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军 |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性的现代性转化及发展
无论是从中国各民族交往互动的历史演进，还是从西方现代性扩张情境下民族国家的建构实践，都无法全面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性及其生成和发展过程。从反思现代性的理论视角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性的转化与发展，离不开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现代化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性的凝结与升华，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政治力量，在与社会大众上下互动的社会运动中，反思性建构政治社会秩序与集体认同，促进政治理性化建制与社会规模有机结合的过程。从历史、现实与发展三个维度来看，古代中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坚韧的历史文化认同，近代以来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现代化实践，推动王朝国家的传统认同转化为现代国家认同，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又表现出历史连续性、复合现代性与结构约束性的内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具有了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双重意义。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共同性 现代性 反思现代性
作者朱军，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副教授，中央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地址：昆明市，邮编650091。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相继使用“培养”“铸牢”“打牢”等具有人工构设内涵的词汇，持续性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此作为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和国家发展的一条主线。这种通过政治主体有计划、有目的，巩固和优化政治社会秩序的观念和实践，是中国自主探索现代性发展的客观产物。现代性具有多维度的内涵，“个体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生成或走向自觉,是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性之一，是全部现代文化精神的基础和载体”。伴随个体自主性形成和理性主义观念的扩张，政治社会秩序也成为深度反思与社会改造的对象。因此，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性，离不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它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中文化濡化而生的根基性认同，也不是简单地承续历史中国的永存性认同，更不是照搬西方现代性的建构性认同。从反思现代性的理论视角出发，笔者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政治力量，在与社会大众共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互动实践中，反思性建构政治社会秩序与集体认同的系统工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性既有历史性认同资源，又有现代性的创造潜能，还预示着新时代的复兴前景。
一、研究问题与理论视角：一种反思现代性的理论关照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来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论断精确和客观地描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统一多民族国家”是中国这个悠久的“文明体国家”致力于实现的目标，也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性的价值目标与实践准则。“统一”意味着一种政治架构与治理幅员，为文明的扩散与多民族的凝聚提供了一种领域性框架。这种领域性框架在近代发展成为了主权性框架。“多民族”则是社会空间的重组过程，意味着不同的民族、语言、宗教的群体具有凝聚的中心、共享的纽带与差异保障的机制。多民族凝聚的形态与机制又关系到政治共同体的效率与理性化水平。如果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转化成国家建构命题，就是实现政治理性化建制与社会规模的有机结合。
在恩格斯看来，人类政治秩序经历了由氏族社会向国家社会的发展历程，而其中的关键就是政治组织的方式由血缘关系转向地域关系。“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当它在雅典和罗马能够代替按血族来组织的旧办法以前，曾经需要进行多么顽强而长久的斗争”。国家的政治理性化建制，意味着政治共同体的建立摆脱血缘关系的限制，把政治组织立基于地域原则之上并采取效率取向的“非人格化”治理方式。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中国早已发明一套非人格化和基于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在此意义上，他认为秦汉所创制的国家制度非常接近现代的官僚制，在当时的世界具有典范性与先进性。“中国是创造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
社会规模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显著特征，包括广土众民、多元民族成份与连续不断的文明体系等内容。这构成了一个国家政治理性化建制的限制性因素，并规约后者的价值规范、政治模式与秩序结构。如何处理政治理性化建制与社会规模的关系，成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核心关切，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提出了治理难题。
