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学校培养趋炎附势的精神是最大失败

2017-05-11 母语教育领导品牌 亲近母语

晓语说

一个孩子的成长与家庭、学校和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说家庭对孩子个性和品格有着根本性的影响的话，那么学校就需要对孩子的学业负责。然而，现实是学校无形之中减轻自身的责任而加重了家长在孩子学业方面的所在分量。跟几十年前我国的教育相比，现在的教育有太多令人瞠目结舌的问题。

孔子说因材施教，现代教育也的确把因材施教贯彻地十分“良好”，看看谁不拖班级的后腿，看看哪个家长送的礼多，而那些无关痛痒的学生也只能自生自灭。可几十年前的老师，用心育人，课后主动帮助学生的故事比比皆是。

当我们习惯用排名去衡量学生，用升学率去衡量学校，我们还能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吗？资中筠老师为我们还原了几十年前的中国教育，对比之下，反思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

学校培养趋炎附势的精神是最大失败

资中筠

资中筠，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以下是资先生2014年4月20日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办的沙龙上的讲话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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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学时教育界没有那么势利

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我最近碰到郑也夫先生，他写了很尖锐的一本书《吾国教育病理》，批评中国当前教育。

现在我孩子长大了，家里没有小孩在上学，因此我没有切身的体会。但是我所听到的，父母有小孩上学的，都是纠结得不得了。究竟问题在什么地方？我就回头想我们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况。当然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的是，过去教育是很不普及的，农村有大量的文盲，大量的小孩是没有机会上学的。城市里的小孩大多数可以上学，起码上小学，择校问题没有那么严重，都是在自己住的区里上学，如果到远处，父母哪里有时间老远地去送孩子上学，所以都是在所谓的“弄堂小学”就近上学。

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很不自然。教育应该回归人性，应该引发孩子自然的创造力，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外国的教育机构就觉得我们特别奇怪，“三好学生”，哪有一个学生什么都比别人好？别的学生，这个学生有这个长处，那个学生有那个长处，怎么就有一个学生或者几个学生什么都比别人好？这是不符合人的发展规律的。我们那时候当然也有考第一、考第二、总的平均分这样的统计，我们班也有学生特别棒，所有功课年年考第一，全面发展。大多数学生是这科好，或是那科好。经常考前三名的学生是全面发展的。但是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就那么了不起了，比别人高出很多。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的学习方式是很自然的，当然碰见老师好的那堂课自然就特别喜欢。我当年碰到几个特别好的数学老师，讲的太好了，我们自然而然也被吸引进去，所以我中学六年最好的功课是数学。我当时上的学校是天津耀华中学，师资确实很好。因为校长（赵君达）很好，当时留美归来，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在北洋大学（今天的天津大学）做教授。后来自己愿意办中小学，一共十二年，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来办学，然后他就应聘到耀华学校－－这所学校原来是英工部局（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学校，英工部局是英国在英租界最高的行政机关。解放以后说外国人办学校是为了搞“文化侵略”，其实相反，是住在英租界的中国社会名流向英工部局提意见，说你拿了我们纳税人的钱，应该为这个租界做点儿好事。

什么是好事儿呢，最好的事情就是办一个学校！所以是他们出钱办的学校。这个学校建筑和设备确实比较好，砖都是从英国运来的。1976年唐山地震，天津也地震得很厉害，就那个学校巍然不动。学校当时还设有实验室、大礼堂、室内体育馆。很少有中学有这样的设备的，所以我们当时的全市运动会总拿第一名。学生是全面发展的，但是我的体育很糟糕，一直都不太好。校长赵君达当时亲自口试请来的教员，师资确实是一流的。但这位校长1938年被日本人暗杀了。学校是在英租界，日本占领天津之后，不能进来。太平洋战争之后，英国也成了日本的敌国，日本势力才进入租借。太平洋战争之前，英国和日本并不是交战国，所以我们的学校不受日本、伪教育局的管制。但是日伪已经施加压力，要校长改变教科书。赵君达校长还接受了南开中学的学生，办了一个特殊班，我们下课后就把教室让给南开学生来上学。因为当时南开中学不在租界内，被占领后，南开大学随着西迁，中学还没搬过去，那些学生就失学了。日本人借口里面有抗日分子，不允许他办这个学校。怎么威胁他都不服从，最后就真的派特务暗杀了他。我那时是小学二到三年级的暑假，大家印象都很深，我很有幸在这样一个学校碰上这样一位校长。他去世之后，继任的校长也很不错，原来的传统还是继承下去了。

