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钟刚
编辑：黄紫枫
上两周，我们连续推出了《廿四味：珠三角32位艺术工作者的年度计划》、《闪火：西南地区17位艺术工作者的年度计划》，今天我们邀请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38位艺术工作者参与这个计划。
我们用了上海方言俚语——接翎子，用指能领会他人话语中的暗示、隐含的意义。在长三角地区艺术工作者的年度计划中，即便不是人人都有明晰的项目性计划，却都井井有条，从疫情中道出眉目，并将其隐含深意内化作个体经验的一部分。当下各路信息井喷式爆发，人人亦须时刻需要保持敏锐，眼观四路，耳听八方，见招拆招。
我们向长三角地区的艺术工作者发出了如下问题。全文按中文姓氏首字母排序，发表前经过《打边炉》编辑部删选。
• 疫情对你的工作有多大影响？
• 2020年对你而言，有什么“好消息”和“坏消息”？
• 今年你有哪些着重去展开的工作？
• 你计划如何提升自己的生活？
• 无论你的工作还是生活，你信奉什么原则？可以列几条吗？
我本来3月13号要在aike做个展，还有11月在意大利Castello di Rivoli Museo d'Arte Contemporanea 的个展，现在都不清楚什么时候可以继续进行和呈现。今年着重开展在家打滚儿的工作，能躺着就不坐着，每天平静地醒来就行。疫情开启了这十几年来中文舆论场上都没出现过的公众事务广场式讨论，而随着疫情回落，广场上的人们也散去，广场舞的大妈大爷们重新回到舞台中央。对个体保持一贯的善意，对群体保持一贯的质疑，是我一直信奉的原则。
疫情井喷式爆发时，我刚结束泰国行程，带着清迈朋友的问候回了家。往日喧闹的街道上演着无声的默剧。往来的行人彼此相隔数米，避免交流。人人戴着口罩，怕是熟人也无法相认。相比公共场所的冷清，社交平台却十分热闹。随着疫情的消息全方面地传递，社会进入了信息超载阶段。可似乎谁也说不清真实境况是怎么样的？我们如何才能离真相更近些？当信息发布时，人往往偏向于按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框架选择内容，加以吸收与消化。人们就像是透过碎落满地的镜子在观察，却只能在残片中窥见真相的局部，一不小心就错过了与真相碰面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人只有努力觉察误区，并努力规避它，方能保持清醒。业内许多定于3月份开幕的展览与活动，权衡再三后都延期了，产生的震荡甚大。祸兮福所倚，在项目停摆的时间里，我体验了一把时间的缓慢。面对现状深感惶惑，我和国内外的朋友从全球生存状况、当地应对措施谈到自我的愁思，彼此分享与鼓励，总觉着自己能做些什么。开始从议题研究与厨艺实践着手。面对现实的复杂性与多维性，从自我观照出发考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层面的结构与逻辑是否能契合实践？想着便走到了厨房间，一边练习褶出均匀的包子褶，一边想着价值判断与社会境况的相互影响。满足口舌之欲时打通议题的思路。
99年参加工作以后就没有给自己放过这么久的长假，两个月的时间基本就守着孩子窝在家里，心情复杂。年后的两周，心里还是隐隐的各种恐惧和不舒服的感觉，加上雨天和微信上真真假假的消息，这个春节是灰暗的。年前计划好初十回上海工作室干活也泡汤了，不过这事在健康面前也不值得纠结，计划是跟不上了，只得呆家里谋算下半年的时间怎么掰着用了。2020年肯定不是一个让大家好过的年，但，如能有大把的时间躲在工作室干活，那应该也算是幸福快乐干活的一年吧。要把所有的情绪揉到作品中，找回创作最初的快感，目前又这样乐观计划着。这次长假，倒真的是好好观察了一下别人的生活状态和节奏，和自己好不一样。艺术家有时像无头苍蝇似的，盯着艺术这个裂缝盘旋，想想也挺好笑的，自己的兴趣点和活动轨迹好像都被定格在某个频道，挺难切换的。要说怎么提升自己的生活，那就得以后出工作室就把创作这事忘了，多陪陪孩子家人瞎比比。摩羯座信奉什么原则我就信奉什么原则，这样不再累心也随天意。
我和家人在婺源老家过的春节。疫情严重后，我们被困在婺源长达一个月。那里管控非常严厉，我们几乎足不出户，内心既恐慌又煎熬。回到上海后，生活逐渐恢复正常，看着人们复工复产，欣慰之余也会担心疫情有所反复。原计划3月制作的摄影书耽搁了，不知何时可以继续，也没有展览可以参加。我目前可以做的就是整理下以前记录的数字影像，扫描些底片，同时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在任何灾难面前，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是保障信息通畅。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接收各种资讯，通过甄别筛选，合理应对，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疫情一定会过去，我们一定要避免伤害。我信仰上帝，相信普世价值，尊重生命。面对共同的不幸，每一个人都应该尽力帮助他人，我义卖自己的作品筹集了3.5万元善款捐助武汉一线医务工作者，也会努力继续做一些事情。2020年，全世界在急剧变革。疫情像一面镜子，让各国都看到了自身的问题。WHO的失职造成了疫情的大规模扩散，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得不把国门紧紧关上。于是在2020年，我们每一个人类都无处可去，无路可逃，只能呆在自己原本停留的地方。