现有对中华民族共同性内涵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理论视角：历史文化共同性、民族国家现代性和多元现代性。第一，历史文化共同性理论视角。历史文化共同性理论视角源于范文澜、白寿彝等老一辈史学家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研究的深入思考，以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理论”为典型代表，由谷苞先生较早明确提出并系统阐释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这种理论视角强调中国境内的多元民族跨越各自的民族边界与文化差异，形成中华民族文化与历史的共同性。“而一部中国历史，也正是在多元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这种共同性的形成源于国家的政治统一、地理的生态结构、人口的迁移融合、社会经济的互补等综合因素。共同性视角以统一政治秩序作为论证前提，研究传统社会多元民族通过共享历史与文化凝聚形成高层次的集体认同的过程，为中华民族“自在阶段”萌生并日趋巩固的一体性提供了有力的解释。但是，共同性理论追溯历史与探寻民族演化规律的路径，没有进一步探究中国由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中政治理性化建制的时代发展，以及西方现代性传入对社会规模组织的巨大影响，因而，在解释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由被动自觉走向高度自觉上有所欠缺。
第二，民族国家现代性理论视角。民族国家现代性理论视角借用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资源，分析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塑造机制与整合过程。学者较典型的论述如：“民族”（nation）是西方现代性在全球扩张的产物，中华民族作为一种国家形态的政治民族，离不开现代国家组织与制度的支撑与锻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只有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以及“中国的政治民族（特指中华民族，引者注）并不是社会民族间历史磨合的产物，而是现代国家先期确立国家权力体系，并在权力所控制的领土、人口与主权范围内刚性生成的特殊民族概念”。同时，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也被等同于西欧近现代社会以“民族”整合国家与社会共同体，通过公民身份推进国家一体化建设的过程：“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同，在政治层面，应该以宪法为核心，打造以公民意识为核心的宪法爱国主义”。民族国家理论作为一种非文化的现代性理论存在一定的价值预设，即以工具性和理性个人主义作为支撑现代国家的核心。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指出：非文化的现代性理论把现代性的获得和传播理解为理性的扩张，而输入社会的转型和变迁也被理解为理性能力的施展过程；文化的现代性理论则把现代性与所在社会的特定文化（一个由关于人格、自然、社会和善的理解所构成的集丛）相结合，现代性是“同一中的差异”。民族国家现代性理论视角集中关注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政治属性和建构特征，强调现代政治理性化建制对中华民族的制度支撑，这种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华民族的自觉视为模仿西方现代性的拟制观念，有可能造成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与复合性的忽视，以及无法将中国历史文化认同的连续性有效纳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中。
第三，多元现代性的理论视角。多元现代性的理论视角尝试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演进的内生性，并与现代性发展的普遍规律相结合，以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为核心线索，多因素、多线程解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凝聚的历程与特征。“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以历史上积淀而成的中华民族为基础形成的以共善生活为价值导向、具备共同复兴关怀的中国国民聚合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是“以文化政治为中心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国国家建构的五重逻辑是：文明型国家、超大规模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国家”；“这五重逻辑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密切相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来自于现代多重建构”。这种兼容文化与政治的多元现代性的理论分析，把中国特色的政治理性化建制与文明型国家的社会规模进行有机结合，为全面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性的凝聚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参考。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性，离不开前现代社会各民族共同性所蕴含的历史与文化认同观念，这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认同的传统内核；同时，也要看到中国政治秩序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多重现代性力量的塑造，政治理性化建制的组织与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也为集体认同增添了新的要素和特征。以色列社会学家、世界重要的现代化理论家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用“多元现代性”的核心概念反思现代性，他强调：“多元现代性的观念假定，理解当代世界——实际上是解释现代性的历史——的最好方法，是将它视为文化方案多样性不断构建和重构的一个故事。多元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的这类与时俱进的重建，是由与社会、政治、知识的激进分子有着密切联系的特殊社会角色来推进的，也是由追求不同的现代性方案、在是什么使社会变得现代方面持有不同观点的社会运动来推进的。”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深刻阐释了现代性与反思性之间的密切关系。现代性的反思性存在于如下事实之中：“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被建构起来的，而所谓必然性知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误解罢了”；即使是历史经验或者文化传统，也要经过现代性的反思与改造，“所谓已被证明为合理的传统……它只有从对现代性的反思中才能得到认同”。
基于上述理论，从反思现代性理论视角出发，本文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性内涵有如下认识：
第一，政治主体。中华民族作为多民族的聚合不是社会的自发秩序，不是西方现代性单向的冲击，而是来自政治力量及其主导的社会运动的积极建构，政治理性化建制受到社会规模的规约，但也主导着社会规模的凝聚形态与机制。
第二，实践知识。构成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要素来自古代中国的治理经验和集体认同，但又在现代化进程中被主动改造与利用，并与现代化实践本身共同构成反思性实践知识。
