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一条“旁门左道”的路?复杂的中国性教育
关注“学者方刚”公号,每天学习性教育
编者按:
2018年7月27-29日,第17期猫头鹰青春期性教育夏令营在北京举办。《看天下》杂志记者全程采访。不久前,该刊以《“失败者”方刚的新经验: 我们如何和孩子谈谈性》为题发表了这篇报道。但是,发表稿距离记者原稿有很多改动。本公号现将原稿发布,同时将发表稿的版面截图附在原稿后面,与读者分享。
一条“旁门左道”的路?
复杂的中国性教育
刘怡 张恒 实习生 教欣铭
“同性恋是病,宣扬同性恋知识,万一孩子好奇尝试怎么办?”一位爸爸颇有些忧心忡忡。
“能问问是什么目的吗?”另一位妈妈补充道。
从北京地铁五号线和平里北街站西北口出来,绕过庆丰包子铺,在喜马拉雅宾馆对面商铺二楼八九十平米的小屋子里,7月27日到29日三天,全国第十七期“猫头鹰”青春期性教育夏令营正在进行中。
能带孩子来参加性教育夏令营,这些家长显然对性的问题已经足够开放,尽管这样,教室里还是响起了争吵声——有家长不满意课堂上过于直接地讲述同性恋的知识,甚至要挟要退出夏令营。
在短短三天的夏令营里,这样的争吵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对此,夏令营的组织者、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并不感到意外。虽然国务院和教育部都曾出台文件,推进中小学的性教育试点,但在一线进行性教育的方刚,还是遇到过太多挫折,听到过太多反对声音了。
“这么小的孩子,你给他讲这么多”
讲完同性恋的课程后,方刚现场做了个调查:参加夏令营的孩子们,是否认可同性恋者。
35个孩子,从11岁到17岁不等,有33个人站到了认可同性恋的一方,只有两个孩子,站到了另一边。
谌明霞的孩子,是那两个孩子中的一个。“他说,我虽然不认可同性恋,但我不排斥,我能做到尊重他,但我不会选择同性恋,我不知道我该站在哪里,那我就选择站在这里。”谌明霞向本刊回忆道,她在课堂外围,全程看到了这个过程,方刚还问她的孩子,要不要修正自己的选择,“我孩子想了想,不,我不修正”。
谌明霞是甘肃天水人,她在当地做心理咨询方面的工作,从小就不避讳对孩子进行性教育。孩子5岁时,在医院里看到一个安全套售卖机,问她是什么,她就给孩子讲安全套的知识,“围了好大一圈人,都用很讶异的眼光看着我,这么小的孩子,你给他讲这么多?”
随着孩子的成长,她逐渐意识到,零敲碎打的讲解性知识已经不够,她希望能让孩子接受系统的性教育,于是带着孩子,坐长途火车从天水赶到北京,参加方刚的课程。
对很多家长来说,孩子的性教育是一个既重要,但又不知道如何展开的话题,于是很多家庭,对此都讳莫如深。
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冯国勋也意识到,11岁的孩子,需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了。他的孩子今年11岁,以前很喜欢玩儿,爬山、游泳、骑赛车,都喜欢,但最近,他发现孩子不愿出去,经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也不知道在干什么。他问,孩子也不说。
冯国勋开始有些担心。孩子正站在青春期的门槛上,他和妻子觉得,是时候给孩子进行性教育了。
在这个问题上,他比较开放,觉得应该提前介入,等孩子真的完全进入青春期,就晚了。但他又有任何家长都有的担心,一直不敢和孩子认真聊这个问题,“怕触及某根神经,不可收拾,会担心。实际上我们不专业,才产生这样的想法。”
于是,他和谌明霞以及其他33个家长一样,把孩子送到了方刚的夏令营。他们都查过方刚的资料,知道他是中国非常知名的性教育专家。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夏令营里发生的事情,仍然让他们大吃一惊。
“挺失败的”
面对家长的反对,方刚不得不做出妥协。
事实上,虽然一开始有家长对方刚讲述同性恋的内容不满,但矛盾并未激化。更激烈的讨论,在课后发生。
讲完同性恋的话题后,方刚说,之后要安排一位同性恋者跟孩子们交流。为夏令营专门建的微信群里,炸锅了。有些家长坚决反对,甚至表示真要邀请,自己就带孩子退出夏令营。方刚打算取消这个环节。可另一部分家长又表示反对,坚决要求安全原来课纲进行。最后双方不得不达成统一,这次交流不做强制要求,家长可以不让孩子参加。
“多数家长都留下来了”,方刚向本刊回忆道,甚至有些孩子不听,家长还是把孩子叫回了课堂,“能来这儿报名的家长,多数观念已经很开放了。”
做了多年的性教育普及后,方刚深知家长的态度,是影响孩子性教育的关键因素。
2010年12月27日,北京朝阳区安惠里中心小学性健康教育基地揭幕——它被称为“全国首家小学性健康教育基地”。据校方说法,当时有90%的家长愿意让孩子听到这样的课程。
那时,方刚是安惠里中心小学性健康教育基地的首席专家。在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基地的展板上,他向小学生们展示了什么是避孕套以及使用方法,甚至还大胆地向三年级的孩子讲起敏感话题——同性恋。
“性教育课程就是要对正常性知识‘去敏化’,包括同性恋,只要不影响他人,就不该被歧视。”方刚说。
但有些家长显然不那么认为,方刚讲得内容越多,家长的担忧和不满越大。有些家长担心,万一孩子理解成只要使用避孕套,发生性关系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怎么办?孩子好奇心强,万一对同性恋产生兴趣自己去尝试怎么办?
