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艺术的对手不是甲方，而是我们正在遭遇的超现实
摄影：苏景超（instagram/sususujpg）
策划：钟刚
编辑：黄紫枫 劳秀汶（实习生）
2020年新年伊始，《打边炉》开启了一个新的专题——“公共艺术十人谈”。我们将持续邀请活跃在中国公共艺术现场的创作者和研究者，共同参与这一话题的讨论，以期在新的十年开始之际，通过梳理、总结和反思，呈现当下中国公共艺术发展过程当中的问题及其思考。
这个专题的策划是源于第五届深圳公共雕塑展的举办，本篇我们更着意于通过圆桌讨论的形式，邀请张宇、卢远良、杨光、王明贤四位公共艺术领域的工作者，就“二十年来公共艺术呈现出的特征和问题“、“什么是公共艺术”、“如何解读公共性”等相同的问题做出回应。在新冠疫情的爆发下，每个人对“公共”的涵义都有了更加深刻的感知和思考，而对于公共艺术领域的从业者而言，这不仅是切身的体会，更是他们无法回避的工作现场。
按照惯例，问题隐去，发表前经过受访人的审校，依据采访时间排序。
张宇：公共艺术发展到现在，“个人主义”逐渐被“个人主页”所替代
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
整体来看，中国的公共艺术教育大多以雕塑为主，目前做公共艺术教育比较有特色的，主要有以下三类学校：一是中国美术学院，专业体系庞大，经济背景也强，适合做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除了传统的雕塑专业，最能代表中国公共艺术发展现状的，就是他们强有力的科技与新媒体创作；二是以四川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等主导的社区介入、乡村介入的公共艺术项目；三则是像汕头大学公共艺术专业这样，主要专注于结合当代艺术来建构公共艺术教学体系，吸收当代艺术的一些创作方法和理论，进行公共艺术的教育。
公共艺术是艺术被公共的过程，前提是得先符合艺术的标准；其次，要有社会学的介入，通过细致的调研工作，包括问卷调查、研讨会等，将收集到的多方信息反馈给艺术家，再进行反复的论证。艺术到底是要引导大众、还是迎合大众？虽然这很老生常谈，但公共艺术也逃脱不了同样的问题：艺术家一方面不能够只关注空间，以引导者的姿态，忽视大众的声音；另一方面也不能够过度地迎合环境，从而放弃了作品本身的艺术高度。出于这种思路，在学院的师资队伍上，我们现在更加偏向于聘用人文社会学科背景和策划、管理背景的教师。某种程度上是希望通过他们背景的多元化，尽可能在教育的过程中，拓宽未来公共艺术从业者的眼界，打破过去艺术家和公众之间沟通的障碍。
现在公共艺术这个二级学科被编制到设计学的范畴之下，很多人对此持保留意见，认为它应该被归类至美术学当中。但从总体的发展来讲，这样的归类也有好处，公共艺术具有很强的规划属性，想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它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凭个人感觉地闷头创作。我们需要借助设计的思路，像做一个设计方案一样，进行严谨的调研、数据分析等规范化的工作，把艺术创作的观念落实到材料、制作、落地的每一个环节上，切身去考虑“使用者”的需求。对此我在编排公共艺术课程体系的过程中做了很多的尝试，比如加入文案写作的课程，要求学生在写作品提案的时候，必须要包含作品中心思想、材料规格和制作过程等方方面面的细节论证，希望能让公共艺术专业逐渐成为美术学与设计学的综合学科。
汕头大学举办了多届“公共艺术节”，并与包括深圳公共艺术中心、地产商在内不同性质的多方进行合作，校园文化自有其自身的局限，我们举办“公共艺术节”，其实重心并不在于活动的学术性，而是在其节庆的性质。利用节庆的形式，将学生推向社会的层面，让学生在这样具体的社会语境下，学习去揣摩和配合“甲方”的需求，也在谈判和妥协中得到锻炼。
这样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去面对当下公共艺术专业在全国遍地开花却未能形成一个普适的、合理的标准问题。每个学校有各自的学科特色及特长固然是好事，但我们需要在教育中，回过头去强调“公共”的标准，让学生在进入社会工作之前提前适应这一系列的规范，避免公共艺术出现想当然、随心所欲进行创作的情况。
十年前我曾提到过：“艺术公共主义大行其道，艺术个人主义观念摇摆不定，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公共艺术发展到现在，“个人主义”逐渐被“个人主页”所替代，虽然这两者之间仅差一字，区别是巨大的：“个人主义”是艺术价值体现的重要内容，重在个体智慧和创造的价值；而“个人主页”则着重于传播和公众认可度。对于公共艺术而言，没有绝对的审美标准，却需要在反复的讨论当中，在各方的制衡与博弈当中，梳理其内涵，让公共艺术的旨意更加清晰且具体地显现。