▲表演钢琴独奏的资中筠，风华正茂。

这个学校还有一个特点（不仅仅是这一所学校的特点，我觉得过去的学校基本上都这样），没有现在这么势利眼，对谁谁的孩子在哪个学校那么关注，当时区别没有那么大。天津有一个特点，很多过去北洋军阀政客下台以后都在那里的租界上当寓公。我们学校有曹汝霖的孙女、袁世凯的孙女这一类的。徐世昌的侄女还有袁世凯的孙女都跟我同班，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大家只是知道，有人这么说，但也没有人注意，没觉得这是了不起的事。还有很有钱的大资本家的孩子，也有很贫穷的孩子，衣服还有些补丁。都没有什么区别，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谁功课好就受到大家尊敬。那时候的社会至少在教育界没有那么势利。我特别不喜欢现在社会趋炎附势的态度。那时老师也很敬业，从来没有给老师送礼的，想都没想过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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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的费用比大学高很奇怪

还有一个问题，一个小孩的教育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允许生两个孩子了，好多人都不敢生两个孩子，觉得一个孩子已经承受不了了。我的父母辈，，从前一家子生好多小孩是常事，一家有六七个小孩在我的亲戚朋友里是很平常的。一般的工薪阶层，所谓的公教人员，几个小孩也都能上学。不少人经济有一点儿紧张，有些人家每次要交学费的时候甚至会去借一点儿钱，是有这种情况存在的。但是还没有像现在那么负担重。特别是在知识界，小孩都是可以上大学的。那时候大多数是私立学校要交学费。但公立学校真的不用交费，这个很清楚。比如一个县、一个市都有县立或市立中学、小学，都是完全不交学费的，而且它多半是教育质量最好的。因此贫寒子弟只要凭成绩考进去，就可以上学。

我就觉得纳闷，现在上学的费用怎么那么高。现在人的收入情况，从城市来讲，平均应该比以前高。当然在抗战之前，1937年以前，城市里面的中产阶级收入还是比较高的。我记得好像是陈明远写过一本书，计算当时城市里的中产收入，比如鲁迅他们收入好像都还比较高。那是在抗战以前，一九二几年到一九三几年，确实是这样。抗战开始以后就每况愈下，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到四十年代，一般工薪阶层的收入就相当低了，生活拮据。但小孩上学的问题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吃不消。现在幼儿园的费用都比大学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需要像郑也夫先生这样的社会学家来寻找社会原因、制度原因。我们从前上学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986年，资中筠在清华大学静斋。

等到上大学之后，如燕京大学、沪江大学这种私立学校学费确实比较高。这种学校，一般中产以上的家庭才出得起学费。但是它们也有奖学金，成绩好自然就可以免学费，另外家庭贫寒也可以申请。但是国立大学是绝对不要钱的，比如清华，一个子儿也不交，只需交饭费。还设有助学金，家庭贫寒的学生饭费可以免，当然伙食非常糟糕。当然这里面把农村排除在外，必须说明这一点，那时贫困的农民是上不起学的。但也不是绝对，也有人到农村去办学。那些有志之士，像叶圣陶这样的就到农村去办学。现在我确实觉得很纳闷，抚养一个孩子的费用怎么就那么高？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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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学校看升学率是本末倒置

从前我们挑学校，说一个学校好，一般会说这个学校的师资力量好，教员很好，风气很好，学生在里面都好好学习、不瞎闹，管得比较严，是这样看的。很少听到“升学率”这个说法，没有说挑学校是挑升学率的，因为好的学校出来的学生考大学自然好一些。而不是本末倒置，说先有升学率然后学校更好一些，而是先有好的教育质量，将来学生出来才容易考上好学校。这整个观念跟现在很不一样。

