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丧夫，晚年丧女，一生无著作，却被尊称"中关村第一女先生"
玫瑰
老人的美与体面早已被时间剥夺，可她用自己的教养和持守捡了回来。
——度公子
01
1918年，李佩出生于北京的一户书香门第，而她却形容自己的父母“完全是旧社会的人”。
父亲先考取了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后来又公费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矿冶。
学成回国后做矿冶工程师，把家搬到了北京。
位于北京故宫东边无量大人胡同里的一座花园洋房。
李佩是家中长女，父亲对儿女们很疼爱。
不过，父亲虽然留学多年，思想却依旧封建。
家里的男女界限很严格，女孩子不能上大学，所幸母亲支持女儿念书，一番拼死抗争之后，李佩终于如愿进入学校。
李佩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英文，中学就读于家附近教会女子中学。
1936年，女中毕业，又经过一番抗争，父母终于同意她上大学，但要求必须上女子文理学院。
李佩不为所动，她当时考上了北京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
最后坚持选择了北京大学，进入“最时髦”的经济系。
虽然李佩走读天天回家，但母亲还曾专门去北大图书馆，看她是不是真的在图书馆读书而晚回家。
进入大学后，李佩还“自作主张”地改了名字。
她原本叫李佩珍，自己觉得‘珍’字太俗气，就去掉了。
但事情永远不会如想象般顺利，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活很快被中国风雨飘摇的局势打破。
1937年，北京沦陷，大学也陆续停课。
李佩被困家中半年，内心只想找个安定的地方读书，于是偷偷离家去了西南联大。
她让妹妹把家人骗去看电影，自己乘机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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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的一天，3名北京大学的女学生站在天津一家外国轮船公司的售票口，要买3张去香港的筒仓票。
售票的船办打量她们后说：“你们3个女学生能住大筒仓吗？那可是男女混杂的。”
3个女生面面相觑，犯难地摇摇头。
那个船办又说：“这样吧，你们要是能凑出80元钱来，我就和船务打个商量，让他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你们。”
3个女学生赶紧点头，如数递上了钱。
那是一艘运煤的船，她们之后再辗转越南，最后进入云南西南联大。在日本人的轰炸中求学。
因为这事父母十分震怒，很久没有原谅李佩。
到了昆明后，生活比较拮据，李佩就做一些家教工作，倒也过得去。
那时人们的生活要求都很低，也就是吃饭，衣服从家里带的那几件已经够用了。
战争期间，世界青年会要在巴黎举行一次大会，由于西南联大当时在世界也很知名，中国派出团希望李佩能随团参加这次大会。
衣服是同学们帮着凑的，有位女同学借给她一件很漂亮的绸缎旗袍。
在那次大会上，李佩讲述了西南联大的一些情况：经常因为空袭警报而不得不停课，老师学生都往野地跑。
参会的还有日本人，有个日本女孩也很反对自己国家的军事侵略，为此道歉，并解释日本的百姓不是这样的，那是政府的行为。
最初的一两年，由于频繁的空袭，学生们并不能整天安生地呆在教室，但这些并没有阻止学生们的热情。
他们还自发组织了一个空袭救护队，大家学习了一些包扎等简单的救护技巧。
每次空袭后，他们就迅速跑回城里，去日本飞机投弹的地方看看，如果有伤员，做些简单的处理。
因为性格活跃热情，李佩在西南联大曾当选学生会副会长。
学校之外，她还利用周末时间组织青年女工认字、学习，帮助她们解决生活难题。
03
03
1947年2月，李佩得到机会远赴位于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学习。
在一次演讲中，遇见了一生的爱人郭永怀。
其实早在西南联大 ，两人便是校友，“理学院和女生宿舍是挨着的，出入那条风竹街都能看到”，但两人并不熟识。
作为“航空之父”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的博士毕业生，郭永怀受邀在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任教。
并成为研究生院三大创始人之一。
郭永怀从事的是当时最尖端的空气动力学课题，并和钱学森合作完成了震惊世界的重要数论论文：
首次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概念并得到了实验证实，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48年春天，他们在纽约附近的小镇绮色佳市政厅结婚。
在康奈尔，李佩结识了郭永怀的很多同窗好友，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林家翘和夫人梁守瀛等人都成了她一生的朋友。
郭永怀和钱学森一样，是美国不能轻易放走的尖端科技人才。
“所以当美国紧令一取消，老郭就坐不住了。”
1956年9月，郭永怀和李佩带着5岁的女儿郭芹启程。
离开工作生活了近10年的绮色佳，在加州理工学院停留几天后，他们由洛杉矶港口登上了美国“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了归程。
回国上船时把汽车送给最后一个给他们送行的人。
海上航行三个星期之后，他们又从香港九龙乘火车取道广州，在深圳的罗湖边防站踏上国土。
随后，我国将研制发射地球卫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郭永怀负责人造地球卫星设计院的领导工作。
1958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创立，郭永怀担任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
为了就近照顾他，李佩便出任中科院行政工作，她先后推动成立了中关村第一所幼儿园和第一所小学。