我是正月初七由南通开车回杭州，回杭后暂停掉了所有多方合作类的稍大型作品计划，以电脑平面和小影像装置作为主要创作媒介。把电脑和基本手工制作工具从工作室带回家中，在家里北面的一间独立的阳光房工作。在初期不适应后，效率逐渐变高，蛮享受目前的工作状态。独处和“隔离”应该是一名艺术家的必修课吧。2020年很像一个不断出拳的拳击手，“坏消息”就是对我进行连续且无形的重击，这一阶段我们的身心都受到创伤，更难想象处在疫情漩涡中心的人们。重击之下“好消息”就是痛感的放大。回想一下，似乎我们都生活在太同质安全的庸常世界之中。痛感的放大使我把流亡失散的敏感找回，并重新思考一下自己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位置及意义。今年正在继续展开自己为期两年的个人项目Enter The Void，已是第二年，也是我第四个独立的作品项目。如果顺利的话，会在年末做一个总结展览。在项目计划中我写道：“在此次项目中，我使用了一种‘随机流动’的工作方法，把现实、网络、梦境杂糅成复合身体，顺着一个多义的符号、一张抓拍的截图、一片窥视的皮肤、一个止赎的空间、一场逾阈的对话、一滴莫名的眼泪、一句悲观的谶语、一抹鬼魅的微笑等快速流动，最终涌入名为‘虚无’的草率而简陋的房间。”所以，此次疫情也在“随机流动”的轨道上。用心做每一顿饭，尊重和爱我的太太，保护好自己的家，反思。
不要浪费机会、举一反三。世界变了，大家都说回到正常时候会怎么怎么样，但没有回路可寻，只能往前走。老模式受到挑战，现在只能继续行动尝试新的方法。在实验过程中，积累经验再试验、调整再更新，累积的知识和经验用到工作的其他方面。
近来有点自闭，疫情严重的时候，在读佛经。每天晚上看到对面医院急诊楼灯火通明，心情无比复杂。本以为局势会好转，没想到成了新世纪的一个转折点，而且代价巨大。相信很多人都过了一个忧国忧民忧天下却又无力无奈无话说的春节，我也一样，有点不一样的是，我很快就生病了。正月初八开始咳嗽，轻微感冒。吃了点药，感冒症状消失，咳嗽却更厉害了；又吃了药，咳嗽稍有减轻，竟又气喘心慌。没有胸闷，只是喘得厉害，连着好几个晚上心慌不能睡眠。有天晚上，心慌尤其厉害，觉得可能被感染了，趁睡不着就想是不是写个类似遗言的东西，想啊想……想到凌晨5点，发现没有任何想说的。去医院做了检查，拍胸片、做血检，结果不是感染，是过敏性支气管炎，还有过敏引发的哮喘。虚惊一场，自己吓自己，那点临死的体验，真是把自己感动到了。不知道这算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已经不分明了。大年三十前一天，意大利建筑团体Superstudio创始成员纳塔利尼去世，他说过，“唯一的设计是设计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这个奇怪团体诞生于上个世纪的灾难（佛罗伦萨大洪水），从商品社会的进步理念之死中警醒，毕生都在寻找隐藏的建筑，然后在新世纪的灾难来临前悄然退场。也许他们不会料到，那个始终隐藏的建筑，有一天会以“新冠”的方式降临我们的生活，进而重塑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作为行动的建筑，作为心智景观和基本行为的建筑，仍然值得冒险。这也是今年想去推进的一个工作计划，探讨建筑作为“行动者网络”规划的可能性。建筑将木材、钢铁、水泥、玻璃、砖块、塑料等安置在设计图上，而在具体建筑、实在比例以及自然景观的规划里，活动着的是一系列幸存者的行为轨迹，用纳塔利尼的话说，这是每一个人都在参与的普通设计，即重新发现自己以及自我管理。病毒、传染、国界、地方、舆论、个体、数据、工作、生活……自然与社会、网络与网格、安全与保卫……当前的幸存状态已经很难在一种既定的构架中被定位，不管是历史、哲学、医学、文学，也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星际时空般的暗物堆叠早已穿透所有家宅，前行的路不再是已知的，甚至也不再是合于人类意志的，但我们不得不去尝试更多具有倾听、联络和召集意义的行动，这或许就是幸存一代的任务。如果说到原则的话，可能是：不止一种声音，不止一种语言，不止一种未来。
很惭愧，经此大疫，我发现自己其实很容易受外部环境影响。更惭愧的是，我算是经历过几次大灾祸的人，可这次就是无法淡定。唐山地震、神户地震、还有当时上海感觉不那么贴身的萨斯（SARS），我是碰上了。但这次面对无形病毒，要自我镇定情绪确实不易。1月21日到冲绳时，带了两篇文章的打印稿去，铁了心要改出来的。何况还欣喜地发现，酒店对过就是县立图书馆。但直到2月16日回上海，没有改过一个字。我觉得没有什么难为情，人不能控制自己，并不一定是个可以自耻的事。我甚至觉得，人应该知道自己有多么脆弱和卑微。我想大家也不会幸灾乐祸。回来上海至今，基本宅在家里，可以分散注意力的事，不外乎两件，写字和阅读。但我还是要坦白，阅读并不顺利，虽然读完了这次冲绳行带回的十多本书的一半。此外，追完了《巴比伦柏林》第三季12集和《希特勒的邪恶朋友圈》10集以及一些电影。当然，还有在家备课也还是要努力投入的事，相信备课质量没有下降。如果说今年有计划的话，那就是把原封不动带回上海的两篇文章改出来。请大家为我打气！另外，如果是好消息的话，那就是有两本书会出来，一本进印刷厂了，一本进入编辑阶段了。但其实，这都是去年的工作今年结实对不对？唯一祈愿是，和大家一起努力渡过劫波。还有一语奉上：谁非过客，花是主人。
我觉得目前其实很难区别什么是“好消息”和“坏消息”。一开始我们会以为，中国的疫情是中国人的“坏消息”，可当病毒全球蔓延之后，这个“坏消息”便成了全人类都不得不要面对的棘手难题，大家或许都无法幸免。当所谓“坏”的状态成为常态时，一切能恢复以往的成效都理所当然地成了“好消息”。从这个意义上说，2020和往常一样，都是好坏参半，福祸相依。老实说疫情对我个人的影响不是很大，我平日都是独自工作，没有固定的助手和团队，工作室和生活区域都在一个地方，也没有社交依赖症，所以完全适应足不出户的状态，因而也不会影响创作。今年主要的工作重点会放在整理前几年的创作线索，找出一条明确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突破一些屏障。创作会更加强调系列感和主题感，通过几件作品相互的呼应与互文，交织出作品间更强的能量密度。人们往往会曲解“提升生活”的概念，简单地以为提升就是在物质层面上的升级行为，而新媒体又在不断地强化这种商业逻辑，试图让人们相信购买就是提升生活的唯一有效手段。我的观点不会否定上述的购买逻辑，只是痛恨自己财力不够，只能被迫走上另一种提升生活的途径。这条路挺难走的，就是去寻找生活之意义，或是去创造意义从而让别人买单。物质和精神在生活层面从来都不是割裂的，而是可以相互交易的。物质匮乏了就在精神区加一点砝码，精神饱和了同样可以用物质荒淫一下。享有这样的自主性在我看来是生命的理想状态。
