姓氏之族长护军常青所管五个宗族所属人名排列于后：
泰陵二等侍卫兼拖沙喇哈番乌日土纳苏图、领催照纳苏图、闲散色楞、护军校明安泰、鸟枪护军乌兰泰、闲散名泉、领催布勒博孙、护军额仁泰、护军乌散泰、护军淖海、闲散努然泰。
驻防西安者：黑色、达兰泰、伊仁泰、额勒黑、达桑阿、杭吉。
驻防庄浪者：领催外都、闲散关保、披甲吴什齐、前锋乌林格、披甲散邵色、披甲回色、步甲罕布劳、幼丁关泰、鸟枪护军七十四、披甲色克、鸟枪披甲散达色、鸟枪护军赫升格、披甲曾苏。
驻防天津府者：拖沙喇哈番级章京孟自、右卫披甲五十四、热河披甲瑚西里、牧丁黑雅图、护军朝西、闲散栓住、闲散桑格、一等侍卫班珠尔。
驻防江宁的领催四达子等画押所呈档载：原为喀喇沁地方人，杭哈坦氏。高祖色楞跟随星南来归。其为互管佐领，没有争讼之事。领催四达子、披甲福生、披甲老格。
驻防江宁的披甲六格画押所呈档载，原为喀喇沁地方人，巴林氏，不知高祖之名，跟随星南来归。其为互管佐领，没有争讼之事。披甲六格、披甲六十八、披甲五十一、披甲色克。
驻防沧州的领催巴彦等画押所呈档载，原为他本诺克图喀尔喀（即内喀尔喀五部）地方人，巴约特氏，高祖黑色跟随星南来归。其为互管佐领，没有争讼之事。领催巴彦、披甲搏克图。
驻防沧州的披甲六十七等画押所呈档载，原为他本诺克图喀尔喀地方人，卓尔氏，高祖卓锡瑚跟随星南来归。其为互管佐领，没有争讼之事。披甲六十七、披甲哈尔扣、闲散保住、闲散舍尔扣。
驻防沧州的披甲什图等画押所称档载，原为他本诺克图喀尔喀地方人，伊乌勒氏，高祖额勒格跟随星南来归。其为互管佐领，没有争讼之事。披甲什图、披甲埋图、披甲色克图、闲散乌库勒。
驻防沧州的披甲色尔必画押所称档载，原为吉林乌拉地方人，瑚什哈日氏，高祖芒噶达于康熙三十八年圣祖皇帝时率领我们编入此牛录。其为互管佐领，没有争讼之事。披甲色尔必。
在此所述族长护军常青在前面提到的17名族长中没有出现。从档案内容来看，他能管辖5个宗族，可以说其职务相当于总族长。
3.关于佐领之分问题
据拣放佐领之例，该佐领除了星南、桑阿尔寨无嗣之外，承袭牛录之星南的亲弟沙里及杨西穆、塞尔格克三个家族的子孙都有分。如富森泰所袭互管佐领出缺，将其出缺人之子孙为拟正。一同率众来归之桑阿尔寨无嗣，星南虽然无嗣，但其亲弟沙里有子孙。不管是否承袭佐领，率众来归者之子孙都有分。从沙里、塞尔格克两个gargan（宗族支派）子孙里选出，一个gargan拟陪，一个gargan排列。如出缺之人无嗣，仍然由原gargan内选出拟正。若因故革职不让其子孙承袭佐领时，与无嗣者无可比拟，原gargan虽有人不得有拟正之分，只能使之有拟陪之分，从另一个gargan内选出拟正者，排列其名。也就是说，星南之弟沙里及杨西穆、塞尔格克三个家族的子孙都有分。
另外，乾隆二十年和五十三年两次续修时都对该佐领印轴分别进行了补充：“在原先牛录根源印轴里，因不及岁未载，现在拣放佐领时，将应接续记入的有分之人名排列如下：披甲赫本格，闲散特统格、伯坑格、野布充格，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兼三等侍卫噶茹第，护军斡勒吉图、斡扔格，养育兵福命，披甲斡日坑格，委前锋尼玛，养育兵诺木浑、斡神格，闲散富德、福禄、噶尔迪、可神格、佛珠、福良、阿林、塞桑阿、平泰。”“乾隆五十三年九月由旗处所报有承袭佐领之分者名单：领催法佛里、护军苏巴里、炮手（pooi uksin）瑚图里、养育兵剌尔建阿、披甲舒敏、养育兵纳钦、闲散富勒和、二等阿思哈尼哈番苏隆阿、披甲保林阿、养育兵哈然阿、闲散巴达尔胡、养育兵班达尔胡、闲散塞吉日胡。”这就说明，如果下次佐领出缺时这些人都成为拟正、拟陪或列名之候选人。
