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枫：一个平庸的时代
在孙晓枫的灶火空间吃饭，他递给我一本小册子，我被其中的日记所吸引。那段时间，他离开广州，回汕头，然后又去北京找了一间工作室，最终，他还是回到广州安顿了下来。孙晓枫说，他刚回到广州，就被我逮住回答了一份“吹水史”。
下面的日记都写于2011-2013年间，属于旧文。熟悉《打边炉》的读者一定知道，时间的久远，丝毫不是问题，《打边炉》寻找的就是一些被这个急促的时代抛摔出去的文字。
孙晓枫做的菜真好吃。
编者
2011.2.26，阴天
下午1点20分的阳光的和4点10分的阴天形成了一种错位的感觉，2000多公里的行程被飞机缩短成两个多钟头的时间。一座城市（汕头）到另一座城市（北京），以这两个多钟头作为分水岭。进入北京，另一扇门打开了，这是一种生存的荒谬——只要你手握着一张车票、船票或是飞机票，生活便随之改变了。在一群人中生活，在另一群人中生活，哪种存在更加真实？虽然，这两种生活我都是一个在场者，但我仍能感到了存在整体的虚妄性。在这种缺乏过渡的状态下（飞机的速度），总有某些逻辑环节被跳过了。
走出机场9号门的时候，零度左右的气温让一具来自南方的身体打了一个冷战。我狠狠地吸了一口气，把寒冷天气和阴霾的天气一起吸入肺里。
点上一根烟......烟掐灭的时候，我坐上老李的汽车，直奔环铁工作室。今天我不知道明天所发生的事情，恰巧在明天早上，一个下雪的早上，老李的车和一辆的士迎面撞上，车头左下侧的转向灯角落整个给撞凹塌。这是很奇怪的一种感觉并一闪而过。当我记录这些文字的时候，这部受伤的车在雪地里已经安静地停放了十几个小时，和黑暗在一起。如果这段文字先于撞车事件呈现的话，我便成为先知。时间中的事件是不能预设的，所有接踵而来的事实只存在某种看似突发事件的偶然性之中，我甚至不能判断我停下笔来的时候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完成接下来的事情，或许可以简单地说——上洗手间，然后睡觉。文字的抽象性和符号化的本质使一切变得空洞起来了。
2011.2.27
机场高速的天空和机场的天空一样阴沉，高速路上塞满了各种型号和各种年龄的车，天气不断变冷。从机场到环铁的距离本来只需20分钟，但我们用了50分钟的时间走完20分钟可以走完的路程。空间和时间的双重虚妄。
因为送暖的关系，工作室温暖得让人感动。原来离开工作室时的桌椅都变了位置，我询问了老李，才知道之前有一次聚会在这里发生——我进入到某种现场之中。对于房子来说，我是在聚会之后“即刻”进入现场的，我错过的时间只是一秒之差，不是几个月的时间。我终于解决了刚在内心萌生的关于生存整体的虚妄性的问题——汕头生活作为一个逻辑，北京生活作为另一种逻辑，我只有舍弃掉这几个月不在北京生活的时间，直接接驳到房子里在我出现之前的最后一次聚会——这一事实之后才能寻找到北京存在的“真实感”，几个钟头前发生的换登机牌、坐飞机等细节被删除了，北京的天气和常识脱节之后直接由秋季进入冬天。
为了证实这种假设，我开门走出走廊，顺手把门带上，又再一次开门走进房子，在走廊和房子之间几个开回后，在走廊和房子之间的温差中，我感到满足。阴天是无所谓的，阴天是一张皮。
2011.2.28
雪是从昨天凌晨开始下的。北京下雪的时候我正阅读着某本书，然后记下一些文字。我没有发现窗外飘下的雪花，一早打开门看到雪的时候，我只能顽固地认为雪本来就在草地上、在车篷上、在屋顶上、在树枝上的。而明天雪消失的时候，我同样会顽固地认为雪从来就没有在那些地方存在过。存在本身就是眼前的一帧图像，是静止的，是布景式的，每一帧图像的定格省略去了过程，对存在的静态说明其余的空隙由常识和经验去缝补。于是我想起了照相。
我产生了这些想法的同时，老李的车和的士撞个正着，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告诉我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件事，而到了晚上见到他的时候，他车祸的现场被手机里一张模糊的图片保留下来。
时间的滑轮上，我在中午时分出现在望京湖光中街一号LOFTEL大楼1707室 的BOOKART书店——一家总部在上海的专售外文艺术类书籍的小店，一次图书买卖的产生——一个书店卖给一个男人一本书。那是一本奈良美智的书。
下楼来，走过了几个街口，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了。街口上随意窜出的冷风穿透了我本以为厚实的衣服，直接攻击我皮肤后饥饿的肠胃。我走进咖啡馆坐下来，按照咖啡馆进餐的方式完成了对一份三明治和一块蛋糕的啃咬、咀嚼和吞咽的动作。然后，打的士回到环铁。
环铁里有很多狗，雪地里都是狗的脚印。我想起了拍照。
拿着相机下楼，一直拍，拍到了铁道边。我一边按着快门，一边听着雪往泥土里走的声音，铁路上蓝色的提示灯幽然地亮着。天空像昨天一样阴沉，这肯定是偷懒的布景师忘记换幕了。我知道自己的拍摄动作来自于早上的那种判断，当然也带着一个南方人地域性好奇——对于一个不经常看到雪的南方人来说，看到雪是怎样一种心情，那种好奇心情是不真实的。但最后这个南方人是想用这些照片告诉另一些南方人——2月28日北京真的下雪了......
