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2020年第五届OCT凤凰花嘉年华的重头活动——OCT TALK“吹水集：林间十问”，在深圳华夏艺术中心举办。论坛以问题的形式展开，广州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副院长刘庆元是当天的10位演讲人之一，他提出的问题是：问题在哪里？以下为演讲实录整理，发表前经过演讲人的审校，文中用图由演讲者惠允。本文编辑：黄紫枫、郑昕安（实习生），头图摄影：陈思敏。
我是一个严肃的街头艺术家，我喜欢幽默，但幽默不是表演、不是提炼，幽默是真实发生的，它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在无数个时间段里面，我都觉得讽刺与幽默是我回应这个时代的一种方式。我的工作中经常会出现幽默的状态，但我不会拿出来供大家分享，有时候还要把它藏起来。我是做木刻实践工作的，就是使用木刻进行创作和艺术介入，并不是因为我对它特别迷恋，而是我想尝试用这种古老的技术跟今天对话，这更攒劲儿。我是一位教师，平时工作特别忙，但越忙越要创作，“忙”就是创作取之不尽的素材，这就是我的方式。不停创作之余，我喜欢游走在不同的边界。游走之余，我总是强烈地感受到时代的问题在身边剧烈旋转，我做不成回到过去的古人，我的作品是对当下的投射，我就是今天的投射者。我的一个诗人朋友给我写了一首诗，我调整了一下，且当自我介绍，表达我工作的特点：木刻是做减法，它不能弥补，只能删除。没有犹豫，没有后悔，失败就是失败，拒绝就是拒绝，同意就同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在这些年漫长的工作当中，木刻无形中给予了我很多的性格上的塑造，不惧怕事务，不惧怕错误，相信失败给你带来的恩惠。我即兴想到了几个离我最近的问题，问题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但是接近问题，能够促使你对社会、他人、周边展开一些思考。
第一个问题是角色扮演和不被察觉的生活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多的生活角色是被社会塑造的，这容易让人相信自己就是角色本身。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会愿意去观察不被日常生活表象所提示的另外一面，就像月亮的背面，我把它称之为不被察觉的生活。
我总觉得时代在持续地翻转盘旋，周围的世界进入了特别迷幻的状态，个体永远是在跟随公转和保持自转的博弈之间来回踱步，我们与时代共振，又从中抽离，走进去又跳出来。尽管我们现在每天要接收海量的信息，但人永远是一个孤独的存在，是物理世界里的尘埃，每个人就像住在一个个的小盒子里一样，被表情符号遮蔽了真实的言行，当我们面对的是强悍的时代景观矩阵时，个人的能量会怎么显现？我通过在创作中改写图像叙事/关系的方式介入生活观看本身，自我设计一套类型记忆的方法，寻找自己与生活之间的距离，也作为对自己不停的追问。
第二个问题，陌生化并不遥远，只是你想多了。什么叫做陌生？今天的时代不是陌生，而是即兴，陌生化是双向的过程。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摸索，经常在我众多作品当中安插进一个我很熟悉的，大家却很陌生的图像，它总是无处不在，就像一个善意的玩笑。设想如果有一天我把你的肖像变成徽章别在胸口，供给不同人使用的话，你可能不一定愿意，这是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当一个陌生人的肖像在空间中被展出，观众看到的或许是艺术，但我看到的是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个人和空间之间的关系。我希望我的工作能够被使用，能够不被估价，不被甄别与划分，可以随时把自己的作品送给想送给的人，与同好分享，为他人服务，在一种非常简单的关系中进行自由的交流。看的越多，知道的越少
第三，如何为他人服务，人到中年开始最佳。因为我是一个木刻实践者，很多工作是要为他人服务的。我发现当一个设计师、建筑师或者艺术家工作到一定程度时，他的人生历练 、行业经验和感知反应可以让自己更加精准地、主动的为非物质化的想象/理想服务，所以我经常观察周围不同学界的朋友，看他们是如何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激活。这是一种特别重要的工作信念，大家平时总是会不自觉地迷恋资本、权力和利益的捆绑，但我们其实是可以做一些排除捆绑干扰的事情，让工作本身变得更加丰富、多元和美好。我觉得这和成长阅历、视野和胸怀确实有关系。