（三）《正白蒙古旗富森泰佐领下族长德勒格埒库印轴》
乾隆八年写本。满文，卷轴装，页面48.3ⅹ746cm，钤兵部印，前部残。
因同一个正白旗蒙古都统右参领所属第十佐领，该族长印轴和印轴（2）所介绍的佐领印轴内容即牛录原委、牛录内宗族数目及宗族内人员、佐领之分等基本相同，所以在此简要介绍两个印轴的不同之处。
该族长印轴的撰写年代是乾隆八年，没有后续部分。这与印轴（2）所记从乾隆八年至光绪二十九年历代佐领承袭的内容不同。
在格式上，与佐领印轴相比该族长印轴的结尾部分只是排列德勒格埒库一个宗族的人员名单。在人员名单前，说明该宗族没有佐领之分：
无佐领之分族长鸟枪护军德勒格埒库所管一个宗族之众，将其人名排列如下：骁骑校布伦、闲散阿拉布坦、领催常海、护军苏章阿、护军长喀、蒙古大夫护军长龄、护军塔拉、头等阿达哈哈番德克锦格、披甲库鲁格、披甲穆腾格、云麾使兼拜他喇布勒哈番班布拉、披甲扎布、闲散玛什达、闲散罗布藏、闲散车尔玛、闲散乌巴什。
（四）《镶蓝蒙古旗乌尔登佐领下族长黑色印轴》
乾隆八年写本。满文，卷轴装，页面50ⅹ793.5cm，未钤印，前部、中部都有残缺。
其基本结构和印轴（1）（2）相似，主要内容如下：
1.关于该牛录和佐领源流
据该族长印轴，“佐领乌尔登、桌巴等呈报，我们的高祖托克托尔，巴林地方人，泰绰格氏，从巴林地方来归太宗皇帝。初编牛录时，令高祖托克托尔管一个牛录”。出缺后，因其子年幼，令另一氏族的领催白桑古承袭。出缺后，由托克托尔孙赛音齐克承袭。其后，历代佐领是德尔格尔（赛音齐克子）、明善（德尔格尔子）、乌尔登（明善伯父之孙）等。
据《初集》《二集》，乌尔登佐领是镶蓝旗蒙古都统头参领所属第十一佐领。康熙二十三年，赛音齐克管牛录时丁壮滋生，分编一个牛录使赛音齐克子德登管理。他出缺后，根敦（德登子）、卓巴（根敦子）等相继承袭佐领。以上两个佐领都被认定为世管佐领。
2.关于该牛录内宗族组织
虽然该族长印轴的前部、中部有残，但牛录内宗族的数目基本齐全。这两个牛录除了佐领所属宗族之外，共有5个宗族。但是，该印轴和前面介绍的几件印轴不同的一点是这5个宗族具体属于哪一个牛录之事没有记述清楚。这或许表明有些分编牛录和原牛录的人员在归属上并非那么清楚。据该档整理其内部宗族组织情况如下表：
族长原驻地姓氏编入该牛录的时间1拜他喇布勒哈番阿桑阿叶赫翁古特太宗时2拖沙喇哈番达充阿哈达莫都太宗时3步军校霍色旧察哈尔、科尔沁、喀喇沁、商都克、郭尔罗斯、扎鲁特等卓特、兀鲁特、阿格他钦、祁他特、萨格陶、昭家、杭噶坦、斡尔库德、白桑古、昭太宗时4骁骑校舒尔吉鄂尔多斯卫古特太宗时5养育兵锡伯乌尔泰吉林乌拉高尔济康熙三十八年该族长印轴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没有交待清楚牛录内各宗族的人丁，只是在其结尾部分记录了黑色当族长的一个宗族所属人员的名单，兹摘录如下：
乌尔登牛录之族长、在另记档案的护军黑色，与该族结合在一起的另户有：骁骑校舒尔吉、亲军领关保、护军萨尔图、护军布达拉、披甲玛尼、披甲统古尔岱、养育兵七十二、养育兵麒麟、养育兵额尔克、闲散巴扎尔、天津府佐领佛保、热河披甲阿尔山、熊岳披甲玛济哈、铁匠白沟、闲散邵色。乾隆八年。