回到房子的时候，温暖再次包围我。无聊感，一种温暖的无聊感，这个下午剩余时间的双重装饰。
傍晚时分，老魏（青吉）带来了台湾大象画廊的钟小姐，我们谈了一个钟头台湾的食养工坊、日月潭、101大厦、水里蛇窑还有陈明章。在老李的201房里，我再次拿起相机。我知道，照相不是一次记录，而是一种丧失，丧失了取景框以外的东西。我拍下了2月28日北京的雪，我无法拍下2月28日汕头的阳光。
钟女士走后，我和老魏分头打电话给刘庆和先生和武艺先生。
一种新的修辞将在明天展开。
2011.3.1
早上起来的时候，打开门，窗外是纷纷的雪花，老张养的黄狗孤零零地在院子的空地里散步。因为供暖的关系，打在走廊上的雪花一下子就融化了，水滴滴答答地流到了一楼的过道。
在我和小黄和雪花相对了两分钟后，一阵袭来的寒风把我送回房子里。
老李过来说老王（璜生）让我们到他家喝茶，我想起中午的饭局，犹豫了一下，然后答应了。到了老王住的小区季景花园，雪停了。门口的保安员对我们的到来显得无动于衷。大白天，保安的警惕性变得松动。作为一种职业及其规范，保安的保卫意识降低为零。对于他来说，他更满意把自己定位为一位门禁的管理者——开门、关门、计时、收费。他很满足。安保的监控技术正在吞噬着他们的保卫能力。他比谁都愿意天下太平。在侵犯事件中，他必须从一个普通人转化为一名家园卫士。这对于他来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生活未赋予他故事和荣耀的时候，他将平常地老去。从未发生任何关系的日常场景里，任何人身上的特质和附加的修辞都是失效的。
工作室墙上挂着王馆最近创作的访问意大利回来的作品。画面上是密密匝匝的意式建筑，情绪化的色块使城市飘起来。
我们开始讨论他的这批作品，讨论的焦点是如何表现意大利的感觉，那是王馆的意大利。意大利于我来说非常遥远，甚至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今天之所以说起意大利，完全是因为王馆把意大利的信息带回到北京某个寒冷清净的角落里，如果没有那一次游历和眼前的这批作品，这个上午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几率不会谈到意大利。一个人的经验驳接到另一个人的生活的时候，修辞就产生了。我必须从关于意大利的零碎常识中拼凑出一种关于意大利的似是而非的说法。从米兰到庞贝到文艺复兴三杰等常识中兜了一圈再回到公共经验，回到一个可以交换意见的层面。讨论最后回到了绘画本身，我传达了自己的一个看法——意大利对于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是“无根”的。这个“根”，当然代表了整个生活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一种血缘的皈依，所以，在意大利之外表达意大利的任何观点都是成立的。我用虚无主义回答了经验主义提出的问题。
中午的饭局设在酒仙桥路的“那家小馆”，饭馆比较上档次（修辞），地道的北方菜。进门的时候一位穿着五四式长袍的中年人手执一把折扇迎上来，他是一位带座的服务员。这种特色化的配套服务其实是饭馆的一种修辞——在服务细节中提升了顾客的地位幻觉，对消费心理的一种贴切性注解。这种修辞的针对性很强，功效性相当明显。这就是有用修辞和无用修辞之间的区别。刘庆和先生及武艺先生属于初次见面，大家都显得客气，彼此的寒暄并没有完全拆毁互相张望的墙头，而王馆的介绍开始一镐子、一榔头拆除这堵看不见的墙。墙拆除的时候大家都举起了杯。
下午的天气开始回暖，中午的酒精把我的身体带入一种懒洋洋的状态。这种状态持续了四个多钟。我醒过来的时候，天黑了。
我只身出现在灌满寒风的王府井大街上。