封城在家，与外界的隔离，没了朋友间的往来，却把眼睛和耳朵伸得很远，关注着外界的一切，好像没什么好消息，在听到了太多的不幸之后，希望疫情结束之后，能听到一些提振的好消息。从艺术市场来说，这几年或者更近一点的2019年已经是没什么让人可以有乐观展望的了，2020年的疫情那就更是雪上加霜了，现在做艺术就像是对信仰的坚守一样固执和死不回头。再说疫情的封城使我做作品的材料没法及时购到和帮工也无法赶来，很多事情都拖延了。在读书和无聊之间，我无意中找到了一叠宣纸，随之就拿起毛笔画起了我从来没有画过的水墨来了，画了几张后就微信给朋友看，朋友都说好玩，希望我再能画下去成一系列，我的心静了下来，但我画着画着突然怀疑起自己来，我似乎是一个可以被随便改变的随波逐流的人。宅在家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翻来覆去地想问题，有时不是越想越清楚，它却从另外的方向走去。我尽量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让生活慢下来，有机会能观察到太阳光从屋子的这边滑到那边，听听窗外的雨声。今年和朱卫兵组合的工作计划还在继续和深入中，自己还会计划着画几张架上的画，但另外很想能做一批很短的动画出来，我现就在不断地画一些原画的小稿，想表达在常态下给人以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可这一切困难重重，很多事情必须找助手帮忙才能完成。至于我信奉的原则是，在所见所闻之事时，尽可能地不先持有立场（尽管做到这点有时很难）。从各方面对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和结果来分析找出其必然，而不是以情绪化方式来判断而下结论。
2020年的冬天无疑是几十年来最寒冷的，这种渗到心底的“寒”也许上半年内也很难消散了。我们作为主要为艺术机构策划和执行诸如新闻发布会、开幕等活动的媒体传播工作室，疫情对我们的打击是非常直接的，上半年原本计划的展览和项目都延后或取消，而一些即使是下半年的国外合作项目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几个月来每天充斥的“坏消息”之下，不可否认经历过一阵无法摆脱的沮丧和无力之感，于是也思考着该如何调整心态和调整工作。接下去，工作室会专注于线上类的工作，同时我们会利用这一段线下活动的停摆期，展开对于艺术机构营销传播的系统学习，并以主题式案例分享的形式在微信公众号与有兴趣的行业从业者一同讨论。练好内功，将是我们上半年工作的重心了。我很喜欢这个提问“如何提升自己的生活”，确实正是疫情期间我们被隔离一所，开始真正地面对家的空间和生活的琐事，有了大把时间好好地认识这个家、认真地做好每一件原本仓惶对待的琐事，学着将“生活”作为生活的重心。最大的收获和慰藉是音乐，最简单的学习方式是读书，最贴心的时刻是每日女儿窝在我身上听我读故事，当然还有一不小心又精进的酒量也暴露了生活日常。2020，听天命，尽人事，过好每一日吧。
我是一名摄影师，年前在杭州入股了一家面包店。每年回老家过春节的时间基本上也都是我拍摄的时间，今年也拍了一些东西。但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的面包店本来还好的生意变成现在的举步维艰。回来后，我开始做外卖员了。在过去的一两个月里，基本上每天，我都被或真或假的疫情信息淹没，看得很累，不看又很不安心。在某种程度上，真实信息的缺乏对我造成的影响比疫情本身更大。我想，万一我感染或者死了，我希望我能够死的明白一点。2020年好像没有任何一条好消息，在我的脑子里，我甚至想不起任何其他除了疫情之外的消息。我必须得承认，我真的有点焦虑。今年第一重要的工作是把家人照顾好，别让他们生病或者饿着（现在已经囤了一年的米了）；第二是把手上的几件作品完成（但愿吧）；第三重要的是把面包店照顾好，得挺住。我根本不在乎能否提升生活，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因为太不现实了。我在乎的是在接下来的一年甚至两年时间里能否活着，我已经停缴了社保，工作室也准备退租了，我将尽可能少睡觉、少吃东西（节粮过冬）、多看书（如果还有心情的话），在家的时候多打扫房间，有太阳的时候多陪孩子去外面玩。或许还有一条路：回老家陪爸妈一起种地。疫情让我明白的是不管怎样，该来的还是会来，而且大部分事情来的悄无声息。我们都太脆弱了，做多少作品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希望自己能够坚持不那么愚蠢，能够保持良知地过完一生。
疫情对展览计划影响很大，柏林的个展要推迟，东京的群展也取消了，好在上海个展和伦敦个展都刚好结束在疫情严重之前，没有遭遇闭馆。对工作影响不大，毕竟工作是自己的事。“好消息”是我的新年愿望极速实现，当时我希望新年里多一些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坏消息”是据说四月还是开不了学，看来我这个兼职学习助理得再兼一会了。手上的工作有好几块都在继续进行，其实在这次的“例外状态”是可以很好地观察一些东西的，现在的现实非常接近于某些思想实验的“实验状态”，就像《鼠疫》和《失明症漫记》所做的那样。每个人都不免处在一种盲人摸象的状态中，这头平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的大象，此刻摆在了盲人们的面前。人类社会的各种政治体制，这次在病毒面前或多或少也都显露出盲人的状态。相对于其间此起彼伏的阴谋论，我觉得那一个更飞一点的猜想或许还有点意思：人类社会可能只是一个更高智慧的文明设置的实验皿中的样本，目前的实验已经进行到新的阶段了。既然只是社会实验的样本，提升自己的生活这件事就有点可笑了，我原先幻想以一种更全球化的方式来生活，目前看来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当然原则还是可以有的，像盲人一样亲手触摸周遭的一切，信自己，不盲从，也不失为一条好原则。