在清代户籍制度中，另记档案问题比较复杂，其户籍地位低于正户、高于开户。另记档案户籍分为另户另记档案和自首另记档案两类。以上的内容提供了一个在蒙古牛录内另户另记档案的鲜活事例。
3.关于佐领之分问题
乌尔登牛录的情况是，其高祖托格托尔子孙皆有分，而其他分支都无分。然而，据该族长印轴所述，这种世管佐领出缺时，其拣放比较复杂。
原立佐领人之子孙管理牛录者，其长房管理牛录出缺时，将出缺人子孙拟正，拣选其余房之子孙拟陪、列名。出缺人或无嗣，或因罪革职，补放佐领时，其子孙不宜入选，则仍于出缺之长房内视其人可一体拣选拟正。次房之子孙管理佐领出缺时，则拣选出缺人之子孙拟正，长房子孙一体拣选拟陪，拣选其余房之子孙列名。出缺人或无嗣，或因罪革职，补放拣选佐领时其子孙不宜入选，则于该支虽有亲兄弟叔伯之子孙，亦不得拟正，仍于长房子孙内一体拣选拟正。若长房内现在有管理佐领者，则免其入选，而由未管佐领支派之子孙内拣选拟正，出缺支派、其余支派，则逐房拣选拟陪、列名。倘二三佐领均由同一支派管理出缺，该支现管理佐领且又以出缺人之子孙拟正，则分有不均，相应由未管佐领支派之子孙内择其优者拟正，其余各支、出缺支派之子孙内拣选拟陪、列名。
这一规定与当初修订的《拣放佐领则例》等相关条例的内容是一致的。
二、对印轴档案的分析
（一）佐领印轴和族长印轴形成的年代及其历史背景
整个雍正时期及乾隆前期，清朝对八旗制度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改革。其内容之一就是重新查清和登记牛录根源、佐领源流，并制作佐领印轴、族长印轴等，以息牛录内人员的争讼。
八旗每佐领下各设族长， “以教其族人”。而《会典事例》的年代记述非常清楚，据载：“乾隆三年复准，八旗世袭佐领应设立黄纸印轴，将原立佐领原委及承袭支派备书于轴，给发佐领各族长等收执，以凭稽考。其长短尺寸，移咨工部。先造千轴，计长三丈、四丈、五丈者各三百轴；十丈者百轴。其周围螭边款式及纵广尺寸均照功牌式样。嗣后成造均依兵部所需数目及来文内长短尺寸办给。”可见，开始制作佐领印轴的年代是乾隆三年。当时佐领印轴的名称确实是“印轴”，这应该是由其卷轴装和钤印的特征所决定的。当年有命制作各长三、四、五、十丈的印轴共千件。乾隆《钦定大清会典》有较为详细的佐领印轴款式尺寸的规定：“凡世袭佐领印轴黄纸制，表里二层，高尺有五寸五分，长数丈至数十丈有差。四周作螭，文缘以色绫，轴端用紫榆木。”从现在发现的几件来看，不管是世管佐领印轴，还是互管佐领印轴或族长印轴，都符合这一规制。另外，据以上记述，当初佐领印轴存放在佐领下各族长处。
乾隆五年，大学士总理兵部事务大臣鄂尔泰等请旨：“今于乾隆五年正月内经钦派王大臣等议定，八旗旧管佐领一百三十七个，准各该旗陆续造册送部。该臣等查得，八旗左右旧管佐领、世管佐领、互管佐领八百有余，佐领下所有族长五千有余，共计佐领、族长将及六千。” 可见，据乾隆五年统计，八旗族长共有五千有余，在加上近千名佐领，需要制作将近六千件印轴。由于数量庞大，当时总理兵部事务大臣鄂尔泰等上奏请旨下令派专员分批制作这些印轴，所以我们在此释读的4件印轴，其制作年代已经是乾隆八年了。鄂尔泰的上奏又接着记述道：“印轴系开载佐领、族长等根由来历，实为世守之符，理应作速办理给发。请将佐领印轴臣部书写给与外，应给族长等印轴分交八旗书写，俟书写完日陆续送部与存贮。档册详加核对盖部印给与。”佐领印轴和族长印轴分别由兵部和八旗书写后，送兵部钤印后存贮。
（二）宗族组织与蒙古八旗牛录编立和佐领承袭问题