店子里的销售人员都保持着他们所服务的品牌的一套修辞。只是在面对不同的顾客的时候他们会适当地调整一下内容的侧重点。他们都是很好的品牌读本编辑——如果把他们一天来关于品牌介绍汇编为一本册子的话，会是一本很好的销售手册。
在彼此的蛊惑下，我完成了购物的动作，商场快打烊的时候，我又回到街头，点上烟。这时候，一位中年妇女背着小包出现在我面前，请求我买东西给她吃，并开始为她这样的要求罗织出一套说法。也许，面对一百个人时她会有一百种说法，一百种修辞。对于她的自我介绍，我是漠然的，但我已经处在她的评价系统之下，她不会在没有判断的情况下靠近我的。我像在完成购物动作时一样掏出了钱，放在她的掌心。她转身走向黑暗的街角，我感谢她，是她的这一套关于寻找求助者的修辞使我的写作变得完整。
2011.3.2
昨天听说童童病了，今天一早起来，往家里打了个电话。和童童聊天的时候，我以一种父亲的口吻询问她的情况并告诉她要多喝水。她乖巧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并补充说水喝多了，尿就多。小孩很直接。
我一直在质疑父亲的角色。和父亲有关的潜台词中，被严厉、苛刻所修饰。我佩服朱自清先生，用一个男人的背影告诉了父亲的全部，一个经验总和的背影。现实或创作中，父权总是很容易和暴君形象结合在一起——被赋予的神化的权力使父亲形象变成一种控制、操纵和为所欲为，凌越于秩序之上的绝对，变成了伤害的公共经验。无上的荣耀成就讨好的面孔，拥有权力的父亲最终被绝对的孤独和虚构击败。这个寓言在电影《教父》中得到深刻的诠释。作为象征的父亲不断曝露缺陷时，母亲形象开始登场，她身上笼罩着和煦的光环，代表着慈爱、善良、容忍，她走到了父亲的反面，作为对父亲角色的一个弥补和偿还，所以才有“党啊亲爱的妈妈”、“祖国母亲”这样的组词。
爱被母亲占有而恨交在父亲手里。
爱大于恨的时候，若母亲的爱被赋予权力的时候，便成为了一种普照。恨大于爱的时候，爱便作为种子在以恨作为有机肥的土地里，等待爱的发芽。而错乱式的又爱又恨、时爱时恨，便造成了既是母亲又是父亲、既当爹又当妈的混合体，被妖魔化或人妖化了。世界最终的爱恨交加的真相，必然造就了性别的错乱及肉体的妖魔化，爱和恨无法寻找到本来栖息的肉身，便有了许许多多的穿着恨的肉身而来的爱，也有许许多多穿着爱的肉身而来的恨，爱放逐了恨，母亲放逐了父亲。权力是一种放逐，在流放之途中，父亲必然成为悲剧的主角。
我的笔下，流下一滴怆然的泪，那是父亲孤独的泪。我的笔下流下另一滴泪，那是母亲慈悯和宽恕的泪。我笔下还有另一滴泪即将滴下，那是我内在的纠结和仓惶。
蟹岛的周围是已被拆迁一年的废墟和一些等待拆除或重新利用的空房子。阳光把废墟变得空旷，使人产生了一张新的蓝图即将展开，一种如火如荼的建设场面就在面前的幻觉。不幸的是，废墟中的瓦砾时不时闪出父亲的“幽灵”，他的背后是机械巨手和推土机。
我和老魏在丽都二楼享受了一餐不算奢侈但精致的泰国菜。桌上，就那条摆在桌上的青鱼的国籍问题和服务员讨论过来。
我说这肯定不是青鱼，是坝鱼（即潮汕的巴浪鱼），服务员煞有介事地跑过来说去厨房询问一下后告诉我们说这是一条日本坝鱼，往这边送以后便变成青鱼。我否认说这绝对不是在日本海捞起来的坝鱼，而是一条中国籍坝鱼不小心被捞起来后就误以为是日本籍的坝鱼并被迫不及待地送到餐桌上。这条叫青鱼或者叫坝鱼的鱼成为今天的悬念。其实，要了解这条青鱼或坝鱼的鱼的国籍再容易不过了，本来可以在它留下遗嘱的时候听一听它操的是什么方言，是说他×的还是巴格牙鲁。
我们用母亲的眼光注视着菜肴并用父亲的刀叉地这些来路不明的海鲜往嘴里送，到了买单的时候，我才觉得我思想和我的胃一样错乱，中国籍和日本籍的海鲜做成一道泰国菜。我们俩等于不小心介入了国际性的问题之中，上帝菩萨保佑。
下午四点的光景回到环铁。老李的汽车定完损回到工作室，等待晚上8点钟的飞机。他郁闷得让我们失语。我想他的郁闷不仅仅来自一次车祸和不断改变的航班。他的郁闷是经验的七彩投射......很迷幻也很迷茫。