那时候，谈庆明刚从北大毕业进入力学所工作。
住在拥挤的集体宿舍里，没有多余的空间读书学习，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于是写信到中科院行政部门。
李佩收到信件之后，亲自找到谈庆明，不仅细心听取了他的意见，还请谈庆明动员其他年轻人，对即将建设的一批新的集体宿舍提意见。
谈庆明很感动，之后几十年、甚至一直到最后，他再也没有遇到过像李佩那样的行政干部。
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虽然工作忙碌，但一家人其乐融融，也会和朋友们一块到香山、颐和园坐坐。
后来，随着核武器研制步伐加快，开始在青海进行试验，郭永怀经常在北京和青海奔波，
频繁的高原反应，使50多岁的他显得格外苍老。
“那时，老郭从没跟我说过他干什么，我也不问。他经常出差，每次要出差的时候，就自个儿拿一个小的手提箱，装一点衣服搁在里头，那时我一看到车停楼下，就知道老郭又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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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很多科研工作者被打倒。
1968年，郭芹只有17岁，被视为狗崽子，去了内蒙古农区插队。李佩则被诬蔑为“美国特务”。
只有承担原子弹研究工作的郭永怀受到特殊保护。
郭芹曾恳求父亲利用在部队的工作关系让她去参军，但郭永怀拒绝了。
很多知识分子迫于压力彼此揭发检举，而郭永怀和李佩身处大浪之中，却一直保持着气度与操守。
别人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她却还敢去大字报所批判的人家里慰问。
1968年11月，郭永怀去大西北研究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李佩则开始接受政治审查。
郭永怀内心焦急，在工作告一段后立即赶回北京了解情况。
12月4日晚上，他从兰州乘飞机前往北京，结果飞机在第二天降落时失事。
飞机上唯一的幸存者回忆说，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他听到一个人大喊：“我的公文包！”，后来便昏过去了。
在烧焦的尸体中有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
最后，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在生命的最后，公文包竟比性命还重要。
在外人面前的李佩却显得极其镇静，屋里有人失声恸哭，李佩却滴泪未流。
那一个晚上她完全醒着，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极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
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
在当时的环境，没人敢坐在她旁边。
22天后，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成功。
李佩将丈夫的骨灰从八宝山请了出来，和警卫员牟方东的骨灰一起，埋在中科院力学所郭永怀雕塑底下。
那些时候，楼下的人常听到他们的女儿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
郭芹幼时照片
从15岁到25岁，在生命中最重要的成长岁月里。郭芹经历了父亲因飞机失事牺牲、母亲以“特务”名义被隔离审查的苦难岁月。
生离死别，形影相吊。
追悼会后，有关方询问李佩：作为烈士家属，是否有需要照顾的地方。
倔强的李佩回答说：“我们不需要同情！”
结果是，李佩仍回到单位牛棚里接受审查劳动，郭芹回到插队的地方。
05
1970年，郭芹病退回北京，直至1977年秋，最终风平浪静。
李佩与女儿郭芹终于在北京团聚，她们共同度过了20年时光。直到1997年，郭芹患癌症去世。
李佩当时已年近80岁，周围人担心她承受不住打击，她却像当初送别老郭一样，没人看到年近八旬的李佩流眼泪。
她抱着女儿小时候玩的会眨眼的布娃娃一语不发。
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拎着收录机给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
1999年9月18日，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郭永怀是其中唯一的烈士。
李佩回家后，郭芹的朋友们都嚷着来她家看“那坨大金子”。
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99.8%纯金铸造，重515克。
大家感慨，“确实沉得吓人”。
4年后，李佩随手把这枚重达515g的纯金奖章塞进朋友的行李箱，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时任校长朱清时打开箱子看到这坨金子，十分感动。
每次捐赠，她拒绝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单一样平常，“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
2008年，李佩又请外教将她在美国的积蓄换成人民币，再加上工资存款共60万元的积蓄，分别捐赠给力学所和中科大。
5年后，郭永怀104岁诞辰，李佩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便决定把郭永怀的计算尺、牺牲时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等遗物捐赠给力学所。
我不能照顾你了，我要找个地方好好安放你。
2010年夏天，媒体突有“研究生院怀柔新校区建设工程，强拆钱学森实验室”的热议。
李佩很快就打了电话，询问此事，对校方的解释，仍是半信半疑。
终于在约好了时间之后，李佩跟随校方到了距中关村70公里的新校区，见到了我国第一个火箭研发实验室S2基地旧建筑的完好无损。