宗族组织涉及八旗牛录编立、佐领承袭和牛录内部人员的管理等事项，并与清朝的政治特征等问题密切相关。但是，清初蒙古宗族组织的发展，与牛录、佐领的关系等问题，学界至今很少有人涉及。
早期蒙古部落组织和清初蒙古八旗牛录组织存在传承关系。古代蒙古社会的基本组织之一被称为爱马克，据符拉基米尔佐夫（Vladimirtsov）说：“游牧于同一地区的同族阿寅勒集团被称为爱马克；爱马克乃是部落分支，更正确些说，是胞族。……凡是属于一个爱马克的人都被认为是属于同一的亲族集团。”符氏在深入研究古代蒙古社会后解释道：“蒙古氏族——斡孛黑，是以男系亲属原则和族外婚为基础的，带有从前母权制若干残余，经营个体经济，但共同使用牧地，在承认长子一定权利的同时，赋予幼子某些特权，并以复仇制和特殊的祭仪来维系着的相当典型的父权制的血缘亲族集团。”他接着指出，随着氏族的发展，其内出现属部、奴隶等非血缘集团。
据康熙《御制清文鉴》解释为：emu hala ahūn deo be mukūn sembi，geli emu feniyen be inu emu mukūn seme gisurembi，意为“同姓兄弟称之为族，又一人群亦可称之为一个穆昆”；而乾隆《御制增订清文鉴》又解释：emu hala be mukūn sembi（称同姓为族）。界定的概念都不太清楚。但在《满洲实录》中来看，与mukūn对应的蒙古文为aimaγ（爱马克）。《五体清文鉴》中满语mukūn，与蒙古语trül、汉语“族”是对应的；而满语hala、蒙古语oboγ、汉语“姓”也是同义词。
史禄国（Shirokogorov）对满族氏族组织的研究和符拉基米尔佐夫对古代蒙古氏族组织研究的结论不谋而合。在史氏看来，“在一个较早的时候，族外婚单位——哈拉——都有一个专门名称，并占据着一块土地。当这些族外婚单位在广阔的地域里扩散开的时候，满族人形成了新的族外婚单位，但是，这些单位没有专门名称，而被呼以哈拉的名称和他们定居的地区的军团旗帜的颜色。那么，一个哈拉变成了包含若干新的族外婚单位——嘎尔干这种新的分支——的一个群体。这些新的单位继续移动，它们再一次发生交叉混合，于是满族人创设了一种新的单位——莫昆”。“现在，每一个哈拉可能有许多莫昆；也可能只有一个莫昆”。二战后，日本学者三田村泰助曾有论著对穆昆（或译莫昆）进行探讨。他认为，穆昆是哈拉的派生部分，即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血缘集团。
满洲牛录的编立是从辛丑年（1601）开始的。当年，“太祖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内立一牛录额真管属。前此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额真”。可见，当初满洲牛录的编立是以原宗族为基础组织起来的。
清代大规模编立蒙古牛录则是从天聪初年开始的。据此次考查的4件印轴，每一份印轴的内容是由几个部分组成，即牛录编立的过程及佐领承袭、牛录内的宗族、牛录类型的确认等。其中，牛录内各宗族的情况交待很清楚，就是记述了各个宗族的原驻地或部落、姓氏、参与编立牛录的过程以及各个宗族的人员构成等。
