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要接近自我风暴的核心｜南方四人谈
顺德勒流青田村，摄影：刘庆元
受访：胡为一、刘建华、李锐俊、秦晋
“南方的家乡”这段经历，是否影响到你对这个世界，包含对艺术的认知和态度？ 对你而言，是否有一种如影随形的“南方性”存在？ 它是一个需要挣脱的东西吗？ 也许很难有一种凝固状态的南方，它是“离散”的，因为南方有南方的“南方”，也有北方的“南方”，在今天，迁徙和移民越来越常态化，谈谈移动和你的艺术的关系？ 当我们谈论地方性时，它既是身份背景，同时也是地方牢笼，艺术家的工作如何回应前述的“背景”和“牢笼”？
胡为一：每个创作者都是时空关系中的囚徒
艺术家，工作和生活于上海
在我看来所谓“南方性”更像是一种对于某个异域的差异性想象。例如在北京想象上海，会是一个关于上海气质的南方性呈现，在上海想象深圳又是深圳式的南方性，同样我们也能在深圳想象赤道潮湿的热带雨林。总之所谓“南方性”一定是一个相对概念，只要有差异性存在就一定有所谓“南方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只要某个个体拥有对差异性的察觉及想象能力，“南方性”就一定如影随形。
首先我认为这是一个无法挣脱的事物，就如同性别和种族，某种程度上它们都是先于我们来到这个世上的。其次也没有挣脱它的必要，我也有被“南方性”困扰的时候，例如口音、性格、情感表达方式等等，很多时候都被冠予“南方式的”称号。但如果我试着将这些代表“南方性”的事物一并从身体及意识中清除，那我又将是何物呢？我们有时害怕这种差异，例如南方人在北方产生的不安，但差异同样是关乎个人存在的，消融个体差异就是消解存在感。
2015年我在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做的个展《两点之间没有直线》和移动息息相关。整个项目都是在一场旅途中完成，最终将结果临时呈现在美术馆里。当时关于移动的讨论是从两个方面出发的，第一是物理层面的移动，当时选择了从上海一路开车到北京的行程，就是想移动考察中国两个标志性地域间的陌生地带，从而引出了关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系列问题讨论。第二是展览形态以及作品概念的移动，首先所谓展览实际就是在一个特定空间中时间线索的移动，所有展览都是有时效性的。我所理解的展览其实就是在一段特定的时空关系中去输出概念，这一切都和移动相关。另外就是作品间概念的延续和继承，创作本身就是从已知领域向未知的移动。整个项目意图将移动在形式和内容上统一起来讨论，我之后的创作也开始注重这种内外的协调性，作品的概念输出要通过艺术家对外和对内的反复移动比对中完成。
我们的一切情感输出都要依靠地方性这个背景去完成，它是创造力扎根的土壤，也是思想养分的来源。而“土壤”的局限性，是自由意志面对决定论的挣扎，想离开但又困难重重。可能是我比较相信决定论吧，一直认为这世上没有一块土壤是错误的，只有种下错误种子的土壤。所以艺术家的工作不仅关乎创造本身，更是在一个特定时空下的创造。任何被历史铭记的作品都是作者与时代同谋的产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每个创作者都是这个时空关系中的囚徒，也不用去抱怨什么地方性局限了。
刘建华：有很多东西“顺势”可能会更有意思
艺术家，工作和生活于上海
自人类出现文明以后，迁徙和移动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演化的进程。具体到个体来说，这是人面对错综复杂的事物时，对生活的判断和对个人价值的认知下作出的决定，所以人对事物细微的感受，包括来自生存环境的外作用力，都会影响他／她自身的处理方式。这就要看周边环境和历史进程中的一些“点”，是如何促成了这些互动，形成人与人之间的集聚与离散。我觉得移动是人类交往的方式，它是自然也是相互的，要在不断转移的时空中感受和思考。
“南方”与“北方”，或是“南方”与“南方”之间，都是地域概念上的比较与区别，并形成带有强烈地域性格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更进一步说，这种地方性会跟历史发生关联，是有延续性的。它跟文化艺术也有很多的联动，每个艺术家的艺术态度或者对艺术的认识可能跟自身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有一定关系，而区域间各异的历史人文脉络，也会形成一些有别于其他地方艺术家的感受及思考。“南方”的如影随形是存在于内在血液中的东西，它可以长期地在生命延续的过程中产生价值，当然这需要自己去发掘。
地方，或是地方性，就像围城一样，都是一个相对客观的存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矛盾性背景里面，人可能需要一个长久的目标去生存、去实现自我的价值。刚才说的这两点，一直伴随在人的长线发展中，它会不断交替产生些问题，任何东西都回避不了它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人还是要看到最主要的一个“点”，这样可能才会把所谓束缚你自由度的东西降到最低，然后使个人的价值放大。
对我来说，“南方”只是一个名词、一个概念，或者就是一种感觉吧，它无法挥之即去，也不需要挣脱，会在体内永久沉淀、积累，产生很多可能性。作为生活在南方的艺术家，大环境下的个人成长的经历，已经根生蒂固地烙印在我对事物和环境的理解判断之中，并在我作为艺术家发展的过程中，成为自身对作品、对艺术追究和深化的重要痕迹点。我觉得有很多东西“顺势”可能会更有意思，让它顺其自然地显现在自己的艺术之中，潜移默化地隐藏在作品的形态里，也就形成了个人化的语言方式和看待世界的角度。
