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技术厌恶我们时，我们该怎么办？

走进巴黎左岸的任何一家小咖啡馆或钟表店……你迟早会听到有人说：“世事总是和我们作对。”——保罗•詹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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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过了20年，生活的联通性和无可比拟的轻松就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但为了享受这些福利，我们一直以来不得不讨好我们的技术。事实上，我们与技术如此亲密，它已经与我们融为一体，几乎成为了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但这种亲密也会时不时地让我们看到这种关系的黑暗一面：有时，我们的设备似乎故意要和我们对着干。你最需要手机的时候，它恰恰重启了；你没有保存更改的时候，电脑偏偏崩溃了；你演示代码的时候突然出现了错误。

这种不单单是失败而且似乎是“恶意”失败的趋势被英国幽默作家保罗•詹宁斯（Paul Jennings）于20世纪60年代贴上了“抵触主义”（Resistentialism）的标签，此后的这些年里还出现了类似的其他术语。我们经常会遇到“智商频繁遭到非生命体碾压” （FOBIO）或“智商频繁遭到迟钝的电子设备碾压”（FOILED）的情况。编辑兼作家爱德华•特纳（Edward Tenner）以报复效应（revenge effect）来形容一些新技术或是改良技术产生的意料之外的负面结果：人人都用电子邮件，并没有实现无纸化的理想国，反而带来了办公用纸的急剧消耗；人人都享受更快的网速，并没有使闲暇时间猛增，反而使脱离工作的时间愈发少了。

程序员则以海森堡错误（Heisenbugs）来指代上面的情况：每当程序员想要追踪或是检查这种软件错误时，它就会消失或是改变行为。海森堡错误以物理学家、不确定性原理的提出者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姓氏的变体命名。不确定性原理是说，达到一定的微观水平后，我们永远无法同时测得一个粒子的准确位置和动量。这一原理常常和观察者效应混淆，后者是指观察一个粒子的行为会改变粒子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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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里装着巨量的信息是很不错的，但这导致设备过小，进而给我们带来了误输问题（fat-fingerproblem）：设备屏幕中的元素相对于人类手指来说太小而导致出错的倾向。诈骗犯就是利用与此相关的误拨电话（fat-fingerdialing）来招摇撞骗的，他们设置与人们常拨的号码仅一位之差的收费电话，通过误拨敛财。解决方法是利用手机软件检查我们的拼写，但这又反过来导致了自动失效（autofail）问题，带来不合理或是荒谬的错误。具有同样含义的另一个词是库比蒂诺效应（Cupertinoeffect），这种叫法是因为苹果公司早期版本的拼写检查程序经常把“cooperation”（合作）一词改成苹果公司的总部“Cupertino”。使用语音识别软件纠错带来的问题则是语音错误（speako），取自排版错误（typo）。

一项数字技术提供的丰富选择会使这项技术更加难以使用，尤其是当设备的确切状态或模式变得难以识别时，此时的结果被称为模式混淆（mode confusion），这在重大事件（如空难）和琐碎小事（如在不小心打开了大写锁定开关时输入密码）中都能见到。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越来越依赖复杂的系统来运行，只有其他一切技术都运作无误时，其中的多元技术才能交互影响、正常工作。这样的系统被形容为紧耦合（tightly coupled）。大部分复杂系统都有冗余和避免故障的故障安全机制，但是复杂系统内技术之间的交互是如此错综复杂，对于任何一个会影响系统的故障，要想将它的影响方式全部预测出来都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些系统内的问题或多或少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现象被矛盾地称为正常事故（normal accident）。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墨菲定律，而是墨菲定律的一个变体：“会出错的事，通常不一定出错，但最终总会出错。”世事终究是和我们对着干的。

作者：Paul McFed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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