先看印轴（1），按《初集》的记载，该牛录是在天聪时期（盛京时）以哈达蒙古为主的初创牛录，是镶红蒙古旗第二参领第五佐领。至康熙二十三年，因丁壮滋生，从该牛录分出又一个牛录，即该参领所属第六佐领。据该印轴交代，两个牛录共由10个宗族组成，其中5个宗族是哈达地方人、bari姓氏，其他是巴林、喀喇沁、哈里达楚（黑达子）、察哈尔等地方人，唐古特、hibcu（钦察）、多罗特、岱齐特等姓氏人。当然，这里所说地方即原驻地，绝大部分是指原所属蒙古部落，如巴林、喀喇沁、察哈尔等。其中哈达地方的蒙古人为一个特殊的人群。以往学界知道海西女真诸部首领有蒙古血统。但哈达部内还有为数不少的蒙古人的情况并不广为所知。通过释读此次印轴，可以了解到这个牛录是以天聪时期来归的哈达蒙古人为主，再加上巴林、喀喇沁、察哈尔等部落的几个宗族的零散来归者编成的。
再看该牛录内宗族的人员构成，与牛录根源相比，佐领印轴和族长印轴所述牛录内各宗族人员的名单非常清楚。当然该镶红旗萨尔柱佐领执照提供的各宗族人丁，包括披甲和闲散等是乾隆八年的统计数字。据记载，佐领萨尔柱族的人丁有7名，其远族九格的一族有10名。其他宗族的人丁分别有27、51、14、25、17、23、25、17、8、11名，合计两个牛录共有235名，这是当时的实际人丁数目。其中，一族最多有27名人丁，而最少的只有7或8名。在此特别要注意的是“闲散”问题，在235名人丁当中共有77名，占全数的三分之一还多。
在萨尔柱牛录的佐领承袭方面，初创牛录时，由萨尔柱远族祖父库尔梅管理，出缺后因无嗣，由另一族的人承袭两次。其后，库尔梅的弟弟纳木达礼管理。纳木达礼之后到萨尔柱共5次，都是他们一族人承袭的。康熙二十三年，因人丁滋生从第五牛录分编第六牛录，令纳木达礼家族人管理，直至其第三代世孙钮格。
据印轴（2）反映，正白蒙古旗右参领第十佐领当初也是太宗皇太极时期创建的。该牛录当初由星南（前屯卫地方人）、杨西穆（盛京辽阳卫地方人）、桑阿尔斋（察哈尔乌兰布尔哈苏台地方人）所率来之三部分人组成。他们分别是五鄂托克地方者勒蔑氏，科尔沁地方卓格氏，科尔沁地方克什克腾氏，科尔沁地方爱云氏；盛京辽阳卫地方克什克台氏，盛京辽阳卫地方索隆阿氏，盛京辽阳卫地方爱有特氏，盛京辽阳卫杨色布氏，盛京辽阳卫索隆郭尔氏；乌兰布尔哈苏台地方察哈尔蒙古阿拉克绰特氏，乌兰布尔哈苏台地方察哈尔蒙古炮钦氏，乌兰布尔哈苏台地方察哈尔蒙古爱氏，察哈尔地方康宁氏；翁牛特地方孛儿只斤氏；伯都讷地方藤讷库噶珊（达虎尔噶珊）的锡伯胡什哈里氏，共17个族的部众。一个牛录就有这么多宗族的事情，在整个八旗中也应该是罕见的现象。当然，也可能有些宗族的人由于时间久远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姓氏等情况。
雍正、乾隆时期对八旗采取改革的同时，也编纂过几套八旗有关的史书，其一是《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成于乾隆九年。该书不仅记录了八旗满洲旗中的各满洲氏族，也记录了满洲各旗中的蒙古氏族等情况。但是，关于和满洲八旗、汉军八旗并列的蒙古八旗，清朝方面一直没有修订过类似《通谱》的史书。我们现在看到的4件有关蒙古八旗的3个牛录内各氏族，当然没有被记录在《通谱》内，再追溯到《蒙古秘史》《史集》等阐述古代蒙古部落历史的典籍，对这些印轴中出现的有些氏族也没有记述。由此可以推测，有些蒙古氏族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或从原蒙古部落中分离出来，或通过同化边缘或相邻地区的部落人群后吸收进蒙古后形成的新氏族。印轴（2）也交代了乾隆八年正白蒙古旗右参领第十佐领各个宗族之丁数，共计146名，可以看出宗族不断发展分化的情况。其中闲散兵23名，占全数之15.7％。