开始的时候，我们学校老师的工资可能比其他学校高一点，可以聘来高质量的老师。但到抗战后半期，以至于40年代打内战的时候，通货膨胀很厉害，所有教员，包括我们老师生活都非常苦，他们的工资基本上快吃不饱饭了。但他们还是非常敬业，很认真地教书。我记得有一位国文老师，单身女老师，她生病时，我们同学去她家看她，真是四壁萧然！她进不起医院，生病就扛着，稍微好点儿就来上课，但来上课时照样精神抖擞，认真讲课。四十年代末，老师确实非常艰苦，也有老师在课堂上发牢骚，说肚子里面空空如也，连窝头都填不满了。不是单身的话，家里还有妻儿老小要抚养，确实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觉得老师懈怠，不好好教书，或者有钱人家的家长给老师送钱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风气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我们那时上学，功课没有留的那么紧。我记得一般三四点钟下课，放学回家最多做一个钟头的作业，作业大多数是数学习题一类的，或者是国文老师留了一课书，下个礼拜背下来就好了。我也学钢琴，再练一个或者半个钟头的琴。晚饭后是不做功课的，就是看闲书。睡觉也比较早。在求学期间，我看课外的书要远远多于课内的书，同学之间看书借来借去。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宽松很多。

▲1985年，资中筠在中科院美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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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培养趋炎附势的精神是最大失败

我觉得也不用讳言，“聚天下之英才而摧毁之”，我说的就是清华。考清华确实非常难，考上清华的孩子大多数都是相当聪明的孩子。我说摧毁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弄的人非常势利眼，因为当下清华最以出大官自豪，一天到晚讲出了什么大官。当然它出了一些最高的官，比如说朱镕基是我同年级的同学，跟我们一起毕业。那一年他是我们的学生会主席，我们当时也没觉得特别了不起。我记得几年前清华有一次开什么纪念会，有一个人上去说部长以上有多少是出自清华的。我相信除此之外高科技的企业家、富豪榜上的也一定有很多出自清华。如果一个学校，不管多高智商的学生，他的注意力和引导的方向都是往这个方向走，我觉得就属于精神上的摧毁。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清华学生都出国了。所以，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变成国立大学，然后又变成留美预备学校。至于它的教育水平怎样，因为是工科大学，我没有资格评价，我相信它有很多高科技可以跟国际接轨，我相信一定有的。但在精神上(从小学到大学，也不光是清华，好多学校都这样)，培养的是一种趋炎附势、嫌贫爱富的精神，这是我们教育最大的失败。

我感觉孩子从小应该得到关怀和爱。我经常从报纸上看到，那些非法虐待孩子的事儿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现在有的老师经常对孩子加以讽刺，完全没有感情。因为老师自己的业绩跟学生的成绩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个孩子扯了班级成绩后腿，老师就会把成绩不好的孩子看作仇人。这样对孩子影响就太大了，将来长大以后要么也变成这样的人，要么变得非常自卑。据说现在教师也是很难考的，但他们对学生的态度怎样、有没有善良的本质，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从前上学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有些成绩不好的学生，老师也会批评，但他是很负责任、很诚恳的，没有与学生为敌的态度。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制度，将升学率和老师的升职以及所有经济利益相联系是绝对错误的，这种制度本身制造了这些扭曲。

至于说赞助费动辄几十万，这些绝对是教育腐败，根本就不应该被允许。可是现在一切都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掌控之内，这一类的事情为什么就不管。如果这样的话，根本没有教育公平可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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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被拿来分析‘作者意图’很滑稽

我曾在南京“亲近母语”教育座谈会上说，我们那时候上国文课，没有一天到晚总分析作者意图这些内容。老师很欣赏这篇文章，就带着大家一起念，跟我们说这点怎么好怎么好，我们就跟着老师一起欣赏，也就对这篇文章或者这首诗有了印象，主要是一种熏陶和感染。现在一篇文章要分段落大意、归纳中心思想，又分这个是记叙文，那个是抒情文，这样好像就很科学。古文向来不这样分，而且文史哲是相通的，念完以后觉得文气特好，然后就记住了，经过融化和熏陶，最后变成一种文化底蕴，而不是实用工具。这是我自己学习中文的过程。

▲资中筠参加亲近母语第十届中国儿童阅读论坛。

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篇文章，大概前几年，上海有一个教辅机构把我的文章收入教辅教材，然后给我寄过来一份。上面就写“作者意图”是什么等等，我一想我哪有这意图呀。里面还有问答，这一段说明什么、第二段说明什么。我就觉得特别滑稽，我还活着呢，他也不来问问我。过去古人写的文章，就死无对证了，凭后人去分析。当然这作为某种学术研究可以，但不能作为整齐划一的理解，硬灌输给学生。我觉得特别是文学方面，没有必要非要那么清晰地讲清楚，还要给它做一个判断，这是进步的，那是有时代局限性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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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堕落与否，教育最关键