第三，结构约束。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受制于政治共同体形态演进及其外部秩序的内外约束。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天下体系向民族国家体系的转变，推动历史中国的认同向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转变，政治秩序与集体认同也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互作用的特征。
第四，实践内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主导性政治力量与社会大众上下互动，反思性建构政治社会秩序与集体认同的过程，核心是处理政治理性化建制与社会规模的关系。下文将从历史维度、现实维度和发展维度，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性的现代性转化与发展。
二、历史维度：古代中国强韧的历史文化认同
艾森斯塔特强调传统文明蕴含的丰富资源有助于现代性的建构。“对现代性主题的挪用，使这些群体可能将现代性的某些西方的普遍主义要素整合到自己新的集体认同的建构之中，而不必放弃他们传统认同的特殊成分”。古代中国的历史经验与文明传统对于现代国家认同的形成具有持续性影响，是塑造现代国家集体认同的重要元素。秦汉以降，古代中国建立并完善了中央集权的制度架构，缔造了王朝国家疆域空间、政治制度与精英文化的统一性，为中国人历史和文化认同的形成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统一疆域空间塑造地理观念的连续性
从疆域空间来看，秦汉以来的一千五百年，中原地区实现了较为稳定的统一，但是边疆地区始终存在诸多地方政权，长期与中原对峙。到了元朝，农业区与牧区的统一才得以实现。清朝中期，农业区与牧区的统一最终稳定下来。在统一疆域开拓中，少数民族政权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中国农业区的统一是由汉族完成的，但中国历史上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统一都是由牧业民族完成的，牧业民族的三次南下为中国的统一作出了更大的贡献”。正是在继承历史疆域演进的基础上，中华民族才能在近现代进程中，最终确立“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广阔疆域空间。基于疆域空间的统一性以及疆域内不同人群的大交流，一种统一和连续性的地理观念才得以形成。这种地理观念将统一中原王朝所辖范围都纳入中国版图，即使是在“分裂”时期，割据的地方政权仍然把地理空间的统一作为孜孜以求的政治目标。这种地理空间的统一性与连续性的观念，也自汉朝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到《大清一统志》连续不断地进行历史书写。
（二）统一政治制度确认多元治理的合法性
疆域空间的拓展是运用新的行政体系组织国家权力空间的结果。秦王朝把郡县制推广至全国，并由中央政府选派官员替代贵族治理地方。自此，郡（州）县成制，沿袭千年。尽管后来多有封建制的反复，但终成中央集权王朝的基本行政设置。郡县制度的有效运行，在于建立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从而破除地方家族对于权力的垄断。汉武帝兴太学，重儒士，其后逐渐形成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开始建立职业化官僚队伍。关于职业化官僚队伍，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认为，“西方采用这种制度部分也是受到中国的启发，但时间却比中国晚了2000年左右”。这一制度经过数百年反复与亲戚政治的对抗，在隋唐时才最终定型，形成影响深远的科举制。科举制推动统治上层精英形成一种儒家伦理文化，并为底层民众的流动提供了渠道，对国家统一贡献巨大。由于贯穿古代中国始终存在有效治理与社会规模的矛盾，在多重型天下构造思想的影响下，政治制度也体现出“从俗从宜”治理弹性。秦朝的属邦政策，汉朝的属国政策，唐朝的羁縻府州，元朝的土司制度，清朝的伯克制、盟旗制等，体现了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多元化的统治策略与制度建设。
（三）统一政治社会秩序观孕育“大一统”文化认同
无论是对疆域空间的认知，还是政治制度的设计，都是一个国家文明秩序观的反映。中国人的宇宙观体现为对天的至高性与唯一性的认识，这种认识延伸到政治社会秩序的建构，就产生了天下思想。“从‘天’的思想出发，产生‘天下’的思想，最后再衍生出‘天子’的思想，是先秦时代‘天下思想’形成的三部曲”。《诗经·商颂·殷武》篇记载“自彼氐羌”，《礼记·王制》篇记述了“中国”与位于四方的夷、蛮、戎、狄。可见，天下秩序形成之时就包含了多民族元素，这构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思想根源。天下思想蕴含政权更迭与统治合法性的理论，这就是“以德配天”的天命观，经由此，政权合法性维系于道德伦理而非文化畛域。儒家学说吸收天下观与“夷夏可变”思想，最终于汉朝形成“大一统”思想。“大一统”思想为中央集权的王朝政体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政治的一统又推动社会文化的统一性建设。秦汉以来，“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逐渐塑造了王朝治下的臣民，尤其是儒士阶层共同性文化的形成。中国思想文化的大家梁漱溟写道：“尤其文字是完全统一的。所有其历史、文学、礼俗、信念，即借此种文字典籍以传布全国，直接间接陶养了每一中国人的意识和感情。”借助儒家文化“贵和持中”“求同存异”的包容性与王朝政权的大力倡导，儒家文化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要素，成为凝聚多民族的文化基因。这种借由共同书写文字，以儒家文化伦理为核心认同的精英文化，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
建立在中央集权基础上的古代中国的政治建制，在前工业化时代较好实现了社会规模与政治秩序的有机结合，并为文明的延续提供了政治保障。但是，王朝疆域的周期性盈缩、中心与边缘的反复性对抗以及民众淡薄的国家意识，凸显有效治理与社会规模的内在矛盾。当西方政治理性化观念对王朝国家形成冲击与影响之时，中国人的集体认同就不得不在新的理性观念与现代化实践中寻找合法性基础。
三、现代维度：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确立现代国家认同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民族与国家濒于灭亡境地。如何为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体，寻找一个现代的政治社会秩序，在维持广土众民的社会规模的同时，实现国家政治体的重组与理性化建制，以实现与西方列强竞逐，就成为近代中国革命与建设贯穿的一条主线。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必须回溯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历程，它是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国家反思性构建政治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作为一种象征符号与认同资源，也被不同政治力量赋予了差异性的国家建构内涵，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完成了向现代国家认同的转化。
（一）统一疆域空间向领土主权转变