他走在院子里，草地上的雪还没有完全融化，巨大的黄昏把他发胖的身体包裹起来。我用朋友的眼光注视着他拖着行李的背影，没有性别的注视。
后天傍晚，我也将拖着行李箱离开环铁。
工作室是一个西方的概念，中国式文人或是说中国古代的艺术工作者、文化人或创意产业从业者的劳动场所一般叫书斋或是作坊。
简单说，工作室就一地方，一个产生意义的地方，带着主人的职业特点，以及生活中被排泄出来的性格。工作室和个人的关联性很大。
2月26日傍晚刚踏进老李201工作室的时候，一股浓重的酸臭味扑面而来，按我的经验，这味道肯定不是主人的体香，而是一种被闲置很久的材料的特殊味道，但我暂时搞不清楚是墨的味道还是丙烯的味道。我适度地提出对屋里味道的意见，老李面无表情地说，我用的是宿墨，接下来又补充说没用宿墨出不来效果。言下之意说明了这是一种必然，本来就是这样。问题立刻严肃起来，这是一种“学术”的味道，你不能提出异议，这等于是反“学术”的态度，必定影响到自身在艺术圈或水墨圈里混的资格。尚未深入探讨“学术”便把所有的探讨的可能性给切断了，你只能无条件地接受“学术”，接受这个空间一种本然的立场与价值标识，这标识就是这股呛人的味道。
于是，我俩在这种“学术”的氛围中泡了一壶生活的茶。
我曾经在广州搬过三个工作室，从30多平米到60多平米到最后的300平方米，无论大小，最终是以塞满各种杂乱的作品、画材和资料告终。这说明我内在精神的混乱性以及某种缺乏选择性的占有欲。工作室成为了我的藏品库，收藏了各种各样和个人密切相关的碎片及分裂式的思维角力。作为表征的工作室决定了我自身生存线索的交织和混乱，证明了我所必须解决的个人现实——必须回到生存中的一个主要支点。
工作室是现场，保留着主人生存现实的关联物（包括气味），这些关联物系统性地构成了主人的画像。当工作室和主人失去联系的时候，许多人的失落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自身履历的遗失。原来那些被拆迁的艺术区的艺术家们为什么如此的激愤，原因在于他们的生命履历被一种过分强大的行政权力抽空或是被残暴地埋葬在瓦砾之下。他们所要捍卫的也许不是空间自身，而是一种安全感，一种和个人生命无法割舍的历史感。个人历史虽然渺小，但不失尊严。当尊严被鄙视或唾弃的时候，与之对抗的权力便会迅猛地膨胀起来并产生了对比悬殊的无法抗衡的毁灭力量——这是一个无法保留文化遗址的时代。在风景区旅游的时候，时常可以遭遇到被娱乐化的名人故居。那些把劣质的仿制品和粉刷一新的墙面，使时间和历史变成了玩笑，变得虚无，所有的缅怀和凭吊变成心怀鬼胎。一个缺乏向历史致敬或致哀的时代必然是平庸的。
2011.3.3
2日下午5点左右在首都国际机场27号登机口登上CZ3862航班。我感到自己变成一只候鸟，即将飞向南方海滨的春天。每次的飞行总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云里来，云里去，被飞机的动力抛向天空后，只有云海的陪伴，一切都缺乏参照，像一个梦，像生活中一次毫无知觉的错位。这个被限制的空间，周围的人与我无关，包括那些不停在过道里走动、表情随着海拔的升高不断变得冷漠的空姐们。我相信这次飞行的经验仍然和以前一样，耳朵将随着飞机的提升和降落有些失聪而已。