不到两年,安惠里中心小学就取消了性教育系列课堂。
“这就是性教育的现状,挺失败的。”方刚无奈地说,只要有一个家长反对,校园性教育就全部停止。“最后,性教育课程就变成单纯地防性侵犯,甚至变成了不能谈恋爱、不能有性关系。”
性教育并非没有官方文件推进。国务院 2011 年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 - 2020 年)》明确提出,“将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三年前的2008年,教育部也把性教育列入了健康教育的框架中。
但是执行情况并没有那么乐观。与安惠里中心小学性健康教育基地同年,还有根据北京市中小学性教育大纲草案,在45所中小学推行的新一轮性教育试点。如今,这一轮试点已全部取消。
“民众不了解性教育,有抵触情绪,所以学校就有压力。”中国著名性学家、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彭晓辉告诉本刊,虽然针对儿童性教育,国家纲要、教育部文件都提出了相关要求,但执行现状堪忧。“况且,性教育跟学生升学、老师绩效考核没关系,学生课业负担又重,学校索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就在方刚的学校性教育试点失败八年后,类似的争议,仍然在继续。
2017年3月,杭州萧山的一位妈妈被吓到了。她的女儿放学后,在家里端着一本书,大声读出了一句话:“爸爸的阴茎放入妈妈的阴道”。
那本书是学校发给孩子的,名字叫《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她难以接受,把这件事情放到网上,引起很大争议。
有匿名网友跟帖留言说,“这么赤裸裸的器官描述,对孩子来说,这不就是黄色漫画吗?”另一位叫“暖暖糖真甜”的网友建议:“应该用更卡通的化名来表示,这也太直白太直接了。”
北京性健康研究会理事黄莉莉也注意到了这场风波,在她看来,给孩子进行性教育就应该这样,直接用性器官的学名。家长和孩子谈到这个问题,也不应该避讳性器官的称呼。她觉得这本书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建议父母和孩子一起阅读。
实际上,漂流图书中的性教育读本,是学校为响应上级卫生、教育主管部门的号召,特意精选出来的一批儿童性教育读本。这批读本进入校园,正是为了达到对在校学生进行青春健康教育的目的。
效果并不如愿。随后,学校杭州萧山区高桥小学回应记者称,已将出现争议的性教育读本从漂流图书中收回。
“官方认可”
这场夏令营课堂上,除了孩子和家长,旁边还坐了另外一群旁听者。
学校性教育失败后,方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针对成年人进行“性教育培训”上,他觉得,想要继续推行性教育,就得培养“传递正确的性价值观”的性教育讲师。
2017年9月,全国商务人员职业技能考评委员会、专业人才储备工作委员会联合审批通过,“性教育讲师”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可。
递交“性教育讲师技能证”考核备案的时候,方刚以为比较敏感,在申领时可能会遇到波折,但没想到审核却异常顺利。不过,他也承认,“性教育讲师技能证”的发放机构并不够专业,而这个证与教育部颁发的“教师证”性质也不同。
“我们做的是一个职业技能证书,是社会性教育,而不是学校性教育。但我希望在培训与考核中能做到专业,累积口碑后,让这个证书能成为行业权威。”方刚特别强调。
目前,性教育讲师技能证的授课和考试,仍然全部由方刚一个人完成。来参加培训的学员,在方刚看来大致可分为两类:孩子家长和想要从事性教育行业的人,或者两者兼有之。前者苦于孩子的性教育问题,来向方刚“取经”;后者则是在看到性教育的商机后,对性教育课程产生了兴趣,前来培训获得技能证书。
截至 2018 年7月底,方刚的性教育培训课程累计学员 130 余人,但“拿证”的不多: 23人获得初级证书,37人获得中级证书,13人获得了高级证书。
“旁门左道”?