我其实一直都讨厌被打扰，特别喜欢一个人待着。平时我晚上也基本不睡觉，舍不得睡，因为安静。所以疫情期间对我自己的创作几乎没什么影响。反而这种“强制性”的全社会停摆让我有了更多喘息和反思的机会。2020年过去快四个月了，感觉特魔幻，很多刚开始以为的坏消息好像在某种程度和角度上也变成了好消息。前几天梁绍基老师跟我说“境随心转”，没事儿想想，特别受用。今年着重要展开的工作是，反思自己之前的创作，继续一个人待着，做东西。我相信好的艺术在灾难面前并不是无力的，只是时间问题。本来准备了很多计划来提升自己的生活，比如去追求我认为的自由，给自己营造一个更适合独处的环境等。但是现在不得不因为疫情带来的各方面影响暂时搁置。不过也没关系，生活本来就是修行。至于原则，我觉得我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林书传：策展人需要向律师标准看齐，永远只代表着一方利益平时的策展工作很多时候来不及思考，疫情期间开始思考很多工作的有效性。以策展工作为例，很多展览我已经从自己的工作计划里面划除了，因为我们自以为是的用艺术进行社会介入的很多展览工作在真实事件上显得非常苍白无力。我觉得以后的策展方向要从公共视觉、公共互动往有效的公共思考上转移。正因为我反思了展览在真实世界中的无力，我今后的策展工作会向更公共有效的问题上转移，当然，这里的公共问题基本上与疫情无关。不论是自己作为机构策展人的本职工作，还是一些所属机构之外的展览项目，不论是在白盒子中，还是在美术馆围墙之外。如何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引起公共问题的讨论是我主要的工作方向。和工作相比较，我认为生活不谈原则比较好，没有原则的生活活得更像人一点，更多和家人待在一起，而不是谈论工作。说到工作上的原则，我越来越觉得策展人行业需要向标准的律师行业看齐，你永远只代表着一方人的利益。我越来越讨厌学术或者市场伪装下的“假道德”。我没有想过“好消息”和“坏消息”的问题，而且你的问题都是打着引号的，它本身就带有你对“消息”一词的怀疑。比好消息和坏消息更重要的是真的消息。既然是消息，它应该算是一件事情的结果，所以究其好坏已经是无用的了。
去年底，由于诸多不可抗力的因素，《典藏》简体版业已停刊。我原本打算闲云野鹤一阵，等到存粮殆尽，再去考虑找工作的事。至今未见艺术行业有什么招工信息，怕是“工作”上的无影响很快就会癌变成“找工作”上的有影响了。闲居在家，日常生活就是用来自微信朋友圈各类空洞的消息抵消掉凭空多出的那些空洞的时间。其实，那些关于疫情的或是艺术行业的“消息”，恐怕无所谓好坏。好消息已不足以称为“好消息”，因为好得于事无补；坏消息也不足以称为“坏消息”，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是否会雪上加霜。不过，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终于短暂地过上了“从厨房到书房”的闲散日子。将近两个月，几乎每天不重样地在厨房里烧一道菜，满足了我当“厨子”的野心。期间，有时间通读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斯洛特戴克《资本的内部》、德鲁克《旁观者》、《迪伦马特戏剧集》以及Didier Ottinger编的《Magritte：The Treachery of Images》，而且还看完了纪录片《蛮族崛起》以及TVB剧《法政先锋4》。若说遗憾，恐怕就是纵然有闲暇，英超西甲欧冠等足球比赛也停摆了。这是唯一让我感到度日如年的事。2020年原本计划，原本是尽可能写成博士学位论文、完成剧场里的脱口秀演出，以及迫在眉睫找一份工作。如果可能的话，还打算写一系列“零好话”的艺术批评文章。是否能完成，这取决于生活压力与性格懒散之间的这场拉锯战最终究竟谁胜出。当然，不论结果如何，似乎都不太会提升生活。对此，我从不抱希望，就像里尔克那句被引用过量的诗所说的那样——“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我的日常主体工作基本围绕着三个部分展开：疫情调整了我的上课节奏，到4月1日为止，已经上了六周网络课程了，虽然很密集，但似乎还能应对，在家上课免除了很多过去日常社交和路程上的时间，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准备新的课程以及翻新老的课程；一些原定展览工作的时间被推迟，疫情的特殊性不断地在向我们输送各方面和不同深度的信息，在面对疫情期间的信息时要做的思考和判断，给了我们比平常更为周全的视角；这段时间我也恰好完成了拖欠太久的文章与出版编辑的部分工作。今年着重的工作仍然是三个大项：让我们艺术管理专业的课程更有活力，有魅力，有核心力；延续我保持着好奇的雕塑课题的研究和展示；完成拖欠太久的四本书。总的来说关键词有两个：“深入”与“收尾”。“好消息”和“坏消息”一直都可以互相参照，坏消息如果是危机，那么我偏重的是“机”；好消息如果是机遇，我看重的是“遇”。对我来说可能都是消息，只是怎么去做，会让人产生不同程度的愉悦。我先生认为我是一个有“学习的快感”的人，可能我会让所有消息转化成有快感的事情吧。种植是我在2020提升生活的一项内容，你能感受到一株所有人都认为枯死的樱花树枝冒出淡淡绿芽的愉悦吗？很细腻，很壮观。
疫情面前，没什么“好消息”可言，也可以说，除了疫情其他都是“好消息”。这次灾难让我觉得过去二十年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最好的时代。“坏消息”是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更担心将来会不会经常性地大面积复发。影响较大的是教学，不过我也在努力适应网课这种方式。其次就是对剩余空间的影响，我们原计划4月份有一个德国华裔年轻艺术家的个展，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重开。另外还有一两个上半年的展览，目前都搁浅了，也有可能不做了。写作、研究倒是没什么影响，正好可以集中时间看看书，写篇论文。本月11号在北京蜂巢艺术中心有一个大群展“恶是”，除此其他展览暂时都停了。这个展览有41个艺术家参加，占用了他们北京空间的全部五个展厅，可能是今年我最重要的一个展览。遗憾的是，如此规模的展览，作为策展人却没办法参与现场布展，也没办法参加开幕，更不知道一个月展期内有多少人会去看这个展览。原计划下半年如果疫情过去的话，剩余这边会做一些新尝试，比如和比利时驻留机构HISK的合作等，但就目前的情势看，今年是不大可能了。另外，今年会做一些线上项目，比如会参与CEF实验影像中心的一些工作，特殊时期，类似这样的线上放映平台的优势也许会体现出来，但操作中还是会遇到一些阻力，有些艺术家可能还是会觉得线上放映是对自己作品的一种损耗，但大多艺术家还是认可并支持这种方式。我对生活要求比较简单，物质上没什么要求，虽然上有老下有小，压力也有，但基本的生活还能维持，我觉得这就可以了。可能是过去几年太忙了，做展览，看展览，到处跑，所以希望将来自己多点“闲暇”，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如果有可能的话，竭尽全力好好写一两本书。凡人一介，慎独这种境界达不到。所以即使做不了清流，也不能沦为乡愿吧。
