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铨：见步行步
梁铨近照
2018年，深圳处在相当活跃的艺术文化氛围里，间中涌动的艺术新资本也给中国艺术圈带来了丰富的想象。接踵而至的艺术展览和博览会，相继进驻的文化艺术机构，难免会让置身其中的人产生一种眼花缭乱的晕眩感。
2018年9月，《打边炉》做了一次关于“深圳想象”的反思，2018年年底，我们又开始了一个题为《深圳眩晕》的系列性回溯采访，试图来面对这看似凶猛的深圳浪潮之下交织着的真实与想象。
自1996起，梁铨就开始在深圳工作和生活，二十年光景对深圳和梁铨而言都是动态前进的，人生轨迹和深圳发展的重叠之下，他讲述的已经不只是对某种现象的判断，更多的是他作为同行者的观察和故事。以下是《打边炉》对艺术家梁铨的采访，问题已隐去，发表前经过受访人审校。
采访：黄紫枫、吴碧芳
编辑：黄紫枫
最开始听到深圳这个词是在1980年代初，刚从国外回来，有些朋友很激动地说，深圳要改革开放了，中央好像有一个基地。当时有一些朋友已经计划到深圳了，叫我一起去，我拒绝了，因为当时我觉得改革几乎不可能成功，后来又来了两次深圳，发现了变化，1996年就搬到了深圳。
当时的深圳还没有成型，基本上是处于建成了三分之一的状态，从上海宾馆到世界之窗之间全是农田。但来到的都是年轻人，深圳离香港又很近，还是有种和内地不一样的气息。通过深圳的城市建设我发现，这里很多事情要靠运动。所谓运动，就像1997年香港回归，政府砸了大量钱迅速造城。1997年是整个深圳的一个飞跃，中心区开始有规模。解放军进驻香港之前，几百辆运兵车都停在中心区，街道已经造好了，房子还没开始造，密密麻麻的很壮观，7月1号当晚这批军车全部开进了香港。
建设中的关山月美术馆，当时中心区还没有动工。
我来深圳之前，深圳美术馆经常组织内地一些有名的国画家来深圳，像北京的李可染、张仃，上海的刘海粟，浙江的陆俨少，都经常来深圳。参加展览，也是到深圳来透透气。来这里，可以跟香港联系，卖点画，还能看一下香港电视，那个时候还只有深圳这里能看到香港的四大台。我听说当时深圳美术馆特地给他们安排了小房间，那些老画家都一声不响，安安静静坐在电视机前，虽然听不懂广东话，还是坐得很老实地看着。
深圳是一个新的城市，政府野心勃勃，文化方面也要有所建树，当时北京也比较重视，愿意让北京中国画院的一些人先到深圳来推动发展，着手成立画院，并做了一些全国性的展览。那时我在杭州教书教了十几年，按照教学大纲，用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思维要求学生，每天都说一样的话教得有点烦了，感觉自己没进步，也导致了对自己的不自信，想换一个地方。正好这个时候深圳需要人，从全国选调艺术家，我来了，也有一些不肯来的，后来就留在了北京。从比较正规的学校系统到深圳画院，很不一样。画院基本上是一个政府的圈子，虽然各地有各地不同的情况，但好像都不是很正规，正因为不正规，形成了很多发展的空间。
到深圳画院工作以后，事业单位，工资比内地高，没有买房子没有买汽车，靠工资生活还能过的。对我而言，应该说感谢深圳给了我衣食无忧还能创作的生活，加上当时也没有买画一说，日子过得相对平静。但深圳毕竟还是很讲金钱，到深圳来的人，尤其像我们这种年龄，都是功利心很强的人，一进来就开始买房子、炒房子、买股票，都想要抓一把。这种生活引起了我的反思，这时候和四川的李华生、深圳的王川，还有画院的严善醇等一些朋友交流，大家开始回过头来看传统中国的思想。越是在资本发达的地方，可能对某些物质的要求，有着更强烈的不同理解，比如禅宗，对物质有着另外一种要求。有的人对我来深圳很吃惊。我现在住的还是政府分的房子，不是我清高，那时觉得这不是我想的事，等我想到了，房价已经涨上去了，想买也买不到，那就不想了吧。
初到深圳，环境陌生，新的人事关系不如学校单纯。
