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我的岳父

本文初次发表于2007-4-27 新东方腾讯博客

我的岳父姓杨，十几岁就当了兵，赶上了抗日战争的末尾和解放战争，在死人堆里爬出来无数回。

有一次他们一个排打剩下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他。

他的第一支枪是用大刀杀到敌人中间夺下来的，最后成了有名的快枪手。

由于打仗勇敢，立了不少战功，最后从战士变成班长、排长、连长、营长。

他当营长的时候中国解放了，有枪没处使，被调到天津警备部工作，最后升为团长。

由于只会冲锋陷阵，不会逢迎拍马，就再也升不上去了。

他一辈子最自豪的就是毛泽东到天津视察时，他当了保卫队的队长，发现毛泽东睡不惯席梦思就睡在地板上。

岳父和岳母是怎么认识的我不清楚，基本上属于组织安排的那种婚姻。

但看到他们年轻时的结婚照，一个英俊，一个美丽，倒也显得蛮般配的。

（一）

我第一次见到岳父岳母时，他们已经头发有点花白了。

在看《激情燃烧的岁月》时，我头脑中怎么也抹不去岳父的身影。

后来我跑遍天津，买到了这套电视剧的光盘，又买了一台VCD机，拿去放给岳父看。

他看着就激动起来，脸憋得通红，双手微微地颤抖。 

我的岳父母结婚时已经解放了，没有了戎马倥偬的生活。

刚好碰上毛泽东鼓励大家多生孩子，准备和美国打持久的人海战争。

于是夫妻俩就开始为国为民生孩子，一心想生男孩，将来能够继续驰骋疆场，保家卫国。

结果生了一连串，一个男孩都没生出来。五个孩子整整齐齐都是女孩，像五朵金花，长得一个比一个水灵。

在生完老五后，岳父母只得罢休，怕再生下去还是女孩，经不起打击。

我老婆是他们的第四个女儿，也是五个女儿中唯一上了大学的，而且上了北京大学。

我就是在北大校园里盯上了我老婆，然后死缠烂磨，终于把她搞到了手。

刚开始我老婆还很有点看不起我，因为她父亲好歹也是个官，而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儿子。

后来通过自己持久的努力，才赢得了她的青睐。

岳父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女儿上了名牌大学感到多么荣耀，却对军人充满了敬意和骄傲，把两个女儿嫁给了军人家庭，又把三女儿送到部队去锻炼了一番。

五个女儿都嫁出去以后，老两口就一心希望下一代能生出个男孩来。

结果老大生了女孩，老二生了女孩，老三生了女孩，轮到我和老婆还是生了个女孩。

正当大家一起感叹杨家命中注定只出女将不生男兵时，老五却生了个男孩。母以子贵，从此老五在家里的社会地位从最低一下到了最高，每天在家里骄傲如小母鸡似的。

后来我老婆带着女儿到国外居住，我大部分时间在国内忙碌，觉得母女俩实在孤单，就劝我老婆再生一个，老婆犹豫再三，怕生出来又是女孩。

最后还是被我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说服，终于又生了个孩子，没想到是个男孩。这一下老五那趾高气扬的神气才被治住了一点。 

听说岳父年轻时脾气火爆。部队上有一队痞子兵谁都治不了，就把我岳父派去当了连长。

那帮痞子兵看到来了一个比他们还年轻的军官，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明着暗着欺负他，他也一声不吭。

直到有一天大家一起打靶，那些痞子兵大部分人枪枪落空，我岳父拿起枪来，咚咚几枪，几乎枪枪十环。

正在大家拍手叫好时，他一把抓住平时领头闹事的痞子兵，要和他赤手空拳比个高低。

痞子兵没有办法只能应战，结果我岳父三下两下把他打倒在地，从此奠定了他的绝对领导地位。

后来部队缺粮时，他又想方设法为弟兄们弄来一堆粮食，结果被弟兄们崇拜得五体投地。

有一次我在岳父家，当年他手下的一位弟兄刚好来看他，就一起坐下来喝酒。

五位女婿除了我比较瘦弱，其余四位都虎气生生。

大家一起劝酒，我岳父的这位弟兄（我们要叫叔叔）害怕喝醉，就单挑我喝，大概觉得我最弱不禁风。

没想到我是最能喝的一位，结果把他灌得酩酊大醉，走的时候一路踉跄，一路扔下一句话：杨大哥家没有一个是孬种的，连戴眼镜的都这么厉害。 

我第一次见到岳父时，他对我并不十分看好。

他大概更喜欢那种孔武有力的人。倒是岳母对我更加爱护，觉得我尽管尖嘴猴腮，但五官并不歪斜，架着眼镜还有点文质彬彬。

在我结婚以前，每次从北京到天津去，我老婆（当时是女朋友）都要先对我耳提面命一番，要我去了以后扫地擦桌，烧火做饭，为她脸上争光。

我倒是从小就打扫猪圈，但如何打扫城里人家的房子却不太懂。做饭就更不是我的专长，除了会炒鸡蛋别的都不行。

但我老婆非要我拿一手，我只能硬着头皮上灶，结果做出来一席菜没有几个人动筷子，尤其是一盘糖醋排骨，没有一块咬得动，大家还要一边皱着眉头一边说好吃。

我岳父对我产生好感来自于一件小事。他们住的房子冬天没有暖气，在入冬时要储藏很多蜂窝煤球，因此要在房子后面搭建一个煤池子。

我一个人认认真真不声不响把煤池子砌好，再把煤球在池子里码放得整整齐齐，把自己弄得一身漆黑。

我岳父觉得我一不怕苦，二不怕脏，从此认为我是个能干大事的人，再也不允许我做零碎的家务活，一到家就让我进房间读书。

我果真没有辜负他的眼光，慢慢做成了新东方学校。

我岳父把我砌的煤池子保留了很多年，逢人就说：“这煤池子是我四姑爷砌的，他就是那个新东方学校的校长。”