古代中国的疆域随中原王朝控制力的强弱变化，仿佛罗布泊一样，是一个流动变化中的中国。梁漱溟先生言及“中国之不像国”，列举了中国缺乏对内与对外之功能，最后提到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在天下秩序下，王朝国家依据中原文明影响之深浅与政治控制之强弱，形成了等级有序的多重性朝贡体系。古代中国疆域空间的内属与外藩、中心与边缘的界限，端赖于朝贡体系中的不同地位与等级。受制于天下秩序观的影响，“有边陲而无国界”是中国疆域观的突出特点。
国家主权观是西方现代性的重要内容，标志着现代国家的兴起与新型政治集体认同观念的诞生。国家主权赋予了边界以政治意义，从而为一种新型政治秩序的构建划定了范围，确立了唯一而又独立的政治权威的客观存在。领土主权观及其认同的形成与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密不可分。1840年以来，伴随东西方列强日益加剧的“鲸吞蚕食”与“条约体系”的确立，国家领土完整性与主权独立性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清末革命党人以“反满”为旗号推翻了丧权辱国的晚清政权，反映了国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追求民族解放的愿望。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宣告，把汉、满、蒙、回、藏诸民族凝聚为一体，把恢复清朝的历史疆域作为统一目标，避免了政体转型中的分崩离析。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抗日救国等社会运动，各民族共同参与中华现代国家建设的观念，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分别领导的政权建设中，有不同的价值理念、实践呈现与认同结果。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指引之下，对内铲除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对外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最终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庄严宣誓：“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至此，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家领土主权也最终实现统一。
（二）王朝国家的臣民向现代国家的国民转变
在东西方列强日益加重的压迫之下，中国现代国家体制的建构开始取代“长技”的学习，成为社会先知先觉分子的共识，逐步上升到国家改革的核心层面。现代国家体制需要相应的社会政治身份的支撑，而建立在一元性权利基础之上的国民身份则为现代国家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西方以个体化的国民构建现代国家体制，从而实现国民动员和国家力量的有机结合，对中国近代思想家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作为近代中国“精神之父”的梁启超认为：“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王朝国家之下，广大的民众无权利，家族与宗族观念浓厚，臣民的身份难以支撑现代国家的建构。因此，只有对君主专制进行彻底革命，建立国民主权的共和国，才能挽救民族于危险的境地。
近代王朝国家的臣民向现代国家的国民转型的“人口国民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终依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国家制度建构得以实现。第一阶段是国民化的宪制化阶段。中华民国以“五族共和”确立了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从法律上赋予了国民以主权者的身份，从而结束了王朝国家的传统认同。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声明：“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以最高宪法的形式宣告民权与民治的思想，现代国家体制依托的国民身份以宪制的形式得以确立。第二阶段是国民化的政治建设阶段。1928年的东北易帜标志国民党名义上实现了全国统一，南京国民政府以政权力量开始系统推进国民化建设。这其中包括构建了完整的政权架构，制定了系统的国家法律，出台了多项国民政策（如国民教育政策、乡村建设政策、边疆建设政策等），为国民化提供了有力的现代国家制度支撑。第三阶段是国民内涵的人民性改造。尽管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改造运动与政权建设启迪国民意识，推动了人口的国民化进程，“但这一政权却无力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两大紧迫问题：国家统一和国家独立”。这一历史使命最终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与社会运动最终完成。
中国共产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把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改造成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并把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共和国的建立作为奋斗目标。早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就提出“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在解放战争时期，把国家建设的目标定义为“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在《共同纲领》中明确把共和国的国家性质界定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这样，“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总之，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国民内涵人民性改造的最终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提供了坚实的社会政治身份支撑。
（三）精英性文化认同向大众性民族认同转变
西方国家在打破基督教普世主义世界之后，政治秩序的建设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观念，理性化的政治价值（如自由、平等）引燃了人们对世俗化社会的期望，却缺少有力的文化支撑，而“民族”的出现适时弥补了共同体想象的空缺。于是，绝对主义国家体制之下的臣民向现代国家的国民身份的转变，同时也伴随着国家政权力量对于民族同质性的塑造和追求。“我以‘民族主义’表示这样的一种工程：构建一个主权政治社群，以把有足够多的共同点（无论是语言、风俗、信仰、传统，还是上述这些的某种结合）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以使他们像一个同质的集体中的个人一样行动”。中国现代国家转型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在于，政治一体与社会规模始终交织在一起，并为政治一体的建设提供文化底色，现代国家转型并未造成文化的断裂。这就决定了如何处理国家政权的现代性转型与社会规模之间的关系，成为近现代各种政治力量必须处理的国家建构命题。