但在学界,方刚的颁证行为引发了极大争议。
“首先,能够颁发这个证书的应该是学术机构,而不是政府某一个部门。政府部门没有学术能力来认证。”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彭晓辉认为方刚此次申请性教育证书十分不妥当,一是该证的认证机构跟性学根本不搭界,二是方刚一个学者不能撑起一个专业的知识能力认证系统,“方刚的这套理论的内容在学术上是合格的,但我认为,它的内容不足以支撑认证的容量”。
对此,方刚解释道,自己“单枪匹马”也实属无奈之举:“最开始,我一度试图把业界做性教育的几个大人物都拉进来,一起培训、设置考题,甚至我们还讨论,能不能一人出一道题设置考卷,当时我们还建了一个微信群,后来发现这个设想没法操作。”
“性学大师”之间互相有冲突,方刚索性就决定自己单干。他向记者出示了一份性教育证书,证书上印着“高级性教育讲师,增能赋权型”几个大字:“我和支持其他理论的老师之间也不冲突,我这个叫“增能赋权型”,他们如果做,可以再做别的类型。”
尽管如此,彭晓辉仍然认为方刚的做法是在找“旁门左道”,21天的课程培训并不能让培训者真正理解性教育的内涵,会混乱社会性教育市场,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一个专业人员要花多年培养,上那么几天的课就成了专业人员了?”
这一定程度上,也反应了性教育推进的艰难。虽然性教育是个重要议题,已经有了社会共识,但如何教育,仍然存在巨大的争议。不同的性教育专家,有着不同的理论,甚至存在冲突。到现在,教育界也一直没有统一的性教育教材或官方认证的性教育课程。
这并非只是中国遭遇的难题。2015年,加拿大安大略省计划推出一套新的中小学性教育课程,结果引起了很多家长反对,上千名家长聚集到省议会门前抗议,认为课程内容过于露骨,家长们担心,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好奇心强,学校教授的一些性行为方式,会使他们企图尝试。
“全世界都一样。”方刚说,“性教育是两个最大争议的事情结合在一块了,一个是性,人类社会围绕性的争议(持续了千百年),一个教育,怎么教育孩子,都是有价值观冲突的”。
“原来他们什么都懂”
讲师们想要获得讲师技能证书并不那么容易。
学员们来参加的课程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想要“拿证”,不仅要上课,还需要进行笔试、讲座实践、教案设计等。
不过,第一天,双方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当一位家长反对刚刚讲述的同性恋内容时,一位讲师站起来反驳他,言辞比较激烈。“真把这个家长气的手都发抖”,方刚事后坦承,这也是一个教训,这些家长能带着孩子来参加这样的课程,已经很不容易,不能带着伤害离开。
如何引导家长,是方刚进行培训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希望先能引导家长不要一棍子打死,不要谈性色变,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去培养两个孩子的价值观,学会尊重别人,尊重自己。”方刚强调,“我们性教育传递给孩子最重要的还是价值观,而不是几个知识。”
7月30日,夏令营的最后一天。
当天课程的主题是“恋爱”。学生规规矩矩地坐在前面,家长坐在教室后侧,整间教室只听得见方刚一个人的声音。但当方刚拿出几不同规格的安全套时,教室里出现了一波小小的骚动,孩子们开始窃笑,交头接耳。
“这是加大型,这是超薄型,这是最窄收腰型。哪位同学以前学过,或者你在网上看过,该如何正确、安全的使用安全套?”方刚拿出一根香蕉,撕开包装,捏住安全套一端,小心翼翼地向孩子们示意正确的使用方法。
这群十几岁的孩子,拿着分发下来的香蕉和避孕套时笑作一团,他们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开始在香蕉上操作,显然,经过前两天的培训后,孩子们对性的话题,已经坦然了很多,家长们也不那么过于吃惊了,冯国勋甚至还在台下哈哈大笑。
“还没开始上课时,家长都在说,你不要给他讲这一块,他还小”,方刚回忆道,但一上课,他们就会发现,原来孩子们什么都知道。
信息爆炸的年代,“孩子们总会有远比他们父母知道的多的渠道,来获知性方面的信息,正确的引导非常重要。”方刚告诉记者。
接受本刊采访的几位家长也承认,孩子对性话题的掌握,确实出乎自己意料。很多家长此前从未和孩子讨论过性的相关话题,但孩子已经了解了“遗精”“月经”“性交”等事情。
“11岁的孩子知道‘性交’,这是我到这里之前不可想象的。”冯国勋说。
“不要小瞧你的孩子,这是我这三天来感受最深的”,谌明霞也觉得,现在孩子的早熟程度,比他们年轻时,“至少得早了十年。”
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显示,青少年发生初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为15.9岁。而在今年的夏令营上,有个16岁的女孩背着家长,在课间偷偷找到方刚询问:“真的要戴安全套吗?我同学都不戴,戴着不舒服。”
方刚摇摇头,耐心告诉她不戴安全套的危险。“我只能告诉她正确的做法,她究竟有没有性行为,是她的隐私,我不能问。”
听方刚解释之后,女孩似乎有些不相信,下一堂课后又来确认了同一个问题,临走时表情依然狐疑。
以上为未发布原稿,你也可以选择阅读《看天下》杂志最终发表的稿件,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