在正白蒙古旗右参领第十佐领的承袭方面，清太宗时将星南率来之众编为半分牛录，令牛录内人沙济管理。其后，杨西穆、桑阿尔寨将其率众编入该牛录，成立整牛录，为互管牛录。翁牛特地方（部落）博尔济吉特氏塞尔格克家族是太宗时叛来编入正蓝旗明安达礼牛录。康熙二年，塞尔格克和其子弟及另族的子弟官6或7名以及奴仆29名一起抬出，编入该牛录。另外，察哈尔地方康宁氏一个族，在盛京时，睿王将他们从察哈尔汗那里率来编入包衣牛录。顺治十八年，从包衣牛录抬出编入正白蒙古旗沙里牛录。而锡伯胡什哈里氏的一族是最晚编入该牛录的宗族。他们是康熙帝斥资赎出后编入该牛录的。
（三）对佐领之分（ubu）的理解
满语ubu一字，来自女真语，意为“分”“分位”。具体到佐领之分，是指在佐领承袭中具有拟正、拟陪或列名等资格。佐领之分的问题在《会典事例》有载：
（乾隆）三年谕，向来八旗补授佐领，并无家谱，由该旗大臣分别拣选具奏补授，嗣因管旗大臣办理，不免偏执，是以定有家谱。迨既有家谱之后，仍将不应补之人列入，其应补之人转致删除，且其佐领根由，终未明悉，夫八旗佐领根由，若不详加定议，日后终不免于争讼，是以降旨令王大臣办理。今八旗议奏家谱，其原管佐领或系功臣带来所属人丁编为佐领，或因功绩茂著，赏给人丁编为佐领。此等佐领员缺，原立佐领人之子孙，不论曾否管过佐领，均应有分，原立佐领人之亲兄弟，虽曾管过佐领，其子孙不准得分。世管佐领或系将带来之人编为佐领，令其承管者，或初编佐领时即经管理，后积有数辈作为世管佐领者。又有分编佐领时，即令承管者。此等佐领原立佐领人之子孙准拟正，其余管过佐领人之子孙酌其谱系远近并管理次数，有应得拟正之分，应得拟陪及拟备之分者。又原立佐领人之子孙，念分不应得之族人，系一祖所出，请一并得分，或其本支内已有佐领，将别佐领让给无佐领之支，或每支各管一佐领。……三姓、四姓互管一佐领者，出缺人之子孙拟陪，各姓通行遴选拟正及列名。
由此可知，佐领之分的问题也与宗族组织息息相关。雍正、乾隆年间，八旗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议定佐领类型（性质）问题。乾隆时划分佐领为世管佐领、公中佐领和互管佐领等。每一种佐领出缺后，何人或一个宗族内的哪一支有资格被拟正、拟陪或列名等，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本文所述4件印轴档案就有关于世管佐领、互管佐领的佐领之分问题的记载。
先看萨尔柱、钮格所承世管佐领印轴所记：
查补放世管佐领之例，承袭佐领之人子孙都得分，其并无承袭佐领之兄弟子孙无分。无嗣承袭佐领时，在原立牛录人之兄弟子孙内无问曾否承袭佐领，均给分。……如萨尔柱、钮格佐领出缺，给予纳木达礼子孙拟正、拟陪之分，原立牛录人库尔梅因无嗣，其兄布当阿、其弟尼拉达之子孙给予列名之分。
富森泰的佐领则是正白旗互管佐领，印轴（2）载：
补放此佐领时，除了星南、桑阿尔寨无嗣，承袭佐领之星南弟沙里及杨西穆、塞尔格克三家子孙都有分。……如富森泰所袭互管佐领出缺，将选出缺人子孙为拟正。……从沙里、塞尔格克两支子孙内选出，一支为拟陪，一支为列名。如出缺人无嗣，仍由原支内选出拟正，假如缘事革职，不得其子孙补放佐领，因和无嗣人不可比拟，原支虽有人不得拟正之分，给予拟陪之分。从其他支里选拟正、列名。
通过此次佐领登记，在牛录内哪个宗族有分，哪个宗族无分等情况都澄清了。一旦佐领出缺，宗族内哪支有拟正之分，其他哪支有拟陪之分、排列之分等问题也很清楚了。