随着中国由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西方民族国家观念广泛传播并激发了受压迫民族的自觉意识与政治共同体想象，于是“中华民族”的概念及其社会观念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借力的资源与符号。但是把多民族与文明连续性纳入国家建构的方案，却产生了不同的民族建设方案，对于民众的共同体意识的唤醒与启迪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近代以来，建立民族国家形成了三种设想：单一的汉族国家、各民族同化为一的国家和复合型的多元一体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国家建设方案，实质上指向对政治理性化建制与社会规模关系的差异性理解。革命党人在“排满”建国中倡导的单一汉族国家理念，以日本和德国用文化与血缘凝聚民族的民族主义为效仿对象，无视中国的多民族结构与伦理文化认同的传统，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便退出历史舞台。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政府倡导“中华民族的国族团体”，以美国用政治文化融合民族的民族主义为效仿对象，单纯追求同质性国民整合民族的政治效率，忽视了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孱弱与少数民族的文化韧性。而中国共产党则倡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多民族国家”的复合型的多元一体国家，以各民族平等参与共和国的建构作为建国方略，在承认中国历史与文化认同连续性的同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思想相结合，为“中华民族”注入了全新的内涵，实现了现代国家的建构。这种“各民族共创中华”的中华民族观念，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最终成为各民族认同的共同体符号。
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绝不仅仅是自然的族际互动的意识映射，而是集中体现了现代性创造潜能：即政治力量秉持现代性理念，运用先进的思想观念，在与民众上下互动的社会运动中主动建构政治社会秩序和集体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念，厚植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集体认同，并为这种认同形式提供了领土主权、现代国民与大众性民族认同的政治秩序外貌，从而完成了对政治理性化建制的现代性转化与发展。
四、发展维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意蕴
从反思现代性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意蕴，需要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中，结合新时代的历史意义与民族复兴的伟大前景，方能得到全面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性的新时代内涵集中体现为历史连续性、复合现代性和结构约束性，这也决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双重意义。
（一）“四个共同”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连续性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多元”汇聚成“一体”的过程，是多元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能动地、自主地参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这个“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过程，在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9月27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9·27”讲话）中精准表述为“四个共同”：“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四个共同”延续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政策主张和治国初心。1935年12月，为了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中共中央将政权性质由“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这些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团结各民族为一体”的政策主张。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系统阐述了中华民族在领土人口、文化传统、历史发展与民族精神方面的共同性，同时也深刻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明确了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定位。
“四个共同”有效解释了中国由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中历史和文化的连续性与统一性。“四个共同”创造性地运用“共同性”替代了“同质性”或者“同一性”，避免了在民族主义话语之下，把民族视为本质主义实体，或者表现为民族自然演进的过程，或者表现为一种没有历史根基的“想象的共同体”。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指出：“民族历史把民族说成是一个同一的、在时间中不断演化的民族主体，为本是有争议的、偶然的民族建构一种虚假的统一性。这种物化的历史是从线性的、目的论式的启蒙历史的模式中派生出来的。”后殖民主义理论通过强调民族认同的构建性、流变性以及可替代性，也就动摇了民族主义历史叙事的真实性。从“四个共同”的“各民族共创中华”的观点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主导性政治力量与各族人民共同创建政治社会秩序与集体认同的过程，从而摆脱了西方民族主义的叙事框架，把中华民族的发展根植于中国历史演化的自身逻辑，为现代中国人的集体认同提供了历史资源。
（二）“三个意味”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复合现代性
“复合现代性”亦可称为“复杂现代性”，来自中国学人对现代性理论的深度反思。“复合现代性”理论指出中国正在推进的现代化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多向度的发展进程和诸多不确定性。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时代包含民族复兴、制度发展与现代化建设三个相互交织的内容，体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复合现代性特征，理解三者的关系是认识中国道路的特殊性所在，也是理解现代中国集体认同的关键。