老伴摘录古诗，贴在门上。
进入市场这怎么说，开始有人喜欢你，好在我们这一路并不是那种大火的流行样式，市场有限，细水长流，经济状况不至于一下子改变得让人失去原来生活的支撑点。现在想想，正因为我不是第一批，先知道了一些情况，基本上保留了自己的节奏，没有冲在前面直接面对市场，没有被潮流推着走，是一件幸福且幸运的事情。
深圳在我退休前后，给了我一段安逸的生活，加上深圳独特的地理位置，又让我比较容易接触到国外的艺术家跟艺术展览。我觉得深圳比内地更容易吸收一些新的艺术形式，吸收了有没有发展还得看内地的需要，如果这里没有需要的话，昙花一现，像灯光秀一样亮一下也就算了。
我印象中，当代艺术的真正铺垫是到香港回归以后，成立了OCT当代艺术中心，还有何香凝美术馆，请了北京、外地的专家来搞一些当代的展览，开始在华侨城这里引进一些当代艺术，这个气氛就一点点起来了。
1996年在深圳创作。
我刚到深圳来的时候，深圳人家里边挂的一般都是刘晓庆和陈冲的挂历，我小时候墙上挂的是我们父母的结婚照，“文革”中挂的是样板戏，深圳在改革开放以后，墙上挂的都是演员的照片。过了几年他们开始知道问人家要一幅书法、要一幅山水画挂挂，再到后来又知道去大芬村买一两张油画挂挂。经济上去了，品味也就上去了，需求也有了。现在我到深圳一些年轻公司去看，他们挂的一些艺术品都很漂亮，问从哪里来的，是欧洲旅游时买的，价钱不贵，但都很好。
中国经济在发展，按照西方总结的经验，人均收入超过五千美金，就要开始收藏艺术品了，好像是这么回事。深圳的有钱人，房子买了，汽车玩过了，世界旅游过了，也知道外面的大公司怎么回事，开始感觉到墙上缺点什么了。加上深圳房价一贵，在这么贵房子的墙上挂一两百块的画好像也不对，对艺术品的水准有了要求，买贵的画也不觉得贵了。
中国的艺术家现在正赶上了好时光，因为面对的都是白墙，一张画卖了以后太容易就能挂到人家墙上去了。若干年前我去英国办一个展览，玛莎（Mars & Spencer）的老板和我说，我很喜欢你的画，但我现在没有墙了，我得专门搞一个“中国角落”（Chinese corner）然后才能收藏你的画。现在中国是阿猫阿狗一张画，只要有趣点的都能挂上去，大家都还没有形成危机感。这一点我觉得以后年轻人蛮苦的，要画得足够好才能把前面人的画挤下来，把他们的挂上去。我现在经常想着要珍惜这个机会，把自己的画弄得好一点，以后年轻人难一点挤掉，但真能挤掉也挺好，真的。
深圳其实也没有很火，深圳有什么，其实没什么，那些想钱的人，都是脑子里想了多少遍以后，到深圳来掘金的。去年有一次卖画，深圳人买了不少，第二天我接到了不少从全国各地打来的电话，都在关注深圳，我说不咋的，他们还不相信，以为我偷偷在数钱不希望他们来赚。在深圳这么多年，深圳大概的一些藏家我也都认识，他们也没有大买画，认真得很，在做一定的构建，定期收一些作品。
我一直在想这些事情，1964年，劳申伯格成为了第一个获得威尼斯双年展绘画金奖的美国人，如日中天，也建立了美国艺术在世界的地位。但同一时期有一个很好的艺术家老太太，艾格尼丝马丁，不声不响地在沙漠里画画，很安静的一条条线，现在看她的作品，不知道有多好。她生前没有任何名誉，近几年才把她的作品挖出来，全世界给她办展览，很多事情就连西方也有错误的判断。所以深圳不要把它搞得太有想象力了，作为深圳人，人家讲你好，你心里要清楚自己也不咋的，每个人把自己事情干好就行了，不搞满汉全席，清水打个边炉也好。
1997年准备作品参加上海双年展。
深圳缺好艺术家，但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没有那么多差的艺术家就更没有好的艺术家，每个城市都缺好艺术家，这是没有办法的。只是并不需要这么多碌碌无为的艺术家，现在打着艺术的幌子拉关系，或者占政府便宜的所谓艺术家太多了。深圳的文化机会很多很多，这些机会有多少给到了真正的艺术家，都不好说。