卢远良：在很多时候，公共艺术像一个不速之客
青年公共艺术家／策展人／《中国公共艺术年鉴》编辑／叙述空间公共艺术事务所艺术总监
近二十年来，公共艺术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看来，当下有几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参与者的主体发生了较大的改变，2000年以前，国内公共艺术的表达形式基本围绕着雕塑和壁画展开，就此而言，过去主要的参与者基本集中在雕塑和壁画领域。时至今日，情况开始稍有改善，不同专业、学科背景的人也对“公共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参与表达和创作实践是其中重要的路径。
由于参与者学科背景的不同、观念的演变，也因技术手段的发展，公共艺术的表达开始变得琳琅满目。而且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公共艺术从城市到乡村的实践越来越多，项目、展览、活动、论坛数量倍增。对于公众而言，走马观花多于具体参与；对于实践者而言，项目应接不暇，都来不及思考；对于研究者而言，从项目实践到学术成果的转化，似乎停滞不前。目前看来，诸如过多的短期项目，成果较难沉淀，也容易随风消散。
现在中国公共艺术领域，不缺实践者，却缺乏理论研究的新生代学者以及策划理念鲜明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从这个角度看来，当下高校公共艺术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依然集中在实践者的技能教育。当然，这对于被赶鸭子上架，跨越至公共艺术专业的教育者而言，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在公共空间的艺术，是异常复杂的。有人常说：不管你喜不喜欢，它就已经在那了。在很多时候，公共艺术像一个不速之客，公众一下子难以接受。若公共艺术的创作、策划主动从“公共性”入手，需要进行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如调研、采访、沟通、探讨、梳理等，让公共艺术的形成，有一个预热的过程。但对于一般的艺术家而言，好好待工作室，画画草图想想方案，似乎就足矣了。然而这样做，是否能真正实现“公共性”？当然也是有待观察。因此，尤其是在项目策划的过程中，对于有意愿让项目更具有在地性的组织者而言，前期的沟通协调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公共艺术的好坏，时至今日，确实还没有一个绝对的评价标准。因为“公共”，牵扯的因素过多，容易造成在评价的过程中，讨论者本身就不在一个频道上。但对于我个人而言，“经久耐用”或许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点。还有就是艺术作品在公共空间中是否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或成为公众生活的一部分，或者理想化的说，能否塑造周边居民的日常审美？又是否会给公众及公共空间造成过大的负担？这都是公共艺术创作者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当下的消费空间中，“公共艺术”和“促销展场”处于一种比较暧昧的关系。但个人认为主要的界限在于是否有“艺术家署名”，所谓“谁负艺术责任？”的问题。但是，如果艺术家或者实践者本身就已经放弃了“艺术家署名”这一权利，或者说，项目的操作者，根本不在意是谁的作品或设计，那么公共艺术就很容易成为“公共装修”，甚至连装潢都算不上。
这次疫情，给正在高速发展的中国彻底地按下了一个暂停键，也给人与人之间制造了无数的陌生感和不信任。艺术似乎成为了其中无关紧要的事情。疫情期间，各种群魔乱舞式的致敬，也让人有点尴尬。
我觉得，公共艺术或许可以在弥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做一些值得尝试的实践，尽可能给予我们重新参与公共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其实还是要回归到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该如何进行具有人文关怀的公共艺术实践？
