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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我们这一代的真实表达者

度公子 一日一度 2019-06-19



 真诚  



坚定地成为自己,同时关心他人的命运。学会爱这个世界,但随时准备好与之抗争。


 ——蒋方舟



 01


蒋方舟出生之时,被妈妈很嫌弃地看了一眼,就放在一旁了。


原因是长得丑,妈妈本来想生一个‘蒋美丽’,不成想生了个‘蒋方舟’。


7岁开始写作,也是因为“不漂亮”:琴棋书画,样样不会,长得又难看,恐怕只有写作这条路了。


后来的蒋方舟调侃地说:母亲当时的心态是“狗急跳墙”。


为了让蒋方舟发自内心地认可并重视写作这件事,母亲放出的招式是:法律规定,小孩7岁就要开始写书,否则会被警察抓进监狱


蒋方舟信了很久,经常听到警笛呼啸,就会躲在被子里颤抖。



蒋方舟从小到大生活在一个永远无法讨好“父亲上帝”的世界里,父亲对她少有的几次心血来潮的教育,几乎全部是以威胁恐吓为形式的。


父亲发明了一种恶作剧的施暴方法,高高扬起他的巴掌,低头瞪着她,做出要掌捆的姿势,刹那间蒲扇式的手掌扇下来,结果只是和自己的另一只手掌拍击,在蒋方舟耳边制造出巨大的声响来。


她吓得一抖,父亲却大笑不已。


父亲每一次扬起巴掌,蒋方舟都会瑟瑟发抖,这种不确定的恐惧源自于父亲作为生活大boss的权威。


直至多年以后,才与父亲相逢一笑泯恩仇。


 02


7岁开始写作,9岁就出书了,刚开始写《打开天窗》的时候,上小学一年级。


那时候才开始教拼音和笔划,所以蒋方舟还不识字,更不会写字,是边写书边识字。在写作过程中,不识字自然是最大的写作困难,蒋方舟基本全靠查字典。


第一篇文章400字,写了七、八个小时,很吃力,照着字典一个一个查出来,再一个一个画出来,场面挺魔幻的。



蒋方舟戏称自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小时候不舍得花钱,母亲每天早上给两块钱吃早饭,她就从来都不花,装在包里。


但是早上还是饿,小学又长身体,所以蒋方舟就在教室的地上捡东西吃:同学有什么吃剩的零食,什么尺子、橡皮,都在嘴里嗦一嗦。


不过她舍不得花钱不是为了攒钱,而只是为了展示给母亲,“你看我多乖。”



当蒋方舟已经写了六七十篇散文之后,母亲觉得女儿“写得和同龄人不一样”,已经足够出一本书,便联系出版社为蒋方舟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打开天窗》。


当时母亲将蒋方舟的文章打印成一个小册子,向全国几十家出版社邮寄,几十家基本上都是石沉大海,唯有一家答应出版。


9岁的蒋方舟与同龄人相比,她身材显得略为矮小,而眼睛却很大。她随妈妈一起去出版社编辑室签合同时东张西望,故作老成但难掩稚态的神色。


后来这部作品被湖南省教委定为素质教育推荐读本并改编为漫画书,从此蒋方舟声名鹊起,被誉为“天才少女”。


蒋方舟出第一本书时,对文学并没有什么研究的父亲,才意识到女儿成了个小作家。他拿出一千块钱买了一张毛毯送给为女儿出书的编辑,以答谢对方的帮助。


一千块的毛毯二十年前的时候应该算是很贵了,她的第一本书稿费是八百块。


 03


2008年,湖北遭遇了百年一遇的雪灾,天寒地冻,交通瘫痪。


蒋方舟正在武汉读高三,学校里的电线杆被雪压倒,地上一层厚冰永远化不了。宿舍在晚上十一点后就停电,电暖气电热毯用不了。


冻得难受的蒋方舟每晚勉强睡一个小时,后来实在受不了,便向学校请假回家。


父亲从老家襄樊来接女儿。坐火车到武汉,再换成公交车,以往一小时的车程开了四个小时,还没到学校公车司机就放弃了前进。



父亲只好寻找出租车继续走,但是很多司机考虑到危险都拒绝了。在冰天雪地里等了几个小时后,才哀求到一个司机愿意带他到学校。


当蒋方舟看到父亲的时候,觉得他冻得小了两圈。


后来,父亲送她去北京上大学。


方舟问父亲:“北京怎么样?”