其实听他讲话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新东方学校是什么东西。 

（二）

一九八八年，我岳母病了，得了脑溢血，被拉到医院抢救了两个月，终于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但从此就瘫痪在床，并且失去了语言能力。

当时全家都比较穷，没有财力可以请得起保姆，所有的女儿女婿都要上班谋生，我岳父独自承担起了照看我岳母的责任。

当时我岳父已经从部队出来，正在一家工厂当厂长，义无反顾地辞掉工作，回到家里开始一心一意照顾老伴。

岳母行动不便，他帮着端尿盆、擦身子，还要做各种各样的家务。

过去岳母身体好时，都是岳母照顾他，现在一切都反过来了。

从来没有做过饭的他，开始每天学做饭，从来没有洗过衣服的他，开始每天洗衣服。

我岳母失去了语言能力，表达任何意思都需要不厌其烦地去猜。

沟通不畅，老太太有时就会发脾气，我岳父原来急躁的脾气却消失殆尽，从来都没见过一次对老伴发火。

这一相依为命的精心照料，一直持续了整整十八年。

在十八年的六千多个日子里，除了到周围的菜市场买东西，我岳父没有离开过家门一步，没有出去旅游过一趟，也没有睡过一次完整的觉。

眼看着他脸上皱纹越来越多，头发越来越少，我们心痛却帮不上忙。

后来我们开始挣了点钱，大家商量着请个保姆照看老太太，但老太太已经习惯了岳父的照顾，任何保姆来都没法做到像他那样精心。

后来岳父就干脆拒绝再找保姆，一身重担继续扛在自己的肩上。

只有在过周末或节假日时，女儿女婿才能去帮一点忙。

十八年，我们看着他从走路爽爽生风的一个军人，变成了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

一年又一年，他承受的压力越来越重。

我岳母满身是病，脑溢血、心脏病，几年前又得了乳腺癌，后来癌细胞逐渐转移到肺部。

多少次送到医院，多少次我岳母又从死亡线上挣扎了回来。

在十八年的岁月里，他们两个人变成了一对不可分割的灵魂，在苦难中变得谁都离不开谁，互相依靠着，和死神进行着坚忍不拔、艰苦卓绝的抗争。 

二零零五年三月，老太太再次被送进医院。

医生在对病人进行全面检查后，对我们说，老太太能够活到今天真是个奇迹。

我立刻明白了“奇迹”两个字后面包含的全部内容：

这奇迹来自我岳父十八年来增加的每一条皱纹，来自我岳父的每一根脱落的头发，来自于我岳父对自己老伴无怨无悔的关爱。

但这一次老太太再也没有能够走出医院，在无数天急促的呼吸和含糊的呼喊之后，在心中没法舍弃而又不得不舍弃的最后弥留之后，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一点二十分，老太太终于握着我岳父的手离开了人世。 

我得到岳母病危的消息时，还在北京开新东方董事会。

我老婆从天津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老太太病情不好。

下午三点，董事会结束，我感到有一股压制不住的难受在胸中翻滚，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心中升起。

我告诉司机立刻开车去天津，在去天津的路上，我打电话给家里，电话那头传来低沉的声音，是我的一位连襟接的电话，告诉我老太太已经离开人世。

我们疯狂地开车到达天津家里，家里已经设置成了灵堂，老太太的遗像，一张五十多岁时照的面带微笑的照片，放在灵堂的中央。

在对遗像三鞠躬之后，我走进岳父的房间。

正瘫坐在那里目光痴呆的老人，看到我进去颤颤巍巍站起来迎接我。我们的眼泪同时都在眼眶里打转，在他的眼神中我看到的不是十八年辛苦后的解脱，而是一种失去依恋的绝望，一种亲人永别后彻底的哀伤。

老人一边给我让座，一边说没事，一边坐下来给自己点烟。

由于双手颤抖，点了三次都没点着。

我接过打火机帮他点着烟，自己也拿起一根烟点燃。

老人说你不是不抽烟吗？

我说：爸，我陪你抽一根；老人说：你不要抽，这样对身体不好。

伸手把我手里的烟拿过去，掐灭在烟灰缸里。

我们俩一时都没有了语言，呆呆坐在那里看着他手里的香烟散发出来的青烟，在房间里袅袅上升。 

当天晚上我还要离开天津。

五月二十六日在江苏扬州我必须同时参加两个会议，新东方主办的2005年度全国民办教育研讨会和2005年度新东方总裁见面会。

我要在这两个会上作主题发言，上千人在那里等着我，我不能不去。

面对亲情和工作，我感到了无边无际的迷茫，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忙，不知道为什么在亲人们最需要我的时候却不能呆在他们的身边，不知道我所做的一切到底有什么终极意义。

我茫然走出家门，突然觉得自己像一条无家可归的、失去人性的狗。

城市的高楼在我面前变成了一座座不可逾越的障碍，冷冰冰地耸立在我的眼前，似乎告诉我的生命之路并不畅通。

道路在我的眼前扭曲着身躯，痛苦地伸向前方。

终于，汽车冲出了城市的包围，开进了暮色苍茫的原野之中。

听着刘德华的“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若只剩心碎，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

我的眼泪终于没有节制地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