隔离使人成为鲁宾逊，只好就地摊开工作，反而有了救，梵高与弟弟这样说。消费社会的猪圈里，只好踩着自己的粪来救，国家和科学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多次被问艺术这时该干什么？答：Covid-19一到，政治和科学抢走了艺术擅长的工作——封禁、持敬、膜拜、拯救、安慰、抒情……被抢走了任务的艺术，你说它还能干什么？我要说，艺术仍有任务，但得等些天：庆祝。瘟疫后，来张罗庆祝的，一定是艺术，给我们壮胆，将一种例外状态转正。人类世渊薮我们也将用艺术来应付，去发明出逆熵术、贡献式经济和太空舱教室：是我正在修改的《论人类世艺术》中的一个立场，与我正在写的《城市哲学2》一样，听着像通向未来的天梯。还有《走向数码超批判—斯蒂格勒技术思想研究》一书也正在修改，下半年交付出版。参与了上半年将在上海城市核举办的“野蛮院线”公共艺术大展的策划。哲学家Catherine Malabou引用在《忏悔录》中卢梭对热那亚的二十一天隔离的感想：拿出几张稿纸，将随身带的几本书放得与巴黎书房里一样，一写，隔离就不存在了。欧耶！须在景观对我的隔离中主动寻求自我隔离，在写中向宇宙留出我自己的一片洞天，在此种空间诗学下走出宗教或技术状态，活进自己的审美状态之中，搞艺术这才不装逼的啊。
2020年无法停滞，工作就需如常。或许是因为个人对“赛博空间”广场化、公共化的好奇，去年末，在公共教育策划方案上便倾向了“冬眠研究所”线上研讨项目、播客等线上化实验，所以物理世界的汹涌并未过多波及到日常工作，除了网络和技术的不稳定。在这几个月我们已经通过抖音直播了几场肢体工作坊、表演，随后，我们会在2020年保持这种线上实践。对于个人而言，生活的重点会转向某种程度上的“断舍离”，剥除过多的信息负载，学着清理焦虑和情绪消耗品，转而专注在自己真正想要付出时间的写作议题，比如“数字难民”“数字控制”等。2020年大概率会强迫自己完成拖延许久的有关“空间游牧”的文本，重拾自己对于中亚、西亚草原艺术的研究，它们实在进度太缓慢！2019年的这个时间，我给自己写了个宣言——“锻炼精神，放松肉身”，勉强能算是我的原则吧！规律的生活、健身、合理饮食，让自己试着潜入庄子的“逍遥”和佛教经典中的“观自在”、“维摩诘”。
面对如此突如其来的灾难，相信所有人都措手不及。2020静安国际雕塑展（JISP）是今年的工作重点，这是静安区政府坚持做了十年的一个项，2020是第二个十年的开元年，我们团队从2019年5月就开始筹备了。农历新年前已联络了国际国内很多艺术机构和工作室，两周前虽受疫情影响很多作品需要调整，但似乎一切还在可控范围，随着疫情的全球化速度的加快，一切已变得不可控！目前为止唯一确定的好消息是“JISP”会在9月如期开幕，坏消息是“JISP”必须如期开幕，此刻正在考验团队的应变能力及专业操作能力。总之，影响有多大目前尚无答案，但换位思考未尝不是件好事，世界已无边界的全球化语境下，公共艺术如何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因为疫情我开始认真思考退休了！我是学音乐的，拉了18年小提琴，希望尽快安排好退休时间表，回归我的音乐梦想！
年初就计划好了全年的工作大致计划，上半年出版3本书，下半年推广，包括做影展，参加世界各地的书展等。就目前的疫情影响范围来看，今年的出国参展计划几乎要化为泡影，而国内做展览也要视很多情况而定了。其实2020年初的时候还是满怀信心的，特别是2019年底我们为艺术家高山出版的《第八天》获得了Paris Photo与光圈基金会的年度摄影书新书大奖，我们也想借这个奖的影响力，在今年世界各地的艺术书展推广。1月中旬我们就收到了洛杉矶艺术书展的邀请，然而随着疫情的蔓延，各地展会纷纷取消也是意料之中。我想对绝大数行业来说，这影响全球的疫情带来的应该都是“坏消息”。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对于我们这样的“微型机构”来说，坚持与生存下去是第一位。所以我们依然会坚持把计划内的出版计划完成。然后接下来就视国内情形而定，因为我们依然觉得在当下线下活动影响力与交互性强于线上，我们渴望面对面的交流。
今年一切的计划都被改变了。我甚至都无法确定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你看，迄今为止，我们整个艺术行业的钟摆还仅仅处于虚拟的摆动之中，并没有实质性的回响，一切都在不确定的等待与观望之中。所以对我来说已经不只是影不影响工作的问题，而是得重新思考接下来我或者是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和适应新的这种不确定性的工作定义了。原本以为宅在家里可以好好梳理一下自己的创作思路，重新规划一下今年艺术计划的可能性安排，同时也想可以趁这个机会去阅读那些不曾阅读过的的书，但这几乎变得不太可能，这一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变得焦虑不安，一切的注意点都会情不自禁地落在手机上。这种状态差不多持续了很久，直到半个月前开始去画廊和工作室才慢慢找回了以往的工作状态（或者看上去像是回到了原有的状态，也许不是）。让我先缓一缓吧，我还没有打算要去展开新的工作计划，我目前唯一想做的就是在慢慢的状态调整中学会等待。前些天网上流传着一张关于东京奥运会的篡改式海报，图像上连接在一起的彩色五环被硬生生地分开了。