父亲回答:“北京好大哇。”

她又问:“学校怎么样?”

父亲说:“大学好大哇。”


“好大”,成为父亲对一切他所不熟悉事情的形容,蒋方舟又惊又急地意识到:外物都大了,父亲自然就小了。


母亲是一寸寸变老的,父亲是瞬间变老的。



孩子的生命被父亲惩罚,父亲的生命被岁月惩罚。都是输家,那就干脆就惺惺相惜,一笑泯恩仇吧。


斗争了整个童年的敌人,自己缴了械。 


04


2008年的地震没有挡住高考。


考完第一场语文的蒋方舟一出考场就蒙了,一群记者都在问:“你考得怎么样啊?”


当她在人群中非常艰难地找到父亲,记者又群涌至他们吃饭的小饭馆,拍他们点的菜,酸辣土豆丝之类,并用质疑的眼神问父亲:“你确定这样真的有营养吗?”


考完之后,下着大雨的天气,媒体又将一束鲜花给父亲,让他递给方舟,并作出胜利击掌的样子,好供他们拍照。



而母亲早已被记者挤到一边,倒在泥坑的水洼里。蒋方舟很疑惑,为什么要这样?


这促使她在高考完的第二天去了受灾情况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北川。


到达之前,她试图为自己找很多高尚的目的,是做志愿者、是发放物资,当她真正到达灾区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的目的其实非常简单,仅仅是做一件改变自己的事情。


到达北川的时候,遇难者的尸体基本上被清理干净了,但还是留下一些小孩的书包、小孩的胳膊。广场边有一个“万人坑”,大多数遇难者的尸体都集中在这里,并用水泥地封上了,地上放着一个收音机,里面传来佛教音乐,在超度这些已经故去的亡灵。


她忍不住在脑海中想一个画面,万千生灵将耳朵贴在水泥地上,用那一点点音乐作为超度的慰藉。


一个老奶奶手里拿着一张照片,颤巍巍地寻找自己已经去世的女儿。


人影、废墟在眼前不停地晃动,蒋方舟这一天没有吃饭,在生命面前,人是那么渺小,高考的时候觉得高考是最重要的,可是在生命转瞬即逝时,什么都没有那么重要了。



在北川的时候,蒋方舟看到很多80后的志愿者,这种志愿举动自然是出于善良,她也想是不是不乏另一种可能:他们想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身影、留下存在感。


我们这一代不像50后、60后,他们有建国的记忆、战争的记忆、文革和上山下乡的记忆、思想解放的记忆、80年代政治开明的记忆、百花齐放的记忆。


他们经历了很多大的历史事件,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


这一趟北川之行,成为蒋方舟特殊的成人礼,它教给了她关于人生的事,关于命运的事,以及这一代面对历史时应该是什么面貌。


05


去清华报到的第一天,蒋方舟背着一个山一样的大包。


“一路上听到的都是失望的哀嚎”,大多数人会说“原来你就是蒋方舟”,也有个别人会详细描述观感“没事儿,还挺壮实的,比我想象的结实”。


进入清华之后,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认为清华是全国最好的大学,人人都将自己在清华当作一项荣誉,理所当然地认为清华学子就是全国最牛的学生。



一开始蒋方舟也认为必然是这样的,都进入清华了,还想怎么样呢?要么治国,要么当文化部长,要么当优秀的工程师。


但后来,她开始发现清华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周围的同学和高中同学没什么差别,考虑的依旧是学分、社团学生会职位、怎么泡到漂亮学妹等等。


蒋方舟所在的新闻系也会告诉学生你们毕业了进入的要么是‘红心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要么是‘黑心媒体’南方周末,从一开始学校就会告诉学生应该进入红心媒体,应该成为喉舌、社会的栋梁。


但是并没有说,如果不想这样做该怎么办?