我有过一个说法，可能说出来很犯忌。我认为国民党之所以垮台，一是因为腐败，二是因为腐败还不彻底，就是说官场是腐败，而整个社会没有腐败，教育、文化、新闻界没有腐败，知识分子没腐败。所以他们还追求正义，觉得受不了这个腐败的政府，所以要想办法反对它。还认为有另外一个希望，就都跑到解放区去了。因为社会上正义感比较强，但如果这个社会所有人都腐败了，连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都腐败了，没有人受不了，那也就大家见怪不怪，也不会有人拍案而起，要改变这个社会。清华大学的孙立平老师有一个说法：现在的危险不在于揭竿而起的动乱，而在于全社会的溃烂。我很认同这个看法。全民族精神的堕落是很可悲，很可怕。而教育是最关键的方面。

▲资中筠与丈夫陈乐民，都是著名的欧美问题学者。

现在知识爆炸，小孩聪明得不得了，知道很多事，玩iPad、玩电脑，我玩不过十岁以下的小孩。他们知道的事情也不少，但是整个精神，特别是教育精神，我们教给他们什么？精神支柱是什么？现在的孩子在学校比家庭的富有、父母的地位。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可怕的不是知识学多少，而在于现在的嫌贫爱富、非常势利的风气，这是很糟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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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课改修身课是‘日伪时期’

我上公民教育课没几天，因为当时抗日战争开始时，学校里面公民教育就少了。但是我记得一二年级有一些。其实公民教育没什么神秘的，它就是教你怎么做好孩子。不仅仅是在家里做一个好孩子，还包括在社会上怎么做一个好孩子。比如说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马路靠左边走，等等在公民课里面就有。那时候走路靠左边，因为还是英国的传统，抗战之后改成右边走，总之指的是遵守交通规则。看到别人有困难应该要去帮助等等内容。我看到我亲戚里面高年级的课本里有少数服从多数、让人把话讲完、民主程序这些内容，我学习的时候还没有学到这里。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天津沦陷以后，在日寇统治下成立了伪教育局。当时日本的政策对农村和城市可能不太一样，不像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完全赤裸裸的高压，不是这样。它通过伪教育局做一些事情，改我们的课本也不是都改成“大东亚共荣圈”，只是把课文改成古文多于白话文，把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内容取消一些。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它把公民课改成“修身”课，讲中国的传统道德、忠孝节义，我后来想来觉得很奇怪。现在说爱国教育要发扬传统文化、传统道德，把以前的“以孝治国”拿出来。而过去的奴化教育里面就有忠孝节义的内容，日本曲线奴化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但它无论如何不要公民教育，不要五四以后的新文学。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这点，也不懂，而且大家也没什么感觉，不会抵抗。因为古文里面的忠孝节义的故事，也都是我们家长辈过去在私塾所学的内容。当然，岳飞、文天祥等的民族气节的故事是去掉了。我后来想了很久才明白，实际上也还不太明白，为什么日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做为奴化教育的内容，也许是因为伪教育局是中国人在做，可能是一个迂回政策，我不太知道。但是很清楚的是，民主、自由、公民权利，这些内容他们绝对不要。抗战胜利之后，从后方来了一大批学生，比如西南联大附中、南开中学这些在大后方直接延续国民政府教育的学生，跟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他们的新文学念得比我们多。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1947年考燕京大学时作文的题目是文言文，题目我还记得，《立国必先树人，树人必先树德说》。可刚复校的联大（清华、北大、南开头两年还联合招考，只是录取分数线不同）高考不许做文言文，只许作白话文，而且是一个很不起眼的题目，《我的中学生活》。然后我就考不好了，因为我在学校里做的比较多的是文言文，这样可以发挥，能够瞎拽，但这么一个题目就不容易出彩了。所以我第一次清华大学没考上，因为我的长处都没考好。我数学特别好，但五大道题目里面有两道几何，我证不出来，大概有40分，卡住了。但我刚到家就想起来应该换个思路，就迎刃而解了。把我气得不得了。我只要再稍微再想一想就能做出来，但当时就是卡住了，越卡住就越想不出来。所以我特别觉得一考定终身是不公平的。我第二年转学再考的时候就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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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应该有让人种退化的危险

