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明军：刺激策展
鲁明军
3月28日，2019空港双年展“极限混合”新闻发布会在香港上环举行，江宁和鲁明军受邀担任本次双年展的策展人。
这是迄今为止鲁明军做过最大规模的展览，亦是十多年来广州新创立的又一个双年展品牌。我们对策展人鲁明军进行了现场及书面的采访，以下为鲁明军作出的回应，发表前经过受访人的审校。
这是《打边炉》“做展览”系列的第6篇。
采访、编辑：黄紫枫
DBL：你是如何看待广州和珠三角的艺术生态的呢？
鲁明军：每个地方的艺术生态都有自己的风貌和特征，尽管全球化曾经一度削弱了各个地方之间的差异和边界，但广州、珠三角一带和其他地方还是不太一样。
一方面体现在艺术家身上，我不知道怎么描述，但还是可以明显地在大尾象、郑国谷、胡向前、宋拓、林奥劼、方迪等这些艺术家/小组的身上看到不同的气质和面目，而且不管艺术生态怎么变化，这种气质似乎始终都在，辨识度一直很高，每次看展览或是参与艺术奖项的评选，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来自广州的艺术家。
另一方面体现在艺术系统和生态。广州、深圳算是国内美术馆系统最发达的区域之一，比如像广东美术馆、何香凝美术馆、OCAT以及深圳美术馆、关山月美术馆等都很活跃；后来还有了时代美术馆这样非常专业的民营机构；此外以维他命、博尔赫斯为代表的画廊和非盈利机构也独具特色。这几年深圳的美术馆系统似乎略显颓势，但随着当地艺术市场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弥补。
DBL：广东美术馆已经有了广州三年展和广州影像三年展，在此时此地再度开启一个双年展，空港双年展希望形成怎么样的定位呢？
鲁明军：很不一样，广州三年展和广州影像三年展都是标准的美术馆双年展，但空港不是，它从空间到策划组织，都显得更加野生和灵活。要说是反白盒子，搁今天似乎有点陈旧和矫情了，主要是由这个场地独特的属性和质感决定的，所以我相信会碰撞出很多不同的化学反应，这是我最期待的一点，也是令大多参展艺术家们倍感兴奋的。
主办方将其称为“双年展”，意味着他们还是想继续办下去，看得出来他们的决心和诚意，至于定位可能还需要主办方来回答，至少我了解的一点是，这个双年展不仅只是提供一个有想法的好看的展览，吸引更多的人来参观，同时也是希望在此基础上能够发挥一定的文化效能。
DBL：此次双年展和你过去工作的关联性是什么？
鲁明军：不太一样，全新的，所以比较兴奋，因为充满着太多的未知感和不确定性。而且，这是我第一次策划这么大规模的展览，参展艺术家人数也是最多的一次。好在我们团队比较强大，很多事务性的组织和联络工作都有人帮着分担。和之前我做过的几个展览之间的联系可能在于，我还是希望这个展览依然能够释放和传递某种当下的情绪、力量和动能。
DBL：在新的环境里，你如何展开有效的策展工作呢？
鲁明军：这次的工作方式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和正常的策展是有一些颠倒的。
我们先是根据主办方提供的资料和信息确定一个大概的方向和艺术家名单，后来看了场地，原定的方向基本被推翻，艺术家增加一倍多，且这个时候我们先不考虑主题，而是试着换了一种思维，直接在现场确定艺术家和作品。比如那些树林、草坪、广场、巷子等，不同的地方、空间，推荐、讨论艺术家和作品，整个过程基本在一天内完成，还是挺刺激的。由此初步拟定了一个名单，接着再细化和调整，最后才确定了展览的主题。
DBL：空港双年展的“空港”意味着什么？
鲁明军：空港本来就是个地名，而且它也不是地方性的，几乎每个有机场的城市都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当然，作为双年展，我们还是挖掘了它本身所涵有的一些意义。比如作为空中交通网的基地，航空港是位于不同地区、国家之间的一个“交界地带”。这里往往混合着不同文化、国籍、民族、性别、职业及身份等元素，因此它也是一个自由交往的临时场所。
大多航空港都地处城外的乡野之地（极个别在郊区或城内），故其周边依然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在地的风物、习俗、语言及信仰等原生态文化，然而机场的扩建和城市的发展，也在悄然改变着它们。广州翼·空港文旅小镇位于白云国际机场旁边，其前身是有着百余年历史的凤和村。改革开放以来，和全国诸多乡村一样，随着大量村民外出务工，房屋大面积空置，乡间人气凋敝，直至白云国际机场投入建设和运营，为包括凤和村在内的诸多周边小镇带来了新的发展生机。这也是它和其他空港不太一样的地方。