按号入座，扣上安全带，然后，静候着飞机的起飞。时间一滴滴地掉在身上后旋即在一些看不见的缝隙中溜走。起飞的时间到了，这时候机身似乎动了一下，我心下一阵高兴，因为我的身上将长出五彩的羽毛。机身确实动了一下，仅仅动了一下。广播里传来了空中管制延迟起飞的通知，这让人有些懊恼，本来悦耳的声音变得生硬。身上那些刚刚长出的五彩羽毛硬生生地塞回体内。关于误点的不良体验，终于被全部唤醒。三次从北京飞回汕头记录都是以误点开头，特别是2010年7月的那次飞行，持续攀高的气温把静止的飞行捂得像一个桑拿室，燠热和狭小的空间使人压抑，时间被拉长，起飞时间的不确定使人觉得受到了嘲弄和威胁。航空公司是没有信用的，既不用解释误点的原因，也不用做一些必要的弥补工作，只是硬生生地扔给你一个事实而已。机上的乘客集体被囚禁，没有一个明确的罪名，一段生命被切割抽走，航空公司的信用危机造成了一次“空难”。这种“空难”的实质被掩藏得很深，虽然没有惨烈轰动的场面，但生命的消逝是唯一事实，每个乘客被偷走了几个钟头的生命，浪费的时间叠加起来的生命总和谁来计算？乘客们在不断地遭遇到误点后变得习以为常，变成了一种习惯性的理所当然。权力对集体生命的凌迟让人处之泰然，这是一种怎样深刻的荒谬。
本来，踏上飞机的时候我就要在规定的时间变成候鸟，而我变成鸟的时间被空中管制时我成了既不是鸟又不是人的怪物。在一种似是而非的状态中只能用两个名词的加法来命名——“鸟人”。一次误点改变了我处于生态中的角色，成为了转基因的杂种。社会无处不在、来历不明的权力造成了生存的错位。
我忍受着变成“鸟人”的煎熬以及背后那副无法抽出的翅膀对身体造成的胀痛。慢慢的整个思绪变得浑浊，不知是昏过去还是睡过去，知觉掉入机舱里的黑暗之中。
张开双眼的时候，机身似乎又动了一下，前座一位老男人开始扭动着身体，时不时地东张西望，开始变得烦躁。不少的人在走廊里走动，显然是一次又一次翅膀的哗变。飞机终于起飞了。我体内的鸟儿应声而出。那是21世纪某一个春天的夜晚，从南至北，一群操着各种方言的“候鸟”开始从一个地方飞向另一个地方，候鸟的迁徙是生存的必要，或是为了生殖，或是为了交配。我这只“候鸟”既不是为了生殖，也不是为了交配，而是为了一个展览。希望有一天，我坐上飞机变成“候鸟”的时候，我对附近的鸟儿说，我为了交配才有了这次飞行——顺着自己的假设进入一个爱情故事。如果真是为了交配或繁殖的话，误点是很恐怖的事情，因为很容易错过了排卵期。别人的错变成你的痛。
飞机安全着陆的时候，机腹下的滑轮和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我的身上掉下了一根不知道是什么鸟的毛，迷人但疲惫。
2013.07.06凌晨于广州石牌东路华威达酒店1921房
石牌东路越来越显示局促与颓废的气息。显然，她没有在广州与时俱增的名望中享受到荣耀。石牌东路仍就是城中村与都市理想的分界线，而这条分界线上生态在呈现出来的复杂性，证明了现实是矛盾的源生之地，城市管理者一方面树立权威并行使威权，又以其刚愎与无知造成现实的虚假和浮肿而丧失了公信力——放任与芜杂的局部注解了权威的失效的同时也明确权力的本质上是一种粉饰，一种整容。权力必须躲在诸如“正确”、“进步”及种种不得而知的数据后面得到保护。
现实是妥协性的权宜之计。
这熟悉的一切必然使我怀念起原来熟悉的生活，那是一种青春期没有根的游荡。自始自终我仅是一个游荡者，拿着广州户口本在广州的游荡者而已，我游荡的时间比别人花的更多。
大都市，无疑正是中国现实综合症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社会的病灶。代表着特权的膨胀、臃肿和衰老，代表着资源的垄断，有产者意志的集散地，是一个时代最尖锐的思想矛盾、阶层矛盾的集中体现。
当我拥有广州户口的时候我以为拥有了广州，其实在这一刻，我真正地一无所有了。
诅咒都市并宽恕着。
2013.08.29—08.30凌晨于苏州人民路格林豪泰2102房
我终于相信，每次离开汕头都是一次逃亡，逃离其中的事物纠缠、人情的纠结以及行将衰老的智力和被凌迟的激情。这一切的举措只能证明我是一个无为者，一个对现实无可奈何又必须去掩饰内心强烈的惊惶失措的无能者——事实一再证明，我的生活和内心从来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