在疫情时期的今天，毫无疑问它成为了当下信息传递最清𥇦也最具通感与杀伤力的世界性图像：一个你无法了解的病毒体，它就像一个充满歧义的词语，绕开这个世界各自设置的意识形态，以自身的需求嵌入至这个自以为是的全球一体化的语法结构中，轻而易举地就瓦解了整个语法！这几乎就是我前一阶段一直思考着的问题的印证式回应，就这点而言，对我来说是一个有了答案的“好消息”，但同时也是一个“坏消息”，因为看起来我们似乎已经无法再回到那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乱糟糟却还有着亢奋的世界中去了。想起了艾略特的名言：世界将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地一声。我对生活的态度常常有点被动，不那么愿意主动去改变。当然偶尔也会有意想不到的那种额外的调整与改变，这或许是因为白羊座的缘故，那种还没有思考就已经开始行动的能力确实也会让我充满斗志，但总体来说还是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大的期许！现在细想起来，我好像更愿意让自己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生活当中去，有时愿景真的无法抵挡一瞬间的变故。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一句惊心动魄的话：旧时代已经崩塌，从此人类历史会分为2020之前和2020之后。
疫情对工作的影响应该说是影响不大，每年这个时候都在做各种计划，算是习惯了。很多事儿都是我自己找着做的，所以也很灵活。我的大部分项目都是在工作室之外进行的，下半年在外面的时间多一些，那时疫情也应该好转了吧。其实，我也分不清什么算“好”，什么算“不好”，别说2020年了，就算是去年前年的工作，我也无法判断完成的“好”还是“不好”。我的很多工作都是长期的，在短时间很难判断，原则当然要有，但越少越好。我的生活和工作早就绞合在一起了，目前的状态我也觉得还行。今年更多是之前的延续吧，现在工作上欠的债越来越多，去年开展的几个项目还没有结束。原计划今年设置一个新的工作点：会集中对中国县城及周边地区的整体观察和研究，这些可以说是之前腹地计划的“下沉”，但工作方法和目的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些项目大多是裂变式推进，说不准会旁侧出什么新的可能。像“重庆工作研究所”和“江南基栈”的工作也应该会有新的活动。
从正月初二我们全家从老家返回苏州后就宅在家里，到如今数数也将近60多天了。有了更多时间跟家人、孩子们相处，同时可以静下心来看一些文献和资料，准备后面的论文。不过年前做好的计划基本上都受到了影响，展览要么推迟要么取消，当然这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在疫情面前这些都是小事。上次非典时我念大三，还有印象，所以在年前疫情消息传出来时有一些心理准备，还是没想到这次疫情的波及面这么大，但愿事情能早点好起来。作为艺术家此时此刻好像也做不了什么，这可能也是很多同行们的焦虑，这种焦虑是我们在重大事件或者疫情前所产生的无力和虚无感，但彻底否定艺术的现实意义也正是这种虚无感的来源。回想当初选择从事艺术创作是因为艺术家们对生活、对创造力的热爱，那时正是非典时期。今天我对艺术的认识依然如此，也是我对艺术的信念，艺术能让我们更好的面对生活，面对困难，教我们为人，克服虚无并且给予我们希望。
在疫情比较紧张的时期，呆在家没怎么去工作室，缓解之后工作室开始照常，因为也不涉及到更多的人，基本两点一线，工作室区的艺术家朋友们也都说好最近不串门，进了工作室都各管各做事。外部的工作有些影响，比方说一些展览的取消。坏消息当然就是不断增加的被感染人数，特别是医护人员的不易。好消息是还有不少的艺术圈的朋友能一起为疫情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今年在个人创作方面，一是延续和整理一个主要的主题方向，另外是思考如何把之前作品中关注的一个内在逻辑运用于色彩。此外还会参与一个对美术院校在校学生的扶植计划，与部分在校学生进行为期两个月左右的创作交流，最后在美术馆呈现一个学生的展览。
香蕉鱼书店创始人/出版人/UNFOLD上海艺术书展总策划书店的地理位置在离上海市区中心稍偏辟的一栋商务大楼一楼，来访顾客在没有疫情的时候也是不太多的，因此人流影响不是很大。但我们坚持还是每周二到周日 12:00 - 20:00 正常开放，也算是坚持对书店实体空间恢复正常的一个积极习惯。书店团队更加注重了和读者在线上的交流，线下活动暂时办不了的情况下，线上的作品展示、售卖和理念传达也变得非常重要了。不过香蕉鱼书店内的展厅以国外设计师和艺术机构的作品集为主，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多个展览策划目前取消或延期了，展厅现在完全空着，有些不知所措。2020年多给喜爱敬佩的艺术家、设计师出几本有趣的zine，带到各地艺术书展上去，骄傲、自豪地介绍他们，推广作品并卖出去。引进更多与艺术出版和艺术家书相关的设计、艺术、摄影等类别的书籍到国内，以书店编辑部和设计师的角度去为读者解读我们的推荐和传递书店的选书标准，将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直播等比较容易传播的方式来开展。组织小型的香蕉鱼读书会和工作坊，线上或线下的方式都去策划，经历过疫情和隔离的我们都希望找到一个倾诉的地方，和我们一起做一些动嘴动手动脑的事情，舒缓、凝聚、吸收和输出。UNFOLD上海艺术书展本来是上半年的工作重点，目前也因疫情延期至下半年了，具体时间待定。书展上的3-4个重要展览正在与相关艺术机构保持沟通着，希望这些展览可以在艺术书展举办期间顺利落地。从去年年底开始身边多了两三个得力的工作伙伴，相对于以前每一件具体工作室项目都要亲力亲为参与策划的我来说，今年可以部分抽离拿出时间来阅读和旅行，以及重新开始我喜欢的翻译和写作（今年以艺术家书的重要发展阶段为主要目标），定期发表在香蕉鱼的微信微信公众号上。今年对“专注”和“倾听”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计划把阿涅斯·瓦尔达的电影和纪录片一部部看完；和儿子每周末无目的地去探险；和他一起大声朗读英文；时刻提醒自己没有什么比身心健康更重要的事情。
