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眼中的南北差距和共同富裕
昨晚的大新闻是，中国计生协会在征求三胎宣传标语，大家不约而同地搬出来“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出来”为答案。人的生产，总不能像开闸放水那样随意。
与此相关的一个话题，则是南北方人口的流动，以及伴生的南北方经济差距。虽然民间热议颇多，但官方除了政策宣示，可见的中肯分析却并不多见。
刘亭先生祖籍江苏，曾任浙江省计委（发改委）副主任，现为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他有关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些看法，以及最近浙江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观点，均体现了一个学者型官员的赤诚忠勇。
征得他本人同意，我们特转载他在2021年7月25日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第二十次专题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这次专题研讨会的主题即是“南北差距扩大的原因与趋势”，可见这一问题已成为共识。
为方便阅读，略有删改。文末有原文链接，有心的朋友可直接移步阅读。
曾被漠视的问题，如今势头凶猛
“南北差距”是近年来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新冒出来的一个概念。原先国家关注的是东西部差距，顶多再进一步细化带出一个中部和东北部的问题来。有关部门和人士，从来就没有正式提出什么南北部的关系问题。
当年国家发改委老主任杜鹰曾在某论坛的发言中指出过这个问题，呼吁要引起重视。但从现在学界和自媒体的众多文论提供的数据和分析来看，南北差距逐年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且发展势头有增无减，相当之猛。
这个问题终于被端上桌面，且这次论坛研讨的话题是“南北差距扩大的原因和趋势”，我觉得很及时。不能因为过去没有，现在就不是一个问题。也不能因为国家没有当作一个问题，学界的研究就不能当作一个问题。只要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而且缺失成为了一个问题，那就不要回避。
南北方差距，实为体制之差
南北差距中所谓的“南（方）”，大约是指以广东深圳和江浙温台为代表的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模式，空间地域上泛指长江以南；南北差距中所谓的“北（方）”，大约是指以天津山东和东北三省为代表的尚有较多计划经济遗存的经济模式，空间地域上泛指长江以北。
我过去曾在文论中说过，南北之差乃体制之差，这几年进一步被事实验证。
我是比较坚定地信奉“改革开放发展论”的，即所谓的“就会论”。过往我的表述是：“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改革和开放到哪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会到哪里；前瞻未来30年实现现代化的新征程，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制度性开放到哪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也就会到哪里。”
这个“就会论”的要害在哪里？在于坚持改革的市场化和开放的国际化。说到底，开放也是改革，国际化无非是国际范围内的市场化。所谓“南北差距”，其实就是实行市场经济主动性、积极性和自觉性的差距。
南北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或谓人才的流失。但照我说，“雁南飞”只是一个后果而非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包括人才在内的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都是要根据价值规律自由流动的。人们不一定都会遵循本心去用手投票，但一定都会趋利避害去用脚投票。哪里的发展机会多，哪里的收入高且稳定可预期，人们就会往哪儿去。
南北差距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只是在于是否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南方什么时候不遵循了，照样要退步，要被人比下去。北方什么时候遵循了，照样会进步，也会大步跨越向前。
希望能形成一个共识，最后把着力点统一到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制度性开放上来，以遏制南北差距扩大的势头。
共同富裕更要坚持民营经济
浙江经验，就是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取向，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且至今保持进取态势。
总书记当年主政浙江时，对此曾有一句断语：“浙江的活力之源就在于改革，就在于建立了能够调动千百万人积极性的、激发千百万人创造力的体制机制。”
民营经济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内源内生、共享共富”的经济形态。这次浙江在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过程中，我始终和反复建言：浙江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定不移地擦亮民营经济的金名片，千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守着金饭碗要饭吃”。
原文请见南北差距扩大之我见
记录家传、创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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