还有一个感觉，小孩是需要管的，不能完全放任不管，但管孩子什么方面非常重要。我觉得很多家长管的不是地方，孩子在外面做了很多不道德的事情他不管，就是分数管的很厉害。所以，我觉得基本的教养和基本的文明是最重要的。杜威的教育思想认为，小孩天生都是好的，只要让他发展他自己的兴趣，他就一定能成才。比如这小孩爱画画，但特别讨厌数学，你就别逼他学数学了，让他好好画画。杜威主张完全让孩子发挥他自己的特长。对于他的观点，后来美国也有人批评，认为这太放任了，小孩自己管不住自己，还是需要管的。有些内容他暂时没兴趣，以后有可能会有兴趣的。但总的原则是，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成才的，不要像盆景一样按照大人的口味加以扭曲，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看，就一定要把它弯过来。要让孩子自然地茁壮成长，前提是老师和家长都要有正确的态度，适当地浇水、护理。

但现在麻烦就在这儿，我还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现在这种教育会有使人种退化的危险。学生如果这样教出来，其中一部分会变成老师，更大一部分会变成家长。按照这个路子，就越来越下滑了。为什么在文革这么乱的时候，有些学校还是相当不错的。像北大附中，我女儿就是文革后期在北大附中上的。那个时候，他们的老师还是原来培养出来的老师，还有一些是北大教授后来反右把他们刷下来贬到中学去，我觉得那些老师好得不得了，非常敬业，还是原来的教育思想。可是这一代人早就过去了。现在好像经济好了，老师的待遇也提高了，整个硬件也好了，但是一代一代这样培养下去的话，那就在精神上一代一代退化下去，我的担心就在这儿。

问与答

您对基础教育阶段的全科教育和分科教育是怎么评价的？全科教育是一个老师语文、数学、音乐、美术等各种课都上，一个老师什么都会？

资先生：我当年还没接触过这样的老师。我觉得全科老师，在幼儿园可以，但是到了高年级，比如说五六年级以后，大概不太现实。我倒是家里认识过这样的老师，我母亲的一个朋友，我很得益于他。他特别有学问，什么都会。首先国文功底很好，教我《左传》。在中学里，他数理化国文英文都能教，就是没有见过外国人，所以英文发音不好，可是他的语法讲得好极了，都是自学的。这种老师过去还是有的，哪门缺老师，就填补哪门，而且各科都讲的很好，确实有这样的老师。但是我觉得现在到了高年级以后，要求老师什么都能教，恐怕不太容易。在贫困地区，师资很缺乏的地区，很需要这样的老师，就像大夫一样，特别需要这样的全科大夫。

重点倒不是老师什么都会，而是学生应该什么都要学。所以我现在比较怀疑，高中二年级就开始分文理科是否合适。我觉得还是不分比较好。人应该全面发展。现在许多文章喜欢讲钱钟书先生当时数学考零分，我觉得不应该都强调这个。这是特例，数学不好的人很少人有钱先生这样的文才。不是人人都要当数学家，但学习数学有助于培养思维的逻辑性，非常有用，不能说我不喜欢就不学。教育应该照顾大多数。我不认为小孩比较早的时候因为任性不爱学的就不学，因为学习有时候是需要一点儿压力的，但现在以升学率、分数为压力是错误的。

一个人是要有点文化底蕴的，特别是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古人因为文史哲不分家，但现代的社会，一个现代的人只念文科，一点科学知识都不懂，连你的身体健康都不懂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适的。中学是需要相对全面的发展。

以您的智慧，能否为今天的教育开点儿药方？

资先生： 我最怕开药方。因为这是社会问题，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就没法开。如果光是教育本身问题的话，就让教育多样化，不要全是教育部审定的教材。能允许私人办学，我知道不少有志于办教育的人，但办着办着就办不下去了。能允许有教育志向的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拿出来办教育，按照他们认为的方式办，我认为这应该就有救。因为现在不乏有教育理念的人，我就认识好几个。但是我不会，让我办我办不成。现在制度卡在那儿了，必须这样、必须那样。南科大到现在算是成功还是不成功？我不知道。