但就目前而言，还不太好评估或分析疫情如何影响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有很多展览项目戛然而止，转为线上传播，对于需要真切的空间体验的艺术而言，只能是一个无奈之举。但似乎可能给未来的实践者开辟出一条在虚拟空间实践的路径。这次疫情对我个人而言，有着不同层面的影响和思考：重新思考艺术在公共空间的意义；还是要珍视我们的公共空间；未来更要慎行我们的公共艺术实践。
杨光：二十年间，社会的公民意识在不断提高
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艺术部总监
真正的“公共性”是在公民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来谈的，在现阶段更多是讲公共空间中的艺术。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公共艺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作品从先前高大上的精英姿态转向平实。从原来政府委托艺术家在某一个地点创作作品这种单一的从甲方到乙方的模式，转向了多元创作的模式；主题内容上从早期以纪念性为主走向了日常化、大众化甚至是装饰化的风格；表现形式也因为技术和媒介的发展，从简单的雕塑延展至声光电等新媒体领域；最后是公共空间的变化，房地产、大型商业综合体，再到互联网空间的出现，都给了公共艺术创作更丰富的创作场域。
1999年，我有幸见证了大型公共艺术项目《深圳人的一天》，到今年正好是二十一年。在此之前，国内大部分大型雕塑是以宏观叙事为主，体现主题思想，弘扬主旋律，如《孺子牛》代表了某种城市精神，亦或是像纪念碑一样，是为政治服务的艺术。但《深圳人的一天》却基于一个平民化的构想进行策划，强调公众的参与，打破了传统的纪念碑雕塑的观念，让平凡人物和普通的事件成为纪念碑的主角，让公众真正成为公共艺术的主人。在规划设计中，提出设计口号是：“让社区的居民告诉我们做什么”？最终以18个生活在这个城市不同层面最有代表性的、最能体现深圳特色的普通人作为主体叙事。它截取了城市生活的一个横断面，凝固住城市生活的一个极其普通的时刻，它不夸张、不刻意、不拔高、不贬低，以原生态的方式，忠实地记录城市的历史，客观反映出城市居民的生存状态。这样的作品我认为是好的公共艺术案例。
去年《深圳人的一天》二十年周年，当年的媒体参与者深圳晚报与深圳雕塑院共同发起寻找“深圳人的一天”模特的活动、重访当事人、重塑深圳人平凡的故事也随之展开。作品在生长，故事在发生，以生活的角度忠实地记录城市的历史，给人留下长久深刻的印象，亦为公共艺术的创作提供了不一样的叙事角度。当然，要在公共空间内落成一件好的公共艺术作品是涉及到天时地利人和多方面的配合。
我认为，社会的公民意识在不断提高，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甲方主动形成了要放低姿态的意识，另一方面创作者本身的认知也有所提升，开始更多地思考大众的视角，通过创作和大众对话。从总体趋势上来看，中国公共艺术领域显著的变化是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从社区内部生长起来的艺术项目，比如说握手302、定海桥、源美术馆，他们的发起人有着不同的专业背景，因此带来了更加多元的观看角度和方法。与过去纪念碑设计师，在某一个特定的主题下，通过个人的独立思考提炼出某种精神不同，他们更像是策划者、导演的角色，具备了对艺术的认知和思考的同时，也具备多面手的能力，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在和多方的斡旋之中介入参与，跟周边居民互动，完成在地性的研究，保证作品安全落地，丰富了公共艺术的形式。
公共艺术作品的实施落地是需通过多方之间的沟通，在沟通中达成多方认知的统一，各有妥协、让步，最后合作完成一个项目。艺术家的创作很多时候都带着个人化的精神层面追求，但对于公共艺术而言，很难保证纯粹的“个人化”，它一定是各方妥协的综合成果。因此，要达到比较完满的效果，建立一套完整的公共艺术流程机制非常重要。一件作品的产生，必须要经过严谨的前期调研、社会征集、专家评审、大众公示、实施监督过程，最后才达到观众参与的步骤。制度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约束，通过制度保证多方参与性，以避免其过多地集中在某一方的意志上。
