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靖：乡村工作重在文化浸润
本文根据Olé艺·述沙龙第六期（2018年12月8日，厦门）左靖的演讲内容整理，有删节，内文图片均出自演讲人PPT。发布前经演讲人审校。Olé艺·述沙龙由Olé精品超市和《打边炉》共同推出。编辑：黄紫枫、吴碧芳。
我不在农村出生长大，也没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所以我一直说，我是在不懂农村，不懂农民，也不懂农业的情况下，被命运安排到乡村工作中来的。
第一次去乡村做活动是2001年，当代艺术那时在中国刚刚“软着陆”。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之后，当代艺术终于可以在国家的场馆里面正式展出了。但我们想，当代艺术除了能发生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之外，有没有可能跟乡村发生关系？有没有可能和传统文化遗存并列？带着这些想法，2001年，茅小浪和我带着一批艺术家朋友去安徽泾县的查济村做了一个艺术活动，名字很宏大叙事，叫“重塑社会，2001年中国艺术家观念反思活动”。
已故艺术批评家黄专老师为这个活动写过一篇文章，叫《重塑社会，一种有价值的乌托邦》。这篇文章虽然写于十几年前，但里面的话我觉得一点都不过时。他写道，“在中国，社会改造大多是以政治和战争的方式，而非按知识分子的幻觉和谋略完成的……当代艺术对社会的批判和影响不是抽象的思想游戏，它必须落实到中国社会的生存现状、生活经验和发生机制的反省实践中去。”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的根基，它的凋零和空心化是触目可及的现实。但这种现实被束之高阁，或是被有意识地“遗忘”。显然黄专老师对这个艺术活动是持比较肯定的态度，因为艺术终于走到了乡村，开始跟乡村社会有了关联。后来我也去乡村做过一些艺术项目，但这些活动还是属于艺术家的观念呈现，是用艺术的方式表达，不是用乡建的方式去做的。
2011年，我最初到皖南从事的乡村工作，当时很多文艺青年都被它的浪漫所感动。但现在回头看，这些东西都带着明显的书斋气，它不是源于实打实的社会或乡村经验，导致后面吃了很多苦头。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是不懂农业、不懂农村、不懂农民的一批人，在非常具体的情境里持续地遭遇着水土不服。不管一开始是怀着多大的热情，有多好的情怀，那时都整个地被农村的现实打倒了。
在最初的工作中，我们从当地档案馆和文化馆找到了一些老照片，照片里村民在看露天电影，民兵在村口操练，女篮在灯光球场里打球……那个年代，乡村非常热闹，这些有活力的场景，是今天的人完全无法想象的。照片展出的时候，那些年华不再的老人互相簇拥着去照片跟前找他们年轻时候的样子。那一刻让我特别感动。谁还在乎乡村？谁还在乎他们的青春？乡村被人遗忘的太久，我们所有的经历、资源、资本、机会，全在大城市，谁会想到乡村呢？
当时在祠堂里的诗歌课让我深有感触。我们邀请了一些诗人在祠堂里面给村里的孩子讲诗歌，每个人讲一段。祝凤鸣给孩子上课，说，昨晚我在客栈里休息，突然听到扑通一声，孩子们，你们知道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一个小孩举手，“是一块石头滚到池塘里面去了”。另一个小孩插嘴，“是不是一个青蛙跳进去了”。祝凤鸣停了一下说，孩子们，你们能不能想象这是一颗星星掉到池塘里发出的声音啊？所有小孩的嘴都张得很大，啊？这也可以啊？课堂快结束的时候，有个小孩递了一张纸条给诗人肖开愚，上面写了三句话，“从屋里出来／站在空空的祠堂里／我感到深沉。”他看了非常吃惊，想找这个小孩。但小孩跑掉了，后来也没找着。
诗歌课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和启发，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受到教育的是我。它明确，也坚定了我乡村工作的方向——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能够真正给乡村带来的，就是文化和教育。而乡村最缺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文化和教育。带领村民提高收入、发家致富，不是我们的能力所及。有一个乐队叫五条人，他们用自己家乡话创作关于自己家乡海丰的故事，他们有一首《城市找猪》，里面有两句歌词：“农村已经科学地长出了城市，城市又艺术地长出了农村。”我对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
2012年、2013年、2014年整整三年 ，我把工作重心转向对地方文化的发掘，以及相应的出版和展览工作。我带领安徽大学的学生把之前梳理出来的九十多种当地的手工艺连同手工艺人的联系方式一并收录进《黟县百工》里，做成了书。书籍设计师杨韬在装帧设计中用了八种纸，别册用福建宁化木活字和玉扣纸手工印刷制作。宁化的玉扣纸曾有过自己的辉煌时刻，但目前几乎已不再有生产，我们委托当地的朋友去请求再特别制作一批。同时，我把宁化木活字运用到自己编辑的每一辑《碧山》中，因为既然呼吁百工复兴，就要从自己的工作开始做起，在自己的工作中使用它。只有能够进入到百姓日用，才可能生存、持续。
得益于这些不间断的出版和展览工作，我的乡村工作似乎从之前锣鼓喧天的节日状态进入了一种貌似“无为”的日常状态，并没有彻底从公众视野里消失。这在文化和艺术系统里是一种重要的工作方法，展览也好，出版也好，都是在不断发声，持续传播。