您觉得当家长的怎么在已经被污染的教育环境下做我们能做的，在您当初家庭教育的滋养，有哪些您非常感恩、愿意跟我们分享的？

资先生：我觉得现在的孩子跟过去不一样，我们那一代绝对不敢违抗父母，对长辈高度的尊敬。据我了解，现在的孩子不一定是这样。而且现在知识爆炸，他的新知识你可能都不太知道了。我觉得学校、特别是他的玩伴甚至比家长更重要。家长只能给他一个很基本的以身作则，如果你一天到晚在家里讲升官发财的事情，他自然而然耳濡目染只想升官发财。或者父母谈事时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这是耳濡目染。家长对孩子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要看情况，那是不一定的，因为现在的社会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了。

另外一个是不能看死。我认识好几个小孩，大概上初中的时候非常叛逆，逃学逃的一塌糊涂，家长拿他没办法，甚至一下子就跑到外地去了。但是后来就回归了，成熟了，就好了，现在事业非常成功。有很多外国人跟我讲，他们也是这种情况。所以也不用太担心，一个孩子在青春期叛逆，或者功课滑坡，从教育专家来说，恐怕也是可以容忍的，是必然的一个过程。

两代人不一定都要按你的方式来走。我也赞成不要总是追求名牌学校。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过去的学校，一直到文革，除了特色的几个名牌学校之外，一般的学校都还过得去，一般是两头小中间大，是橄榄形的。那时候大部分都就近上学，也没人知道几十几中学，都差不多。但是现在两极分化特别厉害，我们的财富两级分化，教育也两级分化。好像没有普普通通的学校了，普普通通的学校都放羊了，反正你考不上大学，也没有升学率，老师也就不好好教了。这种自暴自弃的情况非常多，甚至有人告诉我像清华附中这种学校，一个年级有六个班或者十个班，其中有几个班是准备让他好好考大学的，其他几个班也都放羊了，就是最好的重点学校也只重视最好的那几个班。

我的母校耀华中学现在在天津还是最好的中学，和南开附中两个比升学率。但首先它小学部划出去了，把初中和高中部分开，只重点考虑有升学率的高中部。它依然是最好的学校，大家挤着要去，但它主要是靠升学率了。我也在想，为什么非要上好学校，往海淀区的学校去挤？但我也听其他人说，小学的教学质量确实非常不一样。我没有调查，不太知道过得去的学校的数量有多少。我们以前一般都是就近上学，我的孩子也都是我们住在哪儿，就上附近的学校，是一个不起眼的学校，但也是好好教，自己好好学就能学好，都是特别普通的，不知道现在为什么就变成这样了。

教育创新方面的提升，如何衡量本身是多元化的东西，个性化的能力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

资先生：就我了解，譬如美国的大学录取，不光是看考大学的分数，还要看中学的各种各样的成绩，包括做志愿者的经历。在中国行不通的原因，如果看学校高中三年的分数和成绩，这些成绩往往不是真的，甚至一个很次的学校反而成绩很高，这些都是可以作弊的。据我了解，美国是有各种各样考察的，不是一考定终身的。但在中国灵活的东西是行不通的。现在唯一的还比较公平的仍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可以改进的是考试的内容，内容不要这么死，死扣唯一的答案。比如有一首诗作者是李白，有一个学生写“李太白”，就不算他对。大概是凭电脑判卷。这种当然应该改进。

我想来想去，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方式，还是一刀切比较公平。但就是一刀切还公平不了，因为现在作弊的方式太多了。我记得是去年有一个消息，一位监考老师比较认真，没收了学生高科技的作弊东西，然后家长就去闹，说他们唯一能得到的“公平”就是作弊，如果不允许他们作弊，就不公平了。这是一种非常滑稽的逻辑，意思是说那些有特权的人不需要作弊，不需要成绩就可以进去。如果这点儿公平都没有了的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公平。现在说应试教育多么不好，我想不出来除了应试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方法来选拔。