而大家在进入学校的一刹那都接受了这样的价值观,这是让她觉得最为失望的地方。


在讲当代中国的一节课中,老师讲及北川现在建设有多么好、恢复是多么好。蒋方舟站起来以自己亲眼看见的反驳老师失实的地方,可是这样的行为并没有获得掌声,周围的同学反而以你赶紧坐下来吧这样的眼神看着她。


当老师终于让她坐下了,周围同学全部松了一口气。


蒋方舟才意识到原来并没有人想听她发表这样的观点,这让她度过了一段特别迷茫的时期。


周围同学都非常忙,他们知道自己要考高分、学雅思、要学开车,积极开展社团活动各种各样的事,而蒋方舟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陷入非常迷茫的状态。


不太想去上课,晚上看书写作,每天都睡不着、每天都失眠,凌晨四点钟去自动贩卖机买所有的油炸花生,10袋左右。



直到后来她认识了清华的老教师何兆武,他在西南联大时室友是汪曾祺,老师是沈从文、闻一多等。


何兆武老师在大学换了五六次专业,听一门课不喜欢就换了。


蒋方舟很喜欢汪曾祺,所以问何兆武老师汪曾祺在大学时是什么样子的呀?


没想到竟得到这样的回答:“汪曾祺在大学的时候天天逃课,晚上就拿一本书在坟地里看。”


那天下午,在清华的老教师楼里,蒋方舟听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因为老师不同意用国民党教育部发的教科书,也不同意用他们的考试标准,所以教育部就不给拨教育资金,老师就带着学生一起去抗议。


回忆起那段日子,说那是一段谁也不用怕的日子。


那个下午,蒋方舟沉浸在对过去大学的向往之中,她恢复了很大的信心,原来汪曾祺也天天逃课,原来老师和学生可以是那样的关系。



虽然她所经历的清华不是理想中的大学,但她可以选择活成理想中的样子。


每天去上课的时候包里放两三本书,到晚上放学时就看完了,也开始帮杂志社写东西,采访或开会。


后来毕业之时,班主任在评语上写:你用了一样的时间完成别人两倍或者三倍时间都完成不了的事情。


可活的和别人不一样,必然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蒋方舟写了一封信,陈述对学校的很多不满意见,遭到学校很多反对的声音,写联名信要求开除她的声音。


她多么希望当时有一个或者两个人会认为虽然你不一样,但你仍然可以存在。


06


蒋方舟害怕自己在成长中变得狭隘,尤其是局限在性别、经验或者是小圈子的世界里。


因此,读书成了让自我更广阔的方式。每天三四小时的阅读,是蒋方舟自小养成的习惯。


她有记忆的阅读启蒙是在小学,当时妈妈是中学老师。小学放学很早,4点左右蒋方舟就能回家,她会跑到妈妈的学校,在图书馆找本书,边看边等妈妈。



她不经意接触到三毛撒哈拉沙漠的故事,就一口气把三毛的书看了个遍。她那时看书很快,一天能看完一本,坐在回家的单车后座上也在看,妈妈担心她弄坏眼睛,一边骑车一边问“是不是在看书”,她假装答“没有、没有、没有”。


到了七八岁,蒋方舟开始在街边书摊上买那种盗版书全集,王朔、金庸全集,一套套搬回家,以及一些日本轻小说。


十岁出头,她开始看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看米兰·昆德拉以及尼采等人的哲学著作。


当时还是小学生的她并不能完整地理解《悲剧的诞生》和《偶像的黄昏》到底在讲些什么,但里面的字句仍对她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蒋方舟有着很强的求知欲,看完纳博科夫国内出版的所有作品,其中有本在大学的讲课记录叫《俄罗斯文学讲稿》,里面提到了很多俄罗斯作家。于是顺着这条线,她又把俄罗斯作者能找到的都看了一遍,很快又延伸到东欧作家,东欧作家又延伸到政治变化。



蒋方舟在她作品中所使用的语言十分的随心所欲。


在处女作《打开天窗》中写:当我激动着心,颤抖着手,走进了会议室。啊,神圣!啊,庄严!啊,空荡!啊,干净!我这个离十八岁还有八年的孩子,竟有些不知所措、措手不及、手足无措了。