她才舒展了眉头。
“一直是郭先生负责实验室的吧？”
“不，他的办公室在城里，有事了才过来。”
“反正，是郭先生提出来要建这个实验室的。”
“不，是钱学森提出的。”
她保持着自己一生的淡泊，总把郭永怀的功劳贡献，下意识地都摊到了他同事们的头上。
当初，中科大要她当教授，她竟然拒绝了！
理由是自己没有著作、不配当教授。
院里领导一再坚持，说院里的编辑和翻译系列，也得评高级职称，你自己都不当教授、研究员，怎么去评定人家呢？
她才勉强接受。
曾有人把他们的故事排成舞台剧《爱在天际》，李佩有句台词：“我等你，你不回来我不老。”
有一次，李佩去看剧，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可人们从她的脸上，读不出任何表情，那似乎演着别人的故事。
06
1977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成立了。
李佩被调任为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负责人，带领三位北京大学学员筹建外语教研室。
李佩的英语水平非常优秀，她讲课生动有趣，会引导学生读《双城记》《傲慢与偏见》等。
还邀请学生到家里来，给大家放唱片，听音乐戏剧、英文歌曲，以一种全新独到的教学方式把学生们带入英语世界。
但因为“文革”，中国的英语教育停滞了10年，既缺少老师，又没有教材，仅靠李佩一人根本无法支撑。
于是她采取了三种办法找老师，还发现了很多被划为“右派”的教授，他们或曾被关进监狱，或曾被发配到边远地区。
李佩找到他们并说服他们最终加入研究生院执教，黄继忠和许孟雄便是其中两位优秀的老教授。
黄继忠是当年北大有名的英语老师，后来被发配到银川。
李佩得知后，努力将黄继忠的户口调回北京，请他到研究生院上课。上了一年课之后，他告诉李佩：“这些学生的英文非常好了，现在应该学好中文。”
于是，他又给学生们开了一门中国古典文学的课。
许孟雄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英文教授，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在英语学界扬名，当时有“北许南葛”之说。
“在研究生院，他上课时外语教研室的老师们都会去旁听，课讲得非常生动，一个简单的介词搭配就可讲两个小时，妙趣横生。”
许孟雄后来将他在研究生院的讲义修改后作为教材出版。
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出访美国的英文文件最后是请许孟雄把关。
当时还招聘了一批外籍英文教师，其中一位美国教员玛丽把托福试卷带进中国，托福考试更注重听力和阅读，这给了李佩很多启发。
她根据托福考试的原理，改进了研究生英语考试方法，把托福考试的出题方式首次应用到国内，此外她还添加作文一项内容。
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的英语教育逐渐复苏。
07
1983年，全国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
李佩主动请缨，在中关村创办了博士生英语培训点。
自己联系租借教学用房，用有偿代培、申请专款等办法筹集经费，想尽办法给教学人员解决编制。连教材几乎都是自己动手编写。
自费留学的潮流也是自那时起开始兴起。
1981年，国务院明确了自费与公费一视同仁，国内也开始举办托福考试。
但当时中国还没有托福等外国学生进入美国研究生院必须通过的考试，所以当初在美国部分大学的推荐信中，英文水平证明书中只要有李佩的签名，都会得到认可。
当初郭永怀回国时说过，中国最缺少的是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当务之急是培养人才。
而李佩用一生做好这件事，她被称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
她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
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
晚年的她用10多年，开设了600多场比央视“百家讲坛”还早、还高规格的“中关村大讲坛”。
几十年里，无数协会想让这个能量超大的老太太当会长，她都拒绝了。
没人数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学家，有多少是她的学生。
甚至在学术圈里，从香港给她带东西，只用提“中关村的李佩先生”，她就能收到了。
年轻时的李佩非常美丽，照片里的她挽着郭永怀，笑靥如花，明媚亮丽。
走过近百年人生后，她仍保持着有尊严的生活。她身材瘦小纤细，但自始至终都是体体面面的。
她对生活充满着热爱。
“李先生在一个星期内的课堂里从没穿过相同的衣服。那个年代生活很清苦，根本没有什么好衣服，但她的衣服始终熨烫得整整齐齐，干净利落地穿去上课，形象永远优雅得体。”
即使到晚年，她每天起床都要认真梳洗打扮，脸上涂一层薄薄的粉底，还会请人帮她画眉。
她特别有尊严，不愿意别人同情她，更不愿意麻烦别人。
有一次洗脚倒热水把脚烫伤了，自己不肯说，也不肯让保姆帮忙，后来化脓了。
98岁时，真的老了，一个月给保姆发了3回工资。
李佩住院的最后几个月里，在身体时好时坏的过程中，但凡稍能动弹，就一定要勉强地自己吃饭喝水、顽强地自己到卫生间大小便。
在最后日子里，老人家已经无力言语，但她竭力保持着生命尊严。
老人的美与体面早已被时间剥夺，可她用自己的教养和信念捡了回来。
一个人从战火中走出来，经历过无数次政治运动，走过大半个地球，中年丧夫，老年丧女。可她一生始终坚守内心的持守。
淡泊笃定，与世无争。
2017年1月，李佩在北京病逝，留下遗言，“想与老郭埋在一起”。
2017年清明节后的第一天，他们终于合葬在一起，共同长眠于中科院力学所主楼前的苍松翠柏之下。
世纪之后，蓦然回首，惊觉无论是哪一个时代，自由与独立都需要抗争而来。
要与命运抗争，与时间抗争，更要与自己抗争。
内心笃定，步履坚定，翻山越岭。
再惊天动地的人生波折，在一个有尊严体面的人面前，皆会从容不迫。
生活总会继续，谁不是千疮百孔，可我们要努力过好余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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