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天命的囚笼与诸神的挽歌（上）
大 汉 帝 国
迄今为止，人类绝大多数文明都经历过部落蛮族——封建邦国——民主宪政——专制帝国的历史发展阶段。部落化为邦国之后，武士的身份便转换为封建贵族，他们通常文武兼备，同时还天然具备政治家的属性，处在历史长河中的黄金时代。大多数文明在它的早年青春时期，都会因为旺盛的生命力而产生自己的诸子百家，经过文明启蒙耗尽族群积累，迅速跃过民主宪政而抵达僭主专制帝国，完成文明本身的使命。普通人常常对帝国怀着复杂的情感，骄傲、强大而不自由，和平的表象之下总带着阴暗色彩。因为帝国本身处于文明生命的暮年。
鉴于人类绝大多数光阴都处于蒙昧时代，文明的出现如同庄子所说的混沌开窍混沌死，如果不是偶然现象，那必定是神明对人类私智的惩罚，充分证明人类拥有与生俱来的隐秘自杀欲望。文明的早期必然是在习惯法的荫蔽之下成长壮大，诸子百家作为文明的原始典籍，是族群长期积累的深厚传统土壤所自然绽放出的花朵，代表文明内核能够抵达的高度和边界。杂家是对百家的归纳和总括，通常出现在诸子百家时代的末期，是文明原创能力枯竭的可靠征兆。成文法通常出现在文明的盛夏，其实却是文明衰落的最初标志，如同森林中的第一片落叶，预示着秋天的来临。
族群的风俗习惯源于悠久到不可追溯的无文传统，根植于人类本身的演化过程，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结晶，拥有等同人类极限的巨大力量和不可动摇的神圣地位，因此习惯法才是真实世界的法律。
成文法试图以少数统治者的智慧取代整个族群千百年遗留下来的习俗，以未经检验的理性设计代替久经考验的历史传统。然而，世界的发展未曾片刻停息，传统和习惯通常更有能力适应新生事物，但是任何既定规则都无法穷尽未知事务。成文法即便在产生的时刻足够强大，但是从颁布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走上抱残守缺的衰途。
在文明的盛年，习惯法必然高于成文法，成文法原本只是有价值的权宜策略，作为习惯法发展的探索和尝试。然而按照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在和习惯法的博弈中，成文法经常更容易胜出。而成文法最终胜出的时刻，便在原则上标志着文明积累的终结和不可逆消耗的开始，因为成文法必然损失习惯法最重要的价值。成文法的暴力背书性质与行政效率要求，必然意味着武断之治；成文法伴生的实证主义与功利主义，必然成为僭主政制的潜在路标。功利主义暗示着传统道德的解体，实证主义注定要带来无尽的冤屈。
因此，成文法本质上是人类理性的僭妄，如同妖魔出洞，是人类自取灭亡的最佳途径。成文法一经出现，无论中间经过多少草蛇灰，都将伏延千里而通往专制帝国。成文法孕育了帝国的种子，帝国反过来又成为成文法的强力催化剂。前者需要后者来加以推广和执行，后者需要前者来维护和扩大自身统治。帝国内在包涵自残的成分，制定法是其中最可靠的鉴定标识。帝国必须依赖制度统治，而制度一旦确立，便自有其内在力量，一旦跃过临界点之后，便无法逆转。
只有异常深厚的传统资源才能镇服这头庞大的比希莫特怪兽，捍卫邦国古老的荣耀和自由。历史上的改革家通常是传统资源的消耗者和成文法的积极推行者，春秋战国鼎盛时期的政治家发现并公布成文法，招致叔向、孔子的激烈反对。因为他们深知传统的价值，认为周礼是文、武周公创制的最高准则，源自周民的古老习俗并构成族群生存的坚实基础，是道德仁义的外衣，其重要性远远超出任何最英明的智者，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从法律意义上讲，礼崩乐坏指的就是成文法对习惯法的鲁莽替代。因此，理性即僭妄，语言即谎言。