DBL：此次双年展主题为“极限混合”，有何意义指向？
鲁明军：有这么几层意思：一是广州翼·空港文旅小镇是一个新兴的集民居、休闲、娱乐、度假、旅游、社交及为机场分流客人等多种功能的复合生态社群。经过修复、改建的老宅、街道焕然一新，但依然保留着历史悠久的古建筑群和其独特的岭南文化遗韵，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植入多个不同功能的新建筑和新设施（如美术馆）。古今中外有机地混合为一体，碰撞出一片独特的景致和风貌。所以，这个小镇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混合体”；二是这也体现了广州这个文化底蕴深厚又最早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港口城市的特征和气质，它有很浓厚的地方性和保守的一面，同时，它作为辛亥革命的发源地又有激进的一面；三是作为全球化的文化逻辑，“混合”原本也是当代艺术普遍的话语方式。而在全球化衰退、壁垒愈加分明的今天，希望“极限混合”的重申能构成一股新的激进力量和文化动能。
DBL：不同艺术、文化的混杂碰撞下，你希望能够带出什么样新的实践和思考？
鲁明军：作为策展人，一是此次在方法上有所尝试，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就不重复了；二是空港双年展和我之前几个展览（比如“疆域”“在集结”和“此地有狮”等）有所不同，这是一个主题没那么明确的展览，而这种模糊也是希望将重心挪到现场，挪到作品与空间、作品与作品、展览与观众以及展览与地方之间的交互和碰撞中。
DBL：从“空港”到展览场地，“场地”的特殊性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鲁明军：对我也是个挑战，想的最多的还是如何摆脱种种惯例和经验的束缚。
DBL：空港双年展在艺术家的构成和组织方式上有什么特别的考量？
鲁明军：整体偏重展场和空间的特殊性，很大程度上艺术家的构成取决于场地，尽管我作为策展人会有一个自己的倾向和方向，但艺术家名单的构成还包括香格纳画廊、没顶画廊、里森画廊以及和美术馆等画廊、机构的参与，他们也是参展的一部分，所以在确定名单的时候还要考虑这些因素，即如何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不至于被相互抵消。
DBL：你提到“空港双年展并不强调与社会的介入，直接和社会发生关系，偏重在现场感之上的文化想象”，这种想象或许和主要的观展群体——广州及周边地区居民之间存在着某种理解上的偏差，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鲁明军：其实，当代艺术在中国的群众基础是非常有限的，远比不上传统书画，所以引导更多普通人关注和认知当代艺术比“社会参与”更重要，也更迫切。而且，真正的社会参与也不是非要去改变社会——艺术改变不了社会，它最终还是要落脚到艺术语言的更新及其政治力的体现，然后这种政治力又能反馈到艺术语言中。
DBL：你怎么看待艺术介入到当地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鲁明军：我不否认有一些优秀的案例，无论是持续多年的，还是临时的敏锐反应，但目前看，大部分还是希望借此引起艺术系统内部的关注和尽快的被消费。就像TinoSehgal拒绝被记录一样，我觉得真正的社会参与应该拒绝参加美术馆和画廊的展览，从哪里起步，就从哪里结束。
DBL：你在策展中是否会带出某种线索，引导观众进入现场，和艺术作品、空间发生联系？
鲁明军：就像“极限混合”这个主题一样，此次展览我们没有设计展览框架，进行分类，而希望是混合的，希望观众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进去，也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结束。但我们会提前做好作品位置的标注。
DBL：展览之外，是否还有研究和出版上有进一步的研究和计划，并以此作为双年展延续下去的脉络？
鲁明军：目前计划和广州美术学院合作举行一系列论坛，展览结束前会出版一部展览图录。除此之外，其他还在讨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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