我过去（包括现在）做了很多跟音乐相关的作品，因为我是70后，铁血打口一代，以前我们会疯狂的去找自己没听过的音乐、没看过的电影，在打口、盗版碟里寻找一种精神慰藉和干粮。等我进入中年，就决定为此再做一些努力，继续去推动好的音乐产品和活动与更多的年轻人（包括已经提前得了时代健忘症的中年朋友）分享。于是我会根据工作需要，做海量的关于音乐方面的视觉创作，这既是兴趣也是阅读，还是理想，一般情况下没人会轻易给一个资深中年志愿者提意见，那我可以按照自己的逻辑把事情做好，但越是这样越是要有严格的自我要求。我在做视觉生产的时候，会跟不同的合作者们交流和学习，也帮过很多书店、文学阅读活动和纪录片导演做海报，做了这么多年，到今天我还在这样做。后来我觉得视觉生产应该更加具体介入日常生活，不要只是为展览而展览。无私、平等、协作是特别美好的事情，社会需要一种协作精神，但这很难，难才需要艺术家。路过就是最好的风景，2019年末深圳沙井古墟公共艺术计划局部
很多故事无法用文字说明，它们背后就是非常直观的体验，有时候体验的训练蛮重要的，训练来自于哪里？我觉得需要靠不停地运转，不停地展开。也是因为这样，我的工作需要大量的产出，不能因为在工作室里放上一张画、一件作品供自己欣赏半天，我删除了享受工作过程的趣味性，要的就是直接的工作结果。既然这个时代已经增殖为一个矩形的景观时代，工作也是需要矩阵式的状态。我需要的工作空间很窄，前面流水线工作台，后面电脑，距离不能超过两米，这是我给自己设定的最佳设置。不要把工作室变成自恋室，不要扎堆聚圈，要通过不同的工作、协作反复训练自己，把自己投射到更广阔的天地里面去。
木刻就像分镜头，但我不是导演，这些分镜头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片子。分镜头来源于自我生活的投射，导演应该是出现在镜头中的所有人。我的木刻实践论是开放、包容的，也是逆行的，有时我会把我的作品放在一些老建筑和墙面，不管我的作品是不是木刻，如果它按照自己的逻辑去了适合的地方，和当地发生对话，这就够了。生活不需要去寻觅，它就在身边，所以我希望我的作品越普通越好，甚至是让人视而不见，当它被使用又被忽视的时候，作品就成立了。
为MAXXI（罗马21世纪国立美术馆）创作的“街头故事会——20世纪60-90年代的28个街头艺术事件”我这么做其实是想回应一个问题——自己是自己的LOGO，要给诸众木刻。可能因为我的木刻实践和社会的关系，自己又是个业余搞宣传的，所以愿意去为一段时间、一些事情、一些公共空间创作一系列作品。每当我去刻写这些历史、事件和对象的时候，对自己而言就是一次学习与再学习，反观与反思的过程。我现在越来越习惯这种海量任务劳作的状态，完全就是一个人的街头打印输出快闪店，前提是自己干、我愿意。
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期间，在深圳南头古城城中村的挡土墙上创作的一面约120米长的壁画作品《你的表情就是我的符号》让大家在半个小时内听我讲这几十年做的事情，是高度的压缩，这不怪我，这本就是一个压缩饼干的时代。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本畅销书叫《第三次浪潮》，作者是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其中一句话对我印象很深刻：“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明天会使我们所有人大吃一惊。”大吃一惊之后还层出不穷，慢慢就变成了常态。我们要思考当下的时代哪里出现问题，有些问题不一定有答案，但是它总是会层出不穷地逼向你的眼前，让人无法迅速作出反应，直到第N次浪潮到来。这些问题加起来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就是，要回到最开始的地方，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思考的原点是什么？无论是高科技还是低科技，无论是迷幻还是不迷幻，最后还是回到人本身的问题，回到我们为什么要思考，为什么会产生问题的状态。永远相信生活本身才是最好的老师，时间才是我们唯一的投资者，这算是我小小的信念。