首先，中华民族是一种国家民族，与现代国家建设紧密关联，需要现代国家制度为其提供支撑和保障。在西方历史演进中，“民族”是由一种地域与血缘混合的共同体逐渐演进成为一种政治社群的共同体，体现出一种文化民族向政治民族发展的趋势。民族语义的现代转换与政治内涵的塑造，是西方现代性在共同体认同形式上的创新，而这伴随着新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建构，这就是民族国家。“现代性（modernity）诚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与西方历史不同，中华民族观念的最初产生及广泛传播，虽然带有个体政治解放的内涵，但更主要还是依据民族自决观念，实现中华民族的政治解放，以“中华民族”凝聚国民实现国家领土的整合，是压倒性的现代化目标，也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重大成就。在“富起来”阶段，国家大力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促进了各个民族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但凝聚中华民族为国家民族的一体性制度建设亟待加强。十八以来，在走向“强起来”的历史新征程中，党和国家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实现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国家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进而夯实中华民族的制度基础，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
其次，中华民族具有民族聚合体与国民共同体的双重属性，这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出了规模治理与后发性难题的内在约束。民族国家是最初的、“原生的”现代性在西方社会产生时制度维度的一个方面。这种制度的最大创新在于，通过现代主权观念的转化作用，实现了政治社会的集体认同由“君主”向“国民”的转移，从而把国民整合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这种民族国家的理性化建制模式，通过把社会成员化约为同质性的个体公民，实现了有效治理与社会规模的有机结合。当然，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在这些社会，公民同质化的方式并不是温和的，“公民契约制（civic contractualism）实际上是通过公民手段排他，从而强化社会和文化的同质性”。中国悠久的历史孕育形成了多元的民族单元，经过接触、混杂、联合和融合，形成了多元统一体的中华民族。这种多民族混杂交融具有泛血缘基础和文化共同性的民族聚合体，是中华民族不同于西方民族的重大特征。同时，中华民族作为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全体人民的总称，又是一个国民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双重属性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在约束：一方面，国家整合必须直面规模治理的难题，这其中包括族际关系的协调、公民身份与民族身份的整合、领土型分离主义的挑战等；另一方面，国家内部发展不均衡与民族传统活动区域的高度吻合，边疆民族地区构成现代化建设的短板。后发性不仅体现为国家整体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体现为广袤内陆地区的欠发展性，区域整合成为影响民族与国家关系的重要参数。
最后，中国共产党基于对“四个共同”的国情认识，抛弃西方以“民族”整合国家的现代国家单一建设路径，形成系统化的整合机制与改进策略，丰富了发展中国家建设现代国家的经验与智慧。一是构建多元化的整合机制，持续性推进国家的一体化建设。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各项工作，把各族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以“五个认同”为价值核心，中国形成了权力整合（国体的人民主权属性）、政党整合（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制度整合（单一制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文化整合（中华文化认同）、国民整合（中华民族作为国民共同体的认同）等多元化的系统的整合机制，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是以国家一体化为方向，持续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优化现代国家制度的运行基础，以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这集中体现在“坚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使党的民族政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坚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不断健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③
（三）“两个大局”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结构约束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讲到：“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受此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面临的外部结构约束，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全球化对于国家的民族意识的冲击与侵蚀，基于“本体安全”触发的各种族裔性纽带与认同开始复兴与强化；另一个则是全球大变局导致国际竞争、对抗的因素趋于明显，如何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特性与国际身份，在大国竞争中实现国家利益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有机结合，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
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忧心忡忡地写道：“国民身份、国家特性问题上的辩论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常有的特点。几乎每个地方的人们都在询问、重新考虑和重新界定他们自己有何种共性以及他们与别人的区别何在：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属于什么？”亨廷顿把国民身份问题的显性化与问题化，归结为次国民身份和超国民身份的兴起，实质上指向了全球化时代日益增加的社会规模（如移民而成的多族化现象）对于政治共同体凝聚产生的挑战。如何建立一种有效的共同体整合机制，容纳多民族的社会规模，成为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政治社会秩序建构的核心问题。“今天共同体观念的流行，可被视为全球化引起和加剧的团结与归属危机的一种反应”。因此，国民身份或国家特性危机成为全球化时代每一个国家都要面临的现代性问题。
