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玲霞| 山村漫行

山村漫行

张玲霞

深秋，我们去那个叫土峪的山村看红叶。由此前去过的朋友开车带路，他说这是离城最近的一处世外之地，山上红叶华美，村里环境古朴幽静，空气清新，有老旧的石头屋，还有一座百年的天主教堂。红叶我见过不少，原生态的石头房也不陌生，远的不说，随便在南部山区某个村落走走都会有原汁原味的那么一座或一片凸现于眼前，时时让你有时光倒流的穿越之感。让我颇感兴趣的倒是后者。在中国，自古“深山藏古寺”民间百姓多信佛，即便是荒山野岭也会有座香火不断的土地庙或山神庙，不稀奇。可一想到在穷乡僻壤低矮窄暗的民居中兀然出现一座擎着高耸入云十字架的外域建筑，不知那会是一种怎样的视觉刺激和情景碰撞？ 
     

出城一路向东，当车从崇正路驶进一条进山的岔道不久，迎面的风便有了凛凛寒意，柏油路在前面泛着清幽的光，车窗外山峦起伏，山上的松树槐树郁郁苍苍，仍是一派峥嵘的夏日气象，大有沧桑未尽志未酬的坚韧昂扬；年轻的杨树们单纯热情，由绿转黄的叶子如片片金箔，拍手拊掌随风欢颤。在沟壑里蜿蜒缓行，路上少见行人和车辆，不时有莫名的鸟鸣在空谷回响，短促而连绵，嘹亮清远。湿黑的沟沿上闪过一团又一团蓬蓬勃勃的绿，这由大白菜和萝卜爆出的绿让人一下从旷古幽僻的画面里嗅闻到人间柴米的烟火气息――土峪村已在眼前。
     

朋友建议，先登山赏红叶，体验一回小杜“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的诗境，如此即可俯视古村远景，又可近赏红于二月花的霜叶，好主意。
    

 其实，土峪的红叶与别处并无不同，一样的黄栌或丛生或单立，或一色如残阳铺水，或斑驳似列霞缀锦。山顶上树少叶稀，风催日晒之故吧，色淡而枯。最深最艳的大都集中在半山腰背阴避风之处。红云野树掩映之下的便是古村土峪了。清一色的白石砌成的房子散落在南北走向的山峪两侧。依山就势，你在我之上他在你之上，次第展开，房子与房子之间有繁密的香椿、桐、槐树相隔，若是春天，白色的槐花与紫色的桐花交相呼应甜蜜芬芳，那浓稠的香雾弥散在山峪的每一个角落，再浩荡的春风恐怕也难以化开吧？
   

 “美则美矣，难尽其善”，朋友说，“过去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没有出路的群山就是牢笼，就是屏障，就是把他们囿于方寸不知天大地阔的深井。单说盖房吧，村人不可能到山外置办材料只能就地取材：石头，山上开凿；木头，山上砍取；用来铺搭屋顶的高粱秆和麦草也是出自山里的庄稼地，那种愚公移山燕子衔泥的艰辛劳累，不是咱们所能想象的。靠山吃山可不是得天独厚的馈赠，而是先天不足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可也不得不说是最好的选择。”

那些缤纷的红叶像彩云飘在白房之上，篱笆似的从东到西，再从西到东圈住一村的美丽。沟峪地势南高北低，而那座教堂恰端立于村子的东南最高且最平宽处。初日照高林，山深迟见日，还不到到中午，阳光未及峪东，高高的十字架下红瓦房顶上却早已光芒遍洒。高处不胜寒，而在这里，这座已在深山安然站立百年的高屋大堂比起那些蜷缩在沟峪褶皱里的低房矮墙，得到的似乎不仅是上帝无形的照抚还有宇宙之神对近水楼台的优先温慰。
     

顺着山脊的一条羊肠小道下山，我们向教堂处走去。村里的街安静整洁，朋友又感慨：“第一次来的时候这儿还全是土石路，坎坷不平，人喝的是湾里沉淀的雨水，他指着水泥路边那些粗水管说，现在房子建在哪自来水就供到哪。以前鸟都飞不出去的山沟沟，如今却成了许多人争相落户的好家园。”的确，我们看到有不少别致精巧的别墅式建筑，墙体亦是白石垒就，只有房顶换成或红或蓝的琉璃瓦，它们散立在传统老旧石屋之间，新旧参差，风格迥异，没有违和，却添生气。有三五位上了年纪的人聚在一处朝阳的石壁下曝背闲聊，几个中年女人一边拉家常，一边照应自己刚刚挪步的孙辈，对于我们这些外来人，他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一副人来不惊人去不喜的淡然神情。
     