李锐俊：离散是全球化之下趋于常态的生存状态
剧场创作人，石头公社及婆仔屋艺术空间（牛房仓库）创始成员之一，风盒子社区艺术发展协会发起人之一，现工作生活于澳门
“南方”这个概念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在我个人的成长里，那是以一个相对的概念所成立的。
澳门位于东亚地区，我所认知的“南”，是地理上的南中国海沿岸、北回归线以南的那个“南”，文化上亦如是。不过在我自己的认知框架里，并没有一个连结性很强的“北方”的存在。我个人成长中受到的影响，包括对世界与艺术的认知，更多来自本身的地区文化，并不是受“南方”这个文化身份的概念所限，“家乡”这个概念在我的文化语境里，就更为微妙了，真的不知从何说起，先略过吧。
我想，“离散”的状态与地理位置没有太大关系，这大概是全球化底下的一种生存状态，且愈趋常态化。这个时代，由于政治原因作出的大规模“迁移”、文化上的全球化流动、经济上因资产转移或是劳动力需求的移民，同样构成了另一种文化生态，也是当代艺术上经常谈论到的议题。但“迁移”与“移民”仍有着不一样的社会脉络，各个时代各个地区里的“迁移”与“移民”，看似相近，细节处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差异，这不只影响生存的本质，也影响了整一代人的文化价值观。这次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宝安桥头社区分展场的展览，我们就以七、八十年代的工业城市状态作出回应，特别聚焦于这些早期移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生存和劳动状态，还原这段面目模糊的历史。
我们讲述的是澳门一段曾经非常繁荣的工业年代：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中期，由于澳门工业发展的需要、邻近地区的政治变动，微妙地促成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秘密“迁移”与“移民”（很大一部分是偷渡）。根据中国广东省的官方数据记载，光是在1979年，“移动”出去世界不同地区的离散人口就达到49万人，这是十分惊人的数字。而因为澳门当时对劳动人口的迫切需求，大多数的移民都能被快速吸纳，澳门社会对此也是普遍接受的态度。社会的人口吞吐量非常大，每日来到澳门和被遣返的人数不相上下，暗中留下来的人就更多了，最终甚至迫使政府作出了让步，在1989年至1996年间，连续三次做出来史无前例的“特赦”举动，颁布了派发身份证的政令。这段“迁移”与“移民”的历史，是塑造今日澳门社会的重要因素，乃至将其置之于全球政治经济的脉络之中来看，都是不可思议的。
可能艺术家更多是从对自身处境的敏感来触发创作，无论引伸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创作议题、内容，都有一个契合自身思考的坐标，而后才会叠加“地方性”这样的分类，尤其是当有需要去考究来源时。但“地方性”未必是创作的预设内容，所以，在不应设定边界的探索之中，过多地思考“地方性”可能会同时成为“背景”与“牢笼”。唯有打开非二元对立的思维，专注于将思考转化成行动的勇气与实践之上，才能把濒临消失或在记忆中不断召唤我们的东西找回来。
秦晋：在南方，反叛独特的开创才是真事业
艺术家，广州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教师，工作和生活于广州
我一直住在广州，偶尔去上海或北京，经常去深圳。
我理解，“南方性”或许是一种感觉，一种相对于严肃而言“无所谓”的态度，一种“无政府主义”。我其实不相信真的有一个“南方性”，每个南方人的“南方性”都是个人的。我肯定挣脱不了，那就是我。
在广州，艺术是不是必要的这点被反复检验，把艺术工作放在广州也意味着你的作品比较容易被忽略，主流艺术媒体很可能关注不到，普通人又不太感兴趣。美术馆少，画廊少，艺术家少，艺术资源少，还好的是比邻深圳，两个城市还有些交集和合力。广州离香港也很近，香港对我而言，参照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这跟8年前是不一样的。在更大的坐标系里，它们并不在南边。
可能我自己的内向性格导致，我觉得这种忽略对我来说并没有好坏，广州也有类似798区，艺术家合租工作室的群居楼或创意园，但我从来不能习惯于在热闹的地方工作，我在广美念研究生选导师时就希望选一个不要过多“管”我的开放型导师，我选对了。在南方，艺术师承关系有点不一样，学生并不以追随导师为荣，作品做得像导师是无能力的表现，反叛独特的开创才是真事业。
人们迁徙和移动，是想更靠近资源充足的、更安全的、生活更丰富的地方，更接近潮流的核心。艺术家应该也一样，但是艺术的特质反而在这种时候更凸显出来，它要你们各自分离，不要因为利益而聚集。因为艺术家不应该有这种理由和动机，不应该这样做（或者更准确的说，这不应该是艺术家优先要关注的层面）。艺术家要接近风暴的核心——自我的风暴、思想的风暴、孤独的风暴、生存的风暴，而不能为了利益勾结，逃离风暴。离散意味着你得有比较强的个体体系，每个艺术家的“位置”是开放和不确定的，这不是一个物理距离的移动，而在于你关注什么，你的精神状态如何，你让你自己待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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