路还是那些路，高速路口的发卡机重复着单调的动作，一个动作而已。它当然不会去辨认这部仓惶的汽车的方向盘后面的主人，它忠实于记录，其他的不是属于他关心的范畴。这是机器的本能。它对人工的代替证实了社会整体运作的机械化及冷漠的情感现实。所有关于逃亡的构思从一个按键、吐卡的动作开始。
然后，我在凌晨的时候来到景德镇的城郊，我想起了伍一珣、倩君还有那些泛滥的景德镇陶瓷。景德镇陶瓷的产业化只能证明资源的大量流失，商业的确成就了少数人的财富，但掠夺了大多数人生存的信心。商业庇佑的只是极少数人而已，但当下推崇的价值观却把商业视为全民的福祉，让更多的，更多的大多数人为他们生活的掠夺者欢欣鼓舞。透过景德镇繁荣的产业，我看到的是瓦砾遍地，看到的是一种品位谢幕的老朽背影，没入于白茫茫的尘土之中。景德镇是一座工厂，一座在成品与废料之间算计成本的工厂。那些匿名的股东们一车又一车的运来谎言，然后运走一车又一车的利润和资源。当这一切转移完成之后，滞留者两手空空。这是未来的现实，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这将被事实生动地演绎。
进入景德镇已是凌晨时分，昏暗街灯照耀下的路道显出颓败的崎岖，原来的柏油路面布满坑洼和泥泞，这只能证明掠夺的加剧。
导航忠实于原先设定的指令把我带到正确的路上，这是一种设定程序的信用。我不想成为深夜的迷路者所以把导航的每次指引都当成是金玉般的忠告。但我知道，抵达目的地的途径不止这一条，这是另一种权宜之计。
进入景德镇只是一个偶然的决定，而在景德镇遭遇的一切以及被记录下来的文字便获得了这一偶然决定之后的逻辑前提了。景德镇让我看到了颓败，也让我看到了自身内在的心理现实——一个逃亡者最为朴素的悲观主义。
毫无意外的见到三宝村山谷里的真如堂和他的倡导的观念和品位。他们的用心描绘了这样一种情景——让理想变为现实从而确认自身的现实感——这未尝不是对悲观主义者的一种鼓舞。
2013.09.02—09.03凌晨于苏州人民路格林豪泰2102房
原想拜谒中山陵的，但终于没有成行，这是留在南京的一个念想，这个念想为再次踏上南京留下伏笔。
8月29日进入南京时寻找原来预定的审计局招待所未果，（据店里的员工说在北极阁附近对面。）只能求助晓文帮忙定了金泰隆酒店（中山路上中山东路160号）。这种状况就象是一次爽约，一次阴差阳错的约会。路线和故事因这一次错失而重新规划和书写，主角仍是我。这些偶然改变的生存局部，一些新的细节填补了原来的空档，假想之外，只有现实。
两个夜晚的停留并没有提供出更多叙述的资料，江苏省美术馆里也没有给人带来更多的惊喜。一切都是那么平静自然，城市繁华着他的繁华，这些柏油路上的过客们，在每个街口上，似乎找不到任何一张写着南京记忆的脸庞。也许，生活本身就不需要过多的前缀，柴米油盐幸福指数以及要不时提醒自己不去触犯的各种戒律，让生活只能把目光投向相距一米的距离。
南京不适合于抒情，也不适合于过度张扬当下的荣耀。这座城市应该学会的是一种隐忍的哲学——面对历史惨剧所在地之名时保持的顽强记忆以及对祖辈的耻辱与沉痛的自觉担当，这正应是南京的气质，南京内在精神的特有质感。这当然是我构想的南京，一种被置于时序叙事的南京，一座化身为象征又高擎象征的南京。南京整座城市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成为一个朝圣的圣地，因为其中摆放着一颗民族沉痛之心。当然，在这里，我无意渲染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我倒是想说，这是为了树立起一种最根本的民族尊严与祖国的观念。
痛苦与耻辱是我们血统的一部分。
这是南京对我的教育。
上文摄影均为孙晓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