早上看到的消息，洛杉矶有人给盖蒂艺术基金公开写信“要钱”，呼吁共度艰难时光……物理悬置，让艺术工业中人肉基础设施的分化、区隔问题更加暴露。好的也许是，从业者在家和业界全体上线的强制性普及彩排，让人日益正视艺术工业这一确定的未来。在没有实体产品循环下整体存在着，显然艺术反而没被悬置，却好像更加全民普及教育了一把。但大部分应对是搬运上网换个地点，操作系统却变本加厉地倒退，譬如线上艺术学期课程。疫情迫使自己调整工作还有从根本上思考转换思路。“好消息”似乎是“有时间”来做平时“没时间”做的。“没时间”日益是口头禅，劳动交换全面中介起社会，作为商品的时间稀缺，事情被时间计算着，多出来的“有时间”又让我不安，国家集体和个体自我励志地居家复工浪潮就没消停，“失业是没工资地工作，工作是带工资地失业”将日益让人可以忍受，而忍受生物和讯息监控已是小菜一碟。劳动即活着，大众未来的工作可从艺术工作窥见一般：基于情感和交往劳动的润滑工业。艺术家是典型，生活是工作，工作是生活，这让人自豪的志业，正是现在各行各业专家和民众所日益落入的需要忍受的境遇。绝望而又兴奋？昨天一个哲学家发推特让大家做一张自我问卷，主要是问问自己：哪些目前被搁置的事情你觉得最好疫情后就此终结，不要再回到从前了？
每年我都不抱什么期待，2020更是没办法，还能在家里平稳回信就是好消息。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关注新闻，过去我做过很长时间记者，去过很多国内外重大灾难现场，但今年的事情从一月份就超出了我的经验，现在每天全球的信息更是让我每天都在刷新经验，我想这也是很多人的感受，国家和个体都处在懵的状态，以至于有点歇斯底里。可以亲眼看到认识到很多人类的新情况，对今年我不乐观，现在大家都还没到谷底。疫情的主要影响就是不能出远门了，打乱了一些行程，有一些计划好的拍摄不能实施。不过像我们这样的自由职业者本来也不是按部就班的，所以总体还好。今年在筹备新的画册，要把这两年的作品整理一下，希望加一些新拍的但出不了门。二月份参与了一个义卖捐赠，感谢藏家，作品迅速卖掉并把善款购买物资支援了武汉。最近又有拍卖行联系我，试试看吧。四月有个商业拍摄在准备。二三月全民宅家，我住乡下还是可以出门的，在周边也拍了不少照片。其它的事情我无法预期。真实地面对自已和世界。无论是做作品还是生活，摄影尤其是透明的媒介，什么照片我差不多都能看到作者的状态，以及这个人是不是真实和有意思。这次疫情给我的一个很大感受就是无论对个体还是国家，诚实都是最好的策略。病毒也是透明的，直来直去，结果让大家看清楚了很多人类的小聪明和难言之隐。
王懿泉：主要是平衡好“保持愤怒”和“过好小康生活”之间的关系疫情让中国的社会情绪跌宕起伏，影响了各行各业，连锁反应自然也波及到了艺术界。除了艺术创作、策展、写作，我的日常工作是运营和管理WHYNOTTHINK这家咨询公司，工作没有变化，但是因为疫情增多了挑战。勉强算好消息的是，我观察到包括艺术家、策展人、画廊家等在内中国当代艺术界开始有些新动作、新思考了，大家对国内和全球艺术市场开始有新想法了。今年我会继续研究当代艺术和当代表演在城市空间里的可能性，实施一项独立策展计划，具体是延续并发展这几年来我在“集合行动”策展计划（2017、2019）、2018年深圳戏剧双年展当中的表演策展。此外，我和爱人及搭档吴佳音在过去三年里一直合作，共同拓展空间实践与设计。我们的事务所“活络”（Acts and Pathways）在2019年底提出我们2020年的关键词汇是“活力”，近来三个月疫情影响，大家身处的城市空间都失去了原本的活力，我们对此很担心却因此产生了灵感，用几个项目来回应这一问题，目标是为城市空间注入活力。我们正在联络武汉，寻求疫情过后在武汉组织有关空间有关社会的活动。我在思考如何简化生活和降低生活中不必要的精力和投入。我认为在中国生活一定要变得非常灵活，心情要保持舒畅，保持好奇心。不过，我的生活一直过得很愤怒。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一年，我如何提升我的生活？对我来说，主要是平衡好“保持愤怒”和“过好小康生活”之间的关系。
因为疫情原因，开年的出行计划和工作计划都搁置了，工作方法上不得不想尽各种招数去积极应对。疫情期间周边发生了很多令人悲伤、愤怒的故事，暴露出的黑暗和谎言使许多平时潜伏暗涌之下的问题显现出来，趁宅在工作室的这段时间静心梳理之前关于“问题剧场”计划的创作，认真思考一些“真问题”。今年着重做问题剧场计划的新作品（关于“附近的消失”的主题）以及一个关于“少儿性教育”的多媒体剧场，另外会和朋友合作开发一套少儿科技艺术的课程。现在就期待疫情尽快过去，一切恢复正常。
疫情对我的工作影响不大，但疫情帮助证实了馆藏的重要性。馆藏可以让美术馆不依赖外展的引进，依靠馆内现有藏品资源策划组织展览，相对自主。今年工作上以馆藏的开拓和研究为主。2019年PSA推出了首次馆藏展《客人的到来》，尝试了从库房出发进行策划和展示的新思路和新方式。今年将继续立足馆藏推出新展览，希望在策展思路上能做进一步探索。另外，继此前在凤凰艺术发表的关于策展和美术馆工作的系列文章，今年将继续研究和写作，也希望做更多教育普及方面的工作。好消息是女儿终于想去上学了！王子与庶民同病，终于实现了人人平等，但只是在病毒和死亡面前。健康是最大的福报，这次疫情是自然给人类的一次严重警告，按下了我们生活的暂停键！以前常熬夜，现在看来是愚蠢的表现。再忙也要避免熬夜，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才能可持续。进一步理解了那些老掉牙的“老人言”，希望自己能坚守以下原则：多读书，少纠结。盲人摸象故事和柏拉图洞穴寓言揭示了存在的广大和难以理解，我们往往容易把局部当成全部，把影子看作真理。因为局限，难免狭隘并纠结，读书能带来接近真相的光明。希望如柏拉图在《理想国》结尾所说：“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