（四）宗族和牛录人员的驻防情况
清廷的驻防制度始于入关前。而入关后至雍正朝驻防制度逐渐走向完备，近一半的八旗兵驻防京城，剩余的都驻防在全国各地。4件印轴所记镶红蒙古旗、正白蒙古旗的各一牛录人丁也不例外，其部分人员驻扎京城，而剩余的人员都住于全国各驻防点。
据印轴（1）可知，镶红蒙古旗萨尔柱、钮格二牛录的人在西安、江宁、荆州、宁夏、奉天府、养息牧牧厂、古安县、上都盐湖、凉州、庄浪、杭州、右卫、四川、天津府、热河等关内外各地驻防。在两牛录丁数235名中在京城以外直省驻防和口外牧厂等地居住者共有162名，占总数的68.9％，超过三分之二。
据印轴（2）可知，正白蒙古旗富森泰牛录的驻防地有：泰陵、西安、庄浪、天津府、热河、马厂、江宁、杭州、沧州、浙江乍浦、山海关、玉田县、凉州、辽阳、荆州等。在共计146名人丁当中驻防（直省和口外牧厂等）的正好有100名，占68.5％，超过三分之二。
通过对这两个牛录所派住全国各地的人丁数目的考察，可以初步地了解到每一个牛录在八旗各个驻防点的具体人数。以往的研究中，学界通常只是大致知道各驻防点的满蒙兵丁之人数，并不清楚蒙古兵丁的具体人数，尤其对具体的由一个蒙古牛录派住兵丁的人数缺乏了解。通过对佐领印轴的研究，不仅可以帮助厘清相关几个牛录在各驻防点的兵丁人数，还可进一步了解到牛录内每个宗族在各驻防点的人丁数目。
几个牛录所属兵丁及其家属，从原驻地的哈达、辽河流域或察哈尔等地迁徙，一般都在盛京时初创牛录编入八旗，而在清军入关、明清鼎革后又和其他八旗兵一起千里迢迢分散征战和居住于全国各地驻防点，逐渐适应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其中的艰辛和曲折一言难尽。由此看来，从社会史的角度上来看，这些印轴也具有很大价值。
除此之外，4件佐领印轴和族长印轴还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历史信息，如兵籍（披甲、养育兵、前锋、领催、骁骑校、步甲、牧丁、弓匠、闲散等）以及牛录内户籍身份制度，世职和牛录关系，蒙古人姓名变迁，康熙年间将伯都讷地方的锡伯编入京城蒙古旗分佐领等问题，都有必要深入探究。除了国家图书馆、大连图书馆和日本东洋文库之外，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也收藏了一些印轴档案，这些都是有待学人进一步挖掘整理的新文献史料。
三、结 语
本文在前面考察了镶红、正白、镶蓝等3个蒙古旗的1件世管佐领印轴、1件互管佐领印轴和2件族长印轴，以下从几个方面简要总结这4件印轴档案的史料价值等。
第一，据《初集》《二集》，镶红旗蒙古都统第二参领所属第五、第六牛录和正白旗蒙古都统右参领所属第十牛录等两个牛录的编立年代和历代佐领之间的亲属关系以及氏族等内容，存在不清楚的地方，或有错讹之处。而我们通过解读上述的印轴档案，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容。例如，据《初集》《二集》所载，正白旗蒙古都统右参领所属第十牛录之星南、沙济、杨西穆、桑阿尔寨等人的原驻地、氏族都没有说明清楚，而印轴（2）将他们几个人的原驻地、氏族和历代佐领的关系等都交代得很清楚。这样看来，编纂《二集》时没有充分参考和利用这些印轴档案。