深圳有不少本地的艺术家，不过现在许多本地艺术家反而处在了边缘状态。因为做展览的人，总是认为外地的艺术家好，外面的和尚好念经。年轻的策展人没什么话语权，本地的这个江湖还没形成，他们讲话还没人听。这种环境，对创作者来说，关键看你想要什么，如果你想要名想要利，毕竟深圳一下子能给你名利不多，你得往北京、上海，往大城市里跑。深圳这个环境我觉得有一点很好，像我接触到的年轻艺术家，基本上没有很苦的，生活无忧，反而有条件再完善自己的创作。不一定要穷困潦倒，变成卖火柴的小女孩才会有创作的紧迫感。紧迫感是对自己的追求。
近几年深圳的大展览无非就是双年展，老子说，多则惑，多了就迷惑了。某一个双年展，大家一问哪个双年展，问半天也不知道什么人办的，有哪些人参加，深圳的双年展太多了，一般已经搞不清楚，没有大效果了。
但你必须承认现在深圳城市的快速变化。就拿最近的万象城来说，造出了这么漂亮的建筑，请来日本的团队做装饰。像这类艺术，大陆的团队已经跟不上了，hold不住了。所谓的hold不住，是说这些超高层建筑的建造跟随的是世界潮流，建筑内部的装置艺术自然也得匹配上，总不能搞一些民间剪纸放在里面。目前国内这种超高建筑还不多，商业、艺术结合的这一块，能够步及世界潮流的设计公司可能不多，只能请国外的团队。作为一个商业建筑来说，它毕竟不是一个双年展，这里面的艺术布置不只是单纯的艺术展示，他们需要的艺术品是这种带有装饰性、很炫的，“叮叮当当响”的东西，但同时又能提升整个购物空间的文化品位。我觉得这还是好事，向国际流行看齐，这是深圳的进步，这也带动了国内一些装置、电子、多媒介方面的艺术。
1998年参加上海双年展。
我现在的日常生活就是退休生活。起床遛狗、创作、喝茶，时间过得很快，一天一下就过了。我也想弄工作室，但是弄工作室太远，我又不会开车，会在路上消耗很多时间。加上用了工作室后，变成了又要上班，那就没有退休的感觉了。我希望自己处于退休的懒散的状态，创作就创作这一段。譬如我现在一天一般创作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里稍微认真点就可以了。我不跟年轻人比，年轻人比我好。我和我的老师比，我那些老师，很老了，没有办过展览，没卖过画，没出过画册，和他们相比，我觉得自己好多了，已经很满足了。
除了画画，我也会到处去逛市场逛商场，不买东西就看看。我退休了坐公交车车不要钱，一个礼拜一次游车河，从这个终点站坐到那个终点站，再坐回来。深圳变化太快了，一两个月出去看一下又都变了。深圳好，大巴很空一点也不挤，坐到哪里想下来看一下，就下车休息一下。看看风景，看看人，听公交车上的人讲话，全部都是讲房子车子的，讲的都是钱。
退休的这十年间应该说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得更快，很多年轻人起来了，相比之下，我探索的这些艺术形式都显得老了。对我来说，老了以后反而更容易从容地对待生活，紧迫感没有这么强烈，而且更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做一些事情。所谓工作节奏，是可以去探索自己喜欢的东西，不会因为市场卖得好，批量生产，卖不掉的就停止探索。反正已经在边缘了，干脆边缘到底，有自己的节奏反正是好事情。最近就准备把所有的旧画拿出来重新画一遍，我认为不要这么多画，能有几张好画就够了，所以把我旧画再拿出来改。
让年轻人折腾去吧，我们见步行步，每天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文中用图及照片图说均由艺术家惠允。
“深圳眩晕”系列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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