罗马帝国的扩张
另一方面，帝国自诞生之日起，便负有与生俱来的扩张天性。历代多以函谷关为原则界线，关西出产武士，关东供给财富。士大夫负责维持帝国内部行政机器运转，武士负责对外拓土开疆。帝国拓殖消耗的巨额财富，只能依赖内部供给，涸泽而渔并非罕见，家破人亡是为常态。汉武经营西域，郑和扬威海外，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帝国因此必须不断寻求新的税源，带来新一轮的扩张需求。财富的主要输送地随着地力的枯竭而逐次迁移，先是渭河平原与中原腹地，后来逐步转移到江淮，明清时期则江南占据主力，之后再辐射到东南沿海。帝国沿着这一路径螺旋式攀升，在刀锋般狭窄的边缘寻求紧张的动态平衡，直至内外两方面同时到达临界点，在内在可能性耗尽之前的一刻抵达边界，登上帝国的顶峰，之后便是无可避免的漫长衰落，直到帝国本身崩溃。这就是庶民百姓眼中的盛世。
天命的赐予原本足够丰饶，文明的肆虐却同时消耗自然与社会积累。帝国本身依赖消耗性机理维持，国家行政机器所过之地，资源逐渐枯竭，民德（精神和组织资源）逐次降低，风俗日渐败坏，直到完全的社会散沙化和土壤沙漠化。考诸历史事态显然，封建邦国经常活跃在森林或草原之间，战国民族国家经常充满了丛林和沼泽，帝国多数时候都要依靠垄亩之上的税赋。早期帝国因为继承了封建邦国时代的深厚遗泽，因而容易显得强大；晚期帝国因为秩序能力消耗殆尽，因此只能因陋就简一味颓唐。沿此一路发展，直到百姓实现彻底的原子化，成为不得不依赖帝国保护以求取动物性生存的顺民。摆在他们面前的，只剩下两种可能性路径：要么等待外来蛮族入侵重建秩序，要么经过整蛊游戏产生自己的朱元璋式枭雄。隋唐元清属于前者，宋明属于后者；契丹女真半途而废，李自成洪秀全功败垂成。这便是后世历史学家所说的王朝周期率。
朝贡体系是晚期专制文明入侵早期多国体系的逆向机制，老大帝国将腐败没落的病菌注入新鲜的生命机体，通过侵蚀年轻的生命来延长自身存在，如同老人吞噬婴儿的骨血维生，促使后者提前重演前者的腐化和衰亡。文明的没落消蚀了早期的战斗力和荣誉感，才会对这种变态的腐化能力感到格外自豪。无限同化能力通常产生于文明破产之后，因为任何群体如果有足够的自信心和优越感，都不会用身份的通货膨胀来自贬身价。在帝国的话语体系内，这种现象称之为同化。
周边四夷通常处于文明的更加早期形态。然而，无论是原始部落还是封建邦国，虽然年轻而充满生机，但在体量庞大的帝国机器面前，经常显得缺乏信心。因此二者之间的互动机制通常是：帝国强大，则四夷款服（被动征服或主动臣服）；帝国衰落，则四夷背叛（回归自主发展）；帝国末日，则中原板荡、四夷入侵（同化成功的标志），重新开启新的轮回。西方古代的埃及、罗马、波斯和中国古代的秦汉隋唐，概莫能外。
帝国带来了内部和平，却永久地消灭了族群的资源、情感和血性。尤其是扩张到达峰值之后，便陷入整体性的内卷化，帝国的精神面貌日渐颓丧萎靡，充满了腐败、阴暗之类的负面气息。因此，帝国的早期总是洋溢着武力，晚期总是充满了阴谋。在帝国的价值体系中，武士的勇敢无畏、豪情热血、慷慨任侠等宝贵品质都将沦为罪犯的特征。封建贵族引以为豪的阳刚、勇武、慷慨、雄健，注定成为明日黄花。从文明发展的意义上讲，帝国就是死刑犯的待决监狱。行路至此，文明其实早已化为灰烬，一切再无回转，只能向从前的青春时期寻求美好记忆，片刻之后，终归虚无。诸神曾经慷慨，如今再无怜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