燕京大学解放前和解放后有什么区别？您是否还有燕京大学复校的期望？

资先生： 我只在燕京大学上过一年，不是在解放后，解放前就去了清华，解放后毕业。燕京大学整个没了是非常不对的，但是现在复校恐怕也不太现实。我觉得1952年院校调整本身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使当时的教育受到无可弥补的摧残，特别是文科教育。整个就是错的。因为每一个大学都有它自己的传承和特点，这个学校这个系比较好，那个学校那个系比较好，是常年历史积累的。1949年以后每一次的教育改革都是越改越坏，52年的改革是一次最大的摧残，后来文革就不用说了，弄的乱七八糟。后来又有大学合并，每一个大学都变得越来越大。现在把协和医学院并到清华去，（不过协和本身是还是独立的）。然后工艺美术学院也并到清华去。上海有名的医学院“上医”非要并到复旦去，这是很特殊的一个情况。浙大把杭大给并过去，杭大的文科原来是很有特色的，合并过程矛盾重重，实际上也造成很多资源浪费。

我就觉得我们的教育就别再瞎折腾了，好像一所房子，越拆越坏，都是注重形式。回到你刚刚的那个问题，燕京变成这样是绝对回不来了。

我的孩子在一所名校读书，刚上小学一年级。这一年，我和他共同经历了很多。我现在在考虑是否要把他转入国际学校，还是送到美国去。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资先生：这是你的选择，我没法回答。你嫌现在的中文教学不够好，就干脆不让她学中文了？是这意思吗？你得想明白，要他当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当中国人就必须学好中文。我父亲是留学生，在日本、美国都留过学，他有很多留美的朋友。我们家都觉得他们挺“洋派”的，当时日本侵略中国以后，在英租界的家长们有的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当时天津有一所英国学校，据说上完那所学校就可以直接去英国。也有一所学校是法国人办的。那个学校一切都是外文，当然也有中文课，但中文就非常差了。我母亲就坚决反对，她认为中国人就要学好中文，坚持让我上中国学校，我感到很幸运。这也是我的想法。你不满意现在中国学校的中文教学内容，那让他上外国学校不是就干脆不学中文了？所以还是先得想明白你要让他做哪国人。

至少要有一种母语学得特别深，思想的深度取决于母语的深度。母语学到什么程度，整个文化底蕴及思想的深度就被决定了。现在欧洲有人说，拉丁文取消后，使得他们的文化水平降低了。就跟我们说，要学点古文和经典一样。如果你的孩子要当中国人，他必须学好至少六年小学的中文。学校如果文学课不够，你可以自己适当给他补充一点。国际学校的中文是很浅的，那种情况下，如果你在家再给他补中文，他一定会觉得特别麻烦，会抗拒。如果想让他当第二代美国人，就去美国学习，好好学英文。文化水平其实就是母语的水平。比如你专业不是自然科学、数学，将来看这个人有没有文化底蕴，主要是看母语的程度。

您在天津耀华中学感受到的教育文化是怎么来的？

资先生：我觉得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老师的老师就是这样的。应该说，我们的文化没有断裂，一直到1949年才断裂。有人说是“五四运动”把我们的文化给断裂的，我不同意这个，我们这些学校都是“五四”以后的。我小时候母亲就让我读经，《论语》《孟子》《左传》都念，小学也唱“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后来学英文的时候也学习美国《独立宣言》，当时都没觉得有什么冲突，都吸收进来了。一方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方面在民国之后又吸收了西方文化，融汇在一起。学校的校长从美国哈佛回国以后，他建立了这样一种学习课程，中文是非常重视的，数理化体育方面大都是从西方学来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在美国第一次见到台湾人，他是70年代的台湾清华毕业生。我发现他的谈吐非常儒雅，学理工的，用的词儿跟我们从前学校里培养一样。从用词和称谓都传承下来了，台湾的文化没有断。我们的文化是从1949年以后开始断裂，但还没有完全断，因为当时的老师都是原来传承过来的。在文革之前的17年学生所受过的中小学教育还有一点继承，尽管已经抛弃了许多。。文革时期，毛泽东说，我们的学校全是资产阶级的，教师全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我就觉得大为奇怪，17年不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学校么？后来我才明白，他认为那些教员所继承的还是原来的教育、文化，必须彻底决裂。到文革以后就彻底断裂了。你问怎么来的，我觉得就是代代相传来的。如果这个传统断掉了，那就断掉了。现在又为拜金主义大潮所冲击，拿什么抵挡？

（文章来源：民国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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