疫情对我的工作而言，是直截了当的影响：我们每年春节都上班，这是乌镇景区一年当中的客流高峰，我们都攒足了劲儿要迎接爆炸式的来访观众，至少要从三十忙到初七，即便也已经开始忧心疫情的发展。三十当天早上，我接到景区领导的通知美术馆先行闭馆，我们马上在美术馆官网、官方微信和微博上发布了闭馆的消息，并和全体馆员说明情况，让大家暂时休假，再检查馆里、办公室的设施设备，中午12点正式闭馆。本来我们计划今年春天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合作举办“米修与木心”特展，这个展览自木心美术馆开馆不久即开始筹划，米修是法国现代文坛最重要的诗人、文学家之一，也是一位独特卓绝的画家，我们对这个展览有很多期待。中国疫情爆发之后，我们联络展览的法方策展人、借展方和参与者，向他们说明情况并致以歉意。展览无法如期举行，他们都表示理解并愿意在延期的情况下依然给予支持，但两个月后情况逆转，欧洲竟然成了疫情中心，我们只好继续耐心等待。连东京奥运会都能延期，我们的展览也不在话下，但这是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定要实现。此外我也与陈丹青馆长商议如何发展美术馆的线上活动，这无疑是未来的大趋势，全球的艺术界同仁们都已开始各自的努力，我们也希望有所拓展并在今年做出尝试。我们还会策划相关木心先生的主题展，可能不仅限于文学、绘画，木心是一个传奇的存在，关于他还有不少可待展开的内容，比如音乐、生活美学等等，我们期待藉此与不同领域的朋友交流互动。来乌镇第五年，这是第一次在家过年，还在老家的阿姨也无法出行，我的角色马上转换成了二十四小时带娃保姆，真没想到这种情况竟然持续了两个月！今后若是失业，以我的经验找个带孩子的工作大概不难。
2020年最大的坏消息就是疫情，疫情之下，所有计划都推迟或放缓了，还没有什么好消息。今年线上杂志的工作，将更注重立场和在场，让《假杂志》纸本杂志常规化，并创办新杂志《Photobook Journal》。生活上做好每一道菜，做好每一杯咖啡，泡好每一杯茶。
昊美术馆2020年的原定展览计划相继延期，原本预计3月份举办的大型国际论坛取消，所有工作暂时改为线上进行。除了美术馆既定展览、公共教育等规划，因为疫情改变了很多人既定的习惯与行为，这是否会对我们熟知的现有模式带来冲击，也许是接下来需要观察与思考的部分，也藉此审视熟悉固有的工作模式。特殊时期特殊状况，一体两面，有好有坏。原定的出行计划被打乱，不知道何时才能成行，却也因疫情稍微放慢脚步，可以好好思考，好好阅读，这是额外的收获，自由地分配时间，应该是最大的提升。
2020年是新的一年，我总是感慨时间很快，这篇文字发出来恐怕是4月份了。疫情对我工作最大的影响是取消了今年在香港医学博物馆的个展计划，这让我很无奈，没办法。日常的工作状态不会有太大影响，艺术家是个体户，保持工作状态就好了。好消息是早些时候L老师告知我，我已经争取到了“2020约翰莫尔观众奖”的赞助。好像又又又快要过生日了，这几年我对时间很敏感，早些年或者年轻时候是没有这种感觉的，你会觉得时间很多或者可以去到任何地方。梵高在我这个年纪我猜都画了好多向日葵，拜伦早死了，所以坏消息是我又老了一岁。今年要紧的工作是工作，保持工作状态、积极地努力地做出来好作品，下半年稍晚些时候我想计划做几件装置作品。学习，不断的学习，这是我能想到的“提升自己的生活”的方式，具体我想等疫情完整结束以后更改一下自己工作室的格局。无论工作和生活，我信奉真实，加油做好自己。电影《无主之作》里面，艺术家在德国上课的时候讲：真实的就是美的，我也是这样想的。
疫情也许对很多人的工作影响很大，但是对我的影响不大，我可能没有去分清楚哪些“做”是工作，或者所有“做”都不是工作，又或者有的“做”不愿意称之为工作。展览和博览会被推迟也意味着焦虑被推迟，面对突然多出来的很多空白时间，我把他们尽量转化成了睡眠（微笑）。刚才一边打字一边吃葡萄，一颗葡萄没有拿稳掉在了键盘上，砸出了声音但是没有敲出字符。工作不重要的，多出来的睡眠很重要。2020年的坏消息应该是所有人的的坏消息，收到的警告和面对的危险让世界平面了。目前为止没有什么突出的好消息，每天像个大师一样作息良好看书遛狗（微笑）。过年之前的两周时间是在印度去往马尔代夫的轮船上度过的，从人口高度密集的国家上船，到达被消费吞没的度假群岛国家下船，好像是一条捷径，类似某种文明进程的快速通道，“国家”这个词在整个过程里也让人意识模糊，莫名其妙觉得饿。起点的土壤踏踏实实的混杂着垃圾和神秘，终点的土壤漂亮蓬松，弯腰捞一把，水和沙都可以从指缝流走，一定会从指缝流走。不知道2020年的坏消息在3030年看起来怎么样。今年似乎所有向前看的安排和计划都是不能确定的，我可能更多时间会整理过去的资料和打扫房间吧。提升自己生活的计划是尽量跪在地上用抹布擦地，不用拖把，多摸摸灰和土，时刻觉得微不足道。
人类从来与病毒为伍，不断更迭的免疫力让大家两不相干各自静好，在限定区间里生存、进化和繁衍，形成了食物链的两端。当人类和河马一样强壮到几乎没有天敌，就只能由宵小炭疽来完成食物链循环。在社会种群中，不断变异和脆弱的艺术种群一定是更接近于病毒属性的，同样地寄生于生命体，当艺术游离于社会之外时，不表现生命流行性，独自演化遗传和增殖，一旦进入社会宿主，艺术寄生物野心勃勃地蔓延、操控和扩展着人们审美想象空间，当然，当无所顾忌操控的想象力进入治理和行政，即转变为灾难性的疫情。当我谴责疫情寐害生命，心无旁骛的自我隔离带来自审机会，我每天面对从江西玉山和缅甸曼德勒辛辛苦苦背回来的民间提线木偶发呆，慢慢厘清工作方针和增殖工作计划。艺术复工开始了吗，这算是好消息？不算太坏的消息是一些原定展览计划被延搁，随着疫情推进从国内逐渐延搁到欧洲。 当各个利益体难以达成共识，却庆幸迎来了全球共同的敌人。其实同在食物链的两端，同为复杂生物体，相信应该有化敌为友、亦师亦友的机会，至少能以敌为师。同样地，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和信念，实现人类学意义上的自治，以共识决策替代少数服从多数的压迫，反对最大化生产力的严酷意志，采用互惠的“礼物经济”。事实上这个算不得激进的“主义”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值得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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