公共艺术，其实是在不断地被重新定义的概念，它会不断地随着时代、随着科技、随着人类观念的改变而被更新，无论是城市雕塑、乡村艺术，还是社区艺术，它们都属于公共艺术的范畴，只是出发点不同，需求不同罢了。所以无论是公共艺术也好，商场的消费展陈也好，这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最重要的是谁在做这个作品，谁在做这个事情，是否以艺术的眼光去创作？对于在公共空间内出现的作品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其次是它不能妨碍公众，在此基础上，我们再谈起艺术性、材料的永久性、作品与周边环境的和谐......满足了这些条件，作品还应具备故事性，一件优秀的公共艺术作品，它应该不是静止的，而是生长的，它将和城市一起成长。随着时间的流逝，通过它记忆城市的过去，记起老百姓的生活。
王明贤：公共艺术应该避免成为“工具”
《中国公共艺术年鉴》主编／中央美术学院高精尖创新中心专家
伴随着当代中国的城市化浪潮，和城市发展相关的公共艺术迅速升温，在“千城一面”的城建困境当中，公共艺术被视为提升城市内涵、注入空间诗意的一剂灵丹妙药。过去的20年，是中国公共艺术的好时代，在城市建设和房地产的推动下，中国的公共空间急剧增长，公共空间的文化需求强烈，城市的文化需求催生出了一些大型公共艺术展和艺术节，也包括一批承包工程型的公共艺术公司，快速发展，成为一股市场力量。再加上公共艺术跳出了城市雕塑的窠臼，打破了学科壁垒，有不同领域的力量注入进来，艺术攻占城市，公共艺术一马当先。
既然中国有了这么多的公共空间，我们如何不浪费这些机会，既对得起历史，又对得起未来？这需要非常慎重和小心。我们在回溯这20年时，“菜雕”对城市环境的破坏和“中国十大丑陋建筑”所评选出来的怪诞的房子一样，对城市文化造成了严重伤害，当公共艺术在商业推动下发展时，公共艺术如何避免成为“工具”，还是要回到文化本身，还是要关注城市和人的精神性。最近这些年国际大牌艺术家和策展人活跃在国内各大城市，比如卡普尔、北川富朗等，都是大受追捧的城市座上宾，很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带来打动人心的作品，也看不到他们对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城市的理解。即便现在很多公共艺术展动辄就是“国际大展”，但这个模式并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他们只是被奉为明星，视作可以营销的“商品”而已。
公共艺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和观众的互动，没有大众参与的公共艺术，注定是失败的，其中的“公共性”，也是失效的。通过这20年的公共艺术实践，我们在从事创作、展览和研究的时候，要关注所谓的公共艺术是不是有大众参与，是否在地性的，是否有对当代文化和精神的思考与表达，好的公共艺术，也应该是未来的艺术，因为我们越来越明确地感知到大数据、云计划和人工智能在改变我们这个世界，公共艺术应该回应未来时代技术与文化的变革。
美国著名建筑理论家亚历山大·克里斯托弗曾经说过：“有一条永恒的建筑之道，一旦领悟了它，你就可以使你的房间充满生活气息，你就会同家人一起，设计你的住房，设计孩子的花园，设计你的工作场所以及闲坐暇思的露台”。他还说：“这条路如此强大，你就靠着它，就可以创作一个生机勃勃、悠闲自在的城市，一个与历史上任何城市一样美好的城市”。这个永恒的建筑之道，同样也是公共艺术最根本的东西，那就是在城市环境当中要有很重要的一个特质，艺术要追随生命和精神的根本准则。公共艺术找到了“永恒之道”，它才会真正拥有活力，才会真正给人带来快乐和启迪。在全球化浪潮当中看这个问题，我们的公共艺术不应该是纽约的公共艺术，也不应该是伦敦的公共艺术，它应该有当代东方的美学意蕴，它是我们的城市文化的坐标，和我们的文化和自然是融合共生的。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人的生活和世界观都带来了巨大影响和冲击，有人提议建立纪念碑，铭记这场灾难，但我认为一定要杜绝“哥德派”纪念碑的泛滥，缺乏创造性的俗套作品只能是廉价的纪念，宁缺毋滥。毕竟这次灾难太值得我们反思，它的纪念艺术应该引发我们对人类生命的总体思考。对于公共艺术而言，也许我们未来的城市生活都会发生巨变，无人驾驶、无人快递、在线办公一旦成为新的城市模式时，实体空间虚拟化，虚拟空间反而建立了一种新的现实，过去停留在实体空间的公共艺术又将依附于何处呢？未来的公共艺术，一定会遭遇一个超现实的全新环境，当经验失效时，未来才值得我们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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