亨廷顿敏锐地指出了问题所在，却开出了错误的药方。全球化时代个体认同归属的地方化与族群化的产生有深刻的情感与心理需求的动因。“自我认同便不是个体所拥有的某一或一组特征，而是个体通过其生活历程反射性地加以理解的自我”。换句话说，并非民族的多元特征成为驱动自我认同的原动力，而是现代性全球发展的脱域和反思特性，以及社会生活的时空伸延，导致地方自治与地区文化认同性的压力呈日益增强之势。现代社会的理性化建制摧毁了传统共同体的“本体安全”的维系机制，作为一种替代，“对于语言共同性的感受和对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成为维持本体安全的一个来源”。亨廷顿的国民建设方案仅仅诉求于政治理性化建制与主体文化的同化能力，无法满足现代大型共同体建构的情感与心理需要，集体认同必须同时具备理性发展与情感共鸣的双重功能。
从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9·27”讲话中可以看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方面从理性发展的角度，确保各民族成员同步迈入小康社会并走向更高质量的现代化，从而享受“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所带来的福祉；另一方面还从情感共鸣方面，“在各族群众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满足各民族群众对于本民族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作为集体认同的意义追求。由上观之，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性，既需要持续性推进政治理性化建设，还需要维系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成员的“本体安全”纽带。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国际体系中定位国家特性的意义，在“两个大局”的全球治理中越发凸显。“民族国家体系早就具有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性反思特征”，当国家的政治理性化建制受制于外在独立国家的反思性监控，具有主权特性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才得以建立，国内政治社会秩序开始纳入到反思性国际秩序体系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确认与伸张，必须存在于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并受到国际秩序体系的影响和规约。在2017年12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旨发言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国家属性与文明古国的文化涵养，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具有了融通性与关联性。
从国内治理而言，中国国家认同的制度属性（新型社会主义大国）、经济社会属性（发展中大国）与文化属性（传统资源丰富的文化大国），决定了未来中国依然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作为历史使命，推动各民族形成更加具有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满足各族人民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要求。从这点来看，“百年变局”并未改变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基础性政治单元的事实，国家治理仍然要以实现人民性与维护（国家）民族性作为核心目标，保持国家发展的战略定力，稳固实现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国内治理中，以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相关制度建设，在稳固国家主权、保障国家安全和促进共同发展中将发挥关键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从政治法律身份确认、共同体象征和符号的社会化及中华文化建设三个方面，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制度建设。“中华民族”入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只是完成了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政治法律身份确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需要加强国家制度建设，大力提升国家的濡化能力。共同体象征和符号的社会化，涉及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象征、符号以及观念意识的政治社会化机制。通过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举行国家仪式和表彰庆典、塑造公共空间的共同体符号等，立体化、生活化、多渠道地传播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的意识与形象。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倡导理性的爱国主义，深入推进“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知识再生产”，形成支撑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共同性文化。
二是国家制度建设必须为各民族公民参与公共生活提供舞台，完善协调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各项制度设计，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充分发挥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基层自治相结合的全过程民主的优势，拥有对各种形式的分离主义进行打击的法律和强制手段。
三是国家民族建设还需要一个坚实的均衡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实现边疆民族地区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边疆人民与中华民族之间牢不可破的利益联系。一种均等化水平较高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将是联系国家民族在场与边疆人民生活实践的强有力纽带。