走进教堂的院子，阳光也随后而至。已有不少远来的背包客在铺着砖石整饬一新的院中逡巡游览拍照。教堂南北长东西宽，高低错落规模不大功能齐全，：修女院、会议室、食堂，祈祷室、神父楼、天主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相比那些通都大邑繁华街市中气势恢宏的大教堂，此可谓具体而微。这里进门无需门票，但院里几乎所有的房门都掩着，也看不到一个佩戴十字架的传教士或教徒。一位带着塑胶手套拎着扫把的清洁工从神父楼的门里出来，又随手把门掩上，并告知：不可入室参观。我不是基督徒，不习惯也无心进入主的视线，走马观花，便匆匆走出沉寂的院子。门外左侧的墙壁上有关于这座教堂的文字简介，两个游客正仰头仔细地观读。
    

“1885年，光绪十一年，美国教父王若瑟购闲地三千平方米，由德国人投资，先后建堂屋，神父楼……1937~1939，又建若瑟天主教堂……从1885到1949年，这儿先后有13个来自美国、德国、意大利和中国的司铎在此任坐堂神父。”
     从发现教堂那一刻再到读这些文字，有个疑问始终在心中围绕：那些外国人为什么要在如此荒僻原始之地建这么一座教堂呢？难道是为了印证上帝无远弗临的恩典？还是为了表达“真心向善”的村民对上帝至高信仰的笃诚？
    

“ 都不是”朋友说，“上帝高高在上，他可从不照管人间事。”
         

记住了两个年份，1885和1937，分别是教堂的初建和扩建，翻开到我们沧桑的历史书页，不难发现这两个年代的特殊性，那正是中华国运衰微，外族入侵频繁的年代，前者八国联军虎视眈眈，后者侵华日军大兵压境。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些联系或者巧合？
     

“在那个乱世，这就是一种文化的入侵！”朋友语出惊人。他是学历史的，看问题总有他独到的见解：“当初西班牙殖民者侵占了古老落后的印加帝国，第一件事就是毁掉原来的神庙、宫殿建天主堂，强制推行天主教，一边物质上大肆掠夺黄金财宝一边思想上解构印加文明，以达到全面统治奴役的政治目的。”
     

中国的历史背景，1900年，也就是土峪教堂初见后不到五年，八国联军的枪炮声在所难免地在皇城北京打响了。当神父们在上帝面前虔诚祷告之时，他的同胞们正在他脚下的土地上肆意地烧杀抢掠。侵略从不仅限于武力。 土峪，蜗居于边远的山坳里，封建王朝再浩荡的皇恩都顾及不到，被主流社会所遗弃的小山村，却因群山的阻隔侥幸免于战乱的侵袭。天主教会正是看中了山村的封闭落后才被他们选做实施文化侵略活动的基地。
    

上帝的博爱可以唤起同情和爱心，也可以被用作稀释勇猛麻醉斗志的精神武器！文化侵略就是精神的奴化，就是要你从主人变成奴仆。侵略者的文攻武略不言自明。可是，中国不是不堪一击的印加，统领者也不都是刚愎自用的阿塔瓦尔帕。1949年，当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土峪教堂的使命也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不得不完结了。
     

风云变幻，倏忽百年。如今的教堂依然矗立深山之中。只是作为一处古迹一个景点一段历史一种见证，供现代人去寻觅去参观去想象去回顾和思考。
      

正午的阳光洒在山村的每个角落，午饭时间，不知从哪家飘出煎鱼的香，这味道唤出我们的饥饿感。车停在村外，只好步行。穿过街道中心的一个小广场，那里有篮球架乒乓球台还有各种健身器械，若不是老柿树顶上那些叫喳喳的喜鹊，我们还真以为是在城里的某个花园小区呢。那棵柿树的确有了年岁，树干高古树皮黝黑皴裂，叶子几乎掉光了，繁星似的柿子挑在高高的枝头，点点橙黄，金光亮眼！打开相机，蓝天背景之上，一切都消隐了，连高耸的十字架也难以进入画框，此刻只有这些土生土长的柿子成了山村最美的剪影。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张玲霞，山东淄博人。爱好文字。从93年开始发表作品。文章散见《淄博声屏报》，《文苑·经典美文》《淄博晚报》《黉阳日报》，淄博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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