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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

萧笙客 2019-10-15
杨小凯的墓碑上醒目的十字架

杨小凯(1948年10月6日-2004年7月7日),原名杨曦光,是那个最接近诺贝尔奖的著名华人经济学家。2004年7月7日7时,56岁的杨小凯在虚弱中离世,带走了自己的信仰和基督徒的虔诚,留下了永恒的思想。

杨小凯在经济学上取得的成就,被全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所公认,他曾两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著名经济学家杰佛瑞·萨克斯评价说:“杨是世界上最有洞察力、最严谨的经济学理论者之一,他也是经济学界最具创造力的人之一。”

从左起:杨小凯、布坎南、黄有光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詹姆斯·M·布坎南说过:“我认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在莫纳什大学,是杨小凯所做的。”


杨小凯短短二十年的学术生涯,无比灿烂。就连狂生张五常也感叹道:“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夏日的傍晚,疲惫的蝉鸣伴着斜阳。临近生命的终点,小凯在散步时对学生说:“可能上帝让我早点离开是有道理的,这样年轻人才能更快地冒出来,把更多机会留给年轻人。”


2001年9月,杨小凯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受洗归于基督,成为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并完成了一场艰难的“自我革命”。杨小凯认识到,脱离文化与信仰的土壤,认为仅仅依靠制度转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肤浅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


在谈及英美制度的根基时,杨小凯说:“基督教新教,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公正的社会秩序’。共同的信仰,给英美文明带来了‘尊重自由抉择、被造平等、恪守契约’等原则,而这些正是自由市场的源头,也是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 - 分权制衡的基石。”


自由的信仰 - 自由的个人 - 自由的秩序 - 自由的制度”,这便是杨小凯在弥留之际洞察到的新范式。杨小凯不仅将国家兴衰的关键指向个体自由,更重要的是,他将个体自由的边界,扩展到信仰的维度。


杨小凯一生只有56年的光阴,却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因着基督徒的生命,向死而生的态度,用超越常人的意志力和勤奋,经历了上帝在他身上行的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杨小凯曾自述:“我有过一次祷告流泪的这样的经验。以前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这样一个很理性的人、数学这么好的人,怎么会为了一个非理性的信仰而哭呢?而且我这个人难哭的很呢,把我抓到监狱里判十年刑我都没哭呢!


按照医生科学的说法,我今天根本不会在这里。我每天祷告好多次,已经一年了。和我同类情况的有很多都走了。去年9月份、10月份,有人到医院去看我,我根本不能讲话,那时医生说我的右肺整个都是硬的了。我一讲话,气就喘不过来。一两个月后,有些好转了,我都不能讲一个小时。我现在都讲了多长时间了?


去年10月我走路走半小时要停三次,要不然就喘不过气来。还有,胸腔里有液体。但是我祷告,特别是兄弟姐妹帮我祷告。这也是一种灵性生活,它也是实在的。你说你生病了,又不信基督,谁管你呢?只是很亲近的几个人关心你,但他也不会一起给你祷告。现在我讲话没问题,我也开始游泳了,我开始打网球了,还玩帆船!


在杨小凯身体最糟糕的时候,仍在思考那个终极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1968年,一篇19岁少年爆文《中国向何处去?》惊动了中央,杨曦光的名字举国皆知,却也让他遭遇了十年牢狱之灾。在狱中他用常人无法想像的意志力完成自我启蒙和学习,还独立推导出四个极其重要的经济学理论。1978年4月杨曦光刑满释放,回到长沙,因为《中国向何处去?》太爆款了,所以没有单位录用他。杨曦光决定改名,重新启用了小时候的乳名——杨小凯。

1983年,费尽周折的杨小凯,远赴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深造,并于1987年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一个只读过一年高中的中国人,短短四年时间就站在了世界经济学的象牙塔尖。这是一个离开勤奋和超人的意志,仅有天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难怪杨小凯说,普林斯顿四年,他感觉比十年牢狱还要漫长。

取得博士学位的杨小凯与妻子孩子合影

2001年,杨小凯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医生说他最多只能活三个月,然而,他再次创造了奇迹——将三个月变为三年。生命的意义从来不是用长度来衡量的,杨小凯不仅以超人的意志与病魔斗争,而且再次将目光转向他的祖国的历史转型,并撰写了数篇石破天惊的文章。


杨小凯20年前关于“后发劣势”的思考范式,如今已成为被验证的预言。然而,思考若仅停留于此,不过是回到“唯制度论”的原点。历史不仅证明了“只模仿技术,不改革制度”行不通;历史还证明了“只模仿制度,不重铸观念地基”的“唯制度论”也行不通。

杨小凯去世前与妻子吴小娟喜乐的合影

清末的百日维新,模仿英国君主立宪制,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被誉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模仿的是美国的联邦制。但是,被忽略的是:英国光荣革命限制王权的制度安排,其观念地基是1215年的《大宪章》,英国的市场经济,其观念地基是斯密的《国富论》;美国的联邦制,其观念地基是新教伦理和清教徒精神,其思想源头,除了《圣经》,还有《五月花号公约》《联邦论》等。


1912年的中国,显然没有这样的观念地基。彼时,民国中央层面的制度框架初见雏形。然而,上至总统,下至议员,大脑里多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比如,北洋军队曾一度公开表示,“吃袁大帅的饭,穿袁大帅的衣,替袁大帅出力!”比如,很多国民议员,不过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侏儒议员,甚至还接连上演“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的闹剧。


人的行为,受观念的支配;任何制度,不过是对特定观念的表达。因此,唯有基于观念共识的制度变革,才可能激活制度的力量;缺乏观念地基的制度,终究是无源之水。

那么,观念从何而来呢?主要来自经验、理性,以及超验的基督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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