经过几年的乡村生活和工作，我对村民、资本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有了更深入的体验，那是一个与我最初理想化的愿景有着巨大反差的现实。比如，跟村民的关系，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自己很难融入村民的生活。开始我们也想融入，但不能假装融入，我们之间生活习惯很不一样，加之我性格比较内向，不擅交际。我常常说，像我这样的人真的不合适做社会工作，特别是乡村的工作。融入虽不可能，但合作是可以的。
其次是对资本的认识。南京大学教授马俊亚曾写过一篇文章《有实无名的江南乡村建设事业》，他指出的一个事实，我非常赞同。他说，现代中国一些地区的乡村建设运动多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掌握话语权，但没有强大的经济资源，乡建运动往往流于形式，显得有名无实。其实，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工商业者倡导实业救国，他们通过具体的实践，改良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农村教育，并运用经济手段保证各项措施的落实，在当时影响巨大，做到了很多乡建派知识分子没有做到的事情，但这些人的工作往往有实无名，在当代更是被人遗忘了。我觉得一个是要对他们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第二则是要反思我们看待资本的问题。刚到乡村的时候，我们觉得一切资本都是要警惕和反对的，甚至认为，资本是浓硫酸，流到哪里腐蚀到哪里。这种认识大有问题。和资本合作，建立一个良性的机制，是保证乡村工作可持续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经过几年的乡村工作实践，我把自己的工作方法归纳为三个生产，一是空间生产，主要是物理空间的改造。但仅仅改造物理空间是不够的，很多人到乡村去做事情，会改造或新建很多建筑，建筑里放什么，怎么用，不知道，只是把建筑做起来。做内容是比较“吃亏的“，一个展览，一次放映，做完之后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能被看到，他就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问题在于，最重要的还是内容。没有内容，建筑只是一个空壳。这就是我讲的第二点：文化生产。把文化植入到物理空间里。碧山工销社改造后我们做了一个展览，这绝不是为做展览而做展览，它包含着切实的内容以及与乡村、本土的关联。策展人顾青找到当地做漆的，打铁的，竹编的工匠，然后请设计师与他们沟通合作这个展览。“黟县百工”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延伸和深化，此前的梳理和成书只是第一步，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把民间工艺和当代设计结合起来，在当代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出路，只要有人用，它才不会死。
碧山工销社和之前工作不同的地方是开始重视产品体系的构建。这就是第三点：产品生产。理由很充分：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决定了要实现城乡之间的联系和循环必须依靠商业、资本、消费去推动，这是没法避免的。所以我们包装当地的土特产，做碧山茶器，做产品发掘。我们的拳头产品是精酿啤酒，是一个90后回乡青年牧儿在做，一款叫天光，一款叫落昏，名称是当地的方言，早晨和黄昏的意思，酒里又加上了当地出产的陈皮和红茶，很好喝。牧儿还把黟字拆开，特地做了一款叫黑多的精酿啤酒。目前已经做了7、8款精酿了，市场反应很好。
碧山工销社的体系里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D&DEPARTMENT（以下简称为D&D）。实现和它的合作，把D&D的中国首店开到皖南的一个乡村里，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D&D是日本设计活动家长冈贤明开创的以发掘地域文化为核心的整体计划，它通过长效设计的理念寻访不同地域的长效设计产品，并通过店铺、展览、出版、游学、教育等形式，让人们了解不同地域文化的独到之处。这和百工的理念和工作思路无疑是契合的——在乡建的语境里，应该做的工作是立足不同地方的文化，发掘并转化它们在当代的价值。
碧山工销社在今年也开到了西安的一个商业综合体里，地方物产的消费端和所传递的价值观有了第一个城市的窗口。我们在西安店做了一个名为“从乡村到城市”的展览，这是我们的乡建工作的一个重要节点。走到这一步，我想我已经把整个乡建工作做成了一个闭环——从城市找来资源导入到乡村，再把乡村的价值输出到城市。这条路或许会对乡村的活化和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我工作的皖南乡村，到现在还是一个看起来并没什么特别，但只要走进就能够感受到它的不一样的地方。它很安静，看不到外地人打扰的痕迹，而一些事物在慢慢地、一点点地生长，我称之为文化的浸润。它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不能马上看到它的效果，可能不是明天，也不是后天，但终有一天会出现。它需要大家的支持，共同的努力，哪怕困难重重，我相信所有的工作都不会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