第二，牛录内部各宗族及其人员的构成更是清代各种编纂性史书都没有记载的内容。上述4件印轴的最大史料价值在于，它们很清楚地记录了清乾隆初期3个牛录内部各个宗族的原驻地（所属部落）、姓氏及其人丁等情况，较为清楚地说明了这3个佐领与其内部宗族的关系问题。同样，与牛录根源等档案史料相比，族长印轴、佐领印轴的内容更为明白地说明了牛录内各宗族的人丁情况。
第三，从以上4件印轴中的几个事例，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有关氏族的一些概念。例如镶红旗蒙古都统第二参领所属第五佐领喀喇沁地方人hibcu（钦察）氏一个宗族内就有锡伯人，可以判断当时的宗族，并非全是一个同祖源的血缘集团，而是已经发展成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地缘和血缘集团相结合的社会组织了。通过清初的社会动荡，很多部落及其内部组织都面临着重新组合。从八旗内部基层的构成来看，地缘组织和血缘组织已经并不那么清晰可辨了，甚至有些宗族由10个姓氏组成。例如镶蓝旗蒙古都统头参领所属第十一佐领，族长步军校霍色的一个宗族内就有旧察哈尔、科尔沁、喀喇沁、商都克、郭尔罗斯、扎鲁特等地人，卓特、兀鲁特、阿格他钦、祁他特、萨格陶、昭家、杭噶坦、斡尔库德、白桑古、昭等10个姓氏。这些宗族所属的人员与族长、佐领是什么关系？这一问题也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第四，有关八旗和佐领方面的资料除了有《初集》《二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等官方所修编纂性史书，《会典事例》《会典则例》《八旗则例》《钦定拣放佐领则例》《六条例》等法令性文献外，另有《佐领家谱册》《佐领根源册》《人丁册》《履历册》《承袭册》等档案类资料。笔者认为，清廷主导编写这些档案各有其功能和作用。佐领印轴、族长印轴的主要功能是通过追溯该牛录、佐领的源流以及各个宗族与该牛录的关系，清楚地分类确定佐领的性质和类型。当然，正因为它的这种功能，在印轴中对于每一个宗族与当初跟随而来的首领之间的关系，以及每一个宗族内部人员的人身隶属关系等问题交代得并不清楚，如想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查阅、比对八旗《敕书册》《比丁册》《户口清册》等其他档案史料。
总之，通过初步考察这4件印轴，可以窥见清朝政治进程中的一些特征。从努尔哈赤时代伊始，将各地归顺而来的各色人群、部落氏族编入八旗牛录，并分封给各旗王。清廷入关后，经过近80年的发展、变化，八旗人丁繁衍，至雍正、乾隆时期，对八旗制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改革，而中央集权得到强化。但是，在八旗基层的牛录内部，编入八旗之前就已存在的宗族组织等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 贾 益〕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19年第4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下载pdf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