从语文老师的角度看,这段话满是毛病:“激动着心,颤抖着手”,是不规范的;四个“啊”,啊得不伦不类,滑稽可笑;连用三个意思近似的成语,累叠重复。


但是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引用这段话的时候说:“写得太漂亮了。”认为孩子对词语的吸收能力很强,在抒情手段不够的时候,能够创作性地使用这些词,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到最畅快的程度。


著名文学批评家谢友顺这样称赞蒋方舟,“忽然发现努力多年才稍微领略的文字秘密,今天已被一个十三岁的女孩轻易地掌握,甚至比我们做得更好,难免有些让人沮丧。”


07


少女时期的蒋方舟在看《百年孤独》《红与黑》《复活》,而现在热衷于怎么画眉毛、怎么穿衣服,迟来的青春期在她体内复活了。


第一次有自己的衣服,是12岁,一件美特斯邦威的红色夹克,大概穿了三年,直到袖口已经磨破了,然后才被淘汰。


三年就穿那一件,审美在少女时期被完全屏蔽。


她说自己小时候是被剥夺性别的,13岁开始发育时,她脱光衣服站在镜子前,想看看自己的身体到底是什么样子,结果妈妈大喊一声你在干什么,赶紧下来。


她受到惊吓,整个人从凳子上摔下来,留下严重的心理阴影。



蒋方舟不符合我们心目中对于神的想象,却特别像一个活的最真实的人。


内心缺什么便补什么,但她不会刻意找一个好的姿态去模仿,去学习,而是顺应着自己的内心,我喜欢怎样就怎样好了。


就好似她所写的:青春这个大园子,有点美丽,有点诱惑,有点危险,就是没有用。但若全拔了无用的劳什子,改种饱腹的卷心菜,伊甸园变成菜园子,未免也太可惜了。


性格率真直来直去的蒋方舟,在圆桌派上与徐静蕾的仙气相比,让很多女权主义者口诛笔伐。



可她说的话却不带任何修饰与站队,她表达了真实的自我观点,虽然可能与现行的女权主义相悖,可是有多少不太漂亮的大龄女性,难道就真的没有面临过被挑选吗?


与小龙女的不食人间烟火相比,她更像黄蓉的古灵精怪,并不是美的出尘,但却活的真实可爱。


你可以不喜欢她,但你欣赏她。


08


《东京一年》新书发布会结束后,作为嘉宾的陈丹青走到屋外抽烟,他看了一眼站在一旁发呆的蒋方舟,说:“虽然外界已经很重视你了,但你还是被轻视了。”


在《东京一年》中写: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目标与意义,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补的空白。


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时间拉得很长远,把浓度稀释,才能填充过完一天,所以我必须认真凝视美术馆里每一幅画,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认真地把每一个念想变得绵长。



她记录这一代成长中最隐秘的心事与反抗,她表达着自己对世界的不满与看法,她不愿被同化,也一直保持着自我。


她真切做到了我们这一代的真实记录者。


《新京报》曾写:9岁时,有人问她将来要做什么,她昂起头,说要做个大师,然后热泪盈眶。28岁的她却像个孩子,经常走着走着路就奔跑起来,毫无缘故地在公众场合大声唱歌,和人拍照时在按下快门的瞬间比出V的手势,笑容和神态依然是八九岁的样子。


她长成了一个无比真诚并让我们欣赏赞叹的姑娘。


有人在她演讲时说:“你是我最想见到的还活着的作家。”


蒋方舟曾坦言创作的灵感来自于对社会的洞察和批判。


蒋方舟关注时事热点,关注社会新闻,热衷于思考批判,为许多社会问题频频发声:


章文事件、疫苗事件、滴滴事件等声援弱势群体。她不仅仅是喊口号,更多的是想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到那些受害群体,北京公寓被清退时,蒋方舟四处询问具体消息,想为他们提供短期酒店免费住宿中转。



她的每一次挺身而出都在践行新闻传播的本质:记录社会、传播信息、反映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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