从全球治理来看，“百年变局”彰显深度的“变”，“它实际上涉及全球治理体系中主导权之变、规则之变、理念之变和全球治理能否持续之变，这种‘变’不可谓不‘大’”。中国国家认同的政治属性（负责任大国）和战略属性（具有重大世界性影响的亚太大国），④决定了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也将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进程离不开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实际上擘画了“强起来”之后的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的新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中国两个共同体的理念把国家中的多民族、人类社会中的多国家聚合成更具包容性的“类主体”，用中华文明的“和合”思想，弥合民族间差异，缩小国家间分歧，赋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全球治理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和合”思想，为当今全球治理占主导的“零和博弈”和“斗争思维”提供了一种中国智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多民族构成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建设是一种“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集中体现了中国“和合”文化所支撑的整体理性和关系理性，迥异于西方的个体理性和工具理性。这昭示了中华民族的国家建设和国家发展，绝非在大国博弈中谋求霸权，以赢得大国竞争中的权力转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绝不是世界和平的威胁，而是一种建设性力量，从而有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中国挑战论”的负面影响。
其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代表了一种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的多元化的整合机制，为人类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模式。无论是多民族的国家共同体，还是多国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集体行动力和共同意志的产生，都在于正确处理多元与一体的关系。中国的国家民族建设，摒弃了由“民族”整合国家的公民民族主义的单一路径，形成了多元化的整合机制和改进策略。国际关系格局的建构也要超越单一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秩序结构，倡导不同民族、国家和文明的和平共处，不强求各国道路发展和制度形态的一致性，从而避免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对抗性意识形态分界。
最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种政治主体共同参与政治社会秩序和集体认同建构的过程，体现了现代政治的多元主体与协同治理的精神要义，为全球治理规则与治理结构的塑造提供了中国经验。全球治理是为了满足世界各国人民对全球性公共产品的需要，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绝不是为了实现一些国家基于自身利益而制定的不平等的“规则”和秩序。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大力推进合作共赢的“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塑造一种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全球治理体制转型的引领。
五、结 论
对于中国这个拥有数千年绵延不绝文明传统的多民族国家而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未来发展取决于多重力量或者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自近代“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以来，中国人探索现代化道路就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生死攸关。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与知识精英纷纷以“民族”为象征与符号塑造统一集体身份，为现代政治社会秩序提供合法性理据与制度化机制，探索解决政治理性化建制与社会规模之间的张力，这构成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主线。
中华民族的观念体现了“中华”与“民族”在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情境下的遭遇与耦合，之后，作为一个逐渐清晰化、政治化与社会化的象征与符号，主导中国百余年来现代化探索的历史进程。因此，中华民族观念的形塑、广泛传播与深度社会化，集中体现了现代性在中国发展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与其从中国传统文明或者西方文明的单一“目标的视域”中寻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功能等价物，不如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为中国在反思现代性条件下寻找与定位国家特性的过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就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主导性政治力量与社会大众上下互动，以“中华民族”作为实在的共同体，建立政治社会秩序与集体认同的过程。
反思现代性理论视角指出现代性的扩散与发展不是线性和单数的，不能抽离现代性本身运行的文化背景进行简单的理解，即使是理性主义及其相关的结构、组织与制度也与西方文明的背景性框架密切关联。从这个理论视角出发，中国新时代大力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实践，具有现代性的共性因素，但绝不是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翻版。立足于中国文明体国家的背景性框架展开反思现代性运思，为理解、运用和实践理性化规则提供了一种文化理解与意义模式；基于这种文化的现代性理论视角，才能更好地认识政治理性化建制与社会规模有机结合的特定方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意义，不仅在于缓解民族多元与国家一体之间的张力，而且还在于中国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过程中，积极塑造国民身份与国家特性，从而为国家发展提供认同资源与精神力量。可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双重意义。如果只是将民族事务局限于各个民族间关系协调及各个民族的权益保障，并且形成认知惯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意义得不到有效彰显，也就无法全面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反思现代性通过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性的生成与发展置于现代化实践之中，结合中国国家发展的传统资源和内外约束，为理解中国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理论视角。
〔责任